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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年已至，网络上掀起了一场“马背上的娱乐”。这因为现代人的生活离奔腾的马儿太远，离工业化生活节奏太近。“马上就要”的焦虑催逼着每个人。
时间穿越到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大汉王朝光武帝刘秀的儿子明帝刘庄也体会了一把“马上就要”的焦虑。一日晚上，明帝夜宿南宫，梦中见到一个身高丈六，头顶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来，在殿庭飞绕，心情愉悦。次日早上，明帝召集大臣，说梦与大臣，问及这是何方神圣？大臣傅毅解道：臣听说，天竺有得道者，人们称其为佛，可以凭空飞行，通体有光，就像您梦到的那样。汉明帝听罢，有所悟道，于是“马上要金人”，派了羽林郞中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二人出使西域拜求佛法，这是比“唐僧”要早得多的西域求法之行。
从繁华的帝都洛阳到西域的蛮荒之地，秦景、王遵等一干人骑在白马上，头也不回地“西天取经”去了。他们愣是走了两年，到永平十年（公元67年），才走到大月氏国。使者遇到了两位东游的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见到了佛经和释迦牟尼佛像，于是诚恳邀请二位高僧东赴大汉弘法布教。二人应允，与汉使一起，用白马负经，带着佛像返回洛阳。
使者们完成使命回来了，明帝很高兴，看见佛像与梦中形象契合，更加礼遇二位高僧，不仅亲自接待，而且还安排他们暂住官署大鸿胪，也就是后人常说的鸿胪寺。之后，又敕令在帝都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仿天竺式样兴建僧院。因为白马驮经有功，僧院即以“白马”命名。为表示重视，皇帝又特许僧院以官署常用的“寺”相称，合起来就是“白马寺”。这是后世对白马寺来历流传最广的说法，被广泛记载在《理惑论》、《四十二章经序》、《后汉纪》、《后汉书》、《高僧传》、《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典籍中，史称“永平求法”。白马寺可以说是中国史上首次公派西天取经的辉煌成果，从此天下僧院都荣誉地以“寺”相称。清亡后，大理寺、光禄寺、鸿胪寺等一干官署名称消失，寺于是成为僧院特称，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白马寺。
“永平求法”捧红了白马，小说《西游记》很可能就受此启发才有了白龙马驮经、帮助唐僧西天取经的情节。
汉明帝捧红了白马寺，作为一名佛教的超级粉丝，明帝后来又在南宫的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做佛像，明帝的寿陵也被要求有浮图像（佛像）。这一时期国丰民宁，四夷归附，老百姓的精神生活需求日益增长，在皇帝的带动下，学佛法的人慢慢多起来了，而白马寺则成发扬佛教的一大策源地。
今天的白马寺位于洛阳城东约12公里处，建筑是明代的，但位置还是汉代的原初位置，坐落在邙山、洛水之间，远远望去宝塔高耸，殿阁峥嵘，长林古木，肃然幽静。
最外围的白马寺山门是牌坊式歇山顶的形制，有三个门洞，象征佛教的“三解脱门”，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入得三门，便是要持戒修道。白马寺的山门比较简朴，只是大书三行字，“觉林”、“法苑”和“中国第一古刹”，标志自己的身份。山门上部分石块上还有工匠建造时留下的“彩蛋”，刻有工匠“左仲”、“李伯”等姓名，不少人认为工匠石刻之石当属东汉遗物。
作为佛典入华最早的官办集中翻译研究基地，入华的印度佛教“传教士”摄摩腾、竺法兰在这里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在金庸的笔下，8部《四十二章经》关乎大清龙脉，里面的羊皮碎片合起来是一张满人在关外的藏宝图。其实《四十二章经》是由42段短小的佛经组成，内容主要是“阐述早期佛教（小乘）的基本教义，重点是人生无常和爱欲之蔽。认为人的生命非常短促，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无常变迀，劝人们抛弃世俗欲望，追求出家修道的修行生活”。之后天竺僧人昙柯迦罗又在这里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律《僧祗戒心》。白马寺因此在佛法的传播和阐释上拥有极为优越的地位，历代都有高僧览经求法。虽然后来刹寺林立，白马寺仍被尊为佛教的“祖庭”和“释源”。
白马寺坐北朝南，走近大门就能看到高悬着的“白马寺”三个字，两侧的山墙上写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8个大字，这其实是佛教宣扬比较多的概念。“庄严国土”是佛门大愿，是要让世间如西方极乐世界一样成为美妙清静的净土；“利乐有情”中的“有情”是说一切有生命有灵魂的生物，即众生，“利乐”即利益、快乐，意思是要利益一切众生，让众生快乐。
白马寺声名远扬，未到实地的人都会不自觉地认为寺中定有白马样的图腾。寺院大门前确有两匹石马，通高1.8米，身长2.2米，看上去温驯敦实，吃苦耐劳，惹得不少游客爬上马背，立此存照，马背已被骑得溜滑。为了防止被更多游人骑照，石马已经被围了起来。其实石马并非驮经的白马，而是宋代石雕作品，原来放在宋太祖赵匡胤的女婿魏咸信墓前。1935年前后，当时的寺院为了重修白马寺，才将它们迁置于山门前。不过两匹毫无违和感的冒牌石马反而让白马寺显得更加完整。
从高处俯瞰，白马寺是一座长方形的院落，寺内的主要建筑都分布在由南向北的一条中轴线上，前后有五座大殿，依次为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毗卢阁，东西两侧分别有钟、鼓楼，斋堂、客堂，禅堂、祖堂，藏经阁、法宝阁等附属建筑，左右对称，布局规整，总共占地约4万平方米。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
