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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位画家朋友，不仅画得一手上好的水墨丹青，还能刻一手漂亮的篆体印章。
有一天朋友来了兴致，要给我刻一枚闲章，问我想要刻什么字？我竟没有片刻思索，脱口而出：逸天闲云。
这是我拥有的第一枚閑章，关键字是“云”。朋友将刻得的印章交予我时，意味深长地说，看来你和云有很深的渊源啊！
我不知道别人如何定义自己的处女作，而在我的心目中，自己真正的处女作，就是1981年发在《收获》第四期上的中篇小说《天上飘来一朵云》。
那部小说长达九万多字，对于一个其时从未写过小说、只零零星星发过几篇小诗歌小散文的我来说，撰写这样长篇幅的小说，显然有些不自量力。现在回想起来，最初我在一本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上落笔写下一段段文字时，并没意识到自己是在写小说，我只是觉得内心有一种强烈的东西在涌动，常常是倒海翻江，甚至让我夜不能寐，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
那时刚粉碎“四人帮”不久，省里的一些文化单位要从工农兵中选拔补充新鲜血液，我因发了一点小诗文，便从杭州织锦厂被抽调到浙江省文联的《东海》杂志社，这次调动，我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抵挡不住文学的诱惑，放弃了恢复高考后报考大学的机会，当上了一名小说编辑。
当时我才二十出头，也没有任何编辑经验，但杂志社的编辑不多，一个萝卜一个坑，我虽是新人，也立马被要求分管省内四个地区的小说稿件，每天就埋头在字纸堆中，阅读长长短短各种各样好看的不好看的小说。
那时候，编辑部的电话打长途是要登记的，也没有今天几乎人手一部的手机，编辑和作者联系全靠写信。因为年轻，又不是科班出身，也没发表过什么正儿八经的作品，自觉底气不足，顶着个编辑头衔，心中其实蛮惶恐的。
我发憷与作者面谈，通电话也担心暴露自己的稚嫩，写信和作者交流的方式，反而是我喜欢的。因为从小练习过一阵书法，柳公权、颜真卿、赵孟頫都练过，所以我的字还算老到。加之我给作者写信，提作品修改意见时，对自己的这份编辑工作存有敬畏之心，特别认真;同时也怕时间长忘了，故而都会先在一个小本子上写下草稿留底，再字斟句酌地修改，然后抄到编辑部的信笺上，寄给作者。作者回信都称呼我“袁老师”，对我提出的小说修改意见也大多认可，并基本上照改。
其实我给稿子提意见时，只是凭自己的阅读直觉，但久而久之，作者们来信对我的感激和尊重渐渐多起来时，内心便有点小小的膨胀，觉得我既然能头头是道地分析别人的小说，是不是自己也可以尝试练练手？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我还是蛮敬业的，一心扑在编辑工作上，不敢心有旁骛。
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了《收获》杂志社编辑李小林打来的电话。
小林说，小袁，你可以将你家1976年发生的故事写下来，你都不用编，真实地写下来就可以了，生活本身就是小说。小林的话像一道闪电，点燃了我心中的写作欲望，往事如潮水般汹涌而来，那种倒海翻江、夜不能寐、不吐不快的感觉，大约就是从接到小林电话以后开始的。
我和小林相识于1976年的早春时节。
那时我还是杭州织锦厂的工人，学徒刚刚满师不久。这家工厂原名都锦生丝织厂，是民国著名实业家都锦生亲手创办的一家享誉中外、专门织造风景、人物肖像和各种美图丝织品的老字号工厂，当年周总理陪外宾到访杭州，参观景点，农必“梅家坞”，工必“都锦生”。
“都锦生”坐落在西湖之畔，素有“花园工厂”之称。我高中毕业后分配到这家工厂，招来众多同学羡慕，我自己也有点窃喜。没承想，花园工厂也好，外宾参观也罢，一切和我没有半毛钱关系。我被分到全厂最苦最累最破烂不堪的杠子车间，说是车间，其实就是一个面积大约只有五六十平米的破屋子，坐落在工厂的偏僻一角，十几名大妈女工，几排转动着缫丝的木杠子。我每天要做的工作就是将五十多斤重的杠子抬上抬下，给缫丝分缕编线，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筋骨像要断了一样。
