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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文献学“纳川开山”的时代始于西汉，博士作为知识的重要载体，通过文献的传承，为后世保存和积累了大量文献，为文献学提供了大量研究对象；他们作为学术先导，通过阐释活动为后世文献学提供了研究方法；由于他们传承系统的差别，造成的后世经学师法与家法之争和极具影响的今古文之争，为文献学积累了文献实体，细化了学术流派。
关键词：西汉前期；博士；文献学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4—034—03
秦火之后，典籍受损严重，刘歆“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的说法虽嫌夸张，却大致反映了汉初篇籍未备的实情。这种背景更加凸显了“献”的重要作用。博士作为“献”的典型代表，在文献学形成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五经博士通过自身传播、著作、整理、阐释等活动，对汉代乃至后世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一、保存与积累文献：为文献学提供研究对象
博士通过自身的文献活动保存了经学的基本资料，使之得以在后来成为文献学重镇。《四库全书》之中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便是对经学在古代学术地位的肯定。汉初经书的复出便是他们自觉地文献保存的结果，使得中国古典文化的载体——经书终于得以逃脱灭顶的命运。
五经除《易》之外，都属于秦始皇焚书之列，汉王朝自汉惠帝四年才除挟书律。在秦末汉初短短的几十年，华夏文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正所谓“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而汉初的博士在五经传承系统中均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史记》载：
及令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蕾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基于这种重要地位，无怪乎朝堂天子出于对人才的尊重而大费周章。得知伏生传《尚书》，知其年事已高，召晁错往受之。对申公更是“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他们大多处在儒家第一经师的位置：鲁《诗》传自鲁申公，后渐渐才有张、唐、褚、韦之学；齐《诗》传自辕固生，后乃有翼、匡、师、伏之学；韩《诗》传自韩婴，后有王、食、长孙之学；胡毋生与董仲舒均传《公羊春秋》，《左氏》传自贾谊，《谷梁》传自鲁申公；《礼》传自高堂生；《古文尚书》传自孔安国。即使不是第一经师，也在传承系统中举足轻重：田王孙传《易》，其中施、梁丘、孟氏之学均出于田氏；《书》欧阳高之后有平、陈之学；夏侯之学出于张生。
汉初的博士口耳相传，使得我国先秦的璀璨文明逃脱淹没无闻的命运，所以说秦末汉初的诸博士在我国古典文化的传承上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他们先是以脑记口说传授经文，后渐着之竹帛，誊写成文。使经过秦火之后的儒家经典得到了修整和丰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武帝初年书缺简脱的凄凉境况。也为后世文献学重心——经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原始素材，这些经学资料为文献学形成提供了研究对象，催生着这一门新学科的诞生。无论是文献学理论的产生，文献学分支的形成，其基础乃是文献。正是这些经学论着，造就了文献学得以萌发的温床。加之漢初的家法与师法论争，使得各家章句之学繁荣，促使大量文献产生；今古文之争导致双方互相责难、论争，进一步推动了文献学的繁荣与进步，对文献学的形成，意义深远。
二、整理与阐释：为文献学提供研究方法
注释学是后来文献学的大宗，注释是文献传承的主要方式。汉初博士整理与阐释文献的主要方法就是注释。然而各经师在注释方法与角度存在着差异。如三家《诗》之中，《鲁诗》与《韩诗》、《齐诗》就有不同。陈桥枞《鲁诗遗说考》叙谓：“终汉之世，三家皆立学官，而鲁学为极盛。”这反映出了汉代诗学传承中的事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三家诗之间的差异。当时注释说法主要分为传、说、故、记等形式。传与故的性质并不相同，“故”是因经文字句作解释，传则是“推诗人之意”以立言。说、记的性质与传略同。推诗人之意则可以不受文字的限制，作比较自由的发挥。《汉志》着录，三家诗均有故，《齐诗》有传、有记，《韩诗》有传、有说，《鲁诗》则有说无传。《汉志》说齐、韩《诗》的传“皆非其本意”，可知齐、韩《诗》的重点在传而不在故。说“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可知鲁《诗》的重点在故而不再说。现存的《韩诗外传》可以作为韩诗重传的例证。《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杂引古事古语，证以诗词，与经义不相比附。所采多与周秦诸子相出入。班固论三家之诗，称其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意，殆即指此类欤。”
