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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庞中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方向：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外交理论和实践。
主要著作：《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权力与财富：经济民族主义研究》等。
王瑞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日本是一个充满了诸种深刻矛盾和具有明显的内在分裂性格的国家。由于其近现代国家演变的独特性，日本与目前的国际体系、世界秩序的关系非常复杂，不能简单地套用在西方产生的一些国际秩序概念来解释分析日本与世界的关系。历史实证主义的考察结果是，日本的情况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日本既是“修正主义国家”，也是“现状维持国家”。在全球“权力转移”的大势下，日本肯定会试图加大对新的世界秩序形成的影响，以便在其中占据对其有利的地位。
关键词 日本与世界 国际秩序 修正主义国家 维持现状国家
日本：长期以来不疲倦的“修正主义国家”
依据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态度和政策，美国国际关系思想（理论）把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修正主义国家”（the revisionist power），另一类是“现状维持国家”（the status quo power）。“修正主义国家”也称作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这样的划分属于在西方学术界普遍流行的二分思维方式。
这种植根于西方（从古希腊算起）历史经验的国际关系思想（理论）认为，国际体系中，“兴起”（崛起）的力量（大国）对它们兴起前就存在的“现状”不满，要求改变、打破“现状”；而那些主导和控制“现状”——现有秩序的力量（大国）则对此不适，强烈要求维持“现状”，保持自己的统治或者冠冕堂皇的所谓“领导”地位。
目前，在英语国家的国际关系学术界和舆论界，一个比较主流的看法是，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力量（国家）：“中国崛起”后要求打破“现状”，而美国，自从苏联解体的时刻开始就坐享的“唯一超级的大国地位”——“世界领导地位”，受到了“中国崛起”的挑战。美国被描述成为一个维持“现状”的力量。①当然，有不少人著文质疑中国是否为一个“维持现状国家”或者“一个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国家”。②
本文不谈中国，更不谈美国，而是谈论日本。对日本来说，如果套用英语世界的此种二分思维方法，本文的中心问题是：日本与当代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日本是国际体系中的“修正主义力量（国家）”，还是“维持现状力量”？历史实证主义的考察结果是，日本的情况并非是非此即彼的，日本既是“修正主义国家”，也是“现状维持国家”。
我们接下来要提出的问题是，日本到底想“修正”（打破）什么？又要“维持”什么？
1945年诞生的国际（世界）秩序是建立在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基础上的。一开始，日本不得不面对和接受（不管是否全部），甚至参加了这样一个显然对自己不利的世界秩序。③但很快，进入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日本就“在体系内部”着手“修正”这一秩序。回顾从日本加入联合国到现在的5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日本一直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诞生的国际（世界）秩序的修正者。④
日本的“修正主义国家”性质主要体现在日本的军事政策和日本军队自二战战败以来发生的巨大转型——结束了短暂的“和平主义外交政策”（pacifist foreign policy）时期，完全“重新武装”起来。军事上，也就是在是否走和平道路上，今天的日本实际上已经是世界上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国家。日本已经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实际上，日本已经完全放弃二战结束时在美军占领下形成的《和平宪法》，日本“自卫队”已经重新变成日本军队。最值得指出的是，在日本这种“重新武装”的过程中，美国扮演了最不光彩的角色。美国最著名的东亚和日本问题专家约翰森（Chalmers Johnson）早在2005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是美国解除了日本的武装，但也是美国鼓励日本重新武装。“自从冷战在1991年结束，尤其是在小布什政府诞生以来，美国一直在竭力鼓励、甚至加速了日本的重新武装。”⑤
在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上，日美关系逐渐趋向平等。不仅如此，日本利用美国对日本的战略需要，迫使美国做出一系列的对日实质让步和给予，例如，窃取的中国钓鱼岛以及琉球群岛，则完全与美国对日本的奖励有关。