就在我觉得生活黯淡无光、前途一片渺茫的时候，省里的文学刊物《浙江文艺》（即《东海》杂志，文革中被改名《浙江文艺》）为反映邓小平复出后，大刀阔斧地恢复工农业生产的改革面貌，到我们工厂来组稿，厂宣传科要求每个车间上交一篇稿件。我们车间仅有两名高中生，也是所有人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了，大妈们自然就将任务交给了我们俩。可那一位高中生说，她从小就怕写文章，不会写，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对我来说，这真不是什么难事，而且还能脱产两天，逃离繁重的劳动，坐到办公室里去写，何乐而不为？
我写了一篇几千字的散文，题目叫《摄影记》，用自己拍下工厂各种火热的生产场景的图片为轴线，来展现全厂改革后的新面貌。稿子交上去后，任务完成了，我又回到了车间，重新陷入沉重无望的日子。
没想到突然有一天，厂宣传科通知我去参加《浙江文艺》的笔会，时间半个月，地点在宁波鄞江镇。这真是天上掉馅饼的美事啊！当宣传科长将去宁波的火车票交到我手中时，我觉得自己就像做梦一样。
那天赶火车被什么事情耽搁，我完全没有印象了，只记得自己赶到火车站，冲进月台时，火车汽笛已经鸣响，我正慌乱地寻找车厢，只看到一扇车窗伸出一个短发脑袋，嘴里大喊：小袁，这里！这里！我急匆匆跳上那节车厢，脚还没站稳，火车就开了。
找到座位坐下时，才发现我旁边就是那个短发脑袋。她笑着埋怨我，你性子可真慢，再晚几秒钟，就赶不上火车了。聊起来我才知道，她叫李小林，是《浙江文艺》唯一的女编辑。这次笔会时间比较长，小林和杂志社头儿说，你们必须给我找一个女作者与我同屋。当时在省里面挂上号的业余作者中还没发现女的，正好我交上去的那篇《摄影记》还入得了编辑们的法眼，情急之下，便将我召来参加笔会了。
这恐怕就是人们常说的“运气”了，这次偶然的写作，让我幸运地遇见了我文学道路上的恩师——李小林，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
笔会所在地坐落在四明山东麓，四周青山绿水，翠竹环抱，一顶小小的青石拱桥流淌着岁月的包浆，据说此地红极一时。那个年代的偶像明星达式常扮演男主角的电影《难忘的战斗》，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我和小林住一间屋，每天同进同出，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去周边的山上踏青，我们会采来大捧的野花插在瓶子里，让春色住进我们的房间;我们也会躺在各自的床上，天南海北地闲聊。那是一段神仙般的快活日子，我摆脱了沉闷压抑的杠子车间，来到这绿意盎然春风拂面的鄞江桥畔，真有一种从笼子里放飞出来的松快感觉！
我和小林聊得最多的，是当时的政治形势，聊“四人帮”的狼子野心;聊周总理逝世后邓小平地位的岌岌可危;聊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会向何处去……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给小林讲故事，都是那个年代坊间流传的，记得有《梅花党》《一双绣花鞋》《绿色尸体》等，窗外黑魆魆的，听到惊险瘆人处，小林有时会尖叫起来，我就乐不可支。我告诉小林，我在车间干活干不动时，常常用这些故事来吸引大妈们帮我干活，因为早早干完活，还没到下班时间，我就可以给她们讲故事。我会在讲到关键处突然收住，说明天再讲，第二天，那些大妈们为了听故事，又会来帮我干活。小林说，有的故事我也听过，但不如你讲得生动，有些情节和细节好像原来没有，是你自己编的吧？我承认自己经常会给故事添油加醋，现成的故事讲完了，我就开始编故事，没办法，否则大妈们凭什么帮我干活呀？
参加这次笔会的作者都是从全省来稿中的优秀者里选拔出来的，他们都带着初稿来笔会，每天都和编辑们认真讨论修改，只有我一人是临时填补空缺的，没有初稿。小林当然不忘自己的编辑职责，聊天闲玩之外，也会督促我写稿。小林说，你蛮会编故事的，可以试着写写小说，小说的第一要素就是故事。她还说，我听你讲工厂里的人和事都蛮有趣的，你的师傅也很有个性，你可以根据自己在工厂的生活，写一个短篇小说。
