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保护，话题很老，但放在一千年前十分先进。宋代虽没有现代科技，无法做出空气质量报告，但他们在资源开发、尊重自然等方面的经验，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宋代中前期，皇帝总体比较体恤百姓，为避免官府与民争利，曾多次下文开放山泽，官府不得随意插手。到了南宋淳熙十六年五月，户部郎中丰谊向宋光宗上奏，沿江及深海地带，谁去捕鱼，当地豪强要收租，说這一带是自家耕地坍塌变成江海的。我觉得，现在那里是深水区，不再是耕地，得允许他们自由捕鱼啊。我建议，若是豪强敢胆肥收租，就关进大牢，行不？皇帝真准了。
　　但宋朝人口众多，崇尚奢侈，既然皇帝规定任由百姓采捕，全社会立马积极行动。大伙儿就使劲捕鱼打猎，于是“川蕴中贫”。
　　没办法，皇帝只好下令保护动物。比如建隆二年二月，宋太祖在《禁采捕诏》里明确诏令百姓，不准随意张网捕捉鸟兽虫鱼，特别不能损伤鸟蛋幼兽，相关部门给我睁大眼睛，每年都要下文件向百姓重申并报告我。大中祥符三年二月，宋真宗更是严格要求，每年春夏期间，正值万物竞长之时，各州府赶紧到民间收缴粘竿弹弓罗网之类的“作案”工具，哪个敢私藏不缴，严惩不贷。
　　明眼人一看，其实皇帝的目的不是禁渔猎，而是要求广大群众选择合适的季节渔猎适量的成年动物，避免杀鸡取卵。
　　“顺物之性”源自庄子。宋代在生态上追求“顺物之性”，禁止或反对捕捉野生动物为宠物，于是“戒杀放生”在两宋很流行。
　　宋真宗治国水平不高，却心比天高。在大中祥符四年八月，这皇帝发了个奇葩诏书，要求农民伯伯们在10月以后才能烧火田（在田里焚烧野草作肥料），以避免烧死昆虫。不过保护的是害虫还是益虫，天知道。
　　当然，宋人并非不知变通，比如遭遇动物威胁时，还是以人为重。陈尧佐《戮鳄鱼文》里说，他在担任潮州通判期间，万江硫磺村张氏子，和母亲濯于江边，为鳄鱼所食。陈尧佐命人捕得这鳄鱼，“诛其首而烹之”。姚炎《捕虎纪略》记载，安徽祁门发生严重虎患，两千多人死伤，端平改元，傅褒为知县，组织捕杀，捕十一虎，朝廷予以奖赏。
　　杀生可谓“不仁”，是“贱物而爱人”，没有体现“仁民而爱物”。最佳的选择是人和物“全而兼爱”，具体来说，就是让野生动物和人类各得其所，各有合适的生存地域，互不干扰，互不争夺资源，和平相处，自得其乐。
　　宋时黄河等经常泛滥，淹没庄稼，冲毁村庄。中央不仅下诏疏浚河道，还号召广植堤岸树，以固堤防。宋太祖建隆三年十月诏：“缘汴河州县长吏，常以春首课民夹岸植榆柳，以固堤防。”堤上，疏植桑柘，可以系牛，牛得凉荫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沃，桑多则蚕壮。这就构成了“堤树——牛——土——桑——蚕”的小型生态系统，一举数得。
　　修堤坝，植树造林，赤膊上阵，挥汗如雨，那些宋朝官员，有点让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