在制定新的国际规则方面，日本更是冲在前头，这不仅体现在早期的联合国海洋法（UNCLOS有着日本的理解和解释，此处不表，正因为如此，日本才一再在我国东海，以及日本海——韩国“东海”等问题上与中韩冲突），而且体现在改革联合国等机构上。在联合国，凭借主导联合国预算，⑥日本多次竞选“非常任理事国”，是担任“非常任理事国”次数最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由此，日本可说是事实上的半个“常任理事国”。众所周知，日本一直要求改革安理会，是联合国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以借助联合国改革使日本从半个“常任理事国”转变为安理会全面的“常任理事国”。在国际金融机构，日本自从上世纪60年代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成为与美欧平起平坐的“世界经济大国”以来，就一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占据着仅次于美国的“投票权”，在世界经济管理上发挥着仅次于美欧的决策者作用。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革缓慢，直到现在，尽管中国的GDP总量早已超过日本，但却并没有在国际金融机构取代日本的地位。
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合作与地区秩序中，日本竭力追求美国霸权之下的日本主导权，⑦尤其是制造“中国欲谋求地区霸权”或者“日中争夺地区领导权”的话语，防止和阻止中国取代日本占据“地区主导权”。⑧例如，日本在东亚货币金融合作（清迈倡议/协定，有人也称这是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雏形）中占据领先地位。⑨再如，日本不甘于接受中国与东盟达成的自由贸易区协定，在根本不向在农产品和廉价劳动力方面拥有“比较优势”的东盟开放日本市场的前提下，建立似乎比中国—东盟双边自贸区更高级、战略的、综合的长期的“经济合作”关系。 日本：同时也是“维持现状国家”
但日本也是“维持现状国家”，这体现在许多方面。
二战后，由于各种地缘战略因素，作为战胜国，美国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清算不够，美日媾和后，美国对日清算也就终止了，不再“改造”日本（类似于今天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的所谓“国家重建”）。中国则因为国共内战及其导致的民族国家分裂等因素，而难以对日本对华的殖民和战争进行彻底清算。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使日本获得战略性的喘息和复苏的机会。结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亚洲通过殖民、军事入侵、占领而获得的日本帝国遗产的大部分得以保持。这一遗产并非坚持否定与邻国的领土和领海争端，而主要体现在日本通过各种安排力图维持在二战前就已经形成的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劳动生产分工体系。
如上所述，日本一直在推动修改美日同盟关系，以便与美国的关系更加“平等”，但是，日本一直小心地“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的本质不变：日本在地缘战略“安全保障”上“依赖”美国，即日本要借助美国安全（军事）力量在日本的存在，以及日美军事一体化来防止中国清算日本的战争罪行。
战后，日本“脱亚”的速度超过战前，因为“不打不成交”，西方更加接纳日本为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或者“西方自由秩序”中的重要一员。日本是法国和欧共体发起的“西方七国集团”（G7）的创始成员国。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多次轮值主办G7峰会（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1998年正式加入，G7变成G8），大大提高了日本在西方体系和全球体系中的国际政治地位。由于日本不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对其G7/G8成员国地位非常珍视，并视为其世界政治大国地位的标志。自20世纪后期以来，来自法德、甚至美国的政治家和决策者主张G8吸收中国加入，但日本坚持G8不让中国加入的立场，以确保日本是能够“代表亚洲”的亚洲唯一的“G8国家”。
美国：日本修改和维持国际现状的主要外部工具
根据美国的战略，与日本的关系是美国对亚洲战略中的“基石”。自美日建立“同盟”关系以来，不管是冷战时期，还是“冷战后”，以及当前美国的“再平衡”亚太战略，美国不断重申日本在美国的亚洲战略中的中心地位。也就是说，美国在亚洲的盟国体系中，尽管存在着其他密切的盟友，如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新加坡等，以及新发展的战略伙伴，如印度和印尼，但日本的关键性是这些盟友无法取代的。⑩
但相对为人们所忽略的是日本对美国的利用：日本利用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打破国际秩序的现状和利用美国对日本的需求维持对日本有利的国际现状。在日本的外交努力下，美国已经公开“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一直要求美国认定“尖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是“日本领土”，并要求美国承诺这一占领的中国领土为“《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有恃无恐，对我国空前强硬。
总之，有了与美国不断得到巩固和强化的同盟关系，日本在东亚地区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地缘战略地位上。
中国并无任何类似日美同盟那样的同盟关系，短期之内，中国不可能放弃已经实行30多年的“不结盟”政策而寻求国际盟友，即使寻求到一些盟友，也绝非是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盟友。所以，日本在战略实力上仍然超过中国。“有论者指出，中日关系目前正处在历史上第三种关系，即前近代的‘中强日弱’、近代的‘中弱日强’之外的‘中日同强’关系。但依笔者看，今天中日关系仍是‘中弱日强’。这是因为，尽管GDP中国已经超越日本，但是以GNP计算，我们仅是日本的一半。此外，以人均GDP计算，我们更低。另外，从能源消耗、环境技术、劳动生产率、社会秩序看，我们仍不如人。此外，因《日美安保条约》存在，日方的军事实力超过我们。最近美日联合军演，传达了这个信息。因此，中日之间还未到‘中日同强’的程度。”