那时候的小说创作，“主题先行”盛行，人物“高大全”极为普遍，我虽然没写过小说，起笔时也逃不脱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以我的师傅为原型，不遗余力地拔高这位工人阶级形象，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小林看后也不说什么，搁置一边，弄得我心里很忐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写小说的料。
只要不谈小说，我们还是很开心，形影不离。
有一天，一位作者问我，你怎么和巴金的女儿那么要好？我问，谁是巴金的女儿？这位作者说，你整天和她同进同出，好得跟两姐妹似的，你居然不知道她是巴金的女儿？我大吃一惊，跑回屋去问小林：他们说你是巴金先生的女儿，真的还是假的？小林笑了，没说是，也没说不是，拉着我的手说，走，我们爬山去。
我再看她，和煦的暖阳下，小林一头没有任何修饰的齐耳短发，一件半旧褪了色小碎花中式对襟棉袄，平凡得就像一个邻家姐姐，看不出半点大文豪女儿的样貌和做派。
那一天我们在四明山上逗留了很久，我俩坐在绿荫浓密的翠竹下海侃神聊，我将随身带着的一份抄来的《总理遗言》给小林看，我们都不约而同地为时局担心。
那次笔会回来以后没多久，我家里就出事了。先是我哥哥在上海姨妈家里被抓，后来是父亲、姐姐被以“谈话”的名义从家里带走，紧接着就是抄家，穿着白制服，戴着大盖帽的公安人员连夜赶到杭州织锦厂，将刚刚下中班、还没来得及上床睡觉的我带回家中，看着家里满地狼藉，母亲孤独一人蜷缩在客厅的藤椅上，我感到了巨大的恐慌。
这以后，我和母亲都被软禁了，我们家那栋小楼的四周布满了便衣警察，谁到我们家来，都会被盘问，认为可疑的，就会进一步被传讯。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人告诉我们，父亲、姐姐、哥哥在什么地方。隔三岔五，会有两个穿制服的警察来家中问我一些问题，云山雾罩，反反复复，但最后总是万变不离其宗，归落到“总理遗言”。
早年参加革命做过我党地下交通员的母亲，让我把家里的电话线拔了，我知道她是怕连累别人，因为只要有人来电话，事后都会被传讯。我们和外界彻底失去了联系。
后来有一次，我在四明山笔会上认识的军旅诗人嵇亦工穿着一身军装来我家，也许是他身上的红领章红帽徽起了作用，他并没有受到便衣警察的盘查。小嵇说，小林和那次笔会上的几个业余作者都聚集在萧山诗人陈继光的家里，他们烧了一只鸭子，小林让他来探探情况，可以的话，想让我去萧山吃鸭子，散散心。我很想念小林，也很想念那次笔会上结识的作者朋友，但我还是没去萧山，一来我不能离开母亲，二来我也不想因为“鸭子聚会”，连累小林和那些作者朋友。因为警察传讯我时，曾几次提到我哥哥他们一帮小兄弟们的一次“狗肉聚会”，在公安的眼里，那样的聚会很可疑。后来我才知道，小林因为和我接触密切，也被公安传讯，但她并没有说出我在四明山笔会期间给她看过“总理遗言”这件事。小嵇来的那一天，小林和她的先生祝鸿生其实也来了，但看到我家四周有便衣警察，就沒有进来，而是站在马路对面，远远地望着我家的小楼。
小嵇走后，我流泪了。那时候母亲肝腹水病得很重，我被困在家中和外界几乎隔绝，唯一能让我和外部世界发生联系的，就是母亲房间里那几扇硕大的窗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只要天晴阳光好，我都会坐在窗下的写字台前，看天上飘忽而过的一朵朵白云，云有时候纹丝不动，有时候却会慢慢游走，形状也会变幻无穷，一会儿像奔腾的马;一会儿像摇曳的树;一会儿像长袖善舞的仙女，一会儿像双手合十的老翁……
天边的云，排解了我内心的寂寞，也消弭了我绵延的恐慌。我能和云说话，云会默默地倾听，天很高远，云很深邃，突如其来的劫难向我重重压下来时，白云像一张绵软的大床将我轻轻托起，让我惊悸的心感到温暖，帮我抵挡住莫名而来的戕害。
