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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系统研究了晚清民国时期新式交通与出版业现代转型的关系，认为晚清民国时期交通的发达，对全国图书市场的形成、出版业图书流通环节的现代转型，起到了关键作用，表明清末萌芽的新式出版业发展至1930年代趋向成熟。
关键词：晚清民国;新式交通;出版;现代转型
19世纪中期，起源于欧洲的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到东亚，晚清中国逐渐卷入世界体系，在经济、政治、文化、学术乃至生活形态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社会学家冷纳指出，“现代”或“现代性”不是一个单一的或一些不相连的社会文化现象，而是一个“综协的整体”;它包括都市化、工业化、世俗化、媒介参与、民主化等质素，这些质素的出现不是“偶发”的，也不是“独立”的。①清末民初现代出版业的产生依赖于技术、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并成为中国社会现代性生长的强劲动力，即体现了现代性“综协的整体”的特点。
关于现代出版业的起源与发展问题，众多研究者从政治、文化、教育、经济等外部和内部因素展开过论述，如芮哲非认为，社会结构的重组（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学制的改革和科举的废除、早期商法的颁布（1902）、私有制公司组织模式的发展（从1875年开始）、商务印书馆的成立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这些都为诞生于租界内的印刷资本主义进入新时代创造了条件。②新式交通对出版业发展的作用亦为出版史研究者所留意，如黄林、吴永贵等皆有论述，但该课题仍有一定的阐释空间。晚清民国时期交通的发达，对全国图书市场的形成、出版业发行模式的构建、出版社发行组织的设立、全国书店网络的建设，即出版业图书流通环节的现代转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图书流通环节的转型标志着清末萌芽的现代出版业发展至1930年代趋向成熟。
一、新式交通与全国图书市场的形成
施坚雅在研究古代中国疆域概念时指出，中国存在行政区划和社会经济层级两种空间结构。他认为，农业中国可划分为华北、西北、东北（原书称为“满洲”）、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岭南、云贵九个地方大区，③这些大区经济的形成主要由自然地理条件决定，并受到资源如可耕地和人口以及交通运输便利性的影响，地区之间只有脆弱的联系，因此难以出现全国性的市场。中国经济的区域性特征，也体现在古代图书市场领域。雕版印刷术发明后，宋元明清均出现过地方性的刻书中心，但区域性特征也十分显明，未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出版中心。以清代四堡为例，除了一年一度的本地图书交易会，虽然“有些书商行至极偏远的地区。他们不仅去广东、江西、浙江等邻省，还前往广西、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和江苏”，但大部分书商较为熟悉的固定售书路线仍是位于客家聚居的闽粤赣边区。④清代出版业规模有限，除了清王朝政治控制、社会经济水平等诸多因素之外，交通落后也是图书市场狭小的原因之一。
19世纪初期，西方传教士为了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义，争相研制中文印刷技术。19世纪60年代成本低廉的中文铅印技术已经在教会出版系统内广泛应用。到辛亥革命前后，“外国教会和与教会有关的印书馆七八十家，只是大致数字”⑤。但西方印刷术在教会之外推广缓慢，对清代社会的知识生产和思想传播影响甚微。直到19世纪末，新式民营出版业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其原因在于单一的技术改进缺乏政治、经济、交通等领域现代性制度的支撑，传统出版业无法实现突破与转型。就交通而言，虽然沿海和沿江的轮船航线1850年代已经开辟，但直到1895年才允许私人从事轮船航运业;1889年清政府才将铁路列为“自强要策”，1895年时中国还几乎没有铁路。1880年傅兰雅就感叹当时交通不便，致使翻译处所出书籍销售不广：
