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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07-26
基金项目：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重点调研课题《全球价值链演变背景下长三角地区产业链集群化发展研究》（2021DXXTZDDYKT028）。
作者简介：郝身永（1982—），男，河南南阳人，经济学博士，上海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胡宇曦（1998—），女，河南信阳人，上海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民经济管理。
DOI： 10.13253/j.cnki.ddjjgl.2021.11.003
[摘 要]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但中国积极倡导和维护经济全球化，成为引领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倡导和维护经济全球化的理念与实践蕴含着深刻的内在逻辑：一是强调自身发展转型与世界联动发展相统一，弥补全球发展赤字，为经济全球化创造经济动能;二是强调自身提供更多全球治理公共产品与推动完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相统一，弥补全球治理赤字，改善经济全球化的外部环境;三是强调加快推动中国数字化转型与推动数字经济国际协同治理相统一，激发经济全球化的技术驱动力。从思维方法的角度看，中国倡导和维护经济全球化，实现了三个“统筹”：统筹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因与外因，统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个体与整体，统筹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变与不变。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逆全球化;内在逻辑;思维方法
[中图分类号] F114.4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0461（2021）11-0019-08
一、引 言
经济全球化符合经济规律，各个国家由于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等差异，从而各具比较优势。通过专业化分工，以及专业化分工中的规模经济收益，各个国家都能从专业化生产和跨境贸易中获益。在资本跨境流动的带动下，跨国经营成为普遍现象，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投资并组织生产，绝大多数国家被纳入国际分工网络中，从事全球价值链的某些环节，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网络。但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发生显著变化，一些国家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全球化出现逆流。2020年起，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使国际贸易流通受限，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生局部断裂，直接影响世界经济的正常循环。受疫情冲击影响，各国经济内顾倾向上升，纷纷提出自建产业链，一些国家出台政策措施推动产业回流尤其是制造业回流，客观上进一步加剧了逆全球化趋势。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也加剧了逆全球化趋势，各国内顾倾向上升。”[1]
尽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调整充满曲折，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但经济全球化已是历经多年发展的客观现实。当今世界，人员全球流动，能源、资本、技术等要素全球配置，企业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和消费全球化并行，世界早已是名副其實的“地球村”，经济高度互嵌，利益相互交融。从整体上看，经济全球化符合各国长远利益。深刻把握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内在逻辑和历史进程，中国坚定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潮流和历史大势的信念，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做“逆全球化”的逆行者，成为经济全球化积极的倡导者、维护者、推动者和引领者之一，成为捍卫多边主义、国际规则和自由贸易的重要力量，“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2]
中国倡导与维护经济全球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那么，这些理念与实践背后的内在逻辑究竟是什么？追溯经济全球化演变的历史进程，全球经济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相互促进，全球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动能;经济全球化必然涉及国际经贸规则和经贸争端的协调，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程度也与各国开放政策密切相关，这些构成经济全球化演变的外部环境;跨境投资与贸易会带来物流成本、商务成本、时间成本等，这些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而这些成本与技术发展密切相关。归纳起来看，经济全球化有三个核心要素，分别是经济动能、外部环境和技术驱动。与这三个核心要素相呼应，中国倡导与维护经济全球化的理念与实践，包含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创造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动能、改善经济全球化的外部环境、激发经济全球化的技术驱动。本文接下来的三个部分从这三个方面依次展开，结合内在逻辑系统梳理中国维护经济全球化的理念与实践，第五部分进一步剖析中国倡导与维护经济全球化的理念与实践所蕴含的思维方法。
二、创造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动能：弥补全球发展赤字
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反过来，世界经济较快增长能提振投资信心，刺激跨境投资和跨境贸易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注入经济动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迟缓、全球需求不振、跨境投资信心不强、增长动力不足，世界经济面临发展赤字。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顺应经济发展阶段转换，中国积极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通过自身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经济动能，为经济全球化奠定“基本盘”。与此同时，中国积极主张并推动世界各国联动发展，形成发展合力，为经济全球化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一）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为经济全球化奠定“基本盘”
1.中国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带来强劲“增长预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伴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档下行，但中国经济仍保持中高速增长，增量依然十分可观。2006—201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保持世界第1，201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7.5%，比1978年提高24.4个百分点。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测算，中国2019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30%左右，依然位居世界第1。2020年中国GDP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为稳定和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作出重要贡献。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数据，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并保持至今。联合国贸发会议2021年1月份发布的报告《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显示，2020年中国吸收外资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在注重吸引外资的同时，中国还积极扩大对外投资，虽然饱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中国对外投资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同比增长3.3%。 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适应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内在要求，中国坚持以供给侧结构为主线推进改革攻坚;坚持问题导向，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开放，破除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市场主体的活力不断迸发，经济发展的潜能不断释放。坚持务求实效，一批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经济稳中向好、稳中提质，展现了行稳致远的发展态势和前景，也由此，中国持续成为吸引外资的强磁场，并带动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国以自身的强劲增长及预期带动世界经济复苏，成为稳定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基本盘”，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支撑力量。
2.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为世界发展提供稀缺市场资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有效需求不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测算，2010—2017年间，中国贡献了31%的全球家庭消费增长额。在汽车、酒类、奢侈品、手机等许多品类中，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市场，约占全球消费总额的30%。②近几年，中国与美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差距不断缩小，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41.2万亿元人民币，仅次于美国，相差约2 7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95.67%。另外，中国总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均显著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而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线上线下融合、产业链上下游融合、跨界融合成为新常态，个性化、定制化、品质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未来消费增长空间巨大。
在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超大规模市场成为全球的稀缺资源和中國发展新的比较优势。习近平多次强调，“欢迎各方分享中国市场的巨大机遇”，[3]“中国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真诚希望扩大进口，促进经常项目收支平衡”。[4]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外贸从“大进大出”转向“优进优出”，从关注出口量、出口额转向关注价值链分工和产品、技术与服务的全产业链出口，从关注外贸顺差转向关注国际收支平衡和扩大优质进口。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创设并成功举办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大型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稳步有序降低关税水平，实施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进口。以中美间的贸易为例，从2008年到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出口增长86%，但同期美国对其他世界市场出口只增长了21%。就服务贸易来说，从2007年到2016年，这10年美国对中国的服务出口增长了3倍，但对其他市场服务业的出口只增长了50%。③适度扩大进口有助于促进中国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和贸易升级，对于广大进口对象国而言，也是重要的市场机遇和发展机遇，这不仅将创造可观的贸易收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更将创造出持续增长的就业岗位，切实改善和提高进口对象国人民的福利。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正在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习近平多次强调，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而是开放的、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扩大高水平开放是其题中之义。通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的市场潜力将充分释放，为世界各国创造更多需求，为各国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机会和发展空间。