日本还将打破或维持什么国际现状？
日本的国内共识之一是日本面对内忧外患。日本内部的忧患包括日本的经济问题（日本有着与美欧一样的政府债务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人口老化和出生率难以提高，以及不得不紧扣“外劳”的压力），这些内患在2011年突发的“3·11”多重国难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暴露。日本自身的判断是，冷战结束以来的最近20年，日本经济总体形势不好，有人用“失去的20年”来形容。这种形容固然是日本式的夸大事实，但也反映了在过去的20年里日本国力并没有获得显著上升或者增长。而在外患方面，日本最担心和最难以接受的是中国和朝鲜半岛都发生了巨变、“崛起”了。朝鲜是世界第九个公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韩国在经济实力上“超日”指日可待，且在外交战略上日益不把日本放到与美中同等重要的地位上，中国在经济总量上于2010年正式超过日本。东北亚在地缘战略格局上的变化让日本寝食难安。尤其是，日本对“中国崛起”心情复杂且极其恐惧。
面对东北亚的地缘战略变局，日本一方面寻求美国支持，更加需要美国；另一方面，日本更趋向于自主变革。许多论者，包括一些日本论者，已经明确指出，日本之所以不愿意废除核能，不仅是因为这会降低日本的经济产业竞争力，而且日本需要维持核技术的优势，在必要的时候变核能为核武器。在中国是核大国和朝鲜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日本走向核武器大国，也许只待日本大多数国民的重新民族主义化和全球地缘形势逆转的情况发生这样的内外条件。“3·11”事件发生后，许多日本国民如梦初醒，掀起强大的抵制核能（与核武器）的社会运动，痛定思痛，思考从1945年到2011年为期66年日本本岛西东两端分别遭受核灾难的惨痛教训。从这个角度看，日本的核武装似乎严重缺少社会基础。
如今的日本，已经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体系中占据优势。中国主要通过申请加入现存国际规则体系，不可能“带头”或者“另起炉灶”建立新的国际规则体系。中国面对着一系列国际“规则劣势”。为了制约或者延缓“中国崛起”，日本也像美国和欧盟那样，要求中国在国际上“按照规则办事”。至于日本是否“按照规则办事”了，中国似乎没像日本监控中国一样监控日本是否遵守国际规则。未来，日本会继续利用现存的“西方自由秩序”，即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占据“道义”制高点，向中国施加压力。在这个意义上，日本似乎是“西方自由秩序”的维持者。 在“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经济（金融）机构的改革方面，日本基本上是“维持现状”的保守势力。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需要一些非西方的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如中国、印度、巴西等的支持，所以，G20升级为峰会。2009年，G20在美国匹兹堡召开峰会时，宣布“G20是主要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因此，许多人乐观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和前景，即让G20取代G8来管理世界经济。2010年，加拿大轮值G8和G20峰会，明确宣布不同意让G8消失，而是不仅与G20并存，且“领导”或者控制G20（即G20的核心是G8），日本是G8中大力支持加拿大立场的主要国家。
与此同时，日本改变现存国际秩序的企图也不会改变。不管日本是否继续与德国、印度和巴西（“四国集团”）一道改革联合国安理会，日本志在变成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不会放弃，且伺机让联合国体系“承认”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
最后，我们不得不看到两种高度的不确定性。一是日本的不确定性，这里不仅包括日本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而且包括日本与美国关系的不确定性。二是世界大局在秩序和无序的共存下演变。有序的世界，即得到治理的世界，不管是否为“霸权治理”或者包容而民主的“全球治理”，并不容易出现。21世纪前20年，全球范围的“权力转移”（power shifts）更加明显。如果“权力转移”能带来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这是最好的结局；“权力转移”带来更多的冲突、战争、无序，甚至毁灭，则是最坏的结局。从19世纪后期以来，日本是对世界局势演化最为敏感的国家。针对世界秩序的更替，日本做出过许多重大而成功的国家应变；当然，日本也展开巨大的国家赌博挑战世界秩序，不仅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且建立从夏威夷以西的太平洋秩序，结果引发了与美苏的大冲突，导致其全面的国家失败。上述两种高度的不确定性使我们更加难以确定未来的日本与新的世界秩序（或者世界无序）之间的关系。
结论
日本本来就是一个充满了诸种深刻矛盾和具有明显的内在分裂性格的国家。由于其近现代国家演变（近代化、现代化）的独特性，日本与目前的国际体系、全球治理、世界秩序的关系非常复杂，因此，不能简单地套用在西方产生的一些国际秩序概念来解释分析日本与世界的关系。日本“脱亚”和“西化”（包括“被西化”）的时间太长了，并非一个一目了然的典型的亚洲国家，但日本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化国家。