粉碎“四人帮”以后，被秘密押送北京、并分别被囚禁了八个月和一年多的父亲、姐姐、哥哥，先后被释放回家，一场冤案最终也获得了平反，我也在软禁了一年多之后，重新回到了杭州织锦厂，这时候再看杠子车间里那些转动的木杠子，竟然没有了从前那份厌弃，那轰隆隆的声音听来竟像是美妙的音乐，劫后重生的快乐，让我觉得生活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做一个工人的辛苦，和亲人被抓、生死未卜的那种恐慌比起来，根本算不得什么！我的师傅和周围干了几十年杠丝工的大妈们，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苦不堪言，也从来没有一句对生活的抱怨，我为什么就不行呢？ 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很迅速、很意外，又很令人措手不及。就在我安下心来，踏踏实实当一名杠丝工、同时准备复习考大学时，《浙江文艺》到厂里来商调我。我得知这个消息后并没有太兴奋，因为我想好了要报考大学，对去杂志社积极性并不太高。等到有人告诉我，这次抽调我去《浙江文艺》，是李小林鼎力推荐时，我心里不由地怦然一动。小林对我在四明山笔会上写的万字小说不置一词，我灰心地以为自己大概没什么文学天分，她怎么会推荐我呢？等到我最后下决心，放弃高考，到《浙江文艺》报到时，发现自己竟然和李小林在同一个办公室。高兴之余，我想，今后可以好好和小林学习如何当好编辑、如何写作了。没想到一年多以后，随着巴老落实政策，小林也将调回上海了。编辑部同仁都喜欢小林，大家虽有万般不舍，但还是都为小林高兴，小林妈妈在文革中受尽迫害，仓促离世，巴老身边一直没人照顾，小林自然应该尽早回到巴老身边。
小林回到上海后，我们很久没有联系。等到她给我打来第一个电话时，我才知道，其时她已经是复刊后的《收获》杂志编辑了。电话中，小林约我将自己家中在1976年发生的那段故事写下来。也是这个普普通通的电话，唤醒了自己对那段过往生活的记忆。
这样的写作是喷涌而出的，不需要构思，也谈不上任何写作技巧，有的只是从心里流淌出来的生活本身。
九万多字的稿子杀青的时候，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小说，但题目却未经思考就自然而然跳了出来：“天上飘来一朵云”。只有我自己知道，是天上的云，陪伴我走过了那段灰暗幽闭的日子，如果没有和云的对话，没有云的倾听，我不知道自己二十出头的柔弱肩膀，能否担起生活突如其来抛压给我的沉重。
如小林所说，我几乎没有编造，全是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故事，我只是忠诚地将它记录下来，然后赋予了它一个在自己脑子里千百次出现过的意境——天上飘来一朵云，作为题目。
稿子写完后，我都没有勇气再看上一遍，就寄给了李小林。说实话，那时候根本不敢奢望自己头一次写的稚嫩文字能在《收获》发表，只不过是想小林能帮我看看，提提意见罢了。没想到，三天以后，小林就给我打来电话，说她和《收获》编辑部的其他同志都看了我的稿子，希望我到上海去修改。
直到今天我都记得第一次走进《收获》编辑部的情景：阳光穿过那栋美丽而古老的房子窗外的绿荫，投射到编辑部的一间大房子里，桌上、地上堆满了稿件，凌乱却温馨，像一个大家庭。小林向我介绍编辑部的同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位老编辑：孔柔和肖岱，孔柔老师慈眉善目，说话总给你一股暖意;而肖岱老师一头梳理得一丝不苟的白发，让你觉得踏实和安心。小说的修改意见主要是小林和我谈的，孔柔老师有时在一旁插上几句话，他们都说得很温婉，很快就打消了我的紧张。
我在上海锦江饭店住了三天，按照小林和孔柔老师提出的意见，对稿子进行了认真的修改。修改完以后的稿子，清晰地呈现出了小说的样貌，我知道，那里面有编辑的心血和默默无闻的付出。
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从上海回到杭州不久，小林陪巴老来杭州休养，住在西湖边的新新饭店。我去拜望巴老和小林，在一个望得见满湖绿水的露台上，巴老对我说，小袁，小林将你的小说给我看了，你是可以写东西的。
一位我从小就景仰的文学泰斗，就这样近距离地坐在我的面前，这位老人恐怕不会想到，他说的这样一句听上去平平常常的话，却影响了一个年轻人的一生。
1981年，《天上飘来一朵云》在《收获》第四期上發表，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它让我有幸成为浙江省第一个在《收获》杂志上发表小说的人。
