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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轮在伏尔加河上平稳地行驶，前方是一片开阔的河面。沿河两岸是茂密的树林，或是树干斑驳、银白相间的白桦林，或是苍劲挺拔、黑黝黝难探其深的松树林，时而还会有一片片椴树林闪烁在夕阳的映照之下，那簇簇叶子上反射出的斑斓的色彩瞬间闯进我的眼帘，有些目眩。在所有这些华丽的、娇艳的甚至辉煌的树梢之上，高耸着金色的、蓝色的、五彩的东正教教堂的葱头形圆顶、直插天际的尖顶。多彩的教堂的旁边，明亮的林间空地上，是各式各样的“达恰”—俄罗斯人喜好并离不开的乡间休憩木屋。森林接森林，“达恰”接“达恰”，秀色如同一幅天造地设的长卷，依傍着看上去像是静止不动的河水缓缓地、缓缓地展开……
伏尔加河是俄罗斯人的骄傲，是他们的母亲河。所以，有文字这样记载：“俄罗斯人就是沿河而居的民族。”俄国的历代帝王都把目光聚焦在这条大河上，彼得一世就曾规划了一个“大伏尔加河计划”，其核心就是以伏尔加河为通道，将波罗的海和黑海连接起来，组成一个能通达全国的水网，变陆地的俄国为一个北有波罗的海出海口、南有黑海出海口的海洋大国。天不借寿与这位大帝，彼得奋斗一生只夺得了波罗的海出海口，只有了圣彼得堡这样一扇让西方的风吹进来的“敞开的窗口”。黑海口的夺得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伟业，而这个黑海出海口就是克里米亚，就是塞瓦斯托波尔，就是刻赤，就是敖德萨。有了克里米亚，有了塞瓦斯托波尔，俄国就有了黑海舰队，有了刻赤，有了敖德萨，俄国就成了一个大帝国。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雄心壮志并不止于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刻赤和敖德萨，她曾经说过：“要是我能活到二百岁，整个欧洲必将置于俄国的统治之下。”但是，同样，天也没有借寿与这位女皇，她盛年中风而亡。
真正完成这一伟业的是苏联时期的斯大林。他先后下令修建了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和莫斯科运河，使原本不经过莫斯科、俄罗斯欧洲中部地区的伏尔加河流经了过来，组建成了一个连接波罗的海、黑海、白海、里海和亚速海的大水网，而莫斯科则成了“通达五海的城市”。斯大林不仅完成了彼得一世的“大伏尔加河计划”，而且建成了彼得和叶卡捷琳娜都没有梦想过的北海舰队和太平洋舰队，使苏联成为一个海上霸权国家。因之，斯大林有了任何一个俄国统治者都没有过的荣誉，也有了许多的真相和谎言相交织的神话。
但俄罗斯历史进程的核心问题似乎并不仅仅在于这个水网、这个面对世界的全方位的舰队，而是在于一个“继承”，一个叫作“源自彼得和叶卡捷琳娜的继承”；一个“主义”，一个叫作“大俄罗斯主义”的民族主义主张。“继承”和“主义”是彼得和叶卡捷琳娜给这个国家，给后来者留下的一笔内容庞杂的遗产，但其核心就是“俄罗斯国家利益至上”和“俄罗斯民族至尊无二”。对于这方土地的统治者来说，“俄罗斯国家利益至上”就是：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是决定国策的基础、出发点、归属。无论怎样的纵横捭阖，无论怎样的运筹帷幄，无论怎样的结盟，也无论怎样的关系，双边的、多边的、求和的、争霸的、合作的、战略的，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是俄罗斯帝王和元首决策的最后底线。换句话说，俄国历代的统治者都不会固守一种不变的立场，总是因时而动，随机而变的。而“俄罗斯民族至尊无二”则是一份宣言书，它所宣告的是俄罗斯民族是国家的主导、核心和动力，其他的民族都是“小民族”、“臣属民族”、“必须听话的民族”、“不得越轨的民族”。在历史的分分合合中，北高加索的各个少数民族始终难以摆脱“臣属民族”的地位，一直被最高上谕训令为“必须听话的民族”、“不得越轨的民族”。即使像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他们虽然同为基辅罗斯的起源，同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形成作出过贡献，但最终也被划分成了三六九等：俄罗斯民族是“大俄罗斯”，白俄罗斯民族是“白俄罗斯”，乌克兰则是“小俄罗斯”。关于俄国的双头鹰，现在盛行的一种说法是：它一只眼睛盯着西方，一只眼睛盯着东方。但按照俄罗斯最古老的记载，双头鹰的眼睛是分别盯着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的。因此，苏联的，尤其是斯大林的“继承”和“主义”与其说是源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如说是源自彼得和叶卡捷琳娜。