日本与现存世界秩序（包括在东亚和太平洋的地区秩序）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日本是“现状”维护力量；另一方面，日本又是国际体系的“改变”力量。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运动，却能高度地统一在日本对外政策上面。我们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说日本是现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也不能简单地说，日本就是要“翻案”，推翻现存的国际秩序，而是应该根据对日本的国别研究，结合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理论，分析日本与全球性、地区性的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
注释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阿利森（Graham Allison）在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8月21日）撰文，题目是《太平洋地区涌现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尽管他建议美国不要因为不满“中国崛起”而与中国战争（美中两个核大国的冲突会没有胜利者，而是会两败俱伤），但遗憾的是，他仍然认为，中国是打破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即“现状”的国家，而美国是竭力依靠与中国冲突而维持这种“现状”的国家。
Johnston， Alastair Iai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 no. 4 （Spring 2003）： 5—56.关于“修正主义国家”和“维持现状国家”比较好的一篇概念讨论，见：尼古拉斯·泰勒：《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还是维持现状国家：对澳大利亚的含义》，http：//securitychallenges.org.au/ArticlePDFs/vol3no1Taylor.pdf。
关于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加入联合国（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历程，见连会新：《日本的联合国外交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
本文并不想在这里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一直到现在的国际秩序“是什么”。一般认为，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美国主导的。这一说法太笼统和太以美国为中心（符合美国的外交政策宣传）。实际上，二战结束时诞生、演化到今天的联合国体系和与联合国体系并列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欧主导的世界贸易组织，不能简单地说成是“美国主导”或者“美国领导”的。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的多。冷战时代，因为苏联的退出和不参加，这些机构在为期四十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是“西方的自由秩序”；冷战后，包括中国、俄罗斯等不属于西方的力量加入了国际经济组织（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但这并不简单意味着“西方自由秩序”的扩大。国际金融机构方面，美欧平分天下，欧洲从一开始就掌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直到现在，美国则长期控制着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总部设在欧洲人原来希望的联合国总部所在地日内瓦，而非美国，由欧美共同控制。八国集团则是欧洲和加拿大国家对美国在西方的霸权的改变。
见约翰森教授担任所长的对日政策研究所（JPRI）的2005年发表的一篇工作论文：Chalmers Johnson， “No Longer the ‘Lone’ Superpower： Coming to Terms with China”， JPRI Working Paper， No. 105， March 2005.
日本一国一度占联合国预算的五分之一（见本文注释5约翰森的论文）。
美国霸权下的日本主导权，是笔者的说法。日本终究无力也不敢挑战美国在地区的霸权。但日本不能容忍中国成为除美国之外最重要的地区国家，即日本接受不了在一系列地区问题上，中国发挥领导作用。 实际上，如同目前正在谈判和争议中的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标明的那样，既非日本，也非中国，而是美国，占据着东亚地区领导权（即霸权）。
但是，香港也加入了这一地区货币和金融合作计划，若是加上香港，中国与日本在清迈协定中“并列第一”。
见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出版的著名的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前国防部副部长奈的联合报告（简称代表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阿米蒂奇—奈报告》，The Armitage—Nye Report： U.S.—Japan Alliance： Anchoring Stability in Asia）
刘迪：“东亚如何走出21世纪”，《东方早报》，2012年8月27日。
日本民族具有忧患传统，忧患刺激日本制定其内外战略并进行转型。最近几年，日本民主党历史性地取代二战后长期执政的日本自民党上台执政，日本国内关于日本在21世纪立国战略的争论更是不休，无论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无论是右翼保守派，还是民主派与和平主义者，都认为日本在沉沦。
参见Martin Fackler， "Dispute Over Islands Reflects Japanese Fear of China’s Ris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1， 2012.
