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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发射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震惊世界。10月13日，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钱学森、赵九章等著名科学家建议我国开展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
绝密“581”
1958年5月17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指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同年10月，一个以人造卫星和火箭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机构在中国科学院秘密成立，代号为“581”小组，意为1958年的第一号重大任务。钱学森任组长，赵九章任副组长。
此时，我还在南京大学天文系上学。苏联卫星上天，中国也掀起了一阵热潮，高校纷纷开展卫星研究。第二年8月，学校毕业分配，我被分配到中科院搞卫星，进入“581”小组。我的第一反应是不太想去，因为我是学天文的，造卫星和我的专业没什么关系。
虽然有情绪，在“听从祖国召唤”的时代，我没想太多，拎着几件行李离开故土来到北京，加入了当时绝密的“581”小组。什么都不能对外说，家人、同学都不能告诉，信箱什么的都是代号，和家人说起来只能说去中科院上班，记事的笔记本都要上交。
我的秘密生活在北京西苑的一个破旧的三层小楼里面开始，这栋破旧的小楼是“581”小组的工作地，“东方红一号”也是从这里开始“飞天”。
一封改变历史的信
1964年10月，卫星倡导者之一的赵九章赴西北基地参观“东风2号”导弹发射试验，在充分了解情况之后，感到从运载火箭的条件来看，已可把卫星工程提上日程了。
12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他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建议国家尽快制订卫星发射计划，把导弹打靶和发射卫星结合起来，可达一箭双雕之目的。与此同时，钱学森也提出把人造卫星研制尽早列入国家计划的建议。
周总理看过赵九章的建议书后十分高兴，利用开会间隙找到赵九章，希望他会后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报告。1965年1月，赵九章等人写成具体的建议报告，获批后，卫星研发进入正式轨道。
1965年4月22日深夜，我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赵九章打电话把我叫到他家，他家住在中关村，数学所的关肇直所长也在，赵九章很激动，拿出了一个小本，说周总理已经指示，要我们拿出一个方案。我们从1958年开始，终于等到了今天。他问关肇直，卫星就几米大小，飞那么高，看都看不见，怎么抓住它。希望关所长组织技术人员马上开始攻关。
夜谈后第二天，我和另外两名专家何正华、胡其正组成了卫星总体组。随后，轨道组、地面设备组纷纷成立，中科院各个院所都被动员起来全力以赴研制卫星。
一生中最长的会议
卫星研发步入快速轨道，总体组三人夜以继日，10天之内拿出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和系列规划。
初步方案做出来后，给卫星起名字就成了一件大事。画卫星结构图的何正华建议把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这个提议大家都很赞同，没有人有异议，于是在方案上初步就这样叫，后来请示中央后得到批准。
根据研究的进度预估，卫星预计在1970年发射。同年7月，中科院向中央上报“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经中央批准，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由此正式上马，代号为“651任务”。
经过两个多月准备，中科院受国防科委委托，于10月20日至11月30日主持召开全国各有关单位参加的“651会议”。会上全面论证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方案，把实现目标归结为12个字“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见”。
会是在友谊宾馆开的，很多单位都参加了，中科院、国防科委、总参、七机部十几个大单位，前前后后专家上百人，我们总体组的三人都去了。一开始没想到会开那么长，也没定结束时间，白天开会，晚上论证，一直开了42天，这是我开过的最长的一次会议。
