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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2009年10月24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召开了新闻通气会，浦东新区区长姜樑公开承认，在轰动全国的“孙中界断指证清白事件”中，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他代表区政府公开向当事人道歉……
“孙中界事件”让广为诟病的钓鱼式执法再次曝光，也让鲜为人知、行动诡秘的钩子浮现在公众面前。
所谓钩子，就是交管部门为便于取证雇请的诱饵，是一些乔装打扮、引诱黑车司机从事非法营运的人。近日，笔者在上海采访到了一名已经金盆洗手的钩子，他曾经当过一年多的钩子，后来在贤妻的一再劝说下，终于迷途知返……
生活窘迫：不明就里的妻子全力支持我当钩子
我叫张益龙，今年35岁，江苏盐城农村人，初中毕业后来到上海，先后在餐馆、商场、停车场打过工。2000年，我和在一家私立幼儿园当幼师的老乡吴晓琴结婚。2003年5月，女儿出生之后，各种开销急剧增多，我感到了都市生活的巨大压力。
2006年4月，因所在的停车场生意不好，我被炒了鱿鱼，全家三口就靠妻子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来维持基本生活。为此，妻子多次和我吵闹，并提出离婚。
7月的一天，曾经和我在一起打工的肖平波透露，他拜在奉贤区钩子头彪哥的门下，当上了一名钩子，每月收入都在6000元以上。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钩子”这个词，肖平波便向我解释——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上海城市的扩张和流动人口的增加，在交通线路和运力不足的浦东新区、南汇、奉贤、松江等郊区的城乡结合部，出现了大量的黑车。黑车给正常的出租车营运市场造成严重的冲击，也带来了许多治安隐患。为解决取证难的问题，交管部门对举报黑车者给予一定数额的奖励，这就催生了一批以“举报协查”为业的人员——钩子。
钩子经常乔装打扮，假冒乘客，将黑车司机引诱到交管部门事先设置的包围圈，让执法人员将人车俱获。黑车司机被抓后，一般都要缴纳1万元的罚款，才能取回被扣的黑车。由此，每成功抓获一例，交管部门从罚款中拿出500元作为奖金，钩子头从中分得300元，钩子则可获200元。普通钩子月收入都在5000元左右，有些骨干钩子月收入甚至过万元。
那时，我正走投无路，见有钱可赚，便想和肖平波一起干。当我向妻子征求意见时，不明就里的她欣喜地说：“你这是协助执法部门执法，为公家办事，我们一家人脸上都有光。”见妻子这么支持我，我马上向肖平波表态：同意做钩子。
当天傍晚，按照“行规”，肖平波带我去拜见彪哥。彪哥名叫陈彪，40岁出头，曾因打架斗殴被劳教。如今，他手下已有20多名“钩子”。经过面试，彪哥同意将我收下。就这样，我成了交管部门的一名“钩子”。
2006年8月的一天，我第一次参加了“钩子”行动。上午10点左右，我和肖平波一起，乘车来到20多公里外的奉贤区头桥社区。在一家小餐馆喝得满脸通红之后，我俩一起走出餐馆。此时，按照肖平波的指令，我努力按捺住初次参战的兴奋与紧张，装出一副醉醺醺的样子。肖平波架起我的胳膊，朝路上走去。那里停放着30多辆无出租车标识的小轿车。
肖平波搀扶着我来到一辆黑车旁，对司机(事后获悉他名叫王士福，老家在安徽农村)礼貌地说：“师傅，我这位朋友喝高了，麻烦您送一下我们。”王士福仔细打量了我俩一番，见我俩西装革履，不像游手好闲之辈，更主要的是，我俩脸上通红，完全是一副酒喝多了的样子，便放心地让我们上了车。
上车后，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肖平波悄悄地打开了录音笔，说：“师傅，我这兄弟可能又要吐了，你快点开车。我给你加5块钱，一共15块!”王士福不知道肖平波正在录音取证，欣喜地加大油门。
10多分钟后，小车开到一个家具厂附近，肖平波突然以尿急为由，央求王士福中途停车。车在路边刚一停稳，肖平波右脚跨出车门后，就迅猛地返身拔掉车钥匙。猝不及防的王士福顿时惊恐失色，连忙和肖平波争抢车钥匙。
正在两人拉扯之际，不知从哪里钻出两辆小轿车和一辆白色面包车，将我们乘坐的黑车团团围住。王士福顿时吓得脸色发白，又气又急地对我和肖平波骂道：“妈的，原来你们是钩子啊!”肖平波得意地一笑。
此刻，10多个身穿绿色制服的交通执法人员和身穿便服的钩子头彪哥一拥而上(事后我才知道，他们行动前一天就与肖平波约好，并早早地埋伏在这里。)由于有肖平波的录音作为证据，王士福的黑车被扣，并被处以1万元罚款……
这一刻，我既为首战告捷感到高兴，同时又暗自惊喜：想不到轻而易举就赚了1130元!