庞中英：“中国不能再‘削足适履’”，《社会观察》，2012年第1期。
上述《阿米蒂奇—奈伊报告》（Armitage—Nye Report）认为，美日同盟当前于“流变期”（a time of drift）。
庞中英：“霸权治理与全球治理”，《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一般认为，“权力转移”包括两种，一是“权力转换”（power transition），二是“权力扩散”（power diffusion）。“权力转换”主要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权力扩散”则未必如此。权力可能从“国家行为体”手中扩散到“非国家行为体”（包括跨国公司和全球资本）手中。有关“权力转移”的系统讨论见美国哈佛大学退休教授、“软实力”理论之父约瑟夫奈的最新著作《权力的未来》（Joseph S. Nye， The Future of Power， Public Affairs publisher， 2011）。
责 编/郑韶武
庞中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方向：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外交理论和实践。
主要著作：《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权力与财富：经济民族主义研究》等。
王瑞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日本是一个充满了诸种深刻矛盾和具有明显的内在分裂性格的国家。由于其近现代国家演变的独特性，日本与目前的国际体系、世界秩序的关系非常复杂，不能简单地套用在西方产生的一些国际秩序概念来解释分析日本与世界的关系。历史实证主义的考察结果是，日本的情况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日本既是“修正主义国家”，也是“现状维持国家”。在全球“权力转移”的大势下，日本肯定会试图加大对新的世界秩序形成的影响，以便在其中占据对其有利的地位。
关键词 日本与世界 国际秩序 修正主义国家 维持现状国家
日本：长期以来不疲倦的“修正主义国家”
依据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态度和政策，美国国际关系思想（理论）把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修正主义国家”（the revisionist power），另一类是“现状维持国家”（the status quo power）。“修正主义国家”也称作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这样的划分属于在西方学术界普遍流行的二分思维方式。
这种植根于西方（从古希腊算起）历史经验的国际关系思想（理论）认为，国际体系中，“兴起”（崛起）的力量（大国）对它们兴起前就存在的“现状”不满，要求改变、打破“现状”；而那些主导和控制“现状”——现有秩序的力量（大国）则对此不适，强烈要求维持“现状”，保持自己的统治或者冠冕堂皇的所谓“领导”地位。
目前，在英语国家的国际关系学术界和舆论界，一个比较主流的看法是，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力量（国家）：“中国崛起”后要求打破“现状”，而美国，自从苏联解体的时刻开始就坐享的“唯一超级的大国地位”——“世界领导地位”，受到了“中国崛起”的挑战。美国被描述成为一个维持“现状”的力量。①当然，有不少人著文质疑中国是否为一个“维持现状国家”或者“一个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国家”。②
本文不谈中国，更不谈美国，而是谈论日本。对日本来说，如果套用英语世界的此种二分思维方法，本文的中心问题是：日本与当代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日本是国际体系中的“修正主义力量（国家）”，还是“维持现状力量”？历史实证主义的考察结果是，日本的情况并非是非此即彼的，日本既是“修正主义国家”，也是“现状维持国家”。
我们接下来要提出的问题是，日本到底想“修正”（打破）什么？又要“维持”什么？
1945年诞生的国际（世界）秩序是建立在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基础上的。一开始，日本不得不面对和接受（不管是否全部），甚至参加了这样一个显然对自己不利的世界秩序。③但很快，进入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日本就“在体系内部”着手“修正”这一秩序。回顾从日本加入联合国到现在的5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日本一直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诞生的国际（世界）秩序的修正者。④
日本的“修正主义国家”性质主要体现在日本的军事政策和日本军队自二战战败以来发生的巨大转型——结束了短暂的“和平主义外交政策”（pacifist foreign policy）时期，完全“重新武装”起来。军事上，也就是在是否走和平道路上，今天的日本实际上已经是世界上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国家。日本已经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实际上，日本已经完全放弃二战结束时在美军占领下形成的《和平宪法》，日本“自卫队”已经重新变成日本军队。最值得指出的是，在日本这种“重新武装”的过程中，美国扮演了最不光彩的角色。美国最著名的东亚和日本问题专家约翰森（Chalmers Johnson）早在2005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是美国解除了日本的武装，但也是美国鼓励日本重新武装。“自从冷战在1991年结束，尤其是在小布什政府诞生以来，美国一直在竭力鼓励、甚至加速了日本的重新武装。”⑤
在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上，日美关系逐渐趋向平等。不仅如此，日本利用美国对日本的战略需要，迫使美国做出一系列的对日实质让步和给予，例如，窃取的中国钓鱼岛以及琉球群岛，则完全与美国对日本的奖励有关。