伏尔加河镜面般的河水被来往穿梭的游轮、货轮、各色各样的帆船划出了纵横交错的一道道波浪之纹，夕阳下落到远方的一片树梢之上了，晚霞色彩的瑰丽把这大河装点得分外妖艳，也分外神秘：似乎太阳越是下沉，这大河的河面却是越发地光亮和富有色彩。
“真是一条大河，不愧为母亲河！”我不禁自语起来。
我身旁的维塔利俯伏在栏杆上已经有好一阵子不讲话了，他一直专注着前方的河面，河面除了光亮与色彩，几乎一无所有。当然，还是有点什么的，这大概就是他盯在河面上和随之又消失在那里的目光。这时，他突然说话了，似乎是在回答我的感慨，但没有抬头看我：“我们的母亲河是第聂伯河！”
维塔利是我在这次旅途中新认识的一个乌克兰人，一个出身于、成长于、生活于基辅的知识分子。时世变化沧桑，现在从外表看起来他是个“时尚追逐者”，一个“酷男”：印着古怪大花纹的短袖衬衣紧紧地裹在身上，暴露出的臂肌上是同样古怪花纹的文身，肥大又仅长及膝盖的短裤，从那里笔直而下的一双长腿趿拉着半新不旧的塑料拖鞋。他说：“第聂伯河才是这块土地上文明和文化的真正载体！”
“这话怎讲？”我问。
“您不信教。我知道你们中国人没有国教信仰。可我是东正教徒，虔诚的！知道东正教吧？它是首先传入我们基辅的，然后才顺着第聂伯河传到莫斯科，传到如今俄罗斯的西北和东北地区去的。伏尔加河能比吗？和拜占庭、罗马、西方通商往来最早的道路是我们的第聂伯河，是这条‘从瓦良格到希腊之路’的黄金水路，而不是伏尔加河！”
维塔利的言语间透露出一个乌克兰人的自豪感，一种传自久远的民族认同。我没有想到如此具有时代感的人会讲出如此凝聚旧时代特色的话语。维塔利还在讲：“谈到基辅罗斯，我们是源头，说起东正教，我们是正宗。不过，现在争这个实在没有什么意思。我不讨厌伏尔加河，所以休假时，我来旅游了；我也不讨厌俄罗斯人，我的朋友亲属中就有许多俄罗斯人。但是，我讨厌……” 他停顿了一下，我不禁问：“讨厌什么？”
“我讨厌俄罗斯人的自大，自以为是，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苏联的时候，把我们乌克兰当作养活整个国家的粮仓，出了问题了，没有粮食了，拿我们乌克兰开刀，乌克兰闹大饥荒了，不允许向外界公开，不许接受美国的援助。乌克兰有人表示不满了，就说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就要发大兵镇压！我们怎么就这么倒霉呢？一切都得听俄罗斯人的，一切都得服从俄罗斯人的利益。乌克兰人不能管乌克兰自己的事，俄罗斯是大俄罗斯，我们是小俄罗斯！”
维塔利越说越有情绪了。而我觉得，他的话虽有情绪，却也道出了历史的真实。帝国时期的事已经淡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而十月革命之后的风云却依然记忆犹新。坦波夫省的农民起义，“马赫诺匪帮”，图哈切夫斯基动用毒气镇压“反苏维埃的农民暴动”，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所描述的那些纷争、冲突、战事，三十年代苏联最大的、最严酷的饥荒以及斯大林严令封锁消息，不都是发生在乌克兰的土地之上吗？还有，赫鲁晓夫秉承斯大林的意志在这里搞的“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不是因为“成绩辉煌”一时间成为全苏的典型吗？而赫鲁晓夫这个“外省官员”不也一下子升迁到了莫斯科吗？陡然间，我想起了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段文字，记载的是斯大林任命他当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的事。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这样写：“置身在乌克兰人当中，我仍感到有某种隔阂。虽然我懂得乌克兰语，但我从来没有达到能够用它来发表演说的程度。”所以，一九三八年，当斯大林派他重回乌克兰工作时，他竟然说了这么一句话：“派我一个俄罗斯人到乌克兰去没有什么意义。”
派俄罗斯人去各加盟共和国当最高领导人这是基于斯大林对非俄罗斯人的不放心、怀疑。这是当时“大俄罗斯主义”的一种典型表现。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政治生涯，恰如被派到其他共和国的俄罗斯人的政治生涯一样，对于乌克兰，对于其他民族与俄罗斯当局的关系最终并没有起到“有什么意义的作用”，也就是说，在这方面，“大俄罗斯主义”最终也未能起到挽苏联解体之狂澜于既倒的作用。