贤妻质疑：像骗子一样的钩子怎么这般冷酷无情
当天晚上，我将那100元奖金交给妻子。吴晓琴接过钱，笑盈盈地说：“老公辛苦了!来，让我帮你揉揉背!”
3天之后，我和肖平波假扮债主，当街殴打由另外一名钩子老黄扮演的欠债人，“寡不敌众”的老黄叫了一辆黑车逃向南桥镇，肖平波和我也跑去叫了一辆黑车紧追不舍。半个多小时后，等两辆黑车先后开进一家大型酒店的院子里，酒店院子的铁门迅即关闭，10多名执法人员突然跑了出来，两个黑车司机瞬间成了瓮中之鳖……
事后，我又得意洋洋地将这次参战经过讲给妻子听。她连连称赞道：“这计谋真高明啊!”我笑嘻嘻地说：“脑袋瓜不灵活的人，永远也当不好钩子!”
后来，我又陆续将一些同事的经典计谋讲给妻子听：有的钩子花钱临时雇请小乞丐，假扮家长带着孩子坐车；有的钩子披着白布，冒充家里死了人；有的吊着盐水假装刚出医院；有的男女钩子装成夫妻吵架；有的女钩子挺着大肚子，借口要上医院，将黑车司机引入执法人员的包围圈……总之都是钩子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让黑车司机们苦不堪言，而且防不胜防的故事。
这样的计谋听多了，吴晓琴不仅不再表示惊奇、敬佩，反而产生了疑虑。有一次，她不解地问我：“为什么你们每次行动都要想点子呢?就不能光明正大地以乘客的身份去坐黑车?”我解释说：“近年来，不少黑车司机都被钩子钩怕了，变得越来越谨慎，一般不再轻易搭载陌生人，钩子只有出奇制胜，施以高招，这样才能让对方入套。”
说完，我哈哈一笑，吴晓琴却表情严肃地说：“你们所说的好计谋，怎么让我感觉是在骗人呢?再说，黑车司机、我们这些人，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本来应该同病相怜，怎么成了相互敌对的猫鼠关系呢?”
尽管吴晓琴对我的工作产生疑虑，但这时的她并没有反对我做钩子。2006年底，彪哥认为我已经具备一定的实战经验和能力，便指令我开始单独行动。单干之后，我使出浑身解数，有时一天就钓到四五辆黑车，很快就成了骨干钩子。由于工作努力，我的奖金直线上升，月收入开始达到6000多元，有时甚至超过万元。
这样的高薪，是我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每月月底，我拿着一大叠奖金交给妻子时，吴晓琴似乎暂时忘记了对钩子工作的偏见，高兴得合不拢嘴。2007年 5月，我以每月2600元的租金，在南桥镇租下了一套崭新的两房一厅，同时购买了一台40寸的液晶彩电，随后，我们一家三口欢天喜地地搬进了新居。这段时间，妻子把我视为家里的财神爷，对我既尊敬崇尚，又温柔体贴。
常言道：有人欢喜有人愁。当我们这些钩子欢笑的时候，黑车司机们却在哭泣!
2007年11月的一天，我成功地钓到了一辆吉利牌黑车。黑车司机卫林昌被执法人员强行拖出驾驶室后，竟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一边磕头一边央求道：“我老婆得了胃溃疡，现在还欠着医院的医疗费呢!”
