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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围绕社区口译这一主题，从研究背景出发，探讨了其特点及其与会议口译之差别，再结合外国的社区口译研究，分析了我国社区口译面临的现状及问题，并针对其问题及研究挑战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键词： 社区口译 口译研究 口译服务
一、引言
当前口译研究主流多以口译教学与理论或现象的探讨为主（王东志，2007），研究者的注意力及兴趣仍不脱离教学及实务两大主轴，能够从口译活动其他层面进行研究者，到目前为止仍为少数。然而，口译活动所涉及面当然不仅止于教学及实务，口译员发挥作用的场合也不限于国际会议。口译活动的多重面及多重功能长期以来一直都有学者关注（Wadensj ，1998； Mikkelson，1996；P chhacker，2002）。Garzone与Viezzi（2002）更主张2000年召开的第一届口译研究大会（1st ForlìConference on Interpreting Studies），这是口译研究突破会议口译局限范围的重要里程碑。
在众多教学及实务之外的其他研究领域之中，社区口译应该可以算得上是许多研究者关心的议题之一。若依出现时间先后排序，社区口译曾有多种不同名称，包括“临时口译”（ad hoc interpreting）（Roberts，1995）、“社区口译”（Community Interpreting）（Mikkelson，1996）、“双边口译”（Liaison Interpreting）（Gentile et al.，1996）、“文化口译”（cultural interpreting）（Carr，1997）、“对话口译”（Dialogue Interpreting）（Wadensj ，1998）及“公共服务口译”（Public Service Interpreting）（Corsellis，2005）。上述各种名称显示不同学者对于社区口译诠释之差异，而名称分歧的状况直到 2004年的Critical Links国际研讨会才大致达成共识，“社区口译” 成为多数研究者使用的名称。
无论名称差异多大，大部分研究者所描述的社区口译内容都可以由下列两种定义涵盖：专门为社区居民日常生活必要所提供的口译服务（Mikkelson，1996）；主流社会与次文化社群间的口译服务（P.chhacker，1999）。而其主要工作之内容则是为移民事务、医疗、司法，以及其他公共事务。由此二项定义可知社区口译与目前各大学教学研究所着重的会议口译差异很大，不只是提供服务的人员不同，两者还有许多重大差别，由下段逐项说明。
二、社区口译与会议口译之不同
社区口译与会议口议之不同可以由几个不同方面说明，Angelelli（2000）提出交互方式、语言组合产出比例、语域、对谈者背景差异、沟通事件掌控能力等方面。社区口译的交流方式多半是面对面交谈，而且双方互动频率十分频繁。而会议口译除了问答时间之外，大部分都是演讲人对听众的单向沟通。
在译文比例方面，会议口译听众母语比例较高，讲者母语只出现在问答阶段。社区口译的状况则明显不同，对话双方母语的译文比例比较接近，口译员必须在两种语言间不断来回。针对这种原文译文不断反复的状况，目前各学校都没有相关课程或训练。根据笔者调查，目前国内各大学口译课程多半以语言方向划分，并没有任何课程采取两种语言交互使用之的训练方式。
一个重要差异是在语域差异方面，会议口译因为讲者与听众同构型相对较高，或因为讲题范围明确，所以语域变化较小。社区口译则不同，对话双方可能因为背景差异很大，例如移民事务官员与新移民或者是医生与非本国母语的病人，所以语域变化也较大。
另一个重要差异是对沟通事件的掌控，会议口译状态之下口译员较无法掌控沟通事件之节奏与进度，尤其在同声传译时，口译员与讲者沟通困难，讲者完全不知口译员翻译的进度，口译员也无法直接与讲者对话。即便在逐步口译的情境下，会议口译员通常也以话筒自居，鲜少介入沟通流程打断讲者。社区口译中的口译员则经常掌握沟通事件的进度，除翻译双方的对话之外，还要扮演多重角色，包括文化沟通、信息整合甚至协助医疗行为顺利进行等（Rosenberg，2008），多重角色也造成口译员掌控沟通流程的现象。
三、国外文献举隅
如前所述，社区口译可从不同方面进行研究，本节将国外文献大略分类，并举例说明，以供参考。国外社区口译文献十分丰富，因篇幅考量，无法逐一列举。