（二）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推动各国联动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经济发展形成利益紧密相连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特别是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合作格局更加稳固，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紧密联系的整体。习近平指出，“一个强劲增长的世界经济来源于各国共同增长”。[5]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全球仍有7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早在2016年，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就指出，据有关统计，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收入不平等问题，既有违公平正义，也影响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健康发展。针对于此，习近平非常强调经济全球化的包容性，主张建设包容型世界经济，强调普遍受益、互利共赢，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习近平强调，中国“致力解决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平等问题，愿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同各方开展贸易合作，实现共赢”，[6]使发展成果公平惠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人群。
1.聚焦创新驱动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世界经济近几年复苏迟缓，从根本上讲是内生动能不足，世界经济也进入了新旧动能转换期。习近平曾分析道：“科技进步、人口增长、经济全球化等过去数十年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都先后进入换挡期，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7]比如，科技进步方面，上一轮科技革命的增长带动效应不断减弱，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但尚未迎来革命性大爆发。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面对全球发展赤字，转换新旧动能，必须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结构性改革的正面效应和发展潜能。习近平曾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在创新中寻找出路。只有敢于创新、勇于变革，才能突破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瓶颈。”[8]只有通过创新和科技进步，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世界经济发展才能获得持久性动力，才能步入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才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韧性的发展。
中国适应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需要，贯彻创新发展理念，坚持走创新驱动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促进经济增长新旧动能的转换，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国也发出倡议，各国要加大创新投入，改革束缚创新的体制机制弊端，激发创新潜能，培育新的增长点。当今世界，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加快发展，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等新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正在积蓄新的发展动能。因此，要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趋势，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新趋势，协力优化数字营商环境，释放数字经济发展潜力，为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实现联动发展需要加强国际技术交流合作，加强创新合作和创新成果分享，打破制约创新要素顺畅流动的各种壁垒。中国坚持深化国际技术合作，扩大科技领域开放力度，创新开放举措，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习近平表示：“我国愿同各国分享包括5G技术在内的最新科研成果，共同培育新的核心竞争力，转变经济增长模式。”[6]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中，中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去大量先进技术，帮助它们提高生产效率、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以国际基础设施网络的建设为例，中国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基础上，与沿线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以中国技术破解工程项目难题，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这能有效降低贸易成本，促进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 2.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推动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相互促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价值链呈现出一定的分散化、本土化、区域化趋势，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遭到美国等国家的破坏。各主要经济体加快开展双边和区域经贸谈判进程，双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明显增多。区域经济一體化原本是经济全球化的初级形态和有效补充，为投资贸易规则在更大的范围内施行提供试验，但美国主导推动的一系列双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带有较强的封闭性，通过原产地标准等手段推动产业向区域内迁移，区域内产业链互补性、合作性在加强，区域外排斥性、替代性、竞争性正在显现，反而成了逆全球化的动力之一。与封闭的、排外的区域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习近平特别强调，我们要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不针对第三国。他提出：“我们应该确保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对多边贸易体制形成有益补充，而不是造成新的障碍或藩篱。”[9]在开放区域主义理念下，中国正在努力加强区域内国家间的合作，实现政策和发展战略对接，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中国积极倡导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2020年11月15日，15个亚太国家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2020年12月30日，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2021年1月26日，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目前，还有诸多自贸区在谈判中，包括中日韩自贸区、中国-海合会自贸区、中国-以色列自贸区等。RCEP签订后，李克强曾表示，RCEP不仅是15国的，它也是开放包容的，欢迎更多国家参与。中国发出“一带一路”倡议，它是推动全球开放合作、促进全球共同繁荣、改善全球经济治理、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方案。习近平多次强调，“一带一路”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2019年4月26日，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出倡议，要坚持开放的发展理念，“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我们将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架构”。[10]
三、改善经济全球化的外部环境：弥补国际治理赤字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化的治理”。从历史上看，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大支柱出现，提供了国际经济治理的制度架构，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大发展。关贸总协定和继起的WTO通过推动多轮多边贸易谈判，有力地推动了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比如，始于1986完成于1994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历时7年多，在成员国降低关税、服务业领域开放、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经济格局、政治格局一直处于动态演进过程中，各个国家的利益诉求与国家间的利益分歧也在一直变化，另外，全球产业链网络一直在不断调整，因此，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相适应，全球化的治理需要与时俱进。当前，“新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日益形成，而贸易和投资规则未能跟上新形势，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十分突出”。[8]国际治理体系在加快变革、深刻重塑，但治理滞后现象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国际经济治理出现赤字现象。中国一方面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主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完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一）中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
全球治理理念和价值观多元化及全球治理碎片化是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特征。面对全球治理赤字，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主动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2014年12月9日，习近平提出：“我们过去只是被动适应国际经贸规则，现在则要主动参与和影响全球经济治理。”[11]中国为全球治理的转型与改革提出了中国方案，是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贡献者。在全球治理理念上，与美国提出的“美国优先”理念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美国优先”的治理理念无视新兴经济体平等参与全球治理、提升话语权的诉求，旨在打造一个能够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全球治理体系。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倡导“共商、共建、共享”治理新秩序，认为各国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应依据自身的发展阶段和承受能力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从治理理念看，中国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走向公平公正、包容有效、合作共赢。
