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谁复制了谁的故事，谁偷走了谁的梦境。我们被谁切割了思想，被切割的思想又该如何愈合。
　　时光大树的枝桠上挂满面貌相似的果实，历史的后花园里也在重复着一幕又一幕“哥伦布”与“新大陆”的幻想。印象中熟悉的身影走近你我身边成为今天的主角，擦肩而过的他们又消逝在昨天化身永久的过往。课堂上那个对着鸡蛋反复寻觅端倪的少年，摇身一变成为了文艺复兴的艺术大师。黑暗中那个悄悄潜入教堂医院偷来尸体的疯狂青年，转身留给我们一个开创时代的医学巨匠背影。哪怕仅仅是大师无意间遗留在岁月夹缝中凤毛麟角的手稿，就足以在我们眼前心田绽放出天马行空的世界，点燃我们的信念向往15世纪那片灿烂如许的星辰。历史就这样被点亮，人类的精神就这样被这些人温暖着。当尸体不再冰冷僵硬，当科学的火焰被哈维医生接过照亮我们自己的身躯，我们不再是上帝信手一掷的泥点子。未知的世界等同于黑暗，恐惧源自人性无法摒弃的根源，哪怕这种未知和无知是关乎我们自身。于是我们焦灼着，深陷痛楚之中，带着人性之中对同类躯体所受遭遇的感同身受，迫使自己体味着同等的境遇。同样的感受指引着我们的大脑和视觉，强迫我们做出古希腊唯美神圣的躯体似审美选择，规避审美上的痛楚和一切不堪忍受。艺术的美和艺术形象的美好之间的房梁需要艺术家去搭建，还是审视者自身？达芬奇不回答这样的问题，哈维也不回答这样的问题，艺术家和医学家做着同样的事情—解剖尸体，还原现实。
　　那个被光环笼罩无法复制的时代一去不返，而文艺复兴所秉持的精神没有作为时代的陪葬，正如艺术家曹晖—一个苛刻到以解剖学的水准要求自己艺术作品的艺术家，这多少有点似曾相识之感，让人不自觉去翻看历史坐标寻找相似的影子。在视者眼中略显残酷血腥的“暴力美学”仿佛成为外界打在他头顶的符号，从之前对猪、牛、羊等动物的筋肉骨骼淋漓尽致的呈现到今天对我们熟悉的艺术形象“大卸八块”。死亡的不同呈现形式决定了观察者的审视角度和立场，一份佐以红酒的鲜嫩牛排很难和解剖实验室里福尔马林浸泡的动物尸体划上等号，一件设计师手下的皮草大概也不会让人联想到对生命屠杀的清脆枪声和动物的惨痛喘息。在凝固的时间里，那些血管脉络、肌肉线条、皮肤毛发都清晰可辨的尸体造型仿佛只是作为观察现实的众多视角之一而已，这只是一种可以供我们参照的视角而不是一个殊途同归的必然结局。艺术家和大众的不同，也许就是当我们对视博物馆里冰冷的石膏大理石雕塑会赋予他们同类的呼吸，甚至相信流畅身体曲线之内深刻不凡的灵魂；而对于艺术家而言解剖一个众人仰视的艺术瑰宝无异于卖瓜的王婆切开一个西瓜或者修理工拆开机器所有的零件那样简单。展览作品仿佛让观察者置身屠宰场、解剖室，宁静之余却不见一丝疼痛的血腥，只有冷静的刀锋、理性的动作隐藏在散落的躯体碎块之间。展览中我们所熟悉的形象大卫、维纳斯、阿格里巴被填充了脑、肉、骨骼，又被切割成“身体切片”、“身体切块”，供人观看其细节之处的血管组织。经典的艺术形象和血肉之躯的距离被无限整合在一起，任由我们处置重新拼装。整体和细节的对峙，外表和内部的较量，构成了冲突的存在挑战视者的神经。艺术家划开经典雕塑的皮肤，刀刃直逼器官组织，同时也将刀锋指向大众的思想，而我们要思考的不仅仅是如何将艺术家切割的碎片重新拼凑再造还原，还有被割裂的思想该如何重塑愈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