阅以上所售之书，其数虽多，然中国人数尤多，若以书数与人数相较，奚啻天壤。惟中国邮递之法，尚无定章，而国家尚未安设信局，又未布置铁路，则远处不便购买。且未出示声明，又未分传寄售，则内地无由闻知，故所售之书尚为甚少。若有以上各法，则销售者必多数十倍也。⑥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国家和民族危机，变法图强成为社会主流思潮。1901年清末新政启动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猛然加速，交通救国论得到了朝野的认同，交通事业进步显著。从清末到1930年代，以轮船、铁路、公路为主的现代交通体系初步建成。清末轮船航运业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和沿江两条航运干线，连通了经济发达的长江流域和沿海的华北、华南地区。至1934年，“我国航行沿海及内河各航线之轮船，大约有一百二十三万吨”⑦，通行于江海各航线和众多的内港。铁路运输系统20世纪初开始建设，累计中国所有和外国在中国修筑的铁路里程，1900年为1，066公里，1904年为5，096公里，1916年为10，346公里，1936年达20，009公里。⑧公路交通也始于清末民初，至抗日战争前夕，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117，296公里。⑨交通的发达促进了邮政的发展，“据（民国）二十三年度（二十四年六月止）统计（辽宁、吉、黑两邮区除外），全国共有管理局二一，一等局二八，二等局八二二，三等局一二三〇，支局二九九，邮政代办所九九五八，局所总计一二三五八;城邑信柜一G四九，村镇信柜七六七六，村镇邮站二二八六八，代售邮票处二五六二，信柜等总计三四一五五”⑩。
现代交通扩展了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大大增加了市场容量，有力促进了统一的全国市场的形成。以铁路为例，“京奉、京汉、津浦这几条主要干线位在近海一带，只京汉稍向西南斜入华中。运输时间的减省，运输地理的缩短，顿使腹里内地、边远地区与沿海港口城市的联系密切起来”?。现代交通催生了城镇的兴起和人口的聚居，并将區域性图书市场联结为全国图书市场。创办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其分馆的设立主要取决于市场和交通两个要素。例如，1903年中东铁路及其南满支路通车，东北形成比较完整的T字形铁路运输网，城市和集镇日益增多，商务印书馆1906年即开设了奉天分馆，开发东北市场。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后，济南由省内商业经济中心发展为华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商业中心，1907年商务印书馆设立山东（济南）分馆。1907年正太铁路通车后，商务于1908年设立山西分馆，直接经营西北市场。到1909年商务印书馆“各省分馆业已设有二十处。如北京、天津、奉天、山东、山西、开封、汉口、广东、潮州、福州、长沙、常德、成都、重庆、泸州、叙州、安庆、芜湖、江西、杭州等处”，同年“黑龙江即将派人前去开设分馆”，“陕西、保定两处即拟开设分馆”。?从商务印书馆分馆网络的扩张可以看出，交通的发展开拓了区域性图书市场，之后区域性图书市场联结为全国性图书市场。 随着清末民初全国性图书市场的出现，以上海为中心的出版业图书发行得以扩大到全国，如大成书局“开设上海，历有年所，自备上等印机，订购名厂纸料，精印各种学堂应用书籍，经史子集、医卜星相、地理诸书、五彩画谱、名人尺牍、新旧小说，名目繁多”，销售地域“北至奉吉，南至闽广，西达滇龄，东则鲁皖，各省无不流传殆遍”?。国内统一图书市场的出现，与印刷技术、现代教育等因素一起，推动了新式出版业的发展，使得新式出版业十余年间就初步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其标志为创办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到1912年左右即已成为“全亚洲最大的出版社”。?
