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15日，以叙说水俣病真相的小说《苦海净土》而闻名的作家石牟礼道子的追悼会在东京举行。约千人在她的遗像前默哀，表达对她的哀思。被作家池泽夏树誉为“战后日本文学第一杰作”的《苦海净土》一书，不断再版，已然成为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
　　石牟礼道子1927年出生于日本熊本县天草郡宫河内——其父承包道路建设工程之地，“道子”这个名字就来源于预祝道路完工的祈愿。出生3个月后她便随父母移居至当时的水俣镇，并一直在那里成长。家中的主业是石材承包生意，祖父热衷于道路建设，被誉为“石材之神”而在当地小负盛名。但由于富裕后的挥霍无度以及开拓事业时资金运作不当等原因，这个小富之家几乎一夜之间变得一贫如洗，甚至落魄到不得不暂居到当时最下层人聚居的咚咚村的茅草屋中。祖母因突如其来的家庭巨变以及丈夫的纳妾问题而受到了巨大的精神打击，患上了精神疾病，而能与发病时的祖母沟通的只有当时尚且年幼的石牟礼道子。在与祖母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她深深体会到了生而为人的悲哀，也获得了与他人进行深入的心灵交流的原体验。

　　1947年，在家人的安排下，石牟礼道子与同为外聘教师的石牟礼弘结婚，并于次年诞下了长子。这是一桩在当时极为普遍的家长包办婚姻，只有父权至上的家父长式的婚姻关系，却没有文学少女渴望的高度契合的灵魂邂逅。再加上当时对女子的桎梏，“将女子读书写字都视为罪恶”，作为家庭主妇还要为贫困的日常生活奔波。残酷的生活现实和对热爱文学的灵魂的镇压，致使她刚新婚4个月就不可遏制地萌发了自杀的念头。拯救她的是长子的出生，还有诗魂的支撑。1952年石牟礼道子在《每日報纸》熊本版上发表了第一篇短歌，次年加入了诗歌杂志《南风》并成为会员。她在那里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氛围，很快就成长为《南风》的新锐代表诗人之一，同时也结交了志贺狂太等志趣相投的诗人。然而，后来好友志贺狂太的服毒自杀给她的短歌创作带来了巨大冲击。面对同行者的逝去，她感到了巨大的空虚感：“无法再作诗（短歌）了，真正意义上的空白到来了。即使想写，任何词汇都成了虚妄，什么都写不出来了。”
　　上帝关上一扇门的同时还会留下一扇窗。几乎是同一时期，石牟礼道子遇到了文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创作契机。1956年，她的儿子因结核病进入水俣市市立医院住院治疗，隔壁的病栋就是后来被命名为“水俣病”的病人们的集中治疗区域。在那里她第一次目睹了水俣病患者的惨状，并在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撼。
　　崭新的水俣病特别病房楼二楼的走廊里，即使有透进来的燃烧般的初夏的光芒，也如同散发着腥臭的洞窟一样。那也许是因为有人发出的无法形容的“叫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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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法走过釜鹤松的病房而不停留。他仰躺着，细微的表情中都透着的冷峻的风采，并不是一下子就能看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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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我为自己生而为人心生厌恶，无法忍受。釜鹤松那悲哀的，像山羊、像鱼一样的眼睛，还有那仿佛是一节漂流的枯木似的身影，以及那绝对无法往生的灵魂，就在这一天，全部移栖到了我的体内。
　　水俣病患者的主要症状是痉挛性麻痹和语言障碍，在语言、听力、视力、吞咽、四肢活动等能力上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症状，有些甚至还会致盲或者致聋。很多患者都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身心的痛苦，但是当石牟礼道子看到崭新的病房墙壁上一道道深深的抓痕，病床上一具具形容枯槁、动弹不得的躯体，以及目光交会中透露出的羞耻、愤怒、不甘，她深深地感觉自己与他们处于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之中，必须有人将他们的悲苦诉说出来。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受到命运感召的使命感成为她后来创作《苦海净土》的原动力。