自从当上钩子一年多来，我亲眼见过黑车司机被抓时的各种模样：有的大吵大闹，有的撒泼斗狠，而更多的则是低三下四地求情。不过，钩子生活已经让我的心逐渐变得坚硬如石头。
为首的执法人员严厉地喝斥卫林昌在“演戏”，任凭卫林昌好说歹说，执法人员还是强行扣下了他的车，并照样给他开具一张“代收罚款”收据。17天之后，卫林昌四处告借，东拼西凑了10800多元(其中包括停车费)交给交管部门，这才取回了被扣押的黑车。
事后，我将这次行动的经过详细地讲给妻子听。吴晓琴听后，怜悯之心油然而生，问：“你得到了200元的奖金，卫林昌却被罚了一万多元钱，这岂不是让一个原本就不幸的家庭雪上加霜吗?”妻子这番动情的责问，让我感到愧疚。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在上海的一些郊区，查处黑车早已发展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作为链条的最末一环，黑车司机面临着恶劣的生存环境，每天都面临着罚款、扣车的危险。有的为了缴纳罚款、赎回黑车，沦为了盗窃犯；有的一年内被钩四五次，只好借高利贷；有的罚款背债后，导致夫妻离异……
2007年年底，我听说了一件更为震撼的事情：一个中年女黑车司机连续三次被钩子钩到之后，因为实在交不起高额罚款，竟然跑到交通执法部门喝农药自杀身亡了!
获悉消息的那一刻，我倒抽了一口冷气。除了震惊与同情，我更多的是担心我自己成为引发这种恶性事件的导火索。
这件轰动上海滩的大事情，很快就传到了吴晓琴耳朵里。她神色冷峻地对我说：“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从此残缺不全，这都是你们这些钩子干的好事，你以后不要干了，就算是为我们孩子积点德!”
妻子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在交通行政执法人员的眼里，我们这些钩子是协助执法的“功臣”，每成功地抓获一个黑车司机，我都有一种成就感；而在黑车司机们的心目中，我们却是“合法抢钱的土匪”、“诡计多端的小人”，如今，我们还成了让黑车司机们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
我对妻子说：“我也不太想当钩子了。但是，不干这一行，我到哪里去赚这么多钱?等以后找到好的生财之道后，我再金盆洗手。”
以离婚相要挟：贤妻强迫我不再提着脑袋赚昧心钱
2008年1月的一天，我刚准备假冒乘客坐上一辆黑车，就被旁边一名瘦个子黑车司机认了出来。此时他一见到我，就如同见到了杀父仇人一般，愤怒地朝我大吼一声：“那家伙是钩子，打死他!，，周围那些早就对钩子恨之入骨的黑车司机们蜂拥而上，有的高声叫骂，有的拳打脚踢，很快就将我打倒在地。警察迅速赶到，这才将头破血流的我解救出来……
这天傍晚，回家之后，吴晓琴见我鼻青脸肿，问我出了什么事情。在她的一再追问之下，我只好说出了实情。
妻子沉下脸，态度十分坚决地说：“从明天起，你别再去当钩子了，太危险了!”
我再次搬出那套理由，说：“不干这一行，我到哪里去赚大钱?”
妻子说：“是金钱重要，还是性命重要?”我无言以对。
随后，当着我的面，吴晓琴拨通了彪哥的手机，谎称我已经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说我再也不会去当钩子了。挂断电话后，她叮嘱我先在家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外出应聘。
此后，我每天借口外出找工作，其实背地里继续当着钩子。这段时间，我变得小心谨慎：只要是去执行任务，都一律戴上墨镜；上黑车之前，我总是先站在远处仔细观察一番，看有没有似曾相识的黑车司机；严格遵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原则……
2008年3月初的一天，我正在一条公路上准备去参加钩子行动，没想到，一辆面包车突然停到了我的面前，从车上走下来的竟然是吴晓琴。原来，她和几个幼师一起带着学生们去郊游，却半路上看到我和一些穿制服的执法人员站在一起，顿时明白了一切。
此刻，一直都很温顺的妻子突然变成了一头发怒的母狮，她用力甩开我的手。怒气冲冲地说：“既然你不听我的，那我们离婚吧!我和孩子可不想跟着你担心受怕!”
我连忙解释说：“我还不是想为我们家里多赚一点钱!”吴晓琴余怒未消：“赚钱，赚钱，你只顾自己赚钱，你的良心都不顾了!”