二、新式交通与图书发行模式的现代转型
清末萌芽的新式出版业机遇与挑战并存。清末民初动荡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对出版业极为不利，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1924年曾感慨地说：“书业在此二十年中，和天灾斗，和祸乱斗，和物价斗，和货币紊乱、交通不便、……种种情形斗，却还有十倍的进步。假使各种障碍渐次减除，教育渐次发达，十年、二十年……之后，应该进步到如何程度呢！”?清末新式出版业诞生之后，未能演化出全国性的专业图书发行公司，原因即在于此。在此情况下，出版商利用新式交通及邮政系统，探索了多种图书发行模式，相应设立了出版机构内部组织，图书流通环节的现代转型得以实现。
1.总发行所、分店与特约经售处模式
古代出版分为官刻、私刻和坊刻三大系统，坊刻注重市场，但规模小，多集编、印、发于一体。清末出版业由于销路日广，加上交通条件改善，虽然多数出版社尤其是大型综合出版社皆为自办发行，但图书发行的专业分工、规模与古代相比，已经有了本质的飞跃。不仅大型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诸多中小型出版社如北新书局、广益书局、锦章书局等也组建了由总发行所、分店和特约经售处构成的图书发行网络，成为清末民国出版界图书发行的主流模式，同时流通环节的革命为图书市场的规模增长奠定了基础。
以商务印书馆为例，癸卯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生意约计二十九万元，甲辰年（光绪三十年，1904年）生意计四十四万元1902年设发行所于棋盘街，后来陆续在全国各地设立分馆，1903年开设汉口分馆，随后渐次增多，最多时达五十余处;分馆由总馆直接派人开设，成本高风险大，而图书代销则成本低风险小。因此，商务印书馆除开设分馆外，亦积极与各地可靠的图书代销商合作，铺设全国发行网络，覆盖城市与乡村市场。1906年时，商务印书馆“全国都会商埠均有发售处所”，笔者根据《商务印书馆出版教科书目》附录“商务印书馆书籍分售处”统计，全国分售处各省数字为：江苏（含上海各书庄）19处、直隶24处、山西6处、四川10处、山东6处、浙江18处、江西9处、广东17处、湖北15处、湖南9处、广西1处、福建7处、河南4处、陕西3处、安徽3处、美国2处、日本1处，除了上海共计154处。?1913年时，商务印书馆在“重要之都会、商埠，既已特设分馆。此外，各地贩卖处，计一千余所。南洋群岛及东西洋美洲各巨埠，无不特设售书处，以备华侨之购求。发行机关便利，营业日渐发达”?。
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正中书局等的图书发行模式与商务印书馆类似，也多由发行所、分支机构和经售处组成，并依托各自的发行网在各地图书市场展开竞争。
2.邮购模式
虽然出版社的图书发行网络分布全国，但中国疆域广阔，市场分散，社会环境复杂多变，因此，出版商利用了更为便捷、网点广布、深入城乡各级市场、直达个人读者的邮政，建立了邮购发行系统。如前所述，1935年6月止，中华邮政的网点数达34，155处，远远超出了书店数量。由于邮局经营国内汇兑和包裹业务，读者通过报纸图书广告、出版社营业书目及图书样本获得图书信息后，便可通过邮局汇款购书，出版社再将图书邮寄给读者。因此，出版社、邮局、读者三方行为构成了产品流、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的图书交易闭环系统，使得图书交易安全高效完成。邮购成为晚清民国出版机构与书店发行并列的重要图书发行模式。
邮购能够直达读者，简便易行，因此效果显著，甚至渗透到乡镇市场。如汤炳正1910年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县石岛镇张家村，位置偏僻，他记述少年时邮购书籍经历说：
有一次，我的塾师竟得到一部《百子全书》，……是一条由上海开往津沽的轮船，满载书籍等物，遇风暴，触礁沉没于近海。此书包扎严实，被海浪冲到岸上，虽已浸透而未受损。此事对我这个见闻闭塞的乡下学童，竟是一个巨大的启发。这部《百子全书》是上海扫叶山房出版，我从此就成了这家出版社的邮购主顾;后来，我跟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有正书局等，都取得了联系。前后购买的大书，有《十三经注疏》《金石萃编》《二十四史》《百子全书》《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古文辞类纂》《三希堂法帖》等。?
