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在领导敌后军民进行抗日斗争的同时，还身体力行，关心、指导、支持日本人民开展反战运动，不仅阐述了运动的必要性、可能性、发展规律，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争取日本士兵及宽待俘虏的办法，大力支持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来华开展反战工作。毛泽东支持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理论及实践极大地丰富了其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内容。
阐述支持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缘由
争取日本反战力量是中国人民战胜日本法西斯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正式提出了“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的经典论断。1938年2月，他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的演说中表述了相似的观点，提出“现在有三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还有一个是日本的统一战线……”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就能“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
毛泽东争取日本反战力量的构想并非空想，而是有极强的现实可能性。发动战争的并非日本人民，很多人是被法西斯军阀、财阀裹挟着加入了战争，就算是侵华日军也并非铁板一块，有很多士兵存在反战、厌战心理。这些日本士兵与法西斯狂热分子是有区别的，对他们进行反战宣传可以从内部分化、瓦解日军。1938年2月，毛泽东在与苏联驻延安的联络员安德里阿诺夫的谈话中，就谈到了类似意思。1938年7月，他在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中就对日本人民的反战情况作了说明，表示日本人民反战思想正在发展之中，“譬如他们的士兵不愿意战争，有自杀的，有投降的，有发反战传单的”。紧接着，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对这一现象作了更加详细的说明，认为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已在日本国内人民与前线士兵中间酝酿了许多的不满，“有迫使他的人民与士兵大众走上用坚决的方法反对战争本身的趋势”。日本人民及士兵反战现象的出现，为毛泽东争取这部分反战力量提供了现实依据。
在对日本民众、士兵厌战情况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进而揭示了日本人民革命与反战运动的发展规律。对此，他在《论持久战》一文中作了详细阐述，预见到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这种持久具体地表现于战略防御、战略相持与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之中。与之相对应的，战时日本人民革命与反战运动在上述三个阶段中也有不同的表现，并展现出一定的发展规律。中国的战略防御阶段是日本人民革命与反战运动的形成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是日本反战运动的深化发展阶段。与战争的发展规律相类似，这一时期亦是日本反战运动转变的时期。中国的战略反攻阶段是日本人民革命与反战运动的高潮。毛泽东的日本人民革命与反战运动三阶段的见解，深刻揭示了日本反战运动的发展规律，而之后历史的演进确也证明了毛泽东上述判断的科学性。
提出争取日本士兵及宽待俘虏的办法
日本士兵由于长期受到日本军部法西斯思想的灌输，形成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民族优越感，以为大和民族是天之骄子，皇军战无不胜。对于日本士兵这一“优越感”的由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有详细论述，认为其根源在于日本士兵过去没有打过败仗及对天皇和鬼神的迷信。基于此，他提出有必要对日本士兵开展政治争取工作，“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对争取日本士兵起来参加反战运动的办法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并将其上升为全党的意志。毛泽东将建立联日反侵略统一战线定位为当前全民族的紧急任务之一，并给出了实现的具体办法，如“由政府下令所有抗日军队抗日游击队全体官兵一律学习必要数量与恰当内容的日本话……向全体敌军士兵与下级军官作口头宣传”等。这些具体办法的出台为之后中共在各抗日根据地广泛、有效地开展对日本士兵的反战宣传提供了方法指导。很快，中共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及所属部队中成立了负责争取日军进行反战运动的敌军工作部和敌伪军工作委员会。
在争取日本士兵参加反战运动的同时，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也提出了一系列宽待俘虏的政策。1936年7月，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对中共的俘虏政策作了初步的说明，提出“被我们俘虏和解除武装的日军官兵将受到优待。我们不会杀死他们，而是会像兄弟那样对待他们。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使得与我们并无冲突的日本无产阶级出身的士兵站起来反对他们自己的法西斯压迫者。我们的口号将是：‘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压迫者法西斯头子。’反法西斯的日本军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彼此的目的是一致的”。毛泽东的这一谈话揭示了中共执行宽待俘虏政策的目的，即通过俘虏政策来瓦解敌军。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总司令部以朱德、彭德怀暨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名义发布了《八路军告日本士兵书》，提出“只要你们允许解除武装，我们决不乱杀一个”，并给日军俘虏以出路。