《春秋》三传主导思想也存在差异。《公羊春秋》重在发挥，讲道理，阐述大一统及天人感应思想，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左氏春秋》则注重史实训诂，故事性很强，《谷梁春秋》重礼。例如同样描述郑伯克段于鄢这一句，《左传》注重历史事实的发生、发展、结局，而《公羊春秋》则如是记述：“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谓克?大郑伯之恶。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整篇在阐释为何称之为“郑伯克段于鄢”。《四库全书总目》评论“今以《左传》经文与二传校勘，皆左氏意长，知手录之本确于口授之本。”经师们注释经文的方法，无论是训诂字句，还是阐述自身学术思想，均为后世研究经学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也成为了后世文献学的学术先导，后世注释学无论是注释、笺、疏都是以章句训诂为基本前提，再进行自我阐发，进行学术自我丰富。
三、学术争论：导致学术阵营的形成
汉代经学形成之后，围绕经学最重要的争论有两个，即师法与家法之争、今古文之争。这两个争论与政治纠结在一起，形成学术阵营，也正是这两个争论与学术阵营的形成促使经学渐次勃发，永据文献学中心之位。然而这两个争论的先源可以从汉初博士身上找到线索。
汉初博士由于自身所受经书及知识来源不同，故所传授经书版本之间稍有差异。汉武帝置=石=经博士以后，师法与家法的慨念逐渐形成。宣帝时已极重师法。孟喜曾因不守师法而错失被立为博士的良机。所谓师法，即汉初经学确立过程中诸位大师解经释传的基本理念；所谓家法，是后来五经所立数家各自传承过程中形成的基本观点。二者为源为流，并无质的不同。家法也促进了经学的繁荣——为了应对其它各家对于自家的辩难，各家便不断丰富自己的章句，如夏侯建学习《欧阳尚书》时，为了避免“为学疏略，难以应敌”而“左右采获，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此后章句繁盛，经学内容大大丰富。在这过程中，汉初的师法便传自博士。传《易》的田王孙当有自己所传师法，这从宣帝评价孟喜擅改师法就可以看出。三家《诗》的师法当传自申公、韩婴以及辕固。《公羊春秋》传自董仲舒，《谷梁春秋》家法始于瑕丘江公之孙，但应传白瑕丘江公，继续上溯可至鲁申公。《夏侯尚书》本出自济南张生，《欧阳尚 书》定自欧阳高，《后氏礼》源追自高堂生。他们在师法与家法中的地位不可忽视，而他们所传的经书，均在武帝朝成为经书的法定版本。
关于今古文之争，自古以来学者论述颇多。作为中国经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今古文之争绵延数千年。然而关于这个争论，其实从文献学角度来讲是版本问题。徐复观称：“有如后世版本的不同，在学术上仅是校勘、训诂上的问题，不足以构成学术上的重大争论。”汉初今文经主要有三家《诗》；《书》有儿宽的再传弟子欧阳高；《公羊春秋》有董仲舒与胡毋生；《礼》立高堂生经由徐生、萧奋、盂卿再传的后仓，《易》则立汉初田何经由丁宽再传的田王孙。而西汉末年由刘歆发起的今古文之争，使得古文经开始抬头。当时的古文经包括《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周官》、《费氏》、《高氏》、《左氏》、《邹氏》、《夹氏》。今文经文献均传自博士，而古文经之中，《左氏》传自贾谊，《汉书》载“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古文尚书》传自孔安国，除此之外，《礼古经》也出自孔壁，经孔安国整理，献于朝廷，其中十七篇与后氏、戴氏相似，多出的三十九篇被称为《逸礼》。而今古文爭论围绕的重心就是《左氏》、《逸礼》以及《古文尚书》。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中也主要提到这三经。而关于《尚书》一直吸引各朝学者的注意力，直到清代学者阎若璩才将这段公案了结。而这几部经典也是由汉初博士所传授。正是由于他们的传授，后世乃有今古文之争的依据。
无论是家法与师法之争还是经今古文之争，争论方式无异于两种：一是当庭辩论，二是着于竹帛辩论。而着于竹帛辩论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进一步对经书进行阐释和解说，将自己的思想融汇于经文解说之中，这也应是汉代后来经学中传、注、章旬、训诂、疏等词语出现的原因，也是对各家激烈争论的一个侧面反映。而这样在学术上导致的结果是经家注释，“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可谓繁琐已极。据《尚书》中的“尧典”二字竟演绎成十万多字。更有甚者，一部经书章句多至百万言，真所谓“幼童守一艺，自首而后能言。”虽然在学术上这些经说难逃繁琐之嫌，但于文献学本身而言，则是文献实体的积累。在积累文献的同时，学术阵营也逐渐形成，并且与政治之间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学术至此与政治息息相关，经学也因此在中国两千年文化系统中占据着不可取代的地位。
文化几千年绵延不绝有赖于文献的传承，在秦末汉初的大劫难过后，面对典籍的支离破碎，汉初博士以他们个人所掌握的知识，尽自己所能一辈辈传承下来，有赖于文献整理、传播、阐释、创作传承文献，这在典籍散乱、缺乏的汉代，功莫大焉!