铁路和邮政的迅速发展，大大提高了交通联络的速度和效率，仅1901至1910年间，信件、报纸和杂志的流通就增长了25倍。?民国时期“报纸、杂志、书籍等占有上海之流通总量的六成。……从上海邮寄的新闻出版物的数量，实际上占全国办理问题的13%以上。从当时邮政制度的具体状况中可以知道，出版物是邮政业务的主要内容，出版机构云集的上海的邮寄量占绝对多数”21。邮政系统还被读者用于在知识群体中传递书籍，形成二次阅读甚至多次阅读。书籍因邮政系统投递而编织的多重阅读网络，不仅具有思想传播的意义，也扩大了书籍和杂志的潜在市场。
三、出版机构发行组织的现代转型
交通的发展同步改变了出版机构的图书发行模式和发行组织，发行规模的扩大要求相应的部门专业化，清末民初的出版机构普遍设立了发行所和邮购部，其规模和功能均非传统的书坊发行所能比拟。
1.发行所的设立
清末官书局多设有售书处或官书坊，负责图书的销售和发行，各地书坊和书铺也有愿意代售代卖者。民营书坊则以门市销售为主，外地只有零星的分店。清末民初，随着全国图书市场的开拓，出版机构尤其是民营出版社内部组织开始专业化，逐步形成了由编辑部、印刷所、发行所构成的现代模式，其中发行所为专业图书发行部门，规模庞大，功能全面。以商务印书馆为例，1902年设立印刷所和发行所，1903年設立编译所，1915年另设总务处，成为商务印书馆的决策中心。商务“一处三所”的组织形式，亦为其他出版机构模仿，是民国出版机构的主流模式。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职能为“本馆之总机关，凡营业各事，发行所总其成，各省分馆亦归其支配”。1913年的办公楼为“新造洋式四层楼，占地一亩三分，下层为发行图书、杂志、仪器、文具之所;二层楼为总、副经理室，账务室，广告部，分庄事务处，仪器文具事务处，营业部，发售印机代印图书;三层楼为图书、仪器栈房，发行杂志事务处，标本、博物制作室及膳堂;四层楼为图书、仪器陈列所，图书、仪器栈房，学生课室及宿舍。四层楼之上，有屋顶平台，为暸望休息之所”。由于发行业务繁忙，发行所人员众多，“上海二百三十人、北京十二人、天津十一人、奉天十四人、广州十二人、汉口十二人、长沙十四人、开封十人、福州九人、潮州四人、南昌十四人、龙江五人、济南十四人、重庆六人、太原八人、杭州十二人、成都十人、西安七人、芜湖六人、安庆七人、桂林五人、保定七人、吉林六人”，总计435人。22 中华书局1912年创办不久即设编辑所、营业所和发行所，同时在各省开始设分局或经理处，与商务印书馆类似。世界书局1921年正式成立后，内部机构设置也仿照商务印书馆，分为总务处、编辑所、印刷所、发行所四个系统，其发行运用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不同的营销策略，逐步建立了全国发行网。总体而言，发行所成为晚清民国出版社的核心部门之一。
2.邮购部的设立
清末邮政网点的扩张和邮递购书业务的增长，塑型了出版业的图书发行体制，众多出版社设立邮购部，专门负责邮递购书业务。商务印书馆发行所1906年即有函购业务，发行所1929年有“通讯现购处”，中华书局上海总店为便利内地顾客，则于1917年添设“通讯贩卖部”，“不独本局售品可以函购，凡上海直奉江浙闽粤川汉，以及欧美日本各处货物，除危险品及有伤风化品外，亦可代买”23。1928年至1937年民国出版业黄金十年期间，各家出版社普遍设立了邮购部门，如开明书店函购科、光华书局函购部、百新书店函购部、联合书店邮售部、经纬书局邮售部等。
出版社成立邮购部门的效果是显明的，1932年至1934年上海邮政信函和印刷物及书籍业务发展极快，见表1。24
四、新式交通与全国书店网络的现代转型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专门的书店，清代北京琉璃厂、苏州观前街等闻名全国。晚清民国时期随着新式教育、交通与出版业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全国性的书店网络。与古代书店相比，晚清民国时期书店的现代转型有三个特征：一是各省市尤其是省城书店的数量有了爆发式的增长;二是县级书店数量的显著增加，主要原因是县乡广泛开办了中小学校;三是书店类型有了分化，部分书店销售图书以新学图书为主。其中前两个特征与交通关系密切。
晚清民国时期除了偏远的新疆等地区，全国书店的数量从清末开始有了显著的增长。以明清以来的文化中心北京为例，清代知见的部分书店为200家，25民国时期的书店，总计有731家。26与北京相邻的天津，“从清末到1920年代中期以前，据档案记载的书店有100多家，其中相当部分集中在城厢及大胡同、东北角一带，推销近代铅印图书”，而“从1926年至1949年，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在津开业的书店306家，从业人员累计1，800余人。总体来说，抗战前，‘营业区域广阔，业务情况较好’，开业书店168家”27。素来文化发达的山东省，“清代专营图书发行机构为数不多，有据可查的仅25家，发售的图书主要是古籍以及年画、碑帖等，一般还兼售文具”28。随着胶济铁路1904年开通，1907年商务印书馆即在济南设立分馆，“民国时期专营图书发行机构，已查有726家。其中军阀、国民党统治区464家，主要分布在县级和县级以上城市，以济南、青岛、潍坊、淄博、临沂、德州等地较多。发展较快时期是1928年至1937年。这10年创办的专营图书发行机构达207家，占总数的44%”29。