不久，毛泽东在会见贝特兰时再次谈及中共俘虏政策。针对贝特兰就宽待俘虏政策有效性的质疑，毛泽东强调，实行宽待俘虏政策是有巨大意义的，因为“他们（指日方——引者注）越杀得多，就越引起日军士兵同情于华军”。对于宽待俘虏的具体规定，毛泽东指出：“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戰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入这个军队，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及《八路军告日本士兵书》的规定基本勾勒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俘虏政策的全貌。在此之后，中共中央、八路军又相继出台了《中央军委关于俘虏敌伪纪律的指示》《总政治部关于对日军俘虏工作的指示》等一系列宽待日军俘虏的指示和命令。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还支持野坂参三创办日本工农学校来训练日俘成为优秀的敌军工作者，帮助中共起草反战传单以削弱日军战斗力。对此，毛泽东在与美军观察组成员的谈话中便风趣地指出：“中国人想要写出能打动日本人的传单是荒唐可笑的事，日本俘虏干这事能做得很好。” 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提出的宽待俘虏政策，对争取日本士兵起来参加反战斗争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在一系列俘虏政策的影响下，许多被俘日本士兵自发组织、参加了各种反战组织，有的甚至直接加入中共领导的武装与日本法西斯作战，成为一支重要的反战力量，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
援助野坂参三来华开展反战工作
1940年3月，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随周恩来等秘密来到延安。一方面是出于安保的考虑，另一方面为了不给日本留下苏联反日的把柄，野坂参三便以“林哲”的化名在华开展反战工作。
随着野坂参三的来延，在华日人反战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毛泽东的支持与指导下，野坂参三在延安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反战工作。首先，他着力提升中共内部日本问题的研究水平。鉴于中共内部对日本问题了解相对薄弱，野坂参三一方面组织日本问题研究会，向中共敌军工作部干部讲授日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情况，另一方面通过搜集、整理日本资料，撰写了一系列敌情研究文章。这些工作极大地提升了中共内部对日本诸多问题的了解，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及赞扬。1943年3月15日，野坂参三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在日本工农学校纪念三一五》一文。毛泽东读后特致函野坂参三，表示自己和一些中共党员干部对日本革命史了解不够，建议其多写些日本革命史料的文章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并称赞“你的文章我都喜欢看，并劝同志们学习你对事物的客观分析态度”。其次，在他的建议下，成立了日本工农学校，由他出任校长，改造了很多日本战俘并培养了大批日本反战运动骨干。为了改造日本俘虏，培养从事反战宣传及瓦解敌军工作的日本人，野坂参三致信毛泽东，建议中共中央成立一所专门从事改造战俘的学校。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学校成立后委任野坂参三为校长，并亲自将这所学校命名为“日本工农学校”。1941年5月15日，日本工农学校的开学典礼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隆重举行，毛泽东亲自为典礼题词：“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败类。”毛泽东十分關注、关心学校的发展。1944年冬，为向美军观察组及延安各机关干部介绍日本人民、士兵反战、厌战情况，日本工农学校学员特别排练了反战话剧《岛田上等兵》，公演时毛泽东专程前去观看，并盛赞“内容很丰富，演技也很好”。不久，学员们又在中共中央党校礼堂举办了日本问题展览会。在正式展出的前一天，毛泽东第一个来参观，并在留言簿上写道：“看了这个展览会，觉得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资料系统，内容丰富，很说明问题。”日本工农学校培养了众多日本反战运动骨干，并通过他们的反战宣传争取了大量日军士兵加入反对日本法西斯的行列，最后在此基础上筹建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培养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提供了有利条件。1942年6月23日，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在日本工农学校的教室里举行了成立大会。6月25日，毛泽东复函野坂参三，祝贺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表示：“今天看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创立的消息，非常高兴，我跟同盟诸同志的心是完全一致的，同盟给我的信，我十分感谢！”“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你及一切日本革命同志的革命活动，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援助你们，请以此意告诉同盟诸同志。”
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在毛泽东的建议下，野坂参三决定公开身份，恢复他在共产国际时使用的化名“冈野进”，进一步扩大了政治影响力。1945年5月，野坂参三作为日共代表参加了中共七大。会上，他发表了题为《建设民主的日本》的讲话，盛赞毛泽东对在华日人反战运动的支持。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领导敌后军民抗日斗争的同时，及时地将国内熟谙的阶级分析法运用到国际层面，对日本法西斯军阀、财阀、法西斯狂热分子与日本人民、厌战士兵进行了区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了日本法西斯主义分子，争取了日本的反战力量，挽救了一大批受欺骗、被裹挟走上战场的日本军人，使其摆脱了法西斯思想的束缚，重新回归人民的立场，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阐述支持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缘由