关于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这种“大”、“小”俄罗斯地位及主义之争是一种历史之争，一种跨越岁月的世纪之争。记得我曾不止一次地和俄罗斯的历史研究同行争论过，不同民族的研究者看法是不一致的。在莫斯科市中心“革命广场”的那个街头酒吧里，俄罗斯人、教授、谢尔盖对我说的是：“乌克兰，乌克兰不就是俄罗斯吗！这没有什么好争议的！乌克兰历来就是俄国的一个省，它没有离开过俄国，也不能离开。”在研究所里，在茶炊冒着热气的办公桌旁，敖德萨人、主任研究员、奥列格对我说的是：“乌克兰的事情很复杂，它虽然是苏联的最大的黑土地带，却也是麻烦不断的地区。我看主要原因在‘大俄罗斯主义’上。”
在与他们的对话中，我都提到了一个事实：尽管乌克兰在俄罗斯帝国期间一直是个臣属于圣彼得堡的省，但在十月革命后乌克兰出现了一个要求成立独立共和国的难以阻挡的趋势，而且乌克兰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我向他们说，当年列宁的态度是十分明朗的：同意乌克兰组建自己的共和国。我引用了列宁的文字：“乌克兰要成为一个单独的、独立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结成联盟（联邦）呢，还是同俄罗斯合并为一个统一的苏维埃共和国？这个问题，所有的布尔什维克，所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都应当仔细加以考虑。”
当时，列宁就十分关注“大俄罗斯主义”的表现，只不过那时“大俄罗斯主义”表现为以“共产党”来划界：赞成和拥护布尔什维克党，就得赞成和拥护“大俄罗斯主义”，而列宁坚决反对共产党人（布尔什维克）因“乌克兰的独立问题”而分裂。列宁的意见是：“共产党人只要在反对资本压迫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能够团结一致，就不应当为国界问题，为两国的关系是采取联邦形式还是其他形式的问题发生分歧。”列宁还特别强调，在这个问题上要反对“可耻可憎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偏见”，主张“为这些问题发生分歧是不能允许的。这些问题将由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来解决”。在列宁的坚持下，乌克兰终于成立了“自己的独立共和国”，并以这个平等的身份与俄罗斯、白俄罗斯以及南高加索组成了“苏联”。只不过这个共和国的名称上加了两个形容词：“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谢尔盖说：“您注意到了没有？列宁还特别强调了一句话：不能违背莫斯科的指示！”我说：“我注意到了。有类似的话。”
奥列格说：“正因为有不能违背莫斯科的指示这样的话，乌克兰这个国家就始终不是个真正独立的国家，在实质上它还是俄国的一个省。”
也许，谢尔盖和奥列格的话都含有相同的意思：“大俄罗斯主义”，只不过，谢尔盖是为“大俄罗斯主义”叫好，而奥列格则对“大俄罗斯主义”表示了异议。在这晚霞红遍前方天际的时刻，学术性的谈话太煞风景，而我要把列宁的话全搬出来对维塔利讲，显然也太不合时宜，一是维塔利肯定不会感兴趣，二是这些话离他的存在和现实太远。
我看着维塔利，他还年轻，他所说的一切是他未亲身经历过的事。于是，我换了个话题：是什么促使他有这种情绪的呢？
“我是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我爷爷、爸爸辈经历过。我爷爷参加过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后来是莫斯科运河的修建，再后来，他作为囚犯劳动力又辗转了一系列的工地。那叫苦，那叫累，那叫不是正常人过的日子！最后他在基辅南边的一个村庄居住了下来，我爸爸又费尽周折，混到了基辅，我是在基辅长大的……嗨，说这个干什么呢？”他突然转了话题，“您在第聂伯河上游览过？”
我去过乌克兰，去过基辅，但我没有乘游轮在第聂伯河上远行过。维塔利说：“一定要去！那开阔的水面，两岸那迷人的风景！还有故事，还有，还有，对，还有传奇、神话！您会迷上我们的第聂伯河的！”