【责任编辑】大 风
有一天朋友来了兴致，要给我刻一枚闲章，问我想要刻什么字？我竟没有片刻思索，脱口而出：逸天闲云。
这是我拥有的第一枚閑章，关键字是“云”。朋友将刻得的印章交予我时，意味深长地说，看来你和云有很深的渊源啊！
我不知道别人如何定义自己的处女作，而在我的心目中，自己真正的处女作，就是1981年发在《收获》第四期上的中篇小说《天上飘来一朵云》。
那部小说长达九万多字，对于一个其时从未写过小说、只零零星星发过几篇小诗歌小散文的我来说，撰写这样长篇幅的小说，显然有些不自量力。现在回想起来，最初我在一本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上落笔写下一段段文字时，并没意识到自己是在写小说，我只是觉得内心有一种强烈的东西在涌动，常常是倒海翻江，甚至让我夜不能寐，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
那时刚粉碎“四人帮”不久，省里的一些文化单位要从工农兵中选拔补充新鲜血液，我因发了一点小诗文，便从杭州织锦厂被抽调到浙江省文联的《东海》杂志社，这次调动，我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抵挡不住文学的诱惑，放弃了恢复高考后报考大学的机会，当上了一名小说编辑。
当时我才二十出头，也没有任何编辑经验，但杂志社的编辑不多，一个萝卜一个坑，我虽是新人，也立马被要求分管省内四个地区的小说稿件，每天就埋头在字纸堆中，阅读长长短短各种各样好看的不好看的小说。
那时候，编辑部的电话打长途是要登记的，也没有今天几乎人手一部的手机，编辑和作者联系全靠写信。因为年轻，又不是科班出身，也没发表过什么正儿八经的作品，自觉底气不足，顶着个编辑头衔，心中其实蛮惶恐的。
我发憷与作者面谈，通电话也担心暴露自己的稚嫩，写信和作者交流的方式，反而是我喜欢的。因为从小练习过一阵书法，柳公权、颜真卿、赵孟頫都练过，所以我的字还算老到。加之我给作者写信，提作品修改意见时，对自己的这份编辑工作存有敬畏之心，特别认真;同时也怕时间长忘了，故而都会先在一个小本子上写下草稿留底，再字斟句酌地修改，然后抄到编辑部的信笺上，寄给作者。作者回信都称呼我“袁老师”，对我提出的小说修改意见也大多认可，并基本上照改。
其实我给稿子提意见时，只是凭自己的阅读直觉，但久而久之，作者们来信对我的感激和尊重渐渐多起来时，内心便有点小小的膨胀，觉得我既然能头头是道地分析别人的小说，是不是自己也可以尝试练练手？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我还是蛮敬业的，一心扑在编辑工作上，不敢心有旁骛。
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了《收获》杂志社编辑李小林打来的电话。
小林说，小袁，你可以将你家1976年发生的故事写下来，你都不用编，真实地写下来就可以了，生活本身就是小说。小林的话像一道闪电，点燃了我心中的写作欲望，往事如潮水般汹涌而来，那种倒海翻江、夜不能寐、不吐不快的感觉，大约就是从接到小林电话以后开始的。
我和小林相识于1976年的早春时节。
那时我还是杭州织锦厂的工人，学徒刚刚满师不久。这家工厂原名都锦生丝织厂，是民国著名实业家都锦生亲手创办的一家享誉中外、专门织造风景、人物肖像和各种美图丝织品的老字号工厂，当年周总理陪外宾到访杭州，参观景点，农必“梅家坞”，工必“都锦生”。
“都锦生”坐落在西湖之畔，素有“花园工厂”之称。我高中毕业后分配到这家工厂，招来众多同学羡慕，我自己也有点窃喜。没承想，花园工厂也好，外宾参观也罢，一切和我没有半毛钱关系。我被分到全厂最苦最累最破烂不堪的杠子车间，说是车间，其实就是一个面积大约只有五六十平米的破屋子，坐落在工厂的偏僻一角，十几名大妈女工，几排转动着缫丝的木杠子。我每天要做的工作就是将五十多斤重的杠子抬上抬下，给缫丝分缕编线，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筋骨像要断了一样。