争取日本反战力量是中国人民战胜日本法西斯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正式提出了“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的经典论断。1938年2月，他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的演说中表述了相似的观点，提出“现在有三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还有一个是日本的统一战线……”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就能“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
毛泽东争取日本反战力量的构想并非空想，而是有极强的现实可能性。发动战争的并非日本人民，很多人是被法西斯军阀、财阀裹挟着加入了战争，就算是侵华日军也并非铁板一块，有很多士兵存在反战、厌战心理。这些日本士兵与法西斯狂热分子是有区别的，对他们进行反战宣传可以从内部分化、瓦解日军。1938年2月，毛泽东在与苏联驻延安的联络员安德里阿诺夫的谈话中，就谈到了类似意思。1938年7月，他在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中就对日本人民的反战情况作了说明，表示日本人民反战思想正在发展之中，“譬如他们的士兵不愿意战争，有自杀的，有投降的，有发反战传单的”。紧接着，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对这一现象作了更加详细的说明，认为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已在日本国内人民与前线士兵中间酝酿了许多的不满，“有迫使他的人民与士兵大众走上用坚决的方法反对战争本身的趋势”。日本人民及士兵反战现象的出现，为毛泽东争取这部分反战力量提供了现实依据。
在对日本民众、士兵厌战情况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进而揭示了日本人民革命与反战运动的发展规律。对此，他在《论持久战》一文中作了详细阐述，预见到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这种持久具体地表现于战略防御、战略相持与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之中。与之相对应的，战时日本人民革命与反战运动在上述三个阶段中也有不同的表现，并展现出一定的发展规律。中国的战略防御阶段是日本人民革命与反战运动的形成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是日本反战运动的深化发展阶段。与战争的发展规律相类似，这一时期亦是日本反战运动转变的时期。中国的战略反攻阶段是日本人民革命与反战运动的高潮。毛泽东的日本人民革命与反战运动三阶段的见解，深刻揭示了日本反战运动的发展规律，而之后历史的演进确也证明了毛泽东上述判断的科学性。
提出争取日本士兵及宽待俘虏的办法
日本士兵由于长期受到日本军部法西斯思想的灌输，形成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民族优越感，以为大和民族是天之骄子，皇军战无不胜。对于日本士兵这一“优越感”的由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有详细论述，认为其根源在于日本士兵过去没有打过败仗及对天皇和鬼神的迷信。基于此，他提出有必要对日本士兵开展政治争取工作，“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对争取日本士兵起来参加反战运动的办法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并将其上升为全党的意志。毛泽东将建立联日反侵略统一战线定位为当前全民族的紧急任务之一，并给出了实现的具体办法，如“由政府下令所有抗日军队抗日游击队全体官兵一律学习必要数量与恰当内容的日本话……向全体敌军士兵与下级军官作口头宣传”等。这些具体办法的出台为之后中共在各抗日根据地广泛、有效地开展对日本士兵的反战宣传提供了方法指导。很快，中共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及所属部队中成立了负责争取日军进行反战运动的敌军工作部和敌伪军工作委员会。
在争取日本士兵参加反战运动的同时，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也提出了一系列宽待俘虏的政策。1936年7月，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对中共的俘虏政策作了初步的说明，提出“被我们俘虏和解除武装的日军官兵将受到优待。我们不会杀死他们，而是会像兄弟那样对待他们。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使得与我们并无冲突的日本无产阶级出身的士兵站起来反对他们自己的法西斯压迫者。我们的口号将是：‘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压迫者法西斯头子。’反法西斯的日本军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彼此的目的是一致的”。毛泽东的这一谈话揭示了中共执行宽待俘虏政策的目的，即通过俘虏政策来瓦解敌军。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总司令部以朱德、彭德怀暨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名义发布了《八路军告日本士兵书》，提出“只要你们允许解除武装，我们决不乱杀一个”，并给日军俘虏以出路。不久，毛泽东在会见贝特兰时再次谈及中共俘虏政策。针对贝特兰就宽待俘虏政策有效性的质疑，毛泽东强调，实行宽待俘虏政策是有巨大意义的，因为“他们（指日方——引者注）越杀得多，就越引起日军士兵同情于华军”。