关键词：西汉前期；博士；文献学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4—034—03
秦火之后，典籍受损严重，刘歆“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的说法虽嫌夸张，却大致反映了汉初篇籍未备的实情。这种背景更加凸显了“献”的重要作用。博士作为“献”的典型代表，在文献学形成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五经博士通过自身传播、著作、整理、阐释等活动，对汉代乃至后世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一、保存与积累文献：为文献学提供研究对象
博士通过自身的文献活动保存了经学的基本资料，使之得以在后来成为文献学重镇。《四库全书》之中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便是对经学在古代学术地位的肯定。汉初经书的复出便是他们自觉地文献保存的结果，使得中国古典文化的载体——经书终于得以逃脱灭顶的命运。
五经除《易》之外，都属于秦始皇焚书之列，汉王朝自汉惠帝四年才除挟书律。在秦末汉初短短的几十年，华夏文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正所谓“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而汉初的博士在五经传承系统中均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史记》载：
及令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蕾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基于这种重要地位，无怪乎朝堂天子出于对人才的尊重而大费周章。得知伏生传《尚书》，知其年事已高，召晁错往受之。对申公更是“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他们大多处在儒家第一经师的位置：鲁《诗》传自鲁申公，后渐渐才有张、唐、褚、韦之学；齐《诗》传自辕固生，后乃有翼、匡、师、伏之学；韩《诗》传自韩婴，后有王、食、长孙之学；胡毋生与董仲舒均传《公羊春秋》，《左氏》传自贾谊，《谷梁》传自鲁申公；《礼》传自高堂生；《古文尚书》传自孔安国。即使不是第一经师，也在传承系统中举足轻重：田王孙传《易》，其中施、梁丘、孟氏之学均出于田氏；《书》欧阳高之后有平、陈之学；夏侯之学出于张生。
汉初的博士口耳相传，使得我国先秦的璀璨文明逃脱淹没无闻的命运，所以说秦末汉初的诸博士在我国古典文化的传承上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他们先是以脑记口说传授经文，后渐着之竹帛，誊写成文。使经过秦火之后的儒家经典得到了修整和丰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武帝初年书缺简脱的凄凉境况。也为后世文献学重心——经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原始素材，这些经学资料为文献学形成提供了研究对象，催生着这一门新学科的诞生。无论是文献学理论的产生，文献学分支的形成，其基础乃是文献。正是这些经学论着，造就了文献学得以萌发的温床。加之漢初的家法与师法论争，使得各家章句之学繁荣，促使大量文献产生；今古文之争导致双方互相责难、论争，进一步推动了文献学的繁荣与进步，对文献学的形成，意义深远。
二、整理与阐释：为文献学提供研究方法
注释学是后来文献学的大宗，注释是文献传承的主要方式。汉初博士整理与阐释文献的主要方法就是注释。然而各经师在注释方法与角度存在着差异。如三家《诗》之中，《鲁诗》与《韩诗》、《齐诗》就有不同。陈桥枞《鲁诗遗说考》叙谓：“终汉之世，三家皆立学官，而鲁学为极盛。”这反映出了汉代诗学传承中的事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三家诗之间的差异。当时注释说法主要分为传、说、故、记等形式。传与故的性质并不相同，“故”是因经文字句作解释，传则是“推诗人之意”以立言。说、记的性质与传略同。推诗人之意则可以不受文字的限制，作比较自由的发挥。《汉志》着录，三家诗均有故，《齐诗》有传、有记，《韩诗》有传、有说，《鲁诗》则有说无传。《汉志》说齐、韩《诗》的传“皆非其本意”，可知齐、韩《诗》的重点在传而不在故。说“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可知鲁《诗》的重点在故而不再说。现存的《韩诗外传》可以作为韩诗重传的例证。《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杂引古事古语，证以诗词，与经义不相比附。所采多与周秦诸子相出入。班固论三家之诗，称其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意，殆即指此类欤。”