在制定新的国际规则方面，日本更是冲在前头，这不仅体现在早期的联合国海洋法（UNCLOS有着日本的理解和解释，此处不表，正因为如此，日本才一再在我国东海，以及日本海——韩国“东海”等问题上与中韩冲突），而且体现在改革联合国等机构上。在联合国，凭借主导联合国预算，⑥日本多次竞选“非常任理事国”，是担任“非常任理事国”次数最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由此，日本可说是事实上的半个“常任理事国”。众所周知，日本一直要求改革安理会，是联合国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以借助联合国改革使日本从半个“常任理事国”转变为安理会全面的“常任理事国”。在国际金融机构，日本自从上世纪60年代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成为与美欧平起平坐的“世界经济大国”以来，就一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占据着仅次于美国的“投票权”，在世界经济管理上发挥着仅次于美欧的决策者作用。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革缓慢，直到现在，尽管中国的GDP总量早已超过日本，但却并没有在国际金融机构取代日本的地位。
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合作与地区秩序中，日本竭力追求美国霸权之下的日本主导权，⑦尤其是制造“中国欲谋求地区霸权”或者“日中争夺地区领导权”的话语，防止和阻止中国取代日本占据“地区主导权”。⑧例如，日本在东亚货币金融合作（清迈倡议/协定，有人也称这是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雏形）中占据领先地位。⑨再如，日本不甘于接受中国与东盟达成的自由贸易区协定，在根本不向在农产品和廉价劳动力方面拥有“比较优势”的东盟开放日本市场的前提下，建立似乎比中国—东盟双边自贸区更高级、战略的、综合的长期的“经济合作”关系。 日本：同时也是“维持现状国家”
但日本也是“维持现状国家”，这体现在许多方面。
二战后，由于各种地缘战略因素，作为战胜国，美国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清算不够，美日媾和后，美国对日清算也就终止了，不再“改造”日本（类似于今天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的所谓“国家重建”）。中国则因为国共内战及其导致的民族国家分裂等因素，而难以对日本对华的殖民和战争进行彻底清算。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使日本获得战略性的喘息和复苏的机会。结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亚洲通过殖民、军事入侵、占领而获得的日本帝国遗产的大部分得以保持。这一遗产并非坚持否定与邻国的领土和领海争端，而主要体现在日本通过各种安排力图维持在二战前就已经形成的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劳动生产分工体系。
如上所述，日本一直在推动修改美日同盟关系，以便与美国的关系更加“平等”，但是，日本一直小心地“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的本质不变：日本在地缘战略“安全保障”上“依赖”美国，即日本要借助美国安全（军事）力量在日本的存在，以及日美军事一体化来防止中国清算日本的战争罪行。
战后，日本“脱亚”的速度超过战前，因为“不打不成交”，西方更加接纳日本为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或者“西方自由秩序”中的重要一员。日本是法国和欧共体发起的“西方七国集团”（G7）的创始成员国。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多次轮值主办G7峰会（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1998年正式加入，G7变成G8），大大提高了日本在西方体系和全球体系中的国际政治地位。由于日本不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对其G7/G8成员国地位非常珍视，并视为其世界政治大国地位的标志。自20世纪后期以来，来自法德、甚至美国的政治家和决策者主张G8吸收中国加入，但日本坚持G8不让中国加入的立场，以确保日本是能够“代表亚洲”的亚洲唯一的“G8国家”。
美国：日本修改和维持国际现状的主要外部工具
根据美国的战略，与日本的关系是美国对亚洲战略中的“基石”。自美日建立“同盟”关系以来，不管是冷战时期，还是“冷战后”，以及当前美国的“再平衡”亚太战略，美国不断重申日本在美国的亚洲战略中的中心地位。也就是说，美国在亚洲的盟国体系中，尽管存在着其他密切的盟友，如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新加坡等，以及新发展的战略伙伴，如印度和印尼，但日本的关键性是这些盟友无法取代的。⑩
但相对为人们所忽略的是日本对美国的利用：日本利用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打破国际秩序的现状和利用美国对日本的需求维持对日本有利的国际现状。在日本的外交努力下，美国已经公开“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一直要求美国认定“尖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是“日本领土”，并要求美国承诺这一占领的中国领土为“《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有恃无恐，对我国空前强硬。
总之，有了与美国不断得到巩固和强化的同盟关系，日本在东亚地区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地缘战略地位上。
中国并无任何类似日美同盟那样的同盟关系，短期之内，中国不可能放弃已经实行30多年的“不结盟”政策而寻求国际盟友，即使寻求到一些盟友，也绝非是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盟友。所以，日本在战略实力上仍然超过中国。“有论者指出，中日关系目前正处在历史上第三种关系，即前近代的‘中强日弱’、近代的‘中弱日强’之外的‘中日同强’关系。但依笔者看，今天中日关系仍是‘中弱日强’。这是因为，尽管GDP中国已经超越日本，但是以GNP计算，我们仅是日本的一半。此外，以人均GDP计算，我们更低。另外，从能源消耗、环境技术、劳动生产率、社会秩序看，我们仍不如人。此外，因《日美安保条约》存在，日方的军事实力超过我们。最近美日联合军演，传达了这个信息。因此，中日之间还未到‘中日同强’的程度。”
日本还将打破或维持什么国际现状？