就在我觉得生活黯淡无光、前途一片渺茫的时候，省里的文学刊物《浙江文艺》（即《东海》杂志，文革中被改名《浙江文艺》）为反映邓小平复出后，大刀阔斧地恢复工农业生产的改革面貌，到我们工厂来组稿，厂宣传科要求每个车间上交一篇稿件。我们车间仅有两名高中生，也是所有人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了，大妈们自然就将任务交给了我们俩。可那一位高中生说，她从小就怕写文章，不会写，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对我来说，这真不是什么难事，而且还能脱产两天，逃离繁重的劳动，坐到办公室里去写，何乐而不为？
我写了一篇几千字的散文，题目叫《摄影记》，用自己拍下工厂各种火热的生产场景的图片为轴线，来展现全厂改革后的新面貌。稿子交上去后，任务完成了，我又回到了车间，重新陷入沉重无望的日子。
没想到突然有一天，厂宣传科通知我去参加《浙江文艺》的笔会，时间半个月，地点在宁波鄞江镇。这真是天上掉馅饼的美事啊！当宣传科长将去宁波的火车票交到我手中时，我觉得自己就像做梦一样。
那天赶火车被什么事情耽搁，我完全没有印象了，只记得自己赶到火车站，冲进月台时，火车汽笛已经鸣响，我正慌乱地寻找车厢，只看到一扇车窗伸出一个短发脑袋，嘴里大喊：小袁，这里！这里！我急匆匆跳上那节车厢，脚还没站稳，火车就开了。
找到座位坐下时，才发现我旁边就是那个短发脑袋。她笑着埋怨我，你性子可真慢，再晚几秒钟，就赶不上火车了。聊起来我才知道，她叫李小林，是《浙江文艺》唯一的女编辑。这次笔会时间比较长，小林和杂志社头儿说，你们必须给我找一个女作者与我同屋。当时在省里面挂上号的业余作者中还没发现女的，正好我交上去的那篇《摄影记》还入得了编辑们的法眼，情急之下，便将我召来参加笔会了。
这恐怕就是人们常说的“运气”了，这次偶然的写作，让我幸运地遇见了我文学道路上的恩师——李小林，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
笔会所在地坐落在四明山东麓，四周青山绿水，翠竹环抱，一顶小小的青石拱桥流淌着岁月的包浆，据说此地红极一时。那个年代的偶像明星达式常扮演男主角的电影《难忘的战斗》，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我和小林住一间屋，每天同进同出，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去周边的山上踏青，我们会采来大捧的野花插在瓶子里，让春色住进我们的房间;我们也会躺在各自的床上，天南海北地闲聊。那是一段神仙般的快活日子，我摆脱了沉闷压抑的杠子车间，来到这绿意盎然春风拂面的鄞江桥畔，真有一种从笼子里放飞出来的松快感觉！
我和小林聊得最多的，是当时的政治形势，聊“四人帮”的狼子野心;聊周总理逝世后邓小平地位的岌岌可危;聊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会向何处去……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给小林讲故事，都是那个年代坊间流传的，记得有《梅花党》《一双绣花鞋》《绿色尸体》等，窗外黑魆魆的，听到惊险瘆人处，小林有时会尖叫起来，我就乐不可支。我告诉小林，我在车间干活干不动时，常常用这些故事来吸引大妈们帮我干活，因为早早干完活，还没到下班时间，我就可以给她们讲故事。我会在讲到关键处突然收住，说明天再讲，第二天，那些大妈们为了听故事，又会来帮我干活。小林说，有的故事我也听过，但不如你讲得生动，有些情节和细节好像原来没有，是你自己编的吧？我承认自己经常会给故事添油加醋，现成的故事讲完了，我就开始编故事，没办法，否则大妈们凭什么帮我干活呀？
参加这次笔会的作者都是从全省来稿中的优秀者里选拔出来的，他们都带着初稿来笔会，每天都和编辑们认真讨论修改，只有我一人是临时填补空缺的，没有初稿。小林当然不忘自己的编辑职责，聊天闲玩之外，也会督促我写稿。小林说，你蛮会编故事的，可以试着写写小说，小说的第一要素就是故事。她还说，我听你讲工厂里的人和事都蛮有趣的，你的师傅也很有个性，你可以根据自己在工厂的生活，写一个短篇小说。