见妻子已经拿出了离婚的杀手锏，我不敢造次，只得暂时答应她不再做钩子。可是，她好像不再相信我的话了，竟然向单位请了一个星期的事假，每天像影子一样地跟着我。那几天，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不过，我并没有死心，总想伺机重出江湖。
2008年3月7日，发生了一桩震惊全国的血案：34岁的湖南籍女钩子陈索军假冒乘客，独自坐上22岁的安徽籍黑车司机雷庆文驾驶的奇瑞轿车。当天11时50分左右，该车开到奉城镇头桥社区红旗村时，陈素军拔下车钥匙，看到执法人员的雷庆文意识到自己不幸被钩住了，持刀对女钩子的颈部、胸部各刺一刀，陈素军当场血流如注，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停止呼吸。2008年8月22日，雷庆文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血案发生后，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一直隐身的灰色职业——钩子也曝光到公众面前。网友们纷纷在网络上发帖，猛烈抨击上海交管部门的“钓鱼式”执法行为。交管部门则宣称雇佣钩子协助执法，是无奈之举。
女钩子临死前所流的鲜血，并没有吓退绝大多数钩子追逐金钱的脚步。血案过后不到10天，钩子们又若无其事地纷纷出动。然而，这一血案却在我心中引发巨大的震撼。这次的事发之地，正巧是我第一次当钩子时的奉贤区奉城镇头桥社区。我想：如果继续当钩子的话。或许有那么一天，我也会命丧黑车司机之手!
妻子吴晓琴听说这件事情后，对我的这个女同行不幸身亡深表同情。这一次，她态度更加坚决：“害人的人最终都没有好下场!你再不金盆洗手，我真的就和你离婚了!”
妻子含泪的目光，将我继续当钩子的决心彻底融化。这一夜，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我心情十分矛盾：既想继续当钩子赚钱，又不想提着脑袋赚那种昧心钱。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我终于想通了：如果连性命都难保住，赚再多的钱又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愧疚，因为畏惧，更因为妻子的极力劝导，我决定不再当钩子了。
2008年4月，我结束了一年多的钩子生涯，并四处筹集资金，2009年国庆，我创办了一家规模很小的广告公司，虽然生意难做、钱难赚，但我心里很踏实，很坦然，也觉得很幸福。我还得感谢让我迷途知返的贤妻。如果不是她的引导，我可能还在提心吊胆地当钩子呢……
2009年10月24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召开了新闻通气会，浦东新区区长姜樑公开承认，在轰动全国的“孙中界断指证清白事件”中，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他代表区政府公开向当事人道歉……
“孙中界事件”让广为诟病的钓鱼式执法再次曝光，也让鲜为人知、行动诡秘的钩子浮现在公众面前。
所谓钩子，就是交管部门为便于取证雇请的诱饵，是一些乔装打扮、引诱黑车司机从事非法营运的人。近日，笔者在上海采访到了一名已经金盆洗手的钩子，他曾经当过一年多的钩子，后来在贤妻的一再劝说下，终于迷途知返……
生活窘迫：不明就里的妻子全力支持我当钩子
我叫张益龙，今年35岁，江苏盐城农村人，初中毕业后来到上海，先后在餐馆、商场、停车场打过工。2000年，我和在一家私立幼儿园当幼师的老乡吴晓琴结婚。2003年5月，女儿出生之后，各种开销急剧增多，我感到了都市生活的巨大压力。
2006年4月，因所在的停车场生意不好，我被炒了鱿鱼，全家三口就靠妻子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来维持基本生活。为此，妻子多次和我吵闹，并提出离婚。
7月的一天，曾经和我在一起打工的肖平波透露，他拜在奉贤区钩子头彪哥的门下，当上了一名钩子，每月收入都在6000元以上。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钩子”这个词，肖平波便向我解释——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上海城市的扩张和流动人口的增加，在交通线路和运力不足的浦东新区、南汇、奉贤、松江等郊区的城乡结合部，出现了大量的黑车。黑车给正常的出租车营运市场造成严重的冲击，也带来了许多治安隐患。为解决取证难的问题，交管部门对举报黑车者给予一定数额的奖励，这就催生了一批以“举报协查”为业的人员——钩子。