《春秋》三传主导思想也存在差异。《公羊春秋》重在发挥，讲道理，阐述大一统及天人感应思想，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左氏春秋》则注重史实训诂，故事性很强，《谷梁春秋》重礼。例如同样描述郑伯克段于鄢这一句，《左传》注重历史事实的发生、发展、结局，而《公羊春秋》则如是记述：“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谓克?大郑伯之恶。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整篇在阐释为何称之为“郑伯克段于鄢”。《四库全书总目》评论“今以《左传》经文与二传校勘，皆左氏意长，知手录之本确于口授之本。”经师们注释经文的方法，无论是训诂字句，还是阐述自身学术思想，均为后世研究经学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也成为了后世文献学的学术先导，后世注释学无论是注释、笺、疏都是以章句训诂为基本前提，再进行自我阐发，进行学术自我丰富。
三、学术争论：导致学术阵营的形成
汉代经学形成之后，围绕经学最重要的争论有两个，即师法与家法之争、今古文之争。这两个争论与政治纠结在一起，形成学术阵营，也正是这两个争论与学术阵营的形成促使经学渐次勃发，永据文献学中心之位。然而这两个争论的先源可以从汉初博士身上找到线索。
汉初博士由于自身所受经书及知识来源不同，故所传授经书版本之间稍有差异。汉武帝置=石=经博士以后，师法与家法的慨念逐渐形成。宣帝时已极重师法。孟喜曾因不守师法而错失被立为博士的良机。所谓师法，即汉初经学确立过程中诸位大师解经释传的基本理念；所谓家法，是后来五经所立数家各自传承过程中形成的基本观点。二者为源为流，并无质的不同。家法也促进了经学的繁荣——为了应对其它各家对于自家的辩难，各家便不断丰富自己的章句，如夏侯建学习《欧阳尚书》时，为了避免“为学疏略，难以应敌”而“左右采获，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此后章句繁盛，经学内容大大丰富。在这过程中，汉初的师法便传自博士。传《易》的田王孙当有自己所传师法，这从宣帝评价孟喜擅改师法就可以看出。三家《诗》的师法当传自申公、韩婴以及辕固。《公羊春秋》传自董仲舒，《谷梁春秋》家法始于瑕丘江公之孙，但应传白瑕丘江公，继续上溯可至鲁申公。《夏侯尚书》本出自济南张生，《欧阳尚 书》定自欧阳高，《后氏礼》源追自高堂生。他们在师法与家法中的地位不可忽视，而他们所传的经书，均在武帝朝成为经书的法定版本。
关于今古文之争，自古以来学者论述颇多。作为中国经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今古文之争绵延数千年。然而关于这个争论，其实从文献学角度来讲是版本问题。徐复观称：“有如后世版本的不同，在学术上仅是校勘、训诂上的问题，不足以构成学术上的重大争论。”汉初今文经主要有三家《诗》；《书》有儿宽的再传弟子欧阳高；《公羊春秋》有董仲舒与胡毋生；《礼》立高堂生经由徐生、萧奋、盂卿再传的后仓，《易》则立汉初田何经由丁宽再传的田王孙。而西汉末年由刘歆发起的今古文之争，使得古文经开始抬头。当时的古文经包括《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周官》、《费氏》、《高氏》、《左氏》、《邹氏》、《夹氏》。今文经文献均传自博士，而古文经之中，《左氏》传自贾谊，《汉书》载“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古文尚书》传自孔安国，除此之外，《礼古经》也出自孔壁，经孔安国整理，献于朝廷，其中十七篇与后氏、戴氏相似，多出的三十九篇被称为《逸礼》。而今古文爭论围绕的重心就是《左氏》、《逸礼》以及《古文尚书》。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中也主要提到这三经。而关于《尚书》一直吸引各朝学者的注意力，直到清代学者阎若璩才将这段公案了结。而这几部经典也是由汉初博士所传授。正是由于他们的传授，后世乃有今古文之争的依据。
无论是家法与师法之争还是经今古文之争，争论方式无异于两种：一是当庭辩论，二是着于竹帛辩论。而着于竹帛辩论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进一步对经书进行阐释和解说，将自己的思想融汇于经文解说之中，这也应是汉代后来经学中传、注、章旬、训诂、疏等词语出现的原因，也是对各家激烈争论的一个侧面反映。而这样在学术上导致的结果是经家注释，“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可谓繁琐已极。据《尚书》中的“尧典”二字竟演绎成十万多字。更有甚者，一部经书章句多至百万言，真所谓“幼童守一艺，自首而后能言。”虽然在学术上这些经说难逃繁琐之嫌，但于文献学本身而言，则是文献实体的积累。在积累文献的同时，学术阵营也逐渐形成，并且与政治之间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学术至此与政治息息相关，经学也因此在中国两千年文化系统中占据着不可取代的地位。
文化几千年绵延不绝有赖于文献的传承，在秦末汉初的大劫难过后，面对典籍的支离破碎，汉初博士以他们个人所掌握的知识，尽自己所能一辈辈传承下来，有赖于文献整理、传播、阐释、创作传承文献，这在典籍散乱、缺乏的汉代，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