不同的理念催生出不同的行动，“美国优先”理念下，美国在全球治理多个领域“退群”，逃避国际责任，以“退群”为威胁手段试图胁迫国际组织按美国意图进行改革，通过单边主义和进攻性保护主义削弱其他经济体的竞争优势，保护美国的利益。[12]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在国际经贸规则上，中国一贯主张，坚定支持和维护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多边主义基石的地位，倡导各国共同捍卫多边贸易体制和多边主义，维护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框架体系和争端解决机制，同时，正视世贸组织存在的问题，支持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中国推动建设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国际公共产品，对现有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进行了很好的补充，还围绕经贸、能源、投资、人文等重点领域搭建和完善服务平台，提升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促进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还向世界提供了“一带一路”这一实现双边、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五通”为主要内容，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取得了重要进展。通过“一带一路”平台，中国的资金、产能、基建优势与沿线国家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需求有效对接。“一带一路”不仅贡献了开放合作、互利共赢、互联互通等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价值规范，也提供了切实可行、富有建设性的行动方案。通过该平台，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获得新的动力和载体，中国与发达国家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广阔空间;通过该平台，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交通、物流、贸易条件得到实质改善，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能力得到明显加强。 （二）以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为重点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世界经济格局一直处于动态演变中，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只有适应国际经济格局演变的新要求，才能为经济全球化提供有力保障。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最核心的特征就是“东升西降”“南升北降”。据统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GDP的全球占比从1992年的16.4%上升至2018年的39.7%，部分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领跑者。2018年，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习近平指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这其中，中国是一支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近几年，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持续提升，2020年占全球GDP的17%以上，相当于美国的70%左右，与美国经济规模的差距快速缩小。从长远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将保持群体性崛起之势。与之不相适应的是，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不断提高，但它们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却未获得相应的地位，仍然是由美欧等发达国家主导着国际规则的话语权。总之，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深刻演变，代表性和包容性不足。2013年，习近平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表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希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更完善、更符合世界生产力发展要求、更有利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由此，全球治理要反映世界多极化现实，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演变的新现实，“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多边机构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使治理架构和利益分配更为平衡合理”。[13]
参与全球治理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必要行动。包容、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能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和平的国际环境，推动国际规则与秩序向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进而为世界的和平稳定、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升级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面对新兴经济体不断增长的参与全球治理的需求和诉求，中国通过金砖国家峰會等构建新兴经济体的治理体系，通过G20峰会等平台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发声，促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沟通，致力于实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治理。
四、激发经济全球化的技术驱动：共建共治数字经济
（一）科技进步深刻影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经济全球化带来科技进步，反过来，科技发
展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影响因素。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表现是国际分工的发展，汽车、手机、飞机等产品的分解和跨国贸易，既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技术问题。跨境贸易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成本，包括物流成本、通关成本、时间成本、商务成本等等，而交通、仓储物流、信息通信等技术是上述各种成本的重要影响因素。回溯经济全球化的演进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在波折中前进，与集装箱的发明、标准化和广泛应用息息相关。集装箱并不是复杂的技术，但它的广泛应用和标准化却能够大幅度提高货运效率，降低货运成本，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全球化的进程，曾被人称为“全球化之肾”。[14]再比如，造船技术的发展和船舶的大型化降低了远洋贸易的货运单价和货运成本。飞机加入到现代交通方式中来也大大缩短了货运时间，便利国际商务往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与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密不可分。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便利了国际商务往来，也深刻影响了国际贸易的通关、结算等环节，大大提高了通关效率和支付效率，实际上发挥了压缩“时空”的效应。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传统贸易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当跨境商品贸易、国际投资等驱动的传统全球化举步维艰的时候，数字贸易的迅速发展为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崭新的路径。[15]数字技术对贸易标的、企业的商业模式、交易方式等带来系统性深刻变革。其一，催生要素组织新模式。在信息革命带动下，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作为数字经济时代典型的新型组织形式，融合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和边缘计算等新技术，平台经济依靠高效的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发达的算力和功能强大的数据处理算法所支持的数字平台，跨时空跨国界跨部门地集成社会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活动。[16]这一新模式实质上是将更多的生产要素引入全球化，并优化资源在全球的配置，使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其二，不断拓展贸易品边界，尤其是拓展了服务贸易的范围。不同于货物，服务不具有实物形态，传统上服务的供给和消费在同时同地发生且不可储存，这就导致服务不能远距离贸易，这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服务贸易占比极小的原因。[17]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运用打破了这一局面，一方面，服务提供方可以通过音频、视频、软件等多种方式存储服务，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的出现和网络速度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可以远程同步“消费”在虚拟网络空间提供的服务，如线上教育、线上医疗、线上观展等。随着AR、VR等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在线接受服务与现场接受服务在体验上正变得越来越无差异化，甚至获得比现场更好的消费体验，这将进一步拓展服务贸易的范围和增长空间。其三，数字贸易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链接，实现交易标的、交易方式等方面的信息化改造，能够拓展交易半径，比如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就在不断拓展商务活动的半径。传统贸易的交易周期长，受商品价格变化、汇率波动等因素影响大，数字贸易能够提高交易效率，缩减贸易中间环节并降低成本支出，极大降低地理距离对贸易的制约。[18]因此，在传统经济全球化有所停滞之时，倡导和维护经济全球化，必须紧紧把握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发展趋势，从技术、产业、治理等维度协同发力，推动新型全球化的发展。
（二）中国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积极参与并推动数字经济共建共治共享
聚焦到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技术与各行各业加速融合，改变了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传统的生产模式，产业数字化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方向。数字经济在产业链改造和重塑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字经济通过线下转线上，线上和线下协同，有效地密切了全球经济的联系。近年来，中国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致力于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的支撑，中国正在积极布局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从发展成效看，根据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2020年12月15日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迅猛扩张，按照可比口径计算，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名义增长15.6%，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约7.85%。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6.2%，占比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 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国际经贸规则需要及时反映经济形态的这种变化。另外，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对市场垄断、税收体系、金融安全、数据安全等多个方面提出了挑战。如果不能妥善地应对这些挑战，数字技术的发展反而会提高投资与贸易往来的风险，阻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目前，数字贸易治理的重要议题包括了跨境数据流动、数字税、数据（设施）本地化、数字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当前，国际社会对于数字贸易规则尚未达成共识，多边贸易框架下还未形成与数字贸易相对应的规范准则，发达国家通过内部规则及双边协定试图掌握规则制定权，发展中国家对数字贸易规则的关注度也与日俱增。[19]作为数字经济的积极推动者，中国也大力推动数字治理规则的构建。中国推动制定全球数字领域标准和规则，促进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良性发展。早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就将数字经济纳入治理框架，开启了大国间围绕全球数字治理开展政策协调的重要进程。近年来，积极倡导加强数字安全合作，提出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推动共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中国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开展的电子商务诸边谈判，中国提案集中于依靠互联网实现的跨境货物贸易及相关支付和物流服务，如电子认证、电子合同、垃圾邮件、电商规则等，以及通信技术产品的非歧视待遇等议题。数字经济治理还必须考虑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弱势群体带来的冲击，习近平多次提出，必须有针对性破解，弥合数字鸿沟。[20]
五、中国倡导和维护经济全球化蕴含的思维方法