　　而真正触动她去了解水俣病现实、加入反公害斗争的契机是1958年熊本大学水俣病研究班的报告书。翌年5月，她看望了在水俣市立医院接受治疗的患者，参与了诸如“水俣病对策市民会议”等组织，真正迈出了为患者代笔、为民请愿的创作之路。
　　1969年，石牟礼道子在朋友上野英信的帮助下发表了代表作《苦海净土——我们的水俣病》。这部作品一经出版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可以说正是因为这部作品使水俣病作为社会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该书被授予了“熊日文学奖”“大宅壮一纪实文学奖”，但石牟礼道子认为这本书是描述水俣病患者的悲痛生活及经历的，婉言拒绝了所有奖项。随后她在报纸杂志上连载发表了《苦海净土》的第二部和第三部。小说讲述了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水俣病患者的悲惨经历，由于工厂排水使水俣市的民众水银中毒，出现思维不清、视力下降、口齿不清等症状，严重者甚至死亡；同时对水俣病患者由刚开始的默默忍受到后来以家庭形式提起诉讼，直至诉讼最终判决的事情进行了详细描述，其中既有水俣病患者与病魔斗争的客观描述，也有根据患者独白的主观记叙。《苦海净土》向世人说明了当今被认为是社会性政治问题的“水俣病公害事件”的原委，是一部推进反公害斗争的历史性作品，而这部小说的意义不仅在于其社会性、伦理性等，可以说作为文学作品也具有很高的艺术性。
　　“世上的幸福大同小异，世上的不幸却各不相同”。在《苦海凈土》中，我们能够看到水俣病带来的各种人间悲剧：热爱棒球却因目不能视、身体畸形而只能艰难地做着挥棒练习的山中九平少年；固执刚强、过着时钟般的规律生活却最终无声死去的仙助老人；因患病而失去了作为女人的自尊和基本生育权利并最终被抛弃的坂上雪；从鲜活可爱的小女孩儿变成“没有灵魂的人偶”并悄然走向死亡的小由利……然而，石牟礼道子并没有歇斯底里地、呐喊式地去描绘这样一个凄苦难言的世界，甚至在整部作品中都找不到类似于“绝望”的字眼，她似乎只是用一种旁观者的口吻，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娓娓道来。在讲述患者故事时，她是带有诗人感性特质的叙述者；在记录受害者们与公司、政府之间的谈判和斗争时，她又是反公害运动浪潮的见证者。她引导我们辗转于那带有强烈文学色彩的、诗性的、非纪实性语言，与带着冰冷、残酷味道的纪实性语言之间，带领我们行走于时而现实时而虚幻的奇诡世界中。当我们沉浸于一个个悲怆而无奈的故事之时，一种暗默的认知又将这种悲剧性放大到无以复加：那些温情骤逝后的孤寂与虚无，那些被偷走的灵魂深处无声的苦楚与挣扎带来的窒息感，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个角落里真实地存在着。
　　日本文学史上有许多女性作家（如樋口一叶、圆地文子等），她们大多围绕女性、家庭、性等话题进行创作，而石牟礼道子则完全不同。她的关注点更多地集中于类似水俣病这样与保护生态环境、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相关的话题。正是石牟礼道子让大家知道了水俣病，了解了公害问题，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从文学创作意图上而言，她更像是以笔为剑的侠女，执笔书写普通民众之苦痛，仗剑直指现代文明之弊端，以纤弱女子之身，发振聋发聩之言。
　　除了《苦海净土》，她还创作了许多揭露生态危机以及描绘生态危机背后世间百态的文学作品。比如《弥留之花》，这是一部广义上的以宗教为主题的作品，其中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那个因水俣病而失去生命的8岁小女孩儿。她的母亲每当樱花盛开的时候就会想到曾经开心赏花的女儿，并劝慰自己：孩子离开这个世界，就能够成佛，从而摆脱人世的种种苦难，进入极乐世界。后来母亲也同样因为水俣病而离开了这个世界。石牟礼道子通过描述这对不幸的母女，以自己独特的宗教观诠释了被水俣病所折磨的受难者，也深深触及了人们心灵深处的那份亲情。

　　然而，正如文学评论家渡边京二所说，“《苦海净土》是石牟礼道子以自身体验为题材创作的小说，是她不幸意识的产物”，具有明显的“私小说”性质。