中国古代县乡一级的书店寥寥可数。清末民初，由于西學潮涌，学校广设，社会变革剧烈，思想文化的传播深入社会基层，县级书店因此也日渐增多。如西南的四川，“1920年初，全省有书店二百三十来家，不仅盆中地区很多县有书店，盆周山区一些边远小县也有过书店，改变了以往书店多在成都、重庆等大中城市的格局”30。四川南部的富顺县，“民国五年（1916）以后，县城先后出现9家专营图书文具的书店，20余家兼营刻版书的笔墨纸张店。各大集镇亦有专营或兼营文具的书店”31。部分县级书店的业务主要也是推销商务印书馆等各大书局的教科书，如1928年开设的富顺县华东书局，“县外与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建立业务往来，县内直接对中、小学校批销，预收课本订金30%。由于服务热情，能及时组织供应的，全县50%的中、小学所用课本都是华东书局负责供应，并独揽城区7所中、小学课本”32。全国县级书店能够经销上海印制的图书，并数量日益增多，也受益于清末民国交通的发达。
全国书店零售业的现代转型第三个特征关联的是图书内容，由于涉及现代转型的整体特征，在此亦简要论述。如民国时期长沙市的书店经营范围：“大致可分为八个类型：（一）以经营木版书、石印书和标点书为主要业务;（二）以经营教科书和各种参考书籍为主要业务;（三）以经销文艺书籍和人文科学书籍为主要业务;（四）以经销文具为主兼售书籍;（五）以经销书籍为主兼售文具;（六）以经销军事书为主要业务;（七）以经销各种杂志为主要业务;（八）以经销儿童读物为主要业务。第一类书店，被人们称为旧书店;第二类书店，被人们称为新书店;第三类书店，被人们称为进步书店。长沙市图书业所辖的书店，计有一百一十八家，分属上述八个类型。不过有因时局的变化和业务的发展，由甲类型转变为乙类型，或由乙类型转变为丙类型，所以也难确定它属于哪个类型”。3320世纪初，成都有“洋版书房”十来家，主营“洋装书”，规模较木刻书坊（铺）大，陈列品种较多，书籍主要来自上海等处。如“点石斋”“二酉山房”“商务印书分馆”“正谊公司”等。有的“洋装书店”兼营文化用品。34这一转型在全国也是普遍现象。
总体而言，晚清民国时期西方印刷术引进、教育发达、交通改善等因素，使得与传统出版业比较，新式出版业在印刷技术、组织结构、图书内容、发行模式、营销方式等方面发生了剧变。新式交通的发展及全国图书市场的出现，与晚清民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决定了新式出版业的发行模式和发行组织的特征，并使全国的书店网络延伸至县级市场。1930年代出版业完成了图书流通环节的产业转型，即邹振环所总结的中国图书出版史上第二次“典范转移”。以上海为中心的出版业呈现爆发式增长，促进教育普及、知识传播的社会功能的大大强化，最终成为现代中国的发展动因和中心之一。
注释：
①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98.
②芮哲非.古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M].张志强，等，译，郭晶，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25-226. ③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245.
④包筠雅.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M].刘永华，饶佳荣，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35.
⑤范慕韩，主编.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104.
⑥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M]//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上杂出版社，1953：24.
⑦金家凤，编著.中国交通之发展及其趋向[M].//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四编37册影印本.南京：正中书局，1937：208.
⑧李占才，主编.中国铁路史（1876—1949）[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590-591.
⑨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公路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198.
⑩张樑任，著.中国邮政[M]//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二编第40册影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中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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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藤井省三.鲁迅《故乡》阅读史：现代中国的文学空间[M].董炳月，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35.
22汪耀华，编.商务印书馆史料选编（1897—1950）[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6.
23钱炳寰，编.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M].北京：中华书局，2002：30-31.
24《上海市年鉴》1937年（下）//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385.