（一）统筹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内因与外因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受多种影响因素，刘卫东通过建立“全球化的三角结构”剖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机制，认为资本的“空间出路”、技术的“时空压缩”和国家的开放程度是驱动经济全球化的三个基本力量。[21]在我们看来，资本和企业追求盈利的动机是经济全球化的原动力，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是经济全球化的外部环境和制度保障，是经济全球化的助动力，科技的进步降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交易成本，便利商贸往来，是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力。从内外因的角度区分，资本逐利的原动力和技术进步的驱动力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因，国际治理体系是经济全球化的外因。中国倡导和维护经济全球化，很好地统筹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因与外因。这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体现在深刻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上。这是指，企业的经济行为与主权国家推动自建产业链的主张既有一致又有分歧，逆全球化因素和新冠肺炎疫情并不能动摇资本和企业追求盈利的动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寻求市场仍是企业最优的选择。在传统全球化遭遇挫折之际，科技进步的发展尤其是数字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开辟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渠道。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滞后，存在国际治理赤字，但以中国为代表的许多国家正在努力弥补国际治理赤字。综合内外因，经济全球化不会被逆全球化的思潮和行为所根本逆转，仍将在波折中前进。目前经济全球化呈现出的新形态实质上是逆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各参与主体做出的主动调整。
其次体现在中国积极引领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理念与行动上。这是指，中国坚持自身转型发展和世界经济联动发展相统一，为经济全球化注入经济动能，紧紧把握了资本和企业追求盈利这一经济全球化的原动力;坚持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与推动国际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相结合，紧紧把握了科技进步这一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力;中国坚持主动承担国际责任提供更多国际公共品与推动完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相结合，紧紧把握了国际经济治理体系这一经济全球化的助动力。
（二）统筹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个体与整体
当今世界，各个国家经济、社会、人文等相互交流、互相交融、高度互嵌，这一客观事实决定了，必须处理好经济全球化发展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整体间的关系。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遭遇的困境看，也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各主权国家权利不对等、利益分享不均衡。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治理体制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主要反映了这些国家的利益诉求，当前，美国基于“美国优先”理念破坏多边贸易体制，根本上把美国自身的发展利益置于其他国家之上，严重破坏了全球治理秩序。可以说，只有坚持权利平等，利益共享，互利共赢，才能有效弥补国际治理赤字，为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这也意味着，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必须统筹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个体与整体，处理好个体间的关系。中国主张共商、共治、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和治理秩序，共商、共治和共享，是每个国家应该享有的平等权利。经济全球化的演变史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只有利益共享，坚持平衡、包容、普惠、共赢式发展，经济全球化才能持续健康发展。如果发展不均衡，就会激起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等各种反全球化的力量，阻碍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习近平多次强调，国际治理要尊重每一位成员的权利和利益，平等参与、共同协商、广泛协商、凝聚共识。各个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要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要兼顾别国发展，反对霸凌主义。只有兼顾他国利益，兼顾各国整体利益，各国的发展才能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才能促进共同繁荣。站在中国的角度，习近平指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会更好。”[22]共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承担相应的责任，还是各参与国共同的义务。针对于此，习近平强调：“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展现更多责任担当。”[4]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主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无论是为经济全球化创造经济动能，还是完善国际治理体系，抑或激发经济全球化的技术驱动力，中国都坚持率先垂范，从自身做起，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23]
（三）统筹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变与不变
中国倡导和维护经济全球化，深刻把握了经济全球化演变的变与不变。事物发展是量变与质变的辩证统一，经济全球化的演变必然也是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经济全球化的“不变”是指，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并不等价于经济全球化大趋势的逆转，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大趋势，这是全球经济高度互嵌的客观现实、国际分工的客观规律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和逆流，但作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微观主体——跨国公司及其背后的产业资本、金融资本逐利的原动力并未改变。在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科技的支撑下，经济全球化在挫折中蓄积新的力量并表现出新的形态，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无形化正在迅猛发展，数字贸易尤其是数字服务贸易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注入新动力。把握经济全球化之“变”是指，在坚定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大势的同时，敏锐洞察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深刻影响。自二战以来，纵观经济全球化近百年的演进史，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点。2008年以来，从全球价值链的演变这一维度考察，全球价值链扩张有所停滞，呈现分散化、本土化、区域化趋势，而这一趋势的形成有多重原因，包括逆全球化因素的冲击，国际分工持续深化过程中边际成本趋于上升边际收益趨于下降，多边主义遭遇挫折与区域主义的顺势兴起，新冠肺炎疫情等不可预测风险冲击下企业和资本在经济效率与产业链安全间的再平衡等等。[24]正是把握了经济全球化演变的变与不变，才能顺应历史大势坚持扩大高水平开放，才能抓住经济全球化演变带来的新机遇，同时精准应对经济全球化演变带来的新挑战。 中国倡导和维护经济全球化，统筹了完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变与不变。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多边主义才能为经济全球化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因此，必须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坚持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共同遵守多边主义规则，维护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中的权威地位，这是完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不变”。习近平多次强调：“多边机构是践行多边主义的平台，也是维护多边主义的基本框架，其权威性和有效性理应得到维护”，反对“另起炉灶。”[25]与此同时，中国也充分认识到，世界经济格局一直在动态调整，传统的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治理秩序必须进行改革，WTO等多边组织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既有个别国家蓄意破坏的原因，也有改革滞后的原因，必须适时改变、与时俱进。因此，完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就必须“守正出新”，观照当前国际经贸体制与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利益诉求之间的张力，提高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话语权，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包容、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就需要在平等、广泛协商的基础上推进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的改革，这种改革，恰恰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其权威性和有效性。
[注 释]
① 参见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中心2019年8月29日公开发布的报告《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三》。
② 参见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9年7月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国与世界：理解变化中的经济联系》。
③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8年6月28日发布的《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BFQ][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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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dvocating and Promot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o Shenyong， Hu Yuxi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Shanghai 200233，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encountered a counter current， but China actively advocates and safegua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hina’s advocacy and safeguar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profoun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ogic： First， China emphasizes the integration of its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interconnected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so as to make up for the global development deficit and create economic momentum fo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econd， it emphasizes the integration of providing more global governance public goods and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so as to make up for the global governance deficit and improve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ird， it emphasizes the integration of accelerating China’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digital economy， so as to stimulate the technological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inking method， China advocates and safegua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realizes “three overall plans”： coordinat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use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the individual and the whole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what should be changed and what should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Key words：economic globalization; deglobalization; internal logic; thinking method