那时候的小说创作，“主题先行”盛行，人物“高大全”极为普遍，我虽然没写过小说，起笔时也逃不脱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以我的师傅为原型，不遗余力地拔高这位工人阶级形象，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小林看后也不说什么，搁置一边，弄得我心里很忐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写小说的料。
只要不谈小说，我们还是很开心，形影不离。
有一天，一位作者问我，你怎么和巴金的女儿那么要好？我问，谁是巴金的女儿？这位作者说，你整天和她同进同出，好得跟两姐妹似的，你居然不知道她是巴金的女儿？我大吃一惊，跑回屋去问小林：他们说你是巴金先生的女儿，真的还是假的？小林笑了，没说是，也没说不是，拉着我的手说，走，我们爬山去。
我再看她，和煦的暖阳下，小林一头没有任何修饰的齐耳短发，一件半旧褪了色小碎花中式对襟棉袄，平凡得就像一个邻家姐姐，看不出半点大文豪女儿的样貌和做派。
那一天我们在四明山上逗留了很久，我俩坐在绿荫浓密的翠竹下海侃神聊，我将随身带着的一份抄来的《总理遗言》给小林看，我们都不约而同地为时局担心。
那次笔会回来以后没多久，我家里就出事了。先是我哥哥在上海姨妈家里被抓，后来是父亲、姐姐被以“谈话”的名义从家里带走，紧接着就是抄家，穿着白制服，戴着大盖帽的公安人员连夜赶到杭州织锦厂，将刚刚下中班、还没来得及上床睡觉的我带回家中，看着家里满地狼藉，母亲孤独一人蜷缩在客厅的藤椅上，我感到了巨大的恐慌。
这以后，我和母亲都被软禁了，我们家那栋小楼的四周布满了便衣警察，谁到我们家来，都会被盘问，认为可疑的，就会进一步被传讯。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人告诉我们，父亲、姐姐、哥哥在什么地方。隔三岔五，会有两个穿制服的警察来家中问我一些问题，云山雾罩，反反复复，但最后总是万变不离其宗，归落到“总理遗言”。
早年参加革命做过我党地下交通员的母亲，让我把家里的电话线拔了，我知道她是怕连累别人，因为只要有人来电话，事后都会被传讯。我们和外界彻底失去了联系。
后来有一次，我在四明山笔会上认识的军旅诗人嵇亦工穿着一身军装来我家，也许是他身上的红领章红帽徽起了作用，他并没有受到便衣警察的盘查。小嵇说，小林和那次笔会上的几个业余作者都聚集在萧山诗人陈继光的家里，他们烧了一只鸭子，小林让他来探探情况，可以的话，想让我去萧山吃鸭子，散散心。我很想念小林，也很想念那次笔会上结识的作者朋友，但我还是没去萧山，一来我不能离开母亲，二来我也不想因为“鸭子聚会”，连累小林和那些作者朋友。因为警察传讯我时，曾几次提到我哥哥他们一帮小兄弟们的一次“狗肉聚会”，在公安的眼里，那样的聚会很可疑。后来我才知道，小林因为和我接触密切，也被公安传讯，但她并没有说出我在四明山笔会期间给她看过“总理遗言”这件事。小嵇来的那一天，小林和她的先生祝鸿生其实也来了，但看到我家四周有便衣警察，就沒有进来，而是站在马路对面，远远地望着我家的小楼。
小嵇走后，我流泪了。那时候母亲肝腹水病得很重，我被困在家中和外界几乎隔绝，唯一能让我和外部世界发生联系的，就是母亲房间里那几扇硕大的窗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只要天晴阳光好，我都会坐在窗下的写字台前，看天上飘忽而过的一朵朵白云，云有时候纹丝不动，有时候却会慢慢游走，形状也会变幻无穷，一会儿像奔腾的马;一会儿像摇曳的树;一会儿像长袖善舞的仙女，一会儿像双手合十的老翁……
天边的云，排解了我内心的寂寞，也消弭了我绵延的恐慌。我能和云说话，云会默默地倾听，天很高远，云很深邃，突如其来的劫难向我重重压下来时，白云像一张绵软的大床将我轻轻托起，让我惊悸的心感到温暖，帮我抵挡住莫名而来的戕害。