说话间，我们从船首走到了船尾。夜幕下，只有极远处的一缕晚霞，波光般闪动在地平线上。船尾水流湍急，两边飞卷起的浪花，交织成了翻滚不息的巨大的水流，羽翼一般地紧紧贴在船尾的两侧，船在前行，而这八字形的水流把伏尔加河的河水，推向远处，推向两岸。在翻滚的水流的上空，成群的水鸟前后追逐着，上下飞舞着。大河、轮船、翻滚的水流以及在夜幕下游轮的不息灯光，这是水鸟的天堂！我想象起了第聂伯河：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都是源于俄罗斯西北地区瓦尔代高地的大河，都是由西北而南下，都有着沿河而居的斯拉夫民族，都有着各自的和共同的故事和传奇。正是这些故事和传奇组成了两河间的、如今俄罗斯人放在嘴边的“欧亚大陆”的文明和文化，正是这些故事和传奇组成了他们各自的和共同的生活，也正是这些故事和传奇变幻出、演绎出他们各自的和共同的未来。然而，有一个问题也是回避不得的，那就是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在几乎平行奔流了数千公里之后，最后的归属却是不同的：伏尔加河流向了里海，第聂伯河消融于黑海之中。也许这就是差异，也许，正是这种差异注定了大俄罗斯和小俄罗斯之间分分合合和恩恩怨怨的宿命。 船上的晚会开始了。说是晚会，实际上就是游人们自娱自乐的集会。在那种不拘形迹的、近乎狂欢式的气氛中，维塔利抓起麦克风，一首歌接一首歌地唱了起来。俄罗斯所特有的那种缓慢而优雅、深沉而清新、高亢而又忧郁的歌声充满大厅，飞出了窗外，飞向了夜色笼罩的伏尔加河……我对维塔利会唱那么多的俄罗斯民歌和流行歌曲、记住那么多的歌词感到惊讶，我问他，他说：“这些歌都是我在家里学会的。从小就会唱，忘不了了。”
一个讨厌俄罗斯人自大的乌克兰人竟然会念念不忘于儿时学会的俄罗斯歌曲，竟然会兴致勃勃地吟唱。这是一种难以消失的潜意识，交织着亲俄罗斯和反俄罗斯的复杂感情、意识和行为准则。那“大俄罗斯主义”又该做如何的解释呢？如果从理论上讲，“大俄罗斯主义”的核心就是个“大”字。大者，至尊也，巅峰也，不可超越也。在四五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俄罗斯国家利益至上”和“俄罗斯民族至尊无二”交织发展，形成了一股无法分开的“大俄罗斯主义”，或者说得洋气一些，“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合力。列宁当年所以把“大俄罗斯主义”形容成是“可耻可憎的偏见”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在他那个年月，这种“可耻可憎的大俄罗斯主义偏见”尚仅仅局限于以俄国“共产党”来划分这个较小的范围之内，而到了后来，斯大林把这种“大俄罗斯主义”扩展到了极为神圣的地位：俄罗斯的利益就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就是苏联的利益，苏联的利益就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就是全人类未来的利益，进而得出了一个更为神圣的结论：捍卫全人类的利益就得捍卫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捍卫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就得捍卫苏联的利益，捍卫苏联的利益就得捍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捍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就得捍卫俄罗斯的利益。于是，“大俄罗斯主义”就经典化，就神圣化，就披上了合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
苏联解体后，这种“大俄罗斯主义”的至尊地位，至高无上的优越感，其他民族必须无条件倾听的绝对权力，可以攫取一切、掌控一切、阴谋一切的不容替代的地位，所有这一切都瞬间消失，俄罗斯不再能掌控一切、攫取一切、阴谋一切。这种“大民族的失落感”也随着历史的前进，在俄罗斯的重新崛起的呼声中演化成了一种新的声音、新的主义—“捍卫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利益”：“俄罗斯将为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而战，绝不退缩，无论这种维利之战是在俄罗斯的本土，还是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也许，可以这样说，近二十多年的俄罗斯发展进程就是一个不断顽强追寻失落的“大民族感”的进程。
又传来了维塔利的声音，他在唱一首古老的俄罗斯情歌，忧郁、低沉。有个姑娘走到他的身旁，扭动起不算肥胖的身躯，歌声清亮，但同样忧郁。在这个混杂这么多种感情、难以说清什么气氛的歌声之夜，去思考什么“大俄罗斯主义”的历史、哲学问题，简直就是傻透了，只有一种想法始终离不开我的思绪：“大俄罗斯主义”成就了苏联，但也葬送了苏联；在这新俄罗斯重新崛起的时代，“大俄罗斯主义”还能成就什么，还能葬送什么呢？