时间穿越到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大汉王朝光武帝刘秀的儿子明帝刘庄也体会了一把“马上就要”的焦虑。一日晚上，明帝夜宿南宫，梦中见到一个身高丈六，头顶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来，在殿庭飞绕，心情愉悦。次日早上，明帝召集大臣，说梦与大臣，问及这是何方神圣？大臣傅毅解道：臣听说，天竺有得道者，人们称其为佛，可以凭空飞行，通体有光，就像您梦到的那样。汉明帝听罢，有所悟道，于是“马上要金人”，派了羽林郞中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二人出使西域拜求佛法，这是比“唐僧”要早得多的西域求法之行。
从繁华的帝都洛阳到西域的蛮荒之地，秦景、王遵等一干人骑在白马上，头也不回地“西天取经”去了。他们愣是走了两年，到永平十年（公元67年），才走到大月氏国。使者遇到了两位东游的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见到了佛经和释迦牟尼佛像，于是诚恳邀请二位高僧东赴大汉弘法布教。二人应允，与汉使一起，用白马负经，带着佛像返回洛阳。
使者们完成使命回来了，明帝很高兴，看见佛像与梦中形象契合，更加礼遇二位高僧，不仅亲自接待，而且还安排他们暂住官署大鸿胪，也就是后人常说的鸿胪寺。之后，又敕令在帝都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仿天竺式样兴建僧院。因为白马驮经有功，僧院即以“白马”命名。为表示重视，皇帝又特许僧院以官署常用的“寺”相称，合起来就是“白马寺”。这是后世对白马寺来历流传最广的说法，被广泛记载在《理惑论》、《四十二章经序》、《后汉纪》、《后汉书》、《高僧传》、《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典籍中，史称“永平求法”。白马寺可以说是中国史上首次公派西天取经的辉煌成果，从此天下僧院都荣誉地以“寺”相称。清亡后，大理寺、光禄寺、鸿胪寺等一干官署名称消失，寺于是成为僧院特称，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白马寺。
“永平求法”捧红了白马，小说《西游记》很可能就受此启发才有了白龙马驮经、帮助唐僧西天取经的情节。
汉明帝捧红了白马寺，作为一名佛教的超级粉丝，明帝后来又在南宫的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做佛像，明帝的寿陵也被要求有浮图像（佛像）。这一时期国丰民宁，四夷归附，老百姓的精神生活需求日益增长，在皇帝的带动下，学佛法的人慢慢多起来了，而白马寺则成发扬佛教的一大策源地。
今天的白马寺位于洛阳城东约12公里处，建筑是明代的，但位置还是汉代的原初位置，坐落在邙山、洛水之间，远远望去宝塔高耸，殿阁峥嵘，长林古木，肃然幽静。
最外围的白马寺山门是牌坊式歇山顶的形制，有三个门洞，象征佛教的“三解脱门”，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入得三门，便是要持戒修道。白马寺的山门比较简朴，只是大书三行字，“觉林”、“法苑”和“中国第一古刹”，标志自己的身份。山门上部分石块上还有工匠建造时留下的“彩蛋”，刻有工匠“左仲”、“李伯”等姓名，不少人认为工匠石刻之石当属东汉遗物。
作为佛典入华最早的官办集中翻译研究基地，入华的印度佛教“传教士”摄摩腾、竺法兰在这里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在金庸的笔下，8部《四十二章经》关乎大清龙脉，里面的羊皮碎片合起来是一张满人在关外的藏宝图。其实《四十二章经》是由42段短小的佛经组成，内容主要是“阐述早期佛教（小乘）的基本教义，重点是人生无常和爱欲之蔽。认为人的生命非常短促，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无常变迀，劝人们抛弃世俗欲望，追求出家修道的修行生活”。之后天竺僧人昙柯迦罗又在这里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律《僧祗戒心》。白马寺因此在佛法的传播和阐释上拥有极为优越的地位，历代都有高僧览经求法。虽然后来刹寺林立，白马寺仍被尊为佛教的“祖庭”和“释源”。
白马寺坐北朝南，走近大门就能看到高悬着的“白马寺”三个字，两侧的山墙上写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8个大字，这其实是佛教宣扬比较多的概念。“庄严国土”是佛门大愿，是要让世间如西方极乐世界一样成为美妙清静的净土；“利乐有情”中的“有情”是说一切有生命有灵魂的生物，即众生，“利乐”即利益、快乐，意思是要利益一切众生，让众生快乐。
白马寺声名远扬，未到实地的人都会不自觉地认为寺中定有白马样的图腾。寺院大门前确有两匹石马，通高1.8米，身长2.2米，看上去温驯敦实，吃苦耐劳，惹得不少游客爬上马背，立此存照，马背已被骑得溜滑。为了防止被更多游人骑照，石马已经被围了起来。其实石马并非驮经的白马，而是宋代石雕作品，原来放在宋太祖赵匡胤的女婿魏咸信墓前。1935年前后，当时的寺院为了重修白马寺，才将它们迁置于山门前。不过两匹毫无违和感的冒牌石马反而让白马寺显得更加完整。
从高处俯瞰，白马寺是一座长方形的院落，寺内的主要建筑都分布在由南向北的一条中轴线上，前后有五座大殿，依次为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毗卢阁，东西两侧分别有钟、鼓楼，斋堂、客堂，禅堂、祖堂，藏经阁、法宝阁等附属建筑，左右对称，布局规整，总共占地约4万平方米。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