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筱萸被判处死刑后，有专家称，这一判决“彰显了中央政府加大反腐力度的决心，有很强的警示作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及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个人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郑筱萸除了受贿金额高达649万余元之外，法院还认定其“在全国范围统一换发药品生产文号专项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玩忽职守造成严重的后果。经后来抽查发现，包括部分药品生产企业使用虚假申报资料获得了药品生产文号的换发，其中6种药品竟然是假药。”据此，郑筱萸一审获极刑合情合理。
　　但是，要说这一判决“彰显了中央政府加大反腐力度的决心”，却有蛇足之嫌。中央政府反腐败的决心向来很大，郑筱萸案只是法院依法审理判决的一起官员受贿案。可以说，这是两个领域的事情。官员受贿获刑是理论常识，类似“彰显了中央政府加大反腐力度的决心”的说法则是惯常表达，是现实常识。其中的矛盾，恰好反映出理论常识与现实常识错综复杂或者含混不清的现实图景。
　　类似情况在郑筱萸案件中还多有体现，比如像一些人所说，对郑筱萸一审获死刑这一“理论常识”多少感到有些意外，他们认为，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王雪冰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15.14万元，而最终只获刑12年，由此，对于高官受贿案件形成“量刑偏轻”的“现实常识”。也有一些学者分不清是出于理论常识还是现实常识，从“人权”角度建议对官员受贿应当从轻量刑。
　　遗憾的是，类似这些理论常识与现实常识背道而驰的现象几乎随处可见，这似乎成为又一个“现实常识”。
　　为举报药品管理体制问题而奔走11年之久的高纯，其举报的现象及举报行为本身，都属于理论常识。而他所受的遭遇在现实中并不鲜见，甚至已成为现实常识。高纯在他那篇引起强烈反响的《我的中国梦》文章中，所列举的药监局的11条“要不得”，哪一条都是理论常识，而在郑筱萸的操控下，事情的反面却又都成了现实常识。正因为如此，高纯所列举的“要不得”都被作为“梦想”。“梦想何时能成真？我时刻期待着！全国人民时刻期待着！”这是高纯那篇文章的结束语。
　　这份期待的长短，可以丈量出现实常识与理论常识之间的距离。现实常识距离理论常识越来越近，越来越少的理论常识成为新闻，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