就涵盖社区口译概况的文献来说，Gentile，Ozolins，Vasilakakos（1996）从历史回顾开始，接着就社区口译之原则、专业理论及不同场合的应用逐一说明，或可作为社区口译的入门导读。若需对各个国家或地区进行探讨，则可以参考Townsley（2007），文章检视了英国公共服务口译之整体面貌，说明了其起源、制度、重要里程碑及现况，非常适合协助研究者认识国外制度。Leanza（2005）及Hsieh（2008）的研究议题则是口译员的多重角色，其中提出口译员在医疗场合中除了提供语言服务外，还会担任文化桥梁及相关团体权利的捍卫者（advocate）。另外，在医疗情境中，因为医护人员、医疗机构、病人及家属及口译员的各自目标及利益皆有不同，所以口译会因状况不同而调整因应策略，变换角色；此系列研究或许与翻译研究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议题有共同之处。Angelelli（2008）则将一项研究完整呈现，有助于研究者了解社区口译研究之实际实施过程。
在法庭口译方面，González等人（1991）一书已经为学者广泛引用，其中对法庭口译各层面皆有详细探讨，适合作为研究法庭口译的基础。此外，Berk-Seligson（2002）进一步详细探讨法庭通译的语言特征及涵义，适合具有语言学背景之研究者参考。 若纯粹由语篇（discourse）方面进行研究，则Roy（2000）的文章适合研究者增进对于社区口译实际语篇的认识。Hale（2004）更选定法庭口译为场景，对于法庭中出现之语篇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析。
社区口译的专业道德亦为研究者重视之议题，Hale（2007）可说是集大成之作。书中汇整世界各国社区口译专业道德规范进行分析，将所有内容分类，并且进行详细分析与检讨。
四、社区口译在中国
近年来，许多政府机构都设立了社区口译的相关机制，但都由于成立时间尚短，评估成效恐嫌过早，长期绩效仍待观察。各级司法机关、卫生部门及地方政府亦提供各类型社区口译服务，其实施方式多由政府委托民间团体办理。主管机关依职务需要对于各项业务均有相关统计，但详细资料及分析仍未见公布出版。
为数庞大的外籍人士自然引起学者关切，其中研究结果涉及翻译者亦不少。举例而言，邓春、文军（2012）以来自美国、法国、波兰、意大利、德国、南非、澳大利亚、俄罗斯等20个国家的42位外籍人士为研究对象，对国内公共机构的社区口译服务现状进行了调查。侯阗（2011）从美国医疗口译角度出发，为我国的医疗口译发展提出了借鉴方法。苏伟（2009）是近年唯一由社区口译特点角度探讨社区口译的研究人员，该研究介绍了社区口译在中国的发展，总结了目前社区口译面临的各种问题，并相应提出了其解决途径。
整体而言，虽然目前我国的社区口译已经开始发展，但是政府和民间的投入仍在整合的过程。实务界对于目前的整体环境及制度有许多不同的看法，赞成与批评的意见都十分踊跃；政府制定政策之时，也需要了解实务界的实况及需求。因此各界未来还需要持续进行沟通，才能对于将来社区口译之发展有共识。也唯有先达成共识，才能整合资源，社区口译才能顺利发展。
五、研究者的挑战
有意从事社区口译研究者，将来实际从事研究工作时，可能遭遇下列几项挑战。首先是议题背景知识不足。当前国内研究社区口译之口译学者极少，国内口译相关期刊迄今还没有出现任何社区口译研究论文。2003年至2013年5月底十年期间，相关研究仅见于三篇硕士论文及散见于杂志及研讨会之短文。三篇硕士论文为：杨小志（2011）、尚晓磊（2010）、杨沫（2010）。尚晓磊及杨沫两篇论文以社区口译译员为研究议题，杨小志从语用学的语境顺应问题出发。三篇论文皆提到当前我国社区口译基本研究缺乏。在此状况下，研究者开始进行社区口译相关研究时，将会立即面临基本资料缺乏的挑战。纵使国外研究资料相对丰富，但限于语种及时空资源的限制，研究国外状况仍十分困难。因此，研究我国社区口译的第一项挑战就是现况数据不足；如果这种现象无法妥善解决，则后续研究将无法顺利进行。短期之内的可行方案宜考虑由初探性的研究起步，依照国外社区口译文献，将社区口译加以分类，逐项进行调查，以建立基本资料，厘清我国社区口译的大致状况。唯有逐步了解现况，才能带动后续长期研究。
语种限制也是待解决的挑战。目前我国各大翻译院校多半以英文及中文语言组合为主，仅有少数翻译研究所提供中英文以外的语种。但是，目前我国社区口译需求的语种涵盖多种语言，而目前此类语言人才缺乏，恐怕无法充分满足相关社区口译研究的需求。研究者自行学习其他外语，若非已有一定基础，否则也需要时间才能掌握。在无法完全掌握对话语言的状况下，研究方法可能受到大幅限制，许多如访谈或调查等研究方法会因为语言因素而无法进行，最后，研究场地限制也使社区口译研究面临困难。社区口译进行的场域，除部分如教堂等公开场合之外，许多皆属非公开对话。医疗口译翻译的对象是医护人员及病人和家属，病人隐私权依法必须受适当保护，社区口译研究人员能否取得医护人员、病人及家属之同意于现场观察医疗口译流程恐怕必须依个案而定。司法口译亦面临类似的问题，社区口译研究人员能否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取得当事人及相关部门同意观察侦察过程及审理过程，可能也会因个案而异。纵使能顺利观察相关过程，研究人员能否因研究需要进行书面、录音或录像纪录，又是一项待研究的课题。