谢尔盖不在，没有回答；奥列格也不在，同样没有回答。维塔利在，而他只有歌声；他身旁的姑娘在，她呢，轻歌曼舞也许就是一种回答，独特的，富有哲理的！
伏尔加河是俄罗斯人的骄傲，是他们的母亲河。所以，有文字这样记载：“俄罗斯人就是沿河而居的民族。”俄国的历代帝王都把目光聚焦在这条大河上，彼得一世就曾规划了一个“大伏尔加河计划”，其核心就是以伏尔加河为通道，将波罗的海和黑海连接起来，组成一个能通达全国的水网，变陆地的俄国为一个北有波罗的海出海口、南有黑海出海口的海洋大国。天不借寿与这位大帝，彼得奋斗一生只夺得了波罗的海出海口，只有了圣彼得堡这样一扇让西方的风吹进来的“敞开的窗口”。黑海口的夺得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伟业，而这个黑海出海口就是克里米亚，就是塞瓦斯托波尔，就是刻赤，就是敖德萨。有了克里米亚，有了塞瓦斯托波尔，俄国就有了黑海舰队，有了刻赤，有了敖德萨，俄国就成了一个大帝国。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雄心壮志并不止于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刻赤和敖德萨，她曾经说过：“要是我能活到二百岁，整个欧洲必将置于俄国的统治之下。”但是，同样，天也没有借寿与这位女皇，她盛年中风而亡。
真正完成这一伟业的是苏联时期的斯大林。他先后下令修建了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和莫斯科运河，使原本不经过莫斯科、俄罗斯欧洲中部地区的伏尔加河流经了过来，组建成了一个连接波罗的海、黑海、白海、里海和亚速海的大水网，而莫斯科则成了“通达五海的城市”。斯大林不仅完成了彼得一世的“大伏尔加河计划”，而且建成了彼得和叶卡捷琳娜都没有梦想过的北海舰队和太平洋舰队，使苏联成为一个海上霸权国家。因之，斯大林有了任何一个俄国统治者都没有过的荣誉，也有了许多的真相和谎言相交织的神话。
但俄罗斯历史进程的核心问题似乎并不仅仅在于这个水网、这个面对世界的全方位的舰队，而是在于一个“继承”，一个叫作“源自彼得和叶卡捷琳娜的继承”；一个“主义”，一个叫作“大俄罗斯主义”的民族主义主张。“继承”和“主义”是彼得和叶卡捷琳娜给这个国家，给后来者留下的一笔内容庞杂的遗产，但其核心就是“俄罗斯国家利益至上”和“俄罗斯民族至尊无二”。对于这方土地的统治者来说，“俄罗斯国家利益至上”就是：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是决定国策的基础、出发点、归属。无论怎样的纵横捭阖，无论怎样的运筹帷幄，无论怎样的结盟，也无论怎样的关系，双边的、多边的、求和的、争霸的、合作的、战略的，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是俄罗斯帝王和元首决策的最后底线。换句话说，俄国历代的统治者都不会固守一种不变的立场，总是因时而动，随机而变的。而“俄罗斯民族至尊无二”则是一份宣言书，它所宣告的是俄罗斯民族是国家的主导、核心和动力，其他的民族都是“小民族”、“臣属民族”、“必须听话的民族”、“不得越轨的民族”。在历史的分分合合中，北高加索的各个少数民族始终难以摆脱“臣属民族”的地位，一直被最高上谕训令为“必须听话的民族”、“不得越轨的民族”。即使像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他们虽然同为基辅罗斯的起源，同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形成作出过贡献，但最终也被划分成了三六九等：俄罗斯民族是“大俄罗斯”，白俄罗斯民族是“白俄罗斯”，乌克兰则是“小俄罗斯”。关于俄国的双头鹰，现在盛行的一种说法是：它一只眼睛盯着西方，一只眼睛盯着东方。但按照俄罗斯最古老的记载，双头鹰的眼睛是分别盯着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的。因此，苏联的，尤其是斯大林的“继承”和“主义”与其说是源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如说是源自彼得和叶卡捷琳娜。
伏尔加河镜面般的河水被来往穿梭的游轮、货轮、各色各样的帆船划出了纵横交错的一道道波浪之纹，夕阳下落到远方的一片树梢之上了，晚霞色彩的瑰丽把这大河装点得分外妖艳，也分外神秘：似乎太阳越是下沉，这大河的河面却是越发地光亮和富有色彩。