基金项目：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重点调研课题《全球价值链演变背景下长三角地区产业链集群化发展研究》（2021DXXTZDDYKT028）。
作者简介：郝身永（1982—），男，河南南阳人，经济学博士，上海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胡宇曦（1998—），女，河南信阳人，上海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民经济管理。
DOI： 10.13253/j.cnki.ddjjgl.2021.11.003
[摘 要]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但中国积极倡导和维护经济全球化，成为引领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倡导和维护经济全球化的理念与实践蕴含着深刻的内在逻辑：一是强调自身发展转型与世界联动发展相统一，弥补全球发展赤字，为经济全球化创造经济动能;二是强调自身提供更多全球治理公共产品与推动完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相统一，弥补全球治理赤字，改善经济全球化的外部环境;三是强调加快推动中国数字化转型与推动数字经济国际协同治理相统一，激发经济全球化的技术驱动力。从思维方法的角度看，中国倡导和维护经济全球化，实现了三个“统筹”：统筹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因与外因，统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个体与整体，统筹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变与不变。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逆全球化;内在逻辑;思维方法
[中图分类号] F114.4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0461（2021）11-0019-08
一、引 言
经济全球化符合经济规律，各个国家由于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等差异，从而各具比较优势。通过专业化分工，以及专业化分工中的规模经济收益，各个国家都能从专业化生产和跨境贸易中获益。在资本跨境流动的带动下，跨国经营成为普遍现象，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投资并组织生产，绝大多数国家被纳入国际分工网络中，从事全球价值链的某些环节，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网络。但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发生显著变化，一些国家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全球化出现逆流。2020年起，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使国际贸易流通受限，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生局部断裂，直接影响世界经济的正常循环。受疫情冲击影响，各国经济内顾倾向上升，纷纷提出自建产业链，一些国家出台政策措施推动产业回流尤其是制造业回流，客观上进一步加剧了逆全球化趋势。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也加剧了逆全球化趋势，各国内顾倾向上升。”[1]
尽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调整充满曲折，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但经济全球化已是历经多年发展的客观现实。当今世界，人员全球流动，能源、资本、技术等要素全球配置，企业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和消费全球化并行，世界早已是名副其實的“地球村”，经济高度互嵌，利益相互交融。从整体上看，经济全球化符合各国长远利益。深刻把握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内在逻辑和历史进程，中国坚定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潮流和历史大势的信念，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做“逆全球化”的逆行者，成为经济全球化积极的倡导者、维护者、推动者和引领者之一，成为捍卫多边主义、国际规则和自由贸易的重要力量，“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2]
中国倡导与维护经济全球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那么，这些理念与实践背后的内在逻辑究竟是什么？追溯经济全球化演变的历史进程，全球经济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相互促进，全球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动能;经济全球化必然涉及国际经贸规则和经贸争端的协调，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程度也与各国开放政策密切相关，这些构成经济全球化演变的外部环境;跨境投资与贸易会带来物流成本、商务成本、时间成本等，这些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而这些成本与技术发展密切相关。归纳起来看，经济全球化有三个核心要素，分别是经济动能、外部环境和技术驱动。与这三个核心要素相呼应，中国倡导与维护经济全球化的理念与实践，包含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创造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动能、改善经济全球化的外部环境、激发经济全球化的技术驱动。本文接下来的三个部分从这三个方面依次展开，结合内在逻辑系统梳理中国维护经济全球化的理念与实践，第五部分进一步剖析中国倡导与维护经济全球化的理念与实践所蕴含的思维方法。
二、创造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动能：弥补全球发展赤字
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反过来，世界经济较快增长能提振投资信心，刺激跨境投资和跨境贸易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注入经济动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迟缓、全球需求不振、跨境投资信心不强、增长动力不足，世界经济面临发展赤字。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顺应经济发展阶段转换，中国积极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通过自身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经济动能，为经济全球化奠定“基本盘”。与此同时，中国积极主张并推动世界各国联动发展，形成发展合力，为经济全球化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一）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为经济全球化奠定“基本盘”
1.中国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带来强劲“增长预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伴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档下行，但中国经济仍保持中高速增长，增量依然十分可观。2006—201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保持世界第1，201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7.5%，比1978年提高24.4个百分点。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测算，中国2019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30%左右，依然位居世界第1。2020年中国GDP突破100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为稳定和畅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作出重要贡献。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数据，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并保持至今。联合国贸发会议2021年1月份发布的报告《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显示，2020年中国吸收外资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在注重吸引外资的同时，中国还积极扩大对外投资，虽然饱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中国对外投资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同比增长3.3%。 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适应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内在要求，中国坚持以供给侧结构为主线推进改革攻坚;坚持问题导向，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开放，破除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市场主体的活力不断迸发，经济发展的潜能不断释放。坚持务求实效，一批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经济稳中向好、稳中提质，展现了行稳致远的发展态势和前景，也由此，中国持续成为吸引外资的强磁场，并带动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国以自身的强劲增长及预期带动世界经济复苏，成为稳定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基本盘”，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支撑力量。
2.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为世界发展提供稀缺市场资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有效需求不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测算，2010—2017年间，中国贡献了31%的全球家庭消费增长额。在汽车、酒类、奢侈品、手机等许多品类中，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市场，约占全球消费总额的30%。②近几年，中国与美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差距不断缩小，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41.2万亿元人民币，仅次于美国，相差约2 7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95.67%。另外，中国总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均显著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而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线上线下融合、产业链上下游融合、跨界融合成为新常态，个性化、定制化、品质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未来消费增长空间巨大。
在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超大规模市场成为全球的稀缺资源和中國发展新的比较优势。习近平多次强调，“欢迎各方分享中国市场的巨大机遇”，[3]“中国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真诚希望扩大进口，促进经常项目收支平衡”。[4]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外贸从“大进大出”转向“优进优出”，从关注出口量、出口额转向关注价值链分工和产品、技术与服务的全产业链出口，从关注外贸顺差转向关注国际收支平衡和扩大优质进口。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创设并成功举办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大型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稳步有序降低关税水平，实施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进口。以中美间的贸易为例，从2008年到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出口增长86%，但同期美国对其他世界市场出口只增长了21%。就服务贸易来说，从2007年到2016年，这10年美国对中国的服务出口增长了3倍，但对其他市场服务业的出口只增长了50%。③适度扩大进口有助于促进中国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和贸易升级，对于广大进口对象国而言，也是重要的市场机遇和发展机遇，这不仅将创造可观的贸易收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更将创造出持续增长的就业岗位，切实改善和提高进口对象国人民的福利。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正在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习近平多次强调，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而是开放的、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扩大高水平开放是其题中之义。通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的市场潜力将充分释放，为世界各国创造更多需求，为各国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机会和发展空间。