这个会议开过后，中央立即组建了“651”设计院和“701”工程处。前者负责卫星本体的设计研制和总体协调；后者负责地面跟踪台站的总体设计和筹建。
给卫星加“围裙”
中科院所属的“651”卫星设计院、自动化研究所、力学所、北京科学仪器厂等十余家科研单位以及当时的七机部部分骨干一起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
总体组改组，我一个人留下来，搞天文轨道，让我当副组长，沈振金任组长。没有任何卫星研发经验可以参考，难题接踵而至。
钱学森在研究院的二楼办公，我在五楼，有一次深夜，钱学森把我们三人叫下去问：“卫星放到天上到底能不能看见？”
我回答：“这个星的直径1米，亮度相当于7等星，在天气、光线都好的情况下，人的肉眼最多只能看到6等星，也就是基本看不见7等星。”“看不见”变成了大问题。科学家们终于在火箭上找到了办法。
为了让大家看到，后来在末级火箭上加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围裙”，卫星上去之后，末级火箭脱离，“围裙”撑开有几十米，大面积反射太阳光，与卫星一前一后，速度轨道差不多，容易看到，所以大家当时用肉眼看到的是带着“围裙”的末级火箭，并非卫星本身。
借收音机测频率
解决了“看得见”的问题，“听得见”的问题也让科学家们费尽了心思。时至今天，已无从考证谁第一个提出在卫星上播放《东方红》歌曲，但是播放《东方红》这首歌曲的重要性已经不亚于卫星本身。
怎样听，用什么听？钱学森再问我们几个人：“卫星绕地球转的时候，能不能让亚非拉的人民也用普通收音机收听？”
我接过了这个难题，用了三个月时间求解。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也不知道国外用的到底是什么收音机。凭着一张介绍信，到一个国家库房里把全世界各种类型、最先进的新型收音机每种借了一个，这些在中国市面上都没有。
把各种类型的收音机借出来之后，我测了各种收音机的灵敏度，反过来推算卫星需要发射的功率有多大。后来，我发现如果要让普通收音机收到，在卫星装上发射机后，卫星的重量将超过1吨。这对于当时火箭的运载能力来说是不可行的。
用地面站转播，这是一个现实可行的办法。所以，在卫星发射上去后，全国人民在广播中收的信号，都是从地面跟踪站转播的卫星信号。
人造卫星横空出世
1968年初，“东方红一号”横空出世，卫星的初样研制完成。在经过试样和正样后，卫星就将上天。这个放在研究院二楼的卫星初样和发射时的大体相同，直径1米，72个铝合金面闪闪发光，里面的“五脏六腑”基本就位。我看着这个集合着无数科研人员心血的金属球体，心中感慨万千。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飞天。那天，我在陕西的一个山沟里，通过收音机收到了来自卫星上的《东方红》乐曲。这一天，我很高兴，也很平静。
绝密“581”
1958年5月17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指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同年10月，一个以人造卫星和火箭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机构在中国科学院秘密成立，代号为“581”小组，意为1958年的第一号重大任务。钱学森任组长，赵九章任副组长。
此时，我还在南京大学天文系上学。苏联卫星上天，中国也掀起了一阵热潮，高校纷纷开展卫星研究。第二年8月，学校毕业分配，我被分配到中科院搞卫星，进入“581”小组。我的第一反应是不太想去，因为我是学天文的，造卫星和我的专业没什么关系。
虽然有情绪，在“听从祖国召唤”的时代，我没想太多，拎着几件行李离开故土来到北京，加入了当时绝密的“581”小组。什么都不能对外说，家人、同学都不能告诉，信箱什么的都是代号，和家人说起来只能说去中科院上班，记事的笔记本都要上交。
我的秘密生活在北京西苑的一个破旧的三层小楼里面开始，这栋破旧的小楼是“581”小组的工作地，“东方红一号”也是从这里开始“飞天”。
一封改变历史的信
1964年10月，卫星倡导者之一的赵九章赴西北基地参观“东风2号”导弹发射试验，在充分了解情况之后，感到从运载火箭的条件来看，已可把卫星工程提上日程了。
12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他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建议国家尽快制订卫星发射计划，把导弹打靶和发射卫星结合起来，可达一箭双雕之目的。与此同时，钱学森也提出把人造卫星研制尽早列入国家计划的建议。
周总理看过赵九章的建议书后十分高兴，利用开会间隙找到赵九章，希望他会后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报告。1965年1月，赵九章等人写成具体的建议报告，获批后，卫星研发进入正式轨道。