“真是一条大河，不愧为母亲河！”我不禁自语起来。
我身旁的维塔利俯伏在栏杆上已经有好一阵子不讲话了，他一直专注着前方的河面，河面除了光亮与色彩，几乎一无所有。当然，还是有点什么的，这大概就是他盯在河面上和随之又消失在那里的目光。这时，他突然说话了，似乎是在回答我的感慨，但没有抬头看我：“我们的母亲河是第聂伯河！”
维塔利是我在这次旅途中新认识的一个乌克兰人，一个出身于、成长于、生活于基辅的知识分子。时世变化沧桑，现在从外表看起来他是个“时尚追逐者”，一个“酷男”：印着古怪大花纹的短袖衬衣紧紧地裹在身上，暴露出的臂肌上是同样古怪花纹的文身，肥大又仅长及膝盖的短裤，从那里笔直而下的一双长腿趿拉着半新不旧的塑料拖鞋。他说：“第聂伯河才是这块土地上文明和文化的真正载体！”
“这话怎讲？”我问。
“您不信教。我知道你们中国人没有国教信仰。可我是东正教徒，虔诚的！知道东正教吧？它是首先传入我们基辅的，然后才顺着第聂伯河传到莫斯科，传到如今俄罗斯的西北和东北地区去的。伏尔加河能比吗？和拜占庭、罗马、西方通商往来最早的道路是我们的第聂伯河，是这条‘从瓦良格到希腊之路’的黄金水路，而不是伏尔加河！”
维塔利的言语间透露出一个乌克兰人的自豪感，一种传自久远的民族认同。我没有想到如此具有时代感的人会讲出如此凝聚旧时代特色的话语。维塔利还在讲：“谈到基辅罗斯，我们是源头，说起东正教，我们是正宗。不过，现在争这个实在没有什么意思。我不讨厌伏尔加河，所以休假时，我来旅游了；我也不讨厌俄罗斯人，我的朋友亲属中就有许多俄罗斯人。但是，我讨厌……” 他停顿了一下，我不禁问：“讨厌什么？”
“我讨厌俄罗斯人的自大，自以为是，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苏联的时候，把我们乌克兰当作养活整个国家的粮仓，出了问题了，没有粮食了，拿我们乌克兰开刀，乌克兰闹大饥荒了，不允许向外界公开，不许接受美国的援助。乌克兰有人表示不满了，就说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就要发大兵镇压！我们怎么就这么倒霉呢？一切都得听俄罗斯人的，一切都得服从俄罗斯人的利益。乌克兰人不能管乌克兰自己的事，俄罗斯是大俄罗斯，我们是小俄罗斯！”
维塔利越说越有情绪了。而我觉得，他的话虽有情绪，却也道出了历史的真实。帝国时期的事已经淡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而十月革命之后的风云却依然记忆犹新。坦波夫省的农民起义，“马赫诺匪帮”，图哈切夫斯基动用毒气镇压“反苏维埃的农民暴动”，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所描述的那些纷争、冲突、战事，三十年代苏联最大的、最严酷的饥荒以及斯大林严令封锁消息，不都是发生在乌克兰的土地之上吗？还有，赫鲁晓夫秉承斯大林的意志在这里搞的“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不是因为“成绩辉煌”一时间成为全苏的典型吗？而赫鲁晓夫这个“外省官员”不也一下子升迁到了莫斯科吗？陡然间，我想起了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段文字，记载的是斯大林任命他当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的事。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这样写：“置身在乌克兰人当中，我仍感到有某种隔阂。虽然我懂得乌克兰语，但我从来没有达到能够用它来发表演说的程度。”所以，一九三八年，当斯大林派他重回乌克兰工作时，他竟然说了这么一句话：“派我一个俄罗斯人到乌克兰去没有什么意义。”
派俄罗斯人去各加盟共和国当最高领导人这是基于斯大林对非俄罗斯人的不放心、怀疑。这是当时“大俄罗斯主义”的一种典型表现。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政治生涯，恰如被派到其他共和国的俄罗斯人的政治生涯一样，对于乌克兰，对于其他民族与俄罗斯当局的关系最终并没有起到“有什么意义的作用”，也就是说，在这方面，“大俄罗斯主义”最终也未能起到挽苏联解体之狂澜于既倒的作用。
关于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这种“大”、“小”俄罗斯地位及主义之争是一种历史之争，一种跨越岁月的世纪之争。记得我曾不止一次地和俄罗斯的历史研究同行争论过，不同民族的研究者看法是不一致的。在莫斯科市中心“革命广场”的那个街头酒吧里，俄罗斯人、教授、谢尔盖对我说的是：“乌克兰，乌克兰不就是俄罗斯吗！这没有什么好争议的！乌克兰历来就是俄国的一个省，它没有离开过俄国，也不能离开。”在研究所里，在茶炊冒着热气的办公桌旁，敖德萨人、主任研究员、奥列格对我说的是：“乌克兰的事情很复杂，它虽然是苏联的最大的黑土地带，却也是麻烦不断的地区。我看主要原因在‘大俄罗斯主义’上。”