（二）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推动各国联动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经济发展形成利益紧密相连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特别是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合作格局更加稳固，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紧密联系的整体。习近平指出，“一个强劲增长的世界经济来源于各国共同增长”。[5]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全球仍有7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早在2016年，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就指出，据有关统计，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收入不平等问题，既有违公平正义，也影响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健康发展。针对于此，习近平非常强调经济全球化的包容性，主张建设包容型世界经济，强调普遍受益、互利共赢，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习近平强调，中国“致力解决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平等问题，愿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同各方开展贸易合作，实现共赢”，[6]使发展成果公平惠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人群。
1.聚焦创新驱动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世界经济近几年复苏迟缓，从根本上讲是内生动能不足，世界经济也进入了新旧动能转换期。习近平曾分析道：“科技进步、人口增长、经济全球化等过去数十年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都先后进入换挡期，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7]比如，科技进步方面，上一轮科技革命的增长带动效应不断减弱，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但尚未迎来革命性大爆发。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面对全球发展赤字，转换新旧动能，必须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结构性改革的正面效应和发展潜能。习近平曾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在创新中寻找出路。只有敢于创新、勇于变革，才能突破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瓶颈。”[8]只有通过创新和科技进步，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世界经济发展才能获得持久性动力，才能步入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才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韧性的发展。
中国适应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需要，贯彻创新发展理念，坚持走创新驱动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促进经济增长新旧动能的转换，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国也发出倡议，各国要加大创新投入，改革束缚创新的体制机制弊端，激发创新潜能，培育新的增长点。当今世界，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加快发展，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等新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正在积蓄新的发展动能。因此，要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趋势，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新趋势，协力优化数字营商环境，释放数字经济发展潜力，为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实现联动发展需要加强国际技术交流合作，加强创新合作和创新成果分享，打破制约创新要素顺畅流动的各种壁垒。中国坚持深化国际技术合作，扩大科技领域开放力度，创新开放举措，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习近平表示：“我国愿同各国分享包括5G技术在内的最新科研成果，共同培育新的核心竞争力，转变经济增长模式。”[6]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中，中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去大量先进技术，帮助它们提高生产效率、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以国际基础设施网络的建设为例，中国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基础上，与沿线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以中国技术破解工程项目难题，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这能有效降低贸易成本，促进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 2.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推动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相互促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价值链呈现出一定的分散化、本土化、区域化趋势，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遭到美国等国家的破坏。各主要经济体加快开展双边和区域经贸谈判进程，双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明显增多。区域经济一體化原本是经济全球化的初级形态和有效补充，为投资贸易规则在更大的范围内施行提供试验，但美国主导推动的一系列双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带有较强的封闭性，通过原产地标准等手段推动产业向区域内迁移，区域内产业链互补性、合作性在加强，区域外排斥性、替代性、竞争性正在显现，反而成了逆全球化的动力之一。与封闭的、排外的区域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习近平特别强调，我们要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不针对第三国。他提出：“我们应该确保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对多边贸易体制形成有益补充，而不是造成新的障碍或藩篱。”[9]在开放区域主义理念下，中国正在努力加强区域内国家间的合作，实现政策和发展战略对接，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中国积极倡导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2020年11月15日，15个亚太国家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2020年12月30日，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2021年1月26日，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目前，还有诸多自贸区在谈判中，包括中日韩自贸区、中国-海合会自贸区、中国-以色列自贸区等。RCEP签订后，李克强曾表示，RCEP不仅是15国的，它也是开放包容的，欢迎更多国家参与。中国发出“一带一路”倡议，它是推动全球开放合作、促进全球共同繁荣、改善全球经济治理、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方案。习近平多次强调，“一带一路”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2019年4月26日，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出倡议，要坚持开放的发展理念，“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我们将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架构”。[10]
三、改善经济全球化的外部环境：弥补国际治理赤字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化的治理”。从历史上看，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大支柱出现，提供了国际经济治理的制度架构，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大发展。关贸总协定和继起的WTO通过推动多轮多边贸易谈判，有力地推动了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比如，始于1986完成于1994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历时7年多，在成员国降低关税、服务业领域开放、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经济格局、政治格局一直处于动态演进过程中，各个国家的利益诉求与国家间的利益分歧也在一直变化，另外，全球产业链网络一直在不断调整，因此，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相适应，全球化的治理需要与时俱进。当前，“新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日益形成，而贸易和投资规则未能跟上新形势，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十分突出”。[8]国际治理体系在加快变革、深刻重塑，但治理滞后现象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国际经济治理出现赤字现象。中国一方面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主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完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一）中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
全球治理理念和价值观多元化及全球治理碎片化是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特征。面对全球治理赤字，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主动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2014年12月9日，习近平提出：“我们过去只是被动适应国际经贸规则，现在则要主动参与和影响全球经济治理。”[11]中国为全球治理的转型与改革提出了中国方案，是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贡献者。在全球治理理念上，与美国提出的“美国优先”理念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美国优先”的治理理念无视新兴经济体平等参与全球治理、提升话语权的诉求，旨在打造一个能够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全球治理体系。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倡导“共商、共建、共享”治理新秩序，认为各国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应依据自身的发展阶段和承受能力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从治理理念看，中国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走向公平公正、包容有效、合作共赢。