钩子经常乔装打扮，假冒乘客，将黑车司机引诱到交管部门事先设置的包围圈，让执法人员将人车俱获。黑车司机被抓后，一般都要缴纳1万元的罚款，才能取回被扣的黑车。由此，每成功抓获一例，交管部门从罚款中拿出500元作为奖金，钩子头从中分得300元，钩子则可获200元。普通钩子月收入都在5000元左右，有些骨干钩子月收入甚至过万元。
那时，我正走投无路，见有钱可赚，便想和肖平波一起干。当我向妻子征求意见时，不明就里的她欣喜地说：“你这是协助执法部门执法，为公家办事，我们一家人脸上都有光。”见妻子这么支持我，我马上向肖平波表态：同意做钩子。
当天傍晚，按照“行规”，肖平波带我去拜见彪哥。彪哥名叫陈彪，40岁出头，曾因打架斗殴被劳教。如今，他手下已有20多名“钩子”。经过面试，彪哥同意将我收下。就这样，我成了交管部门的一名“钩子”。
2006年8月的一天，我第一次参加了“钩子”行动。上午10点左右，我和肖平波一起，乘车来到20多公里外的奉贤区头桥社区。在一家小餐馆喝得满脸通红之后，我俩一起走出餐馆。此时，按照肖平波的指令，我努力按捺住初次参战的兴奋与紧张，装出一副醉醺醺的样子。肖平波架起我的胳膊，朝路上走去。那里停放着30多辆无出租车标识的小轿车。
肖平波搀扶着我来到一辆黑车旁，对司机(事后获悉他名叫王士福，老家在安徽农村)礼貌地说：“师傅，我这位朋友喝高了，麻烦您送一下我们。”王士福仔细打量了我俩一番，见我俩西装革履，不像游手好闲之辈，更主要的是，我俩脸上通红，完全是一副酒喝多了的样子，便放心地让我们上了车。
上车后，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肖平波悄悄地打开了录音笔，说：“师傅，我这兄弟可能又要吐了，你快点开车。我给你加5块钱，一共15块!”王士福不知道肖平波正在录音取证，欣喜地加大油门。
10多分钟后，小车开到一个家具厂附近，肖平波突然以尿急为由，央求王士福中途停车。车在路边刚一停稳，肖平波右脚跨出车门后，就迅猛地返身拔掉车钥匙。猝不及防的王士福顿时惊恐失色，连忙和肖平波争抢车钥匙。
正在两人拉扯之际，不知从哪里钻出两辆小轿车和一辆白色面包车，将我们乘坐的黑车团团围住。王士福顿时吓得脸色发白，又气又急地对我和肖平波骂道：“妈的，原来你们是钩子啊!”肖平波得意地一笑。
此刻，10多个身穿绿色制服的交通执法人员和身穿便服的钩子头彪哥一拥而上(事后我才知道，他们行动前一天就与肖平波约好，并早早地埋伏在这里。)由于有肖平波的录音作为证据，王士福的黑车被扣，并被处以1万元罚款……
这一刻，我既为首战告捷感到高兴，同时又暗自惊喜：想不到轻而易举就赚了1130元!
贤妻质疑：像骗子一样的钩子怎么这般冷酷无情
当天晚上，我将那100元奖金交给妻子。吴晓琴接过钱，笑盈盈地说：“老公辛苦了!来，让我帮你揉揉背!”
3天之后，我和肖平波假扮债主，当街殴打由另外一名钩子老黄扮演的欠债人，“寡不敌众”的老黄叫了一辆黑车逃向南桥镇，肖平波和我也跑去叫了一辆黑车紧追不舍。半个多小时后，等两辆黑车先后开进一家大型酒店的院子里，酒店院子的铁门迅即关闭，10多名执法人员突然跑了出来，两个黑车司机瞬间成了瓮中之鳖……
事后，我又得意洋洋地将这次参战经过讲给妻子听。她连连称赞道：“这计谋真高明啊!”我笑嘻嘻地说：“脑袋瓜不灵活的人，永远也当不好钩子!”
后来，我又陆续将一些同事的经典计谋讲给妻子听：有的钩子花钱临时雇请小乞丐，假扮家长带着孩子坐车；有的钩子披着白布，冒充家里死了人；有的吊着盐水假装刚出医院；有的男女钩子装成夫妻吵架；有的女钩子挺着大肚子，借口要上医院，将黑车司机引入执法人员的包围圈……总之都是钩子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让黑车司机们苦不堪言，而且防不胜防的故事。
这样的计谋听多了，吴晓琴不仅不再表示惊奇、敬佩，反而产生了疑虑。有一次，她不解地问我：“为什么你们每次行动都要想点子呢?就不能光明正大地以乘客的身份去坐黑车?”我解释说：“近年来，不少黑车司机都被钩子钩怕了，变得越来越谨慎，一般不再轻易搭载陌生人，钩子只有出奇制胜，施以高招，这样才能让对方入套。”
说完，我哈哈一笑，吴晓琴却表情严肃地说：“你们所说的好计谋，怎么让我感觉是在骗人呢?再说，黑车司机、我们这些人，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本来应该同病相怜，怎么成了相互敌对的猫鼠关系呢?”