25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卷·出版志[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454.
26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卷·出版志[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481.
27天津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天津通志·出版志[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153.
28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出版志[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269.
29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出版志[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271.
30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出版志·上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261.
31富顺县新华书店，编.富顺县图书发行志[Z].1993：2.
32富顺县新华书店，编.富顺县图书发行志[Z].1993：9-10.
33吴起鹤.解放前的长沙图书业概况[M]//黃林.近代湖南出版史料.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607.
34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出版志·上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259.
关键词：晚清民国;新式交通;出版;现代转型
19世纪中期，起源于欧洲的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到东亚，晚清中国逐渐卷入世界体系，在经济、政治、文化、学术乃至生活形态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社会学家冷纳指出，“现代”或“现代性”不是一个单一的或一些不相连的社会文化现象，而是一个“综协的整体”;它包括都市化、工业化、世俗化、媒介参与、民主化等质素，这些质素的出现不是“偶发”的，也不是“独立”的。①清末民初现代出版业的产生依赖于技术、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并成为中国社会现代性生长的强劲动力，即体现了现代性“综协的整体”的特点。
关于现代出版业的起源与发展问题，众多研究者从政治、文化、教育、经济等外部和内部因素展开过论述，如芮哲非认为，社会结构的重组（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学制的改革和科举的废除、早期商法的颁布（1902）、私有制公司组织模式的发展（从1875年开始）、商务印书馆的成立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这些都为诞生于租界内的印刷资本主义进入新时代创造了条件。②新式交通对出版业发展的作用亦为出版史研究者所留意，如黄林、吴永贵等皆有论述，但该课题仍有一定的阐释空间。晚清民国时期交通的发达，对全国图书市场的形成、出版业发行模式的构建、出版社发行组织的设立、全国书店网络的建设，即出版业图书流通环节的现代转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图书流通环节的转型标志着清末萌芽的现代出版业发展至1930年代趋向成熟。
一、新式交通与全国图书市场的形成
施坚雅在研究古代中国疆域概念时指出，中国存在行政区划和社会经济层级两种空间结构。他认为，农业中国可划分为华北、西北、东北（原书称为“满洲”）、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岭南、云贵九个地方大区，③这些大区经济的形成主要由自然地理条件决定，并受到资源如可耕地和人口以及交通运输便利性的影响，地区之间只有脆弱的联系，因此难以出现全国性的市场。中国经济的区域性特征，也体现在古代图书市场领域。雕版印刷术发明后，宋元明清均出现过地方性的刻书中心，但区域性特征也十分显明，未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出版中心。以清代四堡为例，除了一年一度的本地图书交易会，虽然“有些书商行至极偏远的地区。他们不仅去广东、江西、浙江等邻省，还前往广西、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和江苏”，但大部分书商较为熟悉的固定售书路线仍是位于客家聚居的闽粤赣边区。④清代出版业规模有限，除了清王朝政治控制、社会经济水平等诸多因素之外，交通落后也是图书市场狭小的原因之一。