六、结语
社区口译是新兴的口译研究课题，其理论背景、研究方法及实质内容均与现今我国各大翻译院校的主流思潮有明显不同。然而，我国非中文母语之人口数量大幅增加，因此社区口译的需求量很大。为顺应此新趋势，政府及民间团体已逐步投入人力物力，以促进社会健全发展。学术界也应正视此一大趋势，由不同层面探讨社区口译的各项课题，以研究成果与社会各界互动；进而协助新移民突破语言障碍，充分发挥个人潜力，共同营造和谐安康的社会。
参考文献：
[1]尚晓磊.浅析社区口译评估及社区口译译员素质[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
[2]王东志.我国口译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第六届口译大会综述[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7：03.
[3]杨沫.从跨文化交际视角看社区口译员的角色[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
[4]杨小志.社区口译中的语境顺应[D].湖南：中南大学，2011.
[5]Angelelli，C..Medical Interpreting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6]Angelelli，C..Interpretation as a Communicative Event [J]：A look through Hyme’s lenses.Meta，45（4），580-592.
[7]Berk-Seligson，S..The Bilingual Courtroom：Court Interpreters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M].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Ltd，2002. [8]Carr，Silvana E..The Critical Link：Interpreters in the Community [M].Amsterdam
关键词： 社区口译 口译研究 口译服务
一、引言
当前口译研究主流多以口译教学与理论或现象的探讨为主（王东志，2007），研究者的注意力及兴趣仍不脱离教学及实务两大主轴，能够从口译活动其他层面进行研究者，到目前为止仍为少数。然而，口译活动所涉及面当然不仅止于教学及实务，口译员发挥作用的场合也不限于国际会议。口译活动的多重面及多重功能长期以来一直都有学者关注（Wadensj ，1998； Mikkelson，1996；P chhacker，2002）。Garzone与Viezzi（2002）更主张2000年召开的第一届口译研究大会（1st ForlìConference on Interpreting Studies），这是口译研究突破会议口译局限范围的重要里程碑。
在众多教学及实务之外的其他研究领域之中，社区口译应该可以算得上是许多研究者关心的议题之一。若依出现时间先后排序，社区口译曾有多种不同名称，包括“临时口译”（ad hoc interpreting）（Roberts，1995）、“社区口译”（Community Interpreting）（Mikkelson，1996）、“双边口译”（Liaison Interpreting）（Gentile et al.，1996）、“文化口译”（cultural interpreting）（Carr，1997）、“对话口译”（Dialogue Interpreting）（Wadensj ，1998）及“公共服务口译”（Public Service Interpreting）（Corsellis，2005）。上述各种名称显示不同学者对于社区口译诠释之差异，而名称分歧的状况直到 2004年的Critical Links国际研讨会才大致达成共识，“社区口译” 成为多数研究者使用的名称。
无论名称差异多大，大部分研究者所描述的社区口译内容都可以由下列两种定义涵盖：专门为社区居民日常生活必要所提供的口译服务（Mikkelson，1996）；主流社会与次文化社群间的口译服务（P.chhacker，1999）。而其主要工作之内容则是为移民事务、医疗、司法，以及其他公共事务。由此二项定义可知社区口译与目前各大学教学研究所着重的会议口译差异很大，不只是提供服务的人员不同，两者还有许多重大差别，由下段逐项说明。