尽管吴晓琴对我的工作产生疑虑，但这时的她并没有反对我做钩子。2006年底，彪哥认为我已经具备一定的实战经验和能力，便指令我开始单独行动。单干之后，我使出浑身解数，有时一天就钓到四五辆黑车，很快就成了骨干钩子。由于工作努力，我的奖金直线上升，月收入开始达到6000多元，有时甚至超过万元。
这样的高薪，是我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每月月底，我拿着一大叠奖金交给妻子时，吴晓琴似乎暂时忘记了对钩子工作的偏见，高兴得合不拢嘴。2007年 5月，我以每月2600元的租金，在南桥镇租下了一套崭新的两房一厅，同时购买了一台40寸的液晶彩电，随后，我们一家三口欢天喜地地搬进了新居。这段时间，妻子把我视为家里的财神爷，对我既尊敬崇尚，又温柔体贴。
常言道：有人欢喜有人愁。当我们这些钩子欢笑的时候，黑车司机们却在哭泣!
2007年11月的一天，我成功地钓到了一辆吉利牌黑车。黑车司机卫林昌被执法人员强行拖出驾驶室后，竟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一边磕头一边央求道：“我老婆得了胃溃疡，现在还欠着医院的医疗费呢!”
自从当上钩子一年多来，我亲眼见过黑车司机被抓时的各种模样：有的大吵大闹，有的撒泼斗狠，而更多的则是低三下四地求情。不过，钩子生活已经让我的心逐渐变得坚硬如石头。
为首的执法人员严厉地喝斥卫林昌在“演戏”，任凭卫林昌好说歹说，执法人员还是强行扣下了他的车，并照样给他开具一张“代收罚款”收据。17天之后，卫林昌四处告借，东拼西凑了10800多元(其中包括停车费)交给交管部门，这才取回了被扣押的黑车。
事后，我将这次行动的经过详细地讲给妻子听。吴晓琴听后，怜悯之心油然而生，问：“你得到了200元的奖金，卫林昌却被罚了一万多元钱，这岂不是让一个原本就不幸的家庭雪上加霜吗?”妻子这番动情的责问，让我感到愧疚。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在上海的一些郊区，查处黑车早已发展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作为链条的最末一环，黑车司机面临着恶劣的生存环境，每天都面临着罚款、扣车的危险。有的为了缴纳罚款、赎回黑车，沦为了盗窃犯；有的一年内被钩四五次，只好借高利贷；有的罚款背债后，导致夫妻离异……
2007年年底，我听说了一件更为震撼的事情：一个中年女黑车司机连续三次被钩子钩到之后，因为实在交不起高额罚款，竟然跑到交通执法部门喝农药自杀身亡了!
获悉消息的那一刻，我倒抽了一口冷气。除了震惊与同情，我更多的是担心我自己成为引发这种恶性事件的导火索。
这件轰动上海滩的大事情，很快就传到了吴晓琴耳朵里。她神色冷峻地对我说：“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从此残缺不全，这都是你们这些钩子干的好事，你以后不要干了，就算是为我们孩子积点德!”
妻子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在交通行政执法人员的眼里，我们这些钩子是协助执法的“功臣”，每成功地抓获一个黑车司机，我都有一种成就感；而在黑车司机们的心目中，我们却是“合法抢钱的土匪”、“诡计多端的小人”，如今，我们还成了让黑车司机们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
我对妻子说：“我也不太想当钩子了。但是，不干这一行，我到哪里去赚这么多钱?等以后找到好的生财之道后，我再金盆洗手。”
以离婚相要挟：贤妻强迫我不再提着脑袋赚昧心钱
2008年1月的一天，我刚准备假冒乘客坐上一辆黑车，就被旁边一名瘦个子黑车司机认了出来。此时他一见到我，就如同见到了杀父仇人一般，愤怒地朝我大吼一声：“那家伙是钩子，打死他!，，周围那些早就对钩子恨之入骨的黑车司机们蜂拥而上，有的高声叫骂，有的拳打脚踢，很快就将我打倒在地。警察迅速赶到，这才将头破血流的我解救出来……
这天傍晚，回家之后，吴晓琴见我鼻青脸肿，问我出了什么事情。在她的一再追问之下，我只好说出了实情。
妻子沉下脸，态度十分坚决地说：“从明天起，你别再去当钩子了，太危险了!”