19世纪初期，西方传教士为了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义，争相研制中文印刷技术。19世纪60年代成本低廉的中文铅印技术已经在教会出版系统内广泛应用。到辛亥革命前后，“外国教会和与教会有关的印书馆七八十家，只是大致数字”⑤。但西方印刷术在教会之外推广缓慢，对清代社会的知识生产和思想传播影响甚微。直到19世纪末，新式民营出版业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其原因在于单一的技术改进缺乏政治、经济、交通等领域现代性制度的支撑，传统出版业无法实现突破与转型。就交通而言，虽然沿海和沿江的轮船航线1850年代已经开辟，但直到1895年才允许私人从事轮船航运业;1889年清政府才将铁路列为“自强要策”，1895年时中国还几乎没有铁路。1880年傅兰雅就感叹当时交通不便，致使翻译处所出书籍销售不广：
阅以上所售之书，其数虽多，然中国人数尤多，若以书数与人数相较，奚啻天壤。惟中国邮递之法，尚无定章，而国家尚未安设信局，又未布置铁路，则远处不便购买。且未出示声明，又未分传寄售，则内地无由闻知，故所售之书尚为甚少。若有以上各法，则销售者必多数十倍也。⑥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国家和民族危机，变法图强成为社会主流思潮。1901年清末新政启动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猛然加速，交通救国论得到了朝野的认同，交通事业进步显著。从清末到1930年代，以轮船、铁路、公路为主的现代交通体系初步建成。清末轮船航运业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和沿江两条航运干线，连通了经济发达的长江流域和沿海的华北、华南地区。至1934年，“我国航行沿海及内河各航线之轮船，大约有一百二十三万吨”⑦，通行于江海各航线和众多的内港。铁路运输系统20世纪初开始建设，累计中国所有和外国在中国修筑的铁路里程，1900年为1，066公里，1904年为5，096公里，1916年为10，346公里，1936年达20，009公里。⑧公路交通也始于清末民初，至抗日战争前夕，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117，296公里。⑨交通的发达促进了邮政的发展，“据（民国）二十三年度（二十四年六月止）统计（辽宁、吉、黑两邮区除外），全国共有管理局二一，一等局二八，二等局八二二，三等局一二三〇，支局二九九，邮政代办所九九五八，局所总计一二三五八;城邑信柜一G四九，村镇信柜七六七六，村镇邮站二二八六八，代售邮票处二五六二，信柜等总计三四一五五”⑩。
现代交通扩展了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大大增加了市场容量，有力促进了统一的全国市场的形成。以铁路为例，“京奉、京汉、津浦这几条主要干线位在近海一带，只京汉稍向西南斜入华中。运输时间的减省，运输地理的缩短，顿使腹里内地、边远地区与沿海港口城市的联系密切起来”?。现代交通催生了城镇的兴起和人口的聚居，并将區域性图书市场联结为全国图书市场。创办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其分馆的设立主要取决于市场和交通两个要素。例如，1903年中东铁路及其南满支路通车，东北形成比较完整的T字形铁路运输网，城市和集镇日益增多，商务印书馆1906年即开设了奉天分馆，开发东北市场。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后，济南由省内商业经济中心发展为华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商业中心，1907年商务印书馆设立山东（济南）分馆。1907年正太铁路通车后，商务于1908年设立山西分馆，直接经营西北市场。到1909年商务印书馆“各省分馆业已设有二十处。如北京、天津、奉天、山东、山西、开封、汉口、广东、潮州、福州、长沙、常德、成都、重庆、泸州、叙州、安庆、芜湖、江西、杭州等处”，同年“黑龙江即将派人前去开设分馆”，“陕西、保定两处即拟开设分馆”。?从商务印书馆分馆网络的扩张可以看出，交通的发展开拓了区域性图书市场，之后区域性图书市场联结为全国性图书市场。 随着清末民初全国性图书市场的出现，以上海为中心的出版业图书发行得以扩大到全国，如大成书局“开设上海，历有年所，自备上等印机，订购名厂纸料，精印各种学堂应用书籍，经史子集、医卜星相、地理诸书、五彩画谱、名人尺牍、新旧小说，名目繁多”，销售地域“北至奉吉，南至闽广，西达滇龄，东则鲁皖，各省无不流传殆遍”?。国内统一图书市场的出现，与印刷技术、现代教育等因素一起，推动了新式出版业的发展，使得新式出版业十余年间就初步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其标志为创办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到1912年左右即已成为“全亚洲最大的出版社”。?