对于宽待俘虏的具体规定，毛泽东指出：“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戰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入这个军队，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及《八路军告日本士兵书》的规定基本勾勒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俘虏政策的全貌。在此之后，中共中央、八路军又相继出台了《中央军委关于俘虏敌伪纪律的指示》《总政治部关于对日军俘虏工作的指示》等一系列宽待日军俘虏的指示和命令。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还支持野坂参三创办日本工农学校来训练日俘成为优秀的敌军工作者，帮助中共起草反战传单以削弱日军战斗力。对此，毛泽东在与美军观察组成员的谈话中便风趣地指出：“中国人想要写出能打动日本人的传单是荒唐可笑的事，日本俘虏干这事能做得很好。” 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提出的宽待俘虏政策，对争取日本士兵起来参加反战斗争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在一系列俘虏政策的影响下，许多被俘日本士兵自发组织、参加了各种反战组织，有的甚至直接加入中共领导的武装与日本法西斯作战，成为一支重要的反战力量，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
援助野坂参三来华开展反战工作
1940年3月，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随周恩来等秘密来到延安。一方面是出于安保的考虑，另一方面为了不给日本留下苏联反日的把柄，野坂参三便以“林哲”的化名在华开展反战工作。
随着野坂参三的来延，在华日人反战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毛泽东的支持与指导下，野坂参三在延安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反战工作。首先，他着力提升中共内部日本问题的研究水平。鉴于中共内部对日本问题了解相对薄弱，野坂参三一方面组织日本问题研究会，向中共敌军工作部干部讲授日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情况，另一方面通过搜集、整理日本资料，撰写了一系列敌情研究文章。这些工作极大地提升了中共内部对日本诸多问题的了解，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及赞扬。1943年3月15日，野坂参三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在日本工农学校纪念三一五》一文。毛泽东读后特致函野坂参三，表示自己和一些中共党员干部对日本革命史了解不够，建议其多写些日本革命史料的文章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并称赞“你的文章我都喜欢看，并劝同志们学习你对事物的客观分析态度”。其次，在他的建议下，成立了日本工农学校，由他出任校长，改造了很多日本战俘并培养了大批日本反战运动骨干。为了改造日本俘虏，培养从事反战宣传及瓦解敌军工作的日本人，野坂参三致信毛泽东，建议中共中央成立一所专门从事改造战俘的学校。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学校成立后委任野坂参三为校长，并亲自将这所学校命名为“日本工农学校”。1941年5月15日，日本工农学校的开学典礼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隆重举行，毛泽东亲自为典礼题词：“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败类。”毛泽东十分關注、关心学校的发展。1944年冬，为向美军观察组及延安各机关干部介绍日本人民、士兵反战、厌战情况，日本工农学校学员特别排练了反战话剧《岛田上等兵》，公演时毛泽东专程前去观看，并盛赞“内容很丰富，演技也很好”。不久，学员们又在中共中央党校礼堂举办了日本问题展览会。在正式展出的前一天，毛泽东第一个来参观，并在留言簿上写道：“看了这个展览会，觉得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资料系统，内容丰富，很说明问题。”日本工农学校培养了众多日本反战运动骨干，并通过他们的反战宣传争取了大量日军士兵加入反对日本法西斯的行列，最后在此基础上筹建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培养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提供了有利条件。1942年6月23日，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在日本工农学校的教室里举行了成立大会。6月25日，毛泽东复函野坂参三，祝贺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表示：“今天看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创立的消息，非常高兴，我跟同盟诸同志的心是完全一致的，同盟给我的信，我十分感谢！”“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你及一切日本革命同志的革命活动，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援助你们，请以此意告诉同盟诸同志。”
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在毛泽东的建议下，野坂参三决定公开身份，恢复他在共产国际时使用的化名“冈野进”，进一步扩大了政治影响力。1945年5月，野坂参三作为日共代表参加了中共七大。会上，他发表了题为《建设民主的日本》的讲话，盛赞毛泽东对在华日人反战运动的支持。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领导敌后军民抗日斗争的同时，及时地将国内熟谙的阶级分析法运用到国际层面，对日本法西斯军阀、财阀、法西斯狂热分子与日本人民、厌战士兵进行了区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了日本法西斯主义分子，争取了日本的反战力量，挽救了一大批受欺骗、被裹挟走上战场的日本军人，使其摆脱了法西斯思想的束缚，重新回归人民的立场，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