在与他们的对话中，我都提到了一个事实：尽管乌克兰在俄罗斯帝国期间一直是个臣属于圣彼得堡的省，但在十月革命后乌克兰出现了一个要求成立独立共和国的难以阻挡的趋势，而且乌克兰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我向他们说，当年列宁的态度是十分明朗的：同意乌克兰组建自己的共和国。我引用了列宁的文字：“乌克兰要成为一个单独的、独立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结成联盟（联邦）呢，还是同俄罗斯合并为一个统一的苏维埃共和国？这个问题，所有的布尔什维克，所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都应当仔细加以考虑。”
当时，列宁就十分关注“大俄罗斯主义”的表现，只不过那时“大俄罗斯主义”表现为以“共产党”来划界：赞成和拥护布尔什维克党，就得赞成和拥护“大俄罗斯主义”，而列宁坚决反对共产党人（布尔什维克）因“乌克兰的独立问题”而分裂。列宁的意见是：“共产党人只要在反对资本压迫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能够团结一致，就不应当为国界问题，为两国的关系是采取联邦形式还是其他形式的问题发生分歧。”列宁还特别强调，在这个问题上要反对“可耻可憎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偏见”，主张“为这些问题发生分歧是不能允许的。这些问题将由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来解决”。在列宁的坚持下，乌克兰终于成立了“自己的独立共和国”，并以这个平等的身份与俄罗斯、白俄罗斯以及南高加索组成了“苏联”。只不过这个共和国的名称上加了两个形容词：“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谢尔盖说：“您注意到了没有？列宁还特别强调了一句话：不能违背莫斯科的指示！”我说：“我注意到了。有类似的话。”
奥列格说：“正因为有不能违背莫斯科的指示这样的话，乌克兰这个国家就始终不是个真正独立的国家，在实质上它还是俄国的一个省。”
也许，谢尔盖和奥列格的话都含有相同的意思：“大俄罗斯主义”，只不过，谢尔盖是为“大俄罗斯主义”叫好，而奥列格则对“大俄罗斯主义”表示了异议。在这晚霞红遍前方天际的时刻，学术性的谈话太煞风景，而我要把列宁的话全搬出来对维塔利讲，显然也太不合时宜，一是维塔利肯定不会感兴趣，二是这些话离他的存在和现实太远。
我看着维塔利，他还年轻，他所说的一切是他未亲身经历过的事。于是，我换了个话题：是什么促使他有这种情绪的呢？
“我是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我爷爷、爸爸辈经历过。我爷爷参加过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后来是莫斯科运河的修建，再后来，他作为囚犯劳动力又辗转了一系列的工地。那叫苦，那叫累，那叫不是正常人过的日子！最后他在基辅南边的一个村庄居住了下来，我爸爸又费尽周折，混到了基辅，我是在基辅长大的……嗨，说这个干什么呢？”他突然转了话题，“您在第聂伯河上游览过？”
我去过乌克兰，去过基辅，但我没有乘游轮在第聂伯河上远行过。维塔利说：“一定要去！那开阔的水面，两岸那迷人的风景！还有故事，还有，还有，对，还有传奇、神话！您会迷上我们的第聂伯河的！”
说话间，我们从船首走到了船尾。夜幕下，只有极远处的一缕晚霞，波光般闪动在地平线上。船尾水流湍急，两边飞卷起的浪花，交织成了翻滚不息的巨大的水流，羽翼一般地紧紧贴在船尾的两侧，船在前行，而这八字形的水流把伏尔加河的河水，推向远处，推向两岸。在翻滚的水流的上空，成群的水鸟前后追逐着，上下飞舞着。大河、轮船、翻滚的水流以及在夜幕下游轮的不息灯光，这是水鸟的天堂！我想象起了第聂伯河：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都是源于俄罗斯西北地区瓦尔代高地的大河，都是由西北而南下，都有着沿河而居的斯拉夫民族，都有着各自的和共同的故事和传奇。正是这些故事和传奇组成了两河间的、如今俄罗斯人放在嘴边的“欧亚大陆”的文明和文化，正是这些故事和传奇组成了他们各自的和共同的生活，也正是这些故事和传奇变幻出、演绎出他们各自的和共同的未来。