日本的国内共识之一是日本面对内忧外患。日本内部的忧患包括日本的经济问题（日本有着与美欧一样的政府债务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人口老化和出生率难以提高，以及不得不紧扣“外劳”的压力），这些内患在2011年突发的“3·11”多重国难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暴露。日本自身的判断是，冷战结束以来的最近20年，日本经济总体形势不好，有人用“失去的20年”来形容。这种形容固然是日本式的夸大事实，但也反映了在过去的20年里日本国力并没有获得显著上升或者增长。而在外患方面，日本最担心和最难以接受的是中国和朝鲜半岛都发生了巨变、“崛起”了。朝鲜是世界第九个公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韩国在经济实力上“超日”指日可待，且在外交战略上日益不把日本放到与美中同等重要的地位上，中国在经济总量上于2010年正式超过日本。东北亚在地缘战略格局上的变化让日本寝食难安。尤其是，日本对“中国崛起”心情复杂且极其恐惧。
面对东北亚的地缘战略变局，日本一方面寻求美国支持，更加需要美国；另一方面，日本更趋向于自主变革。许多论者，包括一些日本论者，已经明确指出，日本之所以不愿意废除核能，不仅是因为这会降低日本的经济产业竞争力，而且日本需要维持核技术的优势，在必要的时候变核能为核武器。在中国是核大国和朝鲜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日本走向核武器大国，也许只待日本大多数国民的重新民族主义化和全球地缘形势逆转的情况发生这样的内外条件。“3·11”事件发生后，许多日本国民如梦初醒，掀起强大的抵制核能（与核武器）的社会运动，痛定思痛，思考从1945年到2011年为期66年日本本岛西东两端分别遭受核灾难的惨痛教训。从这个角度看，日本的核武装似乎严重缺少社会基础。
如今的日本，已经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体系中占据优势。中国主要通过申请加入现存国际规则体系，不可能“带头”或者“另起炉灶”建立新的国际规则体系。中国面对着一系列国际“规则劣势”。为了制约或者延缓“中国崛起”，日本也像美国和欧盟那样，要求中国在国际上“按照规则办事”。至于日本是否“按照规则办事”了，中国似乎没像日本监控中国一样监控日本是否遵守国际规则。未来，日本会继续利用现存的“西方自由秩序”，即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占据“道义”制高点，向中国施加压力。在这个意义上，日本似乎是“西方自由秩序”的维持者。 在“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经济（金融）机构的改革方面，日本基本上是“维持现状”的保守势力。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需要一些非西方的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如中国、印度、巴西等的支持，所以，G20升级为峰会。2009年，G20在美国匹兹堡召开峰会时，宣布“G20是主要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因此，许多人乐观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和前景，即让G20取代G8来管理世界经济。2010年，加拿大轮值G8和G20峰会，明确宣布不同意让G8消失，而是不仅与G20并存，且“领导”或者控制G20（即G20的核心是G8），日本是G8中大力支持加拿大立场的主要国家。
与此同时，日本改变现存国际秩序的企图也不会改变。不管日本是否继续与德国、印度和巴西（“四国集团”）一道改革联合国安理会，日本志在变成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不会放弃，且伺机让联合国体系“承认”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
最后，我们不得不看到两种高度的不确定性。一是日本的不确定性，这里不仅包括日本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而且包括日本与美国关系的不确定性。二是世界大局在秩序和无序的共存下演变。有序的世界，即得到治理的世界，不管是否为“霸权治理”或者包容而民主的“全球治理”，并不容易出现。21世纪前20年，全球范围的“权力转移”（power shifts）更加明显。如果“权力转移”能带来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这是最好的结局；“权力转移”带来更多的冲突、战争、无序，甚至毁灭，则是最坏的结局。从19世纪后期以来，日本是对世界局势演化最为敏感的国家。针对世界秩序的更替，日本做出过许多重大而成功的国家应变；当然，日本也展开巨大的国家赌博挑战世界秩序，不仅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且建立从夏威夷以西的太平洋秩序，结果引发了与美苏的大冲突，导致其全面的国家失败。上述两种高度的不确定性使我们更加难以确定未来的日本与新的世界秩序（或者世界无序）之间的关系。
结论
日本本来就是一个充满了诸种深刻矛盾和具有明显的内在分裂性格的国家。由于其近现代国家演变（近代化、现代化）的独特性，日本与目前的国际体系、全球治理、世界秩序的关系非常复杂，因此，不能简单地套用在西方产生的一些国际秩序概念来解释分析日本与世界的关系。日本“脱亚”和“西化”（包括“被西化”）的时间太长了，并非一个一目了然的典型的亚洲国家，但日本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化国家。
日本与现存世界秩序（包括在东亚和太平洋的地区秩序）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日本是“现状”维护力量；另一方面，日本又是国际体系的“改变”力量。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运动，却能高度地统一在日本对外政策上面。我们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说日本是现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也不能简单地说，日本就是要“翻案”，推翻现存的国际秩序，而是应该根据对日本的国别研究，结合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理论，分析日本与全球性、地区性的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