　　回忆自己的年少时光，石牟礼道子曾经评价自己“天生反骨”：“在老师面前装成好孩子，人们都认为我是一个品行端正、学习优秀的学生，因而经常获得很多奖状。但是我讨厌这样，偷偷撕碎奖状又为扔到哪里去好而苦恼。”这也许正是她年少时痛苦的根本原因。出生在普通的家长制封建家庭，有着传统日本女性特有的温柔、贤淑和包容力。在祖母精神失常后，她毅然肩负起照顾祖母、打理家务以及十几人工程队的日常吃喝等重担。在弟弟确定婚期后，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她坦然接受家中安排的包办婚姻，并在婚后恪尽职守地扮演好一个家庭主妇的角色。为了生计她买过黑市米，刷过黑锅底，推销过化妆品，还缝补过旧衣物。然而在这温驯的表层之下却隐藏着一颗被苦苦压抑的灵魂。她曾遍览种种撕裂、绝望的人生：曾经是家族希望却偏偏早夭的舅舅，受家业束缚困扰而酗酒不止的父亲，对她温柔以待却红颜薄命的少女堇，因战争征召入伍从此生死两茫茫的青年男女学生，深陷亲生家庭与抚养家庭的两难泥沼、最终选择服毒自杀的“蓝颜知己”志贺狂太，因与父亲冲突不断而酗酒意外身亡的弟弟。她也为传统社会中的女性悲剧而唏嘘：祖母的恍惚人生，因贫穷而被家人卖到娼馆里的妓女的无望人生。她更因自己生为女子不得实现文学梦而空留怅惘与空虚。因此，对于世间悲苦，特别是女性的生存惨剧，她内心怀有天然的怜悯与共鸣，却也因此而深感彷徨与无力。直到遇见了同为水俣出身的诗人兼女性史研究家高群逸枝。1963年，高群逸枝的《女性的历史》一书像照进黑暗的一道光，点亮了她的内心。从生命再生产的角度重新审视世界的女性主义思想，极大地动摇了她的世界观，发女性未能发之言，重视未敢直视之自我。从此，“生为女子”渐渐从石牟礼道子的软肋进化成了她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利器。 　　发表于1976年的自传体小说《椿海记》，以幼年时的作者本人为原型，讲述了生长在水俣地区的4岁幼女密针的家族巨变以及亲朋好友的种种故事。如果说《苦海净土》描绘的是饱受近代产业文明弊害所摧残的人间炼狱，那么《椿海记》则是一曲歌颂水俣病事件之前的不知火海原风景的自然赞歌。
　　当春花铺满世界时，大地的深沉气息扑面而来，纠缠着海洋的清香，迎来不知火海黎明的晨霭。朝阳就在这片氤氲之中渐升渐明，而在光芒处大海露出了温柔的眉目。
　　我向被叫做大崎鼻的海角岩滩处行去。在杨梅树的树根与高大羊齿蕨之间常常伸展着枝肥叶大的狼萁。臭梧桐和垂茉莉的嫩芽闪着光。刚刚抽出嫩枝的柔红色樟树林散发着阵阵幽香，交织出清晨跳动的地气。
　　晚春的鸟叫声声而来。岩滩渐行渐近，掩盖小路的杂草忽而变短，裸露出岩石表面，疯狂长出新芽的款冬的圆叶四散蔓延在岩石表层。来到堪堪将被潮水拍湿的岩石上可以看到还盛开着的野山茶花。有鸟儿飞来花边，多是白眉。这些野山茶从严冬就开始盛开，连结起遍布着这种岩石的海角，点缀着大海的边缘，直至野杜鹃的开花时期到来。

　　正如文学评论家池泽夏树所评价的那样，《椿海记》是一部必須一行一行细读慢品的小说，稍有疏忽就有可能错过许多。虽是小说，作者却用带有散文风格的细腻笔触描绘了不知火沿岸的莺飞草长、四季更迭，闻所未闻的植物、鱼类名称接踵而来，使读者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生机、浑然天成的广阔天地之中。而在4岁女童的眼里，除了山水间的时光流转，还有山间的猿狸狐兔以及古老故事里的山神、河童，而这一切借用小说人物口中最具熊本乡土风情的天草方言，构筑出一个人类与自然、生灵和谐共处的奇幻世界。在这样一个仿若世外桃源的反近代世界中，故事围绕着主人公密针的家族没落与人际关系徐徐展开。而不论是其神志不清又眼盲的祖母、为摆脱家业束缚带来的辛劳而沉迷杯酒之间的父亲，还是被卖身到妓馆的年轻女孩儿们，都是有着各自的悲剧人生却不失柔软本心的形象。而这些经历种种苦难方得挣脱束缚、获得灵魂净化的存在正与水俣病患者的形象不谋而合。因而也可以说《椿海记》是石牟礼道子的另一种生态文学书写实践。
　　石牟礼道子另一部源于自身经历的小说是1993年获得紫式部文学奖的《十六夜桥》。小说以祖母的人生经历为原型，描写了主人公志乃的曲折人生与守护家庭的坚定心性。作者用优美的措辞与标志性的熊本方言书写了自己对天草土地的记忆，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是“我讲述给自己的‘净琉璃’故事”。
　　石牟礼道子擅长运用写实性与抒情性相结合的文体，营造充满诗意的、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故事氛围，并结合方言叙事手法讲述现代文明之下的世间百态，揭露急速发展的近代化给人类带来的生存危机，因而被誉为“现代的口承者”“近代文明的‘咒术师’”。
　　（作者工作单位：范鸥，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李先瑞，浙大宁波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