不同的理念催生出不同的行动，“美国优先”理念下，美国在全球治理多个领域“退群”，逃避国际责任，以“退群”为威胁手段试图胁迫国际组织按美国意图进行改革，通过单边主义和进攻性保护主义削弱其他经济体的竞争优势，保护美国的利益。[12]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在国际经贸规则上，中国一贯主张，坚定支持和维护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多边主义基石的地位，倡导各国共同捍卫多边贸易体制和多边主义，维护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框架体系和争端解决机制，同时，正视世贸组织存在的问题，支持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中国推动建设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国际公共产品，对现有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进行了很好的补充，还围绕经贸、能源、投资、人文等重点领域搭建和完善服务平台，提升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促进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还向世界提供了“一带一路”这一实现双边、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五通”为主要内容，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取得了重要进展。通过“一带一路”平台，中国的资金、产能、基建优势与沿线国家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需求有效对接。“一带一路”不仅贡献了开放合作、互利共赢、互联互通等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价值规范，也提供了切实可行、富有建设性的行动方案。通过该平台，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获得新的动力和载体，中国与发达国家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广阔空间;通过该平台，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交通、物流、贸易条件得到实质改善，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能力得到明显加强。 （二）以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为重点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世界经济格局一直处于动态演变中，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只有适应国际经济格局演变的新要求，才能为经济全球化提供有力保障。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最核心的特征就是“东升西降”“南升北降”。据统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GDP的全球占比从1992年的16.4%上升至2018年的39.7%，部分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领跑者。2018年，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习近平指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这其中，中国是一支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近几年，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持续提升，2020年占全球GDP的17%以上，相当于美国的70%左右，与美国经济规模的差距快速缩小。从长远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将保持群体性崛起之势。与之不相适应的是，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不断提高，但它们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却未获得相应的地位，仍然是由美欧等发达国家主导着国际规则的话语权。总之，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深刻演变，代表性和包容性不足。2013年，习近平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表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希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更完善、更符合世界生产力发展要求、更有利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由此，全球治理要反映世界多极化现实，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演变的新现实，“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多边机构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使治理架构和利益分配更为平衡合理”。[13]
参与全球治理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必要行动。包容、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能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和平的国际环境，推动国际规则与秩序向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进而为世界的和平稳定、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升级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面对新兴经济体不断增长的参与全球治理的需求和诉求，中国通过金砖国家峰會等构建新兴经济体的治理体系，通过G20峰会等平台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发声，促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沟通，致力于实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治理。
四、激发经济全球化的技术驱动：共建共治数字经济
（一）科技进步深刻影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经济全球化带来科技进步，反过来，科技发
展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影响因素。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表现是国际分工的发展，汽车、手机、飞机等产品的分解和跨国贸易，既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技术问题。跨境贸易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成本，包括物流成本、通关成本、时间成本、商务成本等等，而交通、仓储物流、信息通信等技术是上述各种成本的重要影响因素。回溯经济全球化的演进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在波折中前进，与集装箱的发明、标准化和广泛应用息息相关。集装箱并不是复杂的技术，但它的广泛应用和标准化却能够大幅度提高货运效率，降低货运成本，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全球化的进程，曾被人称为“全球化之肾”。[14]再比如，造船技术的发展和船舶的大型化降低了远洋贸易的货运单价和货运成本。飞机加入到现代交通方式中来也大大缩短了货运时间，便利国际商务往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与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密不可分。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便利了国际商务往来，也深刻影响了国际贸易的通关、结算等环节，大大提高了通关效率和支付效率，实际上发挥了压缩“时空”的效应。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传统贸易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当跨境商品贸易、国际投资等驱动的传统全球化举步维艰的时候，数字贸易的迅速发展为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崭新的路径。[15]数字技术对贸易标的、企业的商业模式、交易方式等带来系统性深刻变革。其一，催生要素组织新模式。在信息革命带动下，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作为数字经济时代典型的新型组织形式，融合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和边缘计算等新技术，平台经济依靠高效的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发达的算力和功能强大的数据处理算法所支持的数字平台，跨时空跨国界跨部门地集成社会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活动。[16]这一新模式实质上是将更多的生产要素引入全球化，并优化资源在全球的配置，使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其二，不断拓展贸易品边界，尤其是拓展了服务贸易的范围。不同于货物，服务不具有实物形态，传统上服务的供给和消费在同时同地发生且不可储存，这就导致服务不能远距离贸易，这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服务贸易占比极小的原因。[17]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运用打破了这一局面，一方面，服务提供方可以通过音频、视频、软件等多种方式存储服务，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的出现和网络速度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可以远程同步“消费”在虚拟网络空间提供的服务，如线上教育、线上医疗、线上观展等。随着AR、VR等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在线接受服务与现场接受服务在体验上正变得越来越无差异化，甚至获得比现场更好的消费体验，这将进一步拓展服务贸易的范围和增长空间。其三，数字贸易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链接，实现交易标的、交易方式等方面的信息化改造，能够拓展交易半径，比如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就在不断拓展商务活动的半径。传统贸易的交易周期长，受商品价格变化、汇率波动等因素影响大，数字贸易能够提高交易效率，缩减贸易中间环节并降低成本支出，极大降低地理距离对贸易的制约。[18]因此，在传统经济全球化有所停滞之时，倡导和维护经济全球化，必须紧紧把握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发展趋势，从技术、产业、治理等维度协同发力，推动新型全球化的发展。
（二）中国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积极参与并推动数字经济共建共治共享
聚焦到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技术与各行各业加速融合，改变了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传统的生产模式，产业数字化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方向。数字经济在产业链改造和重塑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字经济通过线下转线上，线上和线下协同，有效地密切了全球经济的联系。近年来，中国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致力于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的支撑，中国正在积极布局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从发展成效看，根据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2020年12月15日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迅猛扩张，按照可比口径计算，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名义增长15.6%，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约7.85%。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6.2%，占比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 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国际经贸规则需要及时反映经济形态的这种变化。另外，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对市场垄断、税收体系、金融安全、数据安全等多个方面提出了挑战。如果不能妥善地应对这些挑战，数字技术的发展反而会提高投资与贸易往来的风险，阻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目前，数字贸易治理的重要议题包括了跨境数据流动、数字税、数据（设施）本地化、数字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当前，国际社会对于数字贸易规则尚未达成共识，多边贸易框架下还未形成与数字贸易相对应的规范准则，发达国家通过内部规则及双边协定试图掌握规则制定权，发展中国家对数字贸易规则的关注度也与日俱增。[19]作为数字经济的积极推动者，中国也大力推动数字治理规则的构建。中国推动制定全球数字领域标准和规则，促进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良性发展。早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就将数字经济纳入治理框架，开启了大国间围绕全球数字治理开展政策协调的重要进程。近年来，积极倡导加强数字安全合作，提出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推动共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中国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开展的电子商务诸边谈判，中国提案集中于依靠互联网实现的跨境货物贸易及相关支付和物流服务，如电子认证、电子合同、垃圾邮件、电商规则等，以及通信技术产品的非歧视待遇等议题。数字经济治理还必须考虑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弱势群体带来的冲击，习近平多次提出，必须有针对性破解，弥合数字鸿沟。[20]
五、中国倡导和维护经济全球化蕴含的思维方法
（一）统筹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内因与外因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受多种影响因素，刘卫东通过建立“全球化的三角结构”剖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机制，认为资本的“空间出路”、技术的“时空压缩”和国家的开放程度是驱动经济全球化的三个基本力量。[21]在我们看来，资本和企业追求盈利的动机是经济全球化的原动力，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是经济全球化的外部环境和制度保障，是经济全球化的助动力，科技的进步降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交易成本，便利商贸往来，是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力。从内外因的角度区分，资本逐利的原动力和技术进步的驱动力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因，国际治理体系是经济全球化的外因。中国倡导和维护经济全球化，很好地统筹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因与外因。这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体现在深刻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上。这是指，企业的经济行为与主权国家推动自建产业链的主张既有一致又有分歧，逆全球化因素和新冠肺炎疫情并不能动摇资本和企业追求盈利的动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寻求市场仍是企业最优的选择。在传统全球化遭遇挫折之际，科技进步的发展尤其是数字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开辟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渠道。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滞后，存在国际治理赤字，但以中国为代表的许多国家正在努力弥补国际治理赤字。综合内外因，经济全球化不会被逆全球化的思潮和行为所根本逆转，仍将在波折中前进。目前经济全球化呈现出的新形态实质上是逆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各参与主体做出的主动调整。