我再次搬出那套理由，说：“不干这一行，我到哪里去赚大钱?”
妻子说：“是金钱重要，还是性命重要?”我无言以对。
随后，当着我的面，吴晓琴拨通了彪哥的手机，谎称我已经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说我再也不会去当钩子了。挂断电话后，她叮嘱我先在家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外出应聘。
此后，我每天借口外出找工作，其实背地里继续当着钩子。这段时间，我变得小心谨慎：只要是去执行任务，都一律戴上墨镜；上黑车之前，我总是先站在远处仔细观察一番，看有没有似曾相识的黑车司机；严格遵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原则……
2008年3月初的一天，我正在一条公路上准备去参加钩子行动，没想到，一辆面包车突然停到了我的面前，从车上走下来的竟然是吴晓琴。原来，她和几个幼师一起带着学生们去郊游，却半路上看到我和一些穿制服的执法人员站在一起，顿时明白了一切。
此刻，一直都很温顺的妻子突然变成了一头发怒的母狮，她用力甩开我的手。怒气冲冲地说：“既然你不听我的，那我们离婚吧!我和孩子可不想跟着你担心受怕!”
我连忙解释说：“我还不是想为我们家里多赚一点钱!”吴晓琴余怒未消：“赚钱，赚钱，你只顾自己赚钱，你的良心都不顾了!”
见妻子已经拿出了离婚的杀手锏，我不敢造次，只得暂时答应她不再做钩子。可是，她好像不再相信我的话了，竟然向单位请了一个星期的事假，每天像影子一样地跟着我。那几天，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不过，我并没有死心，总想伺机重出江湖。
2008年3月7日，发生了一桩震惊全国的血案：34岁的湖南籍女钩子陈索军假冒乘客，独自坐上22岁的安徽籍黑车司机雷庆文驾驶的奇瑞轿车。当天11时50分左右，该车开到奉城镇头桥社区红旗村时，陈素军拔下车钥匙，看到执法人员的雷庆文意识到自己不幸被钩住了，持刀对女钩子的颈部、胸部各刺一刀，陈素军当场血流如注，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停止呼吸。2008年8月22日，雷庆文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血案发生后，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一直隐身的灰色职业——钩子也曝光到公众面前。网友们纷纷在网络上发帖，猛烈抨击上海交管部门的“钓鱼式”执法行为。交管部门则宣称雇佣钩子协助执法，是无奈之举。
女钩子临死前所流的鲜血，并没有吓退绝大多数钩子追逐金钱的脚步。血案过后不到10天，钩子们又若无其事地纷纷出动。然而，这一血案却在我心中引发巨大的震撼。这次的事发之地，正巧是我第一次当钩子时的奉贤区奉城镇头桥社区。我想：如果继续当钩子的话。或许有那么一天，我也会命丧黑车司机之手!
妻子吴晓琴听说这件事情后，对我的这个女同行不幸身亡深表同情。这一次，她态度更加坚决：“害人的人最终都没有好下场!你再不金盆洗手，我真的就和你离婚了!”
妻子含泪的目光，将我继续当钩子的决心彻底融化。这一夜，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我心情十分矛盾：既想继续当钩子赚钱，又不想提着脑袋赚那种昧心钱。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我终于想通了：如果连性命都难保住，赚再多的钱又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愧疚，因为畏惧，更因为妻子的极力劝导，我决定不再当钩子了。
2008年4月，我结束了一年多的钩子生涯，并四处筹集资金，2009年国庆，我创办了一家规模很小的广告公司，虽然生意难做、钱难赚，但我心里很踏实，很坦然，也觉得很幸福。我还得感谢让我迷途知返的贤妻。如果不是她的引导，我可能还在提心吊胆地当钩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