二、社区口译与会议口译之不同
社区口译与会议口议之不同可以由几个不同方面说明，Angelelli（2000）提出交互方式、语言组合产出比例、语域、对谈者背景差异、沟通事件掌控能力等方面。社区口译的交流方式多半是面对面交谈，而且双方互动频率十分频繁。而会议口译除了问答时间之外，大部分都是演讲人对听众的单向沟通。
在译文比例方面，会议口译听众母语比例较高，讲者母语只出现在问答阶段。社区口译的状况则明显不同，对话双方母语的译文比例比较接近，口译员必须在两种语言间不断来回。针对这种原文译文不断反复的状况，目前各学校都没有相关课程或训练。根据笔者调查，目前国内各大学口译课程多半以语言方向划分，并没有任何课程采取两种语言交互使用之的训练方式。
一个重要差异是在语域差异方面，会议口译因为讲者与听众同构型相对较高，或因为讲题范围明确，所以语域变化较小。社区口译则不同，对话双方可能因为背景差异很大，例如移民事务官员与新移民或者是医生与非本国母语的病人，所以语域变化也较大。
另一个重要差异是对沟通事件的掌控，会议口译状态之下口译员较无法掌控沟通事件之节奏与进度，尤其在同声传译时，口译员与讲者沟通困难，讲者完全不知口译员翻译的进度，口译员也无法直接与讲者对话。即便在逐步口译的情境下，会议口译员通常也以话筒自居，鲜少介入沟通流程打断讲者。社区口译中的口译员则经常掌握沟通事件的进度，除翻译双方的对话之外，还要扮演多重角色，包括文化沟通、信息整合甚至协助医疗行为顺利进行等（Rosenberg，2008），多重角色也造成口译员掌控沟通流程的现象。
三、国外文献举隅
如前所述，社区口译可从不同方面进行研究，本节将国外文献大略分类，并举例说明，以供参考。国外社区口译文献十分丰富，因篇幅考量，无法逐一列举。
就涵盖社区口译概况的文献来说，Gentile，Ozolins，Vasilakakos（1996）从历史回顾开始，接着就社区口译之原则、专业理论及不同场合的应用逐一说明，或可作为社区口译的入门导读。若需对各个国家或地区进行探讨，则可以参考Townsley（2007），文章检视了英国公共服务口译之整体面貌，说明了其起源、制度、重要里程碑及现况，非常适合协助研究者认识国外制度。Leanza（2005）及Hsieh（2008）的研究议题则是口译员的多重角色，其中提出口译员在医疗场合中除了提供语言服务外，还会担任文化桥梁及相关团体权利的捍卫者（advocate）。另外，在医疗情境中，因为医护人员、医疗机构、病人及家属及口译员的各自目标及利益皆有不同，所以口译会因状况不同而调整因应策略，变换角色；此系列研究或许与翻译研究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议题有共同之处。Angelelli（2008）则将一项研究完整呈现，有助于研究者了解社区口译研究之实际实施过程。
在法庭口译方面，González等人（1991）一书已经为学者广泛引用，其中对法庭口译各层面皆有详细探讨，适合作为研究法庭口译的基础。此外，Berk-Seligson（2002）进一步详细探讨法庭通译的语言特征及涵义，适合具有语言学背景之研究者参考。 若纯粹由语篇（discourse）方面进行研究，则Roy（2000）的文章适合研究者增进对于社区口译实际语篇的认识。Hale（2004）更选定法庭口译为场景，对于法庭中出现之语篇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析。
社区口译的专业道德亦为研究者重视之议题，Hale（2007）可说是集大成之作。书中汇整世界各国社区口译专业道德规范进行分析，将所有内容分类，并且进行详细分析与检讨。
四、社区口译在中国
近年来，许多政府机构都设立了社区口译的相关机制，但都由于成立时间尚短，评估成效恐嫌过早，长期绩效仍待观察。各级司法机关、卫生部门及地方政府亦提供各类型社区口译服务，其实施方式多由政府委托民间团体办理。主管机关依职务需要对于各项业务均有相关统计，但详细资料及分析仍未见公布出版。
为数庞大的外籍人士自然引起学者关切，其中研究结果涉及翻译者亦不少。举例而言，邓春、文军（2012）以来自美国、法国、波兰、意大利、德国、南非、澳大利亚、俄罗斯等20个国家的42位外籍人士为研究对象，对国内公共机构的社区口译服务现状进行了调查。侯阗（2011）从美国医疗口译角度出发，为我国的医疗口译发展提出了借鉴方法。苏伟（2009）是近年唯一由社区口译特点角度探讨社区口译的研究人员，该研究介绍了社区口译在中国的发展，总结了目前社区口译面临的各种问题，并相应提出了其解决途径。
整体而言，虽然目前我国的社区口译已经开始发展，但是政府和民间的投入仍在整合的过程。实务界对于目前的整体环境及制度有许多不同的看法，赞成与批评的意见都十分踊跃；政府制定政策之时，也需要了解实务界的实况及需求。因此各界未来还需要持续进行沟通，才能对于将来社区口译之发展有共识。也唯有先达成共识，才能整合资源，社区口译才能顺利发展。
