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记不清是啥时候我和《出版广角》有了来往。是一次学术会议？是一次青年编辑论坛？是一次不期而遇的来访活动？总之，是哪一次初识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认识了一位有趣的老头儿：华发满头，高度近视眼镜片后面，一双眯缝着透着和善聪慧的小眼睛——时任《出版广角》主编的刘硕良先生。
　　老到爱穿一件花格子上衣，风流洒脱，个子不高，微胖，一口带广西腔尾音的普通话。年虽已近六旬，但感觉他的思想活络而敏锐，办到心中有数，张弛有度。
　　也不知道我们之间哪辈子结的缘份，“一见钟情”。他对我不见外，一见面，张嘴就是“老胡，要给我们‘广角’写点东西喔。”我也不认生，见面打过招呼，掏出稿子来往他手上一搁“这个给你！”于是，“广角”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的名字和文章比较热络，常常上封面要目，也曾有幸成了其中一期的封面模特儿。我的不少较重要的出版理论文章，都被“广角”网罗。亦由此“广角”的多个美女编辑，一来二去，也成了我要好的朋友。
　　记得大约是1997年夏秋之季，我从美国考察出版归来。恰逢“广角”邀请赴成都参加“科技与出版”的学术研讨。我有感而发，放胆讲了一段美国政府如何利用宗教的力量，参与调节和管理社会的感受，同时，也感叹于我们曾长期视宗教为异己力量从而增加了社会管理难度的慨叹。我同时还讲了赵朴老亲口讲与我的一件事：1987年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中，一次政府开会，钱学森同志走到赵朴老座位旁，俯身说：“朴翁啊，看来我们应研究一下宗教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贡献问题啊！”由此，我也建议，出版界的有识之士，亦应关注社会发展中宗教这一重大而敏感的问题，而摆脱一味回避或动辄“违规”的被动姿态。老刘当即赞赏说：“胡社长每次发言，总能有一些新东西，有一些精彩而独到的见解！”我有点儿惊异：这位老头儿竟也会这么潮？
　　岂止是潮，老刘还大胆，大胆到让我跌破眼镜！
　　那是1999年建国五十周年庆。老刘独出心裁，要在“广角”刊评“建国五十年十大出版家”。其中的过程和细节我不得而知，但刊印出来我一看：天啊！我竟也忝列其中！和大名鼎鼎的叶圣陶等出版大家位列一起！我大呼不妥不妥。我电话老刘：“你这么搞，我如芒在背。没人骂你吗？”他笑答：“呵呵，谁管我呀？我是刊评嘛！我既不代表国家，又不代表任一官方！”我说：“你真是大胆，不怕同行中有人批判吗？”他说：“怕啥？我相信我们的选择没有错呀！”好了，这个倔老头儿，这个刘大胆！
　　刘大胆主持办刊那几年，“广角”真还是办得风生水起，业内有很大影响，也为以后“广角”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老刘、刘大胆这老头儿退了，和“广角”的联系也不那么多了。但时时回忆起与“广角”交往的点滴往事，仍不能对老刘头儿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