其次体现在中国积极引领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理念与行动上。这是指，中国坚持自身转型发展和世界经济联动发展相统一，为经济全球化注入经济动能，紧紧把握了资本和企业追求盈利这一经济全球化的原动力;坚持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与推动国际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相结合，紧紧把握了科技进步这一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力;中国坚持主动承担国际责任提供更多国际公共品与推动完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相结合，紧紧把握了国际经济治理体系这一经济全球化的助动力。
（二）统筹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个体与整体
当今世界，各个国家经济、社会、人文等相互交流、互相交融、高度互嵌，这一客观事实决定了，必须处理好经济全球化发展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整体间的关系。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遭遇的困境看，也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各主权国家权利不对等、利益分享不均衡。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治理体制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主要反映了这些国家的利益诉求，当前，美国基于“美国优先”理念破坏多边贸易体制，根本上把美国自身的发展利益置于其他国家之上，严重破坏了全球治理秩序。可以说，只有坚持权利平等，利益共享，互利共赢，才能有效弥补国际治理赤字，为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这也意味着，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必须统筹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个体与整体，处理好个体间的关系。中国主张共商、共治、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和治理秩序，共商、共治和共享，是每个国家应该享有的平等权利。经济全球化的演变史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只有利益共享，坚持平衡、包容、普惠、共赢式发展，经济全球化才能持续健康发展。如果发展不均衡，就会激起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等各种反全球化的力量，阻碍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习近平多次强调，国际治理要尊重每一位成员的权利和利益，平等参与、共同协商、广泛协商、凝聚共识。各个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要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要兼顾别国发展，反对霸凌主义。只有兼顾他国利益，兼顾各国整体利益，各国的发展才能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才能促进共同繁荣。站在中国的角度，习近平指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会更好。”[22]共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承担相应的责任，还是各参与国共同的义务。针对于此，习近平强调：“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展现更多责任担当。”[4]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主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无论是为经济全球化创造经济动能，还是完善国际治理体系，抑或激发经济全球化的技术驱动力，中国都坚持率先垂范，从自身做起，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23]
（三）统筹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变与不变
中国倡导和维护经济全球化，深刻把握了经济全球化演变的变与不变。事物发展是量变与质变的辩证统一，经济全球化的演变必然也是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经济全球化的“不变”是指，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并不等价于经济全球化大趋势的逆转，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大趋势，这是全球经济高度互嵌的客观现实、国际分工的客观规律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和逆流，但作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微观主体——跨国公司及其背后的产业资本、金融资本逐利的原动力并未改变。在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科技的支撑下，经济全球化在挫折中蓄积新的力量并表现出新的形态，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无形化正在迅猛发展，数字贸易尤其是数字服务贸易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注入新动力。把握经济全球化之“变”是指，在坚定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大势的同时，敏锐洞察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深刻影响。自二战以来，纵观经济全球化近百年的演进史，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点。2008年以来，从全球价值链的演变这一维度考察，全球价值链扩张有所停滞，呈现分散化、本土化、区域化趋势，而这一趋势的形成有多重原因，包括逆全球化因素的冲击，国际分工持续深化过程中边际成本趋于上升边际收益趨于下降，多边主义遭遇挫折与区域主义的顺势兴起，新冠肺炎疫情等不可预测风险冲击下企业和资本在经济效率与产业链安全间的再平衡等等。[24]正是把握了经济全球化演变的变与不变，才能顺应历史大势坚持扩大高水平开放，才能抓住经济全球化演变带来的新机遇，同时精准应对经济全球化演变带来的新挑战。 中国倡导和维护经济全球化，统筹了完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变与不变。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多边主义才能为经济全球化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因此，必须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坚持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共同遵守多边主义规则，维护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中的权威地位，这是完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不变”。习近平多次强调：“多边机构是践行多边主义的平台，也是维护多边主义的基本框架，其权威性和有效性理应得到维护”，反对“另起炉灶。”[25]与此同时，中国也充分认识到，世界经济格局一直在动态调整，传统的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治理秩序必须进行改革，WTO等多边组织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既有个别国家蓄意破坏的原因，也有改革滞后的原因，必须适时改变、与时俱进。因此，完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就必须“守正出新”，观照当前国际经贸体制与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利益诉求之间的张力，提高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话语权，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包容、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就需要在平等、广泛协商的基础上推进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的改革，这种改革，恰恰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其权威性和有效性。
[注 释]
① 参见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中心2019年8月29日公开发布的报告《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三》。
② 参见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9年7月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国与世界：理解变化中的经济联系》。
③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8年6月28日发布的《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BFQ][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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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dvocating and Promot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o Shenyong， Hu Yuxi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Shanghai 200233，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encountered a counter current， but China actively advocates and safegua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hina’s advocacy and safeguar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profoun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ogic： First， China emphasizes the integration of its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interconnected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so as to make up for the global development deficit and create economic momentum fo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econd， it emphasizes the integration of providing more global governance public goods and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so as to make up for the global governance deficit and improve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ird， it emphasizes the integration of accelerating China’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digital economy， so as to stimulate the technological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inking method， China advocates and safegua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realizes “three overall plans”： coordinat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use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the individual and the whole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what should be changed and what should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Key words：economic globalization; deglobalization; internal logic; thinking meth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