五、研究者的挑战
有意从事社区口译研究者，将来实际从事研究工作时，可能遭遇下列几项挑战。首先是议题背景知识不足。当前国内研究社区口译之口译学者极少，国内口译相关期刊迄今还没有出现任何社区口译研究论文。2003年至2013年5月底十年期间，相关研究仅见于三篇硕士论文及散见于杂志及研讨会之短文。三篇硕士论文为：杨小志（2011）、尚晓磊（2010）、杨沫（2010）。尚晓磊及杨沫两篇论文以社区口译译员为研究议题，杨小志从语用学的语境顺应问题出发。三篇论文皆提到当前我国社区口译基本研究缺乏。在此状况下，研究者开始进行社区口译相关研究时，将会立即面临基本资料缺乏的挑战。纵使国外研究资料相对丰富，但限于语种及时空资源的限制，研究国外状况仍十分困难。因此，研究我国社区口译的第一项挑战就是现况数据不足；如果这种现象无法妥善解决，则后续研究将无法顺利进行。短期之内的可行方案宜考虑由初探性的研究起步，依照国外社区口译文献，将社区口译加以分类，逐项进行调查，以建立基本资料，厘清我国社区口译的大致状况。唯有逐步了解现况，才能带动后续长期研究。
语种限制也是待解决的挑战。目前我国各大翻译院校多半以英文及中文语言组合为主，仅有少数翻译研究所提供中英文以外的语种。但是，目前我国社区口译需求的语种涵盖多种语言，而目前此类语言人才缺乏，恐怕无法充分满足相关社区口译研究的需求。研究者自行学习其他外语，若非已有一定基础，否则也需要时间才能掌握。在无法完全掌握对话语言的状况下，研究方法可能受到大幅限制，许多如访谈或调查等研究方法会因为语言因素而无法进行，最后，研究场地限制也使社区口译研究面临困难。社区口译进行的场域，除部分如教堂等公开场合之外，许多皆属非公开对话。医疗口译翻译的对象是医护人员及病人和家属，病人隐私权依法必须受适当保护，社区口译研究人员能否取得医护人员、病人及家属之同意于现场观察医疗口译流程恐怕必须依个案而定。司法口译亦面临类似的问题，社区口译研究人员能否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取得当事人及相关部门同意观察侦察过程及审理过程，可能也会因个案而异。纵使能顺利观察相关过程，研究人员能否因研究需要进行书面、录音或录像纪录，又是一项待研究的课题。
六、结语
社区口译是新兴的口译研究课题，其理论背景、研究方法及实质内容均与现今我国各大翻译院校的主流思潮有明显不同。然而，我国非中文母语之人口数量大幅增加，因此社区口译的需求量很大。为顺应此新趋势，政府及民间团体已逐步投入人力物力，以促进社会健全发展。学术界也应正视此一大趋势，由不同层面探讨社区口译的各项课题，以研究成果与社会各界互动；进而协助新移民突破语言障碍，充分发挥个人潜力，共同营造和谐安康的社会。
参考文献：
[1]尚晓磊.浅析社区口译评估及社区口译译员素质[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
[2]王东志.我国口译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第六届口译大会综述[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7：03.
[3]杨沫.从跨文化交际视角看社区口译员的角色[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
[4]杨小志.社区口译中的语境顺应[D].湖南：中南大学，2011.
[5]Angelelli，C..Medical Interpreting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6]Angelelli，C..Interpretation as a Communicative Event [J]：A look through Hyme’s lenses.Meta，45（4），580-592.
[7]Berk-Seligson，S..The Bilingual Courtroom：Court Interpreters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M].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Ltd，2002. [8]Carr，Silvana E..The Critical Link：Interpreters in the Community [M].Amsterd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