注释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阿利森（Graham Allison）在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8月21日）撰文，题目是《太平洋地区涌现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尽管他建议美国不要因为不满“中国崛起”而与中国战争（美中两个核大国的冲突会没有胜利者，而是会两败俱伤），但遗憾的是，他仍然认为，中国是打破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即“现状”的国家，而美国是竭力依靠与中国冲突而维持这种“现状”的国家。
Johnston， Alastair Iai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 no. 4 （Spring 2003）： 5—56.关于“修正主义国家”和“维持现状国家”比较好的一篇概念讨论，见：尼古拉斯·泰勒：《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还是维持现状国家：对澳大利亚的含义》，http：//securitychallenges.org.au/ArticlePDFs/vol3no1Taylor.pdf。
关于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加入联合国（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历程，见连会新：《日本的联合国外交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
本文并不想在这里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一直到现在的国际秩序“是什么”。一般认为，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美国主导的。这一说法太笼统和太以美国为中心（符合美国的外交政策宣传）。实际上，二战结束时诞生、演化到今天的联合国体系和与联合国体系并列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欧主导的世界贸易组织，不能简单地说成是“美国主导”或者“美国领导”的。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的多。冷战时代，因为苏联的退出和不参加，这些机构在为期四十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是“西方的自由秩序”；冷战后，包括中国、俄罗斯等不属于西方的力量加入了国际经济组织（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但这并不简单意味着“西方自由秩序”的扩大。国际金融机构方面，美欧平分天下，欧洲从一开始就掌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直到现在，美国则长期控制着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总部设在欧洲人原来希望的联合国总部所在地日内瓦，而非美国，由欧美共同控制。八国集团则是欧洲和加拿大国家对美国在西方的霸权的改变。
见约翰森教授担任所长的对日政策研究所（JPRI）的2005年发表的一篇工作论文：Chalmers Johnson， “No Longer the ‘Lone’ Superpower： Coming to Terms with China”， JPRI Working Paper， No. 105， March 2005.
日本一国一度占联合国预算的五分之一（见本文注释5约翰森的论文）。
美国霸权下的日本主导权，是笔者的说法。日本终究无力也不敢挑战美国在地区的霸权。但日本不能容忍中国成为除美国之外最重要的地区国家，即日本接受不了在一系列地区问题上，中国发挥领导作用。 实际上，如同目前正在谈判和争议中的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标明的那样，既非日本，也非中国，而是美国，占据着东亚地区领导权（即霸权）。
但是，香港也加入了这一地区货币和金融合作计划，若是加上香港，中国与日本在清迈协定中“并列第一”。
见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出版的著名的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前国防部副部长奈的联合报告（简称代表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阿米蒂奇—奈报告》，The Armitage—Nye Report： U.S.—Japan Alliance： Anchoring Stability in Asia）
刘迪：“东亚如何走出21世纪”，《东方早报》，2012年8月27日。
日本民族具有忧患传统，忧患刺激日本制定其内外战略并进行转型。最近几年，日本民主党历史性地取代二战后长期执政的日本自民党上台执政，日本国内关于日本在21世纪立国战略的争论更是不休，无论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无论是右翼保守派，还是民主派与和平主义者，都认为日本在沉沦。
参见Martin Fackler， "Dispute Over Islands Reflects Japanese Fear of China’s Ris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1， 2012.
庞中英：“中国不能再‘削足适履’”，《社会观察》，2012年第1期。
上述《阿米蒂奇—奈伊报告》（Armitage—Nye Report）认为，美日同盟当前于“流变期”（a time of drift）。
庞中英：“霸权治理与全球治理”，《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一般认为，“权力转移”包括两种，一是“权力转换”（power transition），二是“权力扩散”（power diffusion）。“权力转换”主要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权力扩散”则未必如此。权力可能从“国家行为体”手中扩散到“非国家行为体”（包括跨国公司和全球资本）手中。有关“权力转移”的系统讨论见美国哈佛大学退休教授、“软实力”理论之父约瑟夫奈的最新著作《权力的未来》（Joseph S. Nye， The Future of Power， Public Affairs publisher， 2011）。
责 编/郑韶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