然而，有一个问题也是回避不得的，那就是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在几乎平行奔流了数千公里之后，最后的归属却是不同的：伏尔加河流向了里海，第聂伯河消融于黑海之中。也许这就是差异，也许，正是这种差异注定了大俄罗斯和小俄罗斯之间分分合合和恩恩怨怨的宿命。 船上的晚会开始了。说是晚会，实际上就是游人们自娱自乐的集会。在那种不拘形迹的、近乎狂欢式的气氛中，维塔利抓起麦克风，一首歌接一首歌地唱了起来。俄罗斯所特有的那种缓慢而优雅、深沉而清新、高亢而又忧郁的歌声充满大厅，飞出了窗外，飞向了夜色笼罩的伏尔加河……我对维塔利会唱那么多的俄罗斯民歌和流行歌曲、记住那么多的歌词感到惊讶，我问他，他说：“这些歌都是我在家里学会的。从小就会唱，忘不了了。”
一个讨厌俄罗斯人自大的乌克兰人竟然会念念不忘于儿时学会的俄罗斯歌曲，竟然会兴致勃勃地吟唱。这是一种难以消失的潜意识，交织着亲俄罗斯和反俄罗斯的复杂感情、意识和行为准则。那“大俄罗斯主义”又该做如何的解释呢？如果从理论上讲，“大俄罗斯主义”的核心就是个“大”字。大者，至尊也，巅峰也，不可超越也。在四五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俄罗斯国家利益至上”和“俄罗斯民族至尊无二”交织发展，形成了一股无法分开的“大俄罗斯主义”，或者说得洋气一些，“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合力。列宁当年所以把“大俄罗斯主义”形容成是“可耻可憎的偏见”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在他那个年月，这种“可耻可憎的大俄罗斯主义偏见”尚仅仅局限于以俄国“共产党”来划分这个较小的范围之内，而到了后来，斯大林把这种“大俄罗斯主义”扩展到了极为神圣的地位：俄罗斯的利益就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就是苏联的利益，苏联的利益就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就是全人类未来的利益，进而得出了一个更为神圣的结论：捍卫全人类的利益就得捍卫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捍卫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就得捍卫苏联的利益，捍卫苏联的利益就得捍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捍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就得捍卫俄罗斯的利益。于是，“大俄罗斯主义”就经典化，就神圣化，就披上了合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
苏联解体后，这种“大俄罗斯主义”的至尊地位，至高无上的优越感，其他民族必须无条件倾听的绝对权力，可以攫取一切、掌控一切、阴谋一切的不容替代的地位，所有这一切都瞬间消失，俄罗斯不再能掌控一切、攫取一切、阴谋一切。这种“大民族的失落感”也随着历史的前进，在俄罗斯的重新崛起的呼声中演化成了一种新的声音、新的主义—“捍卫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利益”：“俄罗斯将为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而战，绝不退缩，无论这种维利之战是在俄罗斯的本土，还是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也许，可以这样说，近二十多年的俄罗斯发展进程就是一个不断顽强追寻失落的“大民族感”的进程。
又传来了维塔利的声音，他在唱一首古老的俄罗斯情歌，忧郁、低沉。有个姑娘走到他的身旁，扭动起不算肥胖的身躯，歌声清亮，但同样忧郁。在这个混杂这么多种感情、难以说清什么气氛的歌声之夜，去思考什么“大俄罗斯主义”的历史、哲学问题，简直就是傻透了，只有一种想法始终离不开我的思绪：“大俄罗斯主义”成就了苏联，但也葬送了苏联；在这新俄罗斯重新崛起的时代，“大俄罗斯主义”还能成就什么，还能葬送什么呢？
谢尔盖不在，没有回答；奥列格也不在，同样没有回答。维塔利在，而他只有歌声；他身旁的姑娘在，她呢，轻歌曼舞也许就是一种回答，独特的，富有哲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