粉碎“四人帮”以后，被秘密押送北京、并分别被囚禁了八个月和一年多的父亲、姐姐、哥哥，先后被释放回家，一场冤案最终也获得了平反，我也在软禁了一年多之后，重新回到了杭州织锦厂，这时候再看杠子车间里那些转动的木杠子，竟然没有了从前那份厌弃，那轰隆隆的声音听来竟像是美妙的音乐，劫后重生的快乐，让我觉得生活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做一个工人的辛苦，和亲人被抓、生死未卜的那种恐慌比起来，根本算不得什么！我的师傅和周围干了几十年杠丝工的大妈们，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苦不堪言，也从来没有一句对生活的抱怨，我为什么就不行呢？ 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很迅速、很意外，又很令人措手不及。就在我安下心来，踏踏实实当一名杠丝工、同时准备复习考大学时，《浙江文艺》到厂里来商调我。我得知这个消息后并没有太兴奋，因为我想好了要报考大学，对去杂志社积极性并不太高。等到有人告诉我，这次抽调我去《浙江文艺》，是李小林鼎力推荐时，我心里不由地怦然一动。小林对我在四明山笔会上写的万字小说不置一词，我灰心地以为自己大概没什么文学天分，她怎么会推荐我呢？等到我最后下决心，放弃高考，到《浙江文艺》报到时，发现自己竟然和李小林在同一个办公室。高兴之余，我想，今后可以好好和小林学习如何当好编辑、如何写作了。没想到一年多以后，随着巴老落实政策，小林也将调回上海了。编辑部同仁都喜欢小林，大家虽有万般不舍，但还是都为小林高兴，小林妈妈在文革中受尽迫害，仓促离世，巴老身边一直没人照顾，小林自然应该尽早回到巴老身边。
小林回到上海后，我们很久没有联系。等到她给我打来第一个电话时，我才知道，其时她已经是复刊后的《收获》杂志编辑了。电话中，小林约我将自己家中在1976年发生的那段故事写下来。也是这个普普通通的电话，唤醒了自己对那段过往生活的记忆。
这样的写作是喷涌而出的，不需要构思，也谈不上任何写作技巧，有的只是从心里流淌出来的生活本身。
九万多字的稿子杀青的时候，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小说，但题目却未经思考就自然而然跳了出来：“天上飘来一朵云”。只有我自己知道，是天上的云，陪伴我走过了那段灰暗幽闭的日子，如果没有和云的对话，没有云的倾听，我不知道自己二十出头的柔弱肩膀，能否担起生活突如其来抛压给我的沉重。
如小林所说，我几乎没有编造，全是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故事，我只是忠诚地将它记录下来，然后赋予了它一个在自己脑子里千百次出现过的意境——天上飘来一朵云，作为题目。
稿子写完后，我都没有勇气再看上一遍，就寄给了李小林。说实话，那时候根本不敢奢望自己头一次写的稚嫩文字能在《收获》发表，只不过是想小林能帮我看看，提提意见罢了。没想到，三天以后，小林就给我打来电话，说她和《收获》编辑部的其他同志都看了我的稿子，希望我到上海去修改。
直到今天我都记得第一次走进《收获》编辑部的情景：阳光穿过那栋美丽而古老的房子窗外的绿荫，投射到编辑部的一间大房子里，桌上、地上堆满了稿件，凌乱却温馨，像一个大家庭。小林向我介绍编辑部的同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位老编辑：孔柔和肖岱，孔柔老师慈眉善目，说话总给你一股暖意;而肖岱老师一头梳理得一丝不苟的白发，让你觉得踏实和安心。小说的修改意见主要是小林和我谈的，孔柔老师有时在一旁插上几句话，他们都说得很温婉，很快就打消了我的紧张。
我在上海锦江饭店住了三天，按照小林和孔柔老师提出的意见，对稿子进行了认真的修改。修改完以后的稿子，清晰地呈现出了小说的样貌，我知道，那里面有编辑的心血和默默无闻的付出。
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从上海回到杭州不久，小林陪巴老来杭州休养，住在西湖边的新新饭店。我去拜望巴老和小林，在一个望得见满湖绿水的露台上，巴老对我说，小袁，小林将你的小说给我看了，你是可以写东西的。
一位我从小就景仰的文学泰斗，就这样近距离地坐在我的面前，这位老人恐怕不会想到，他说的这样一句听上去平平常常的话，却影响了一个年轻人的一生。
1981年，《天上飘来一朵云》在《收获》第四期上發表，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它让我有幸成为浙江省第一个在《收获》杂志上发表小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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