1965年4月22日深夜，我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赵九章打电话把我叫到他家，他家住在中关村，数学所的关肇直所长也在，赵九章很激动，拿出了一个小本，说周总理已经指示，要我们拿出一个方案。我们从1958年开始，终于等到了今天。他问关肇直，卫星就几米大小，飞那么高，看都看不见，怎么抓住它。希望关所长组织技术人员马上开始攻关。
夜谈后第二天，我和另外两名专家何正华、胡其正组成了卫星总体组。随后，轨道组、地面设备组纷纷成立，中科院各个院所都被动员起来全力以赴研制卫星。
一生中最长的会议
卫星研发步入快速轨道，总体组三人夜以继日，10天之内拿出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和系列规划。
初步方案做出来后，给卫星起名字就成了一件大事。画卫星结构图的何正华建议把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这个提议大家都很赞同，没有人有异议，于是在方案上初步就这样叫，后来请示中央后得到批准。
根据研究的进度预估，卫星预计在1970年发射。同年7月，中科院向中央上报“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经中央批准，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由此正式上马，代号为“651任务”。
经过两个多月准备，中科院受国防科委委托，于10月20日至11月30日主持召开全国各有关单位参加的“651会议”。会上全面论证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方案，把实现目标归结为12个字“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见”。
会是在友谊宾馆开的，很多单位都参加了，中科院、国防科委、总参、七机部十几个大单位，前前后后专家上百人，我们总体组的三人都去了。一开始没想到会开那么长，也没定结束时间，白天开会，晚上论证，一直开了42天，这是我开过的最长的一次会议。
这个会议开过后，中央立即组建了“651”设计院和“701”工程处。前者负责卫星本体的设计研制和总体协调；后者负责地面跟踪台站的总体设计和筹建。
给卫星加“围裙”
中科院所属的“651”卫星设计院、自动化研究所、力学所、北京科学仪器厂等十余家科研单位以及当时的七机部部分骨干一起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
总体组改组，我一个人留下来，搞天文轨道，让我当副组长，沈振金任组长。没有任何卫星研发经验可以参考，难题接踵而至。
钱学森在研究院的二楼办公，我在五楼，有一次深夜，钱学森把我们三人叫下去问：“卫星放到天上到底能不能看见？”
我回答：“这个星的直径1米，亮度相当于7等星，在天气、光线都好的情况下，人的肉眼最多只能看到6等星，也就是基本看不见7等星。”“看不见”变成了大问题。科学家们终于在火箭上找到了办法。
为了让大家看到，后来在末级火箭上加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围裙”，卫星上去之后，末级火箭脱离，“围裙”撑开有几十米，大面积反射太阳光，与卫星一前一后，速度轨道差不多，容易看到，所以大家当时用肉眼看到的是带着“围裙”的末级火箭，并非卫星本身。
借收音机测频率
解决了“看得见”的问题，“听得见”的问题也让科学家们费尽了心思。时至今天，已无从考证谁第一个提出在卫星上播放《东方红》歌曲，但是播放《东方红》这首歌曲的重要性已经不亚于卫星本身。
怎样听，用什么听？钱学森再问我们几个人：“卫星绕地球转的时候，能不能让亚非拉的人民也用普通收音机收听？”
我接过了这个难题，用了三个月时间求解。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也不知道国外用的到底是什么收音机。凭着一张介绍信，到一个国家库房里把全世界各种类型、最先进的新型收音机每种借了一个，这些在中国市面上都没有。
把各种类型的收音机借出来之后，我测了各种收音机的灵敏度，反过来推算卫星需要发射的功率有多大。后来，我发现如果要让普通收音机收到，在卫星装上发射机后，卫星的重量将超过1吨。这对于当时火箭的运载能力来说是不可行的。
用地面站转播，这是一个现实可行的办法。所以，在卫星发射上去后，全国人民在广播中收的信号，都是从地面跟踪站转播的卫星信号。
人造卫星横空出世
1968年初，“东方红一号”横空出世，卫星的初样研制完成。在经过试样和正样后，卫星就将上天。这个放在研究院二楼的卫星初样和发射时的大体相同，直径1米，72个铝合金面闪闪发光，里面的“五脏六腑”基本就位。我看着这个集合着无数科研人员心血的金属球体，心中感慨万千。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飞天。那天，我在陕西的一个山沟里，通过收音机收到了来自卫星上的《东方红》乐曲。这一天，我很高兴，也很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