二、新式交通与图书发行模式的现代转型
清末萌芽的新式出版业机遇与挑战并存。清末民初动荡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对出版业极为不利，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1924年曾感慨地说：“书业在此二十年中，和天灾斗，和祸乱斗，和物价斗，和货币紊乱、交通不便、……种种情形斗，却还有十倍的进步。假使各种障碍渐次减除，教育渐次发达，十年、二十年……之后，应该进步到如何程度呢！”?清末新式出版业诞生之后，未能演化出全国性的专业图书发行公司，原因即在于此。在此情况下，出版商利用新式交通及邮政系统，探索了多种图书发行模式，相应设立了出版机构内部组织，图书流通环节的现代转型得以实现。
1.总发行所、分店与特约经售处模式
古代出版分为官刻、私刻和坊刻三大系统，坊刻注重市场，但规模小，多集编、印、发于一体。清末出版业由于销路日广，加上交通条件改善，虽然多数出版社尤其是大型综合出版社皆为自办发行，但图书发行的专业分工、规模与古代相比，已经有了本质的飞跃。不仅大型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诸多中小型出版社如北新书局、广益书局、锦章书局等也组建了由总发行所、分店和特约经售处构成的图书发行网络，成为清末民国出版界图书发行的主流模式，同时流通环节的革命为图书市场的规模增长奠定了基础。
以商务印书馆为例，癸卯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生意约计二十九万元，甲辰年（光绪三十年，1904年）生意计四十四万元1902年设发行所于棋盘街，后来陆续在全国各地设立分馆，1903年开设汉口分馆，随后渐次增多，最多时达五十余处;分馆由总馆直接派人开设，成本高风险大，而图书代销则成本低风险小。因此，商务印书馆除开设分馆外，亦积极与各地可靠的图书代销商合作，铺设全国发行网络，覆盖城市与乡村市场。1906年时，商务印书馆“全国都会商埠均有发售处所”，笔者根据《商务印书馆出版教科书目》附录“商务印书馆书籍分售处”统计，全国分售处各省数字为：江苏（含上海各书庄）19处、直隶24处、山西6处、四川10处、山东6处、浙江18处、江西9处、广东17处、湖北15处、湖南9处、广西1处、福建7处、河南4处、陕西3处、安徽3处、美国2处、日本1处，除了上海共计154处。?1913年时，商务印书馆在“重要之都会、商埠，既已特设分馆。此外，各地贩卖处，计一千余所。南洋群岛及东西洋美洲各巨埠，无不特设售书处，以备华侨之购求。发行机关便利，营业日渐发达”?。
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正中书局等的图书发行模式与商务印书馆类似，也多由发行所、分支机构和经售处组成，并依托各自的发行网在各地图书市场展开竞争。
2.邮购模式
虽然出版社的图书发行网络分布全国，但中国疆域广阔，市场分散，社会环境复杂多变，因此，出版商利用了更为便捷、网点广布、深入城乡各级市场、直达个人读者的邮政，建立了邮购发行系统。如前所述，1935年6月止，中华邮政的网点数达34，155处，远远超出了书店数量。由于邮局经营国内汇兑和包裹业务，读者通过报纸图书广告、出版社营业书目及图书样本获得图书信息后，便可通过邮局汇款购书，出版社再将图书邮寄给读者。因此，出版社、邮局、读者三方行为构成了产品流、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的图书交易闭环系统，使得图书交易安全高效完成。邮购成为晚清民国出版机构与书店发行并列的重要图书发行模式。
邮购能够直达读者，简便易行，因此效果显著，甚至渗透到乡镇市场。如汤炳正1910年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县石岛镇张家村，位置偏僻，他记述少年时邮购书籍经历说：
有一次，我的塾师竟得到一部《百子全书》，……是一条由上海开往津沽的轮船，满载书籍等物，遇风暴，触礁沉没于近海。此书包扎严实，被海浪冲到岸上，虽已浸透而未受损。此事对我这个见闻闭塞的乡下学童，竟是一个巨大的启发。这部《百子全书》是上海扫叶山房出版，我从此就成了这家出版社的邮购主顾;后来，我跟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有正书局等，都取得了联系。前后购买的大书，有《十三经注疏》《金石萃编》《二十四史》《百子全书》《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古文辞类纂》《三希堂法帖》等。?
铁路和邮政的迅速发展，大大提高了交通联络的速度和效率，仅1901至1910年间，信件、报纸和杂志的流通就增长了25倍。?民国时期“报纸、杂志、书籍等占有上海之流通总量的六成。……从上海邮寄的新闻出版物的数量，实际上占全国办理问题的13%以上。从当时邮政制度的具体状况中可以知道，出版物是邮政业务的主要内容，出版机构云集的上海的邮寄量占绝对多数”21。邮政系统还被读者用于在知识群体中传递书籍，形成二次阅读甚至多次阅读。书籍因邮政系统投递而编织的多重阅读网络，不仅具有思想传播的意义，也扩大了书籍和杂志的潜在市场。
三、出版机构发行组织的现代转型
交通的发展同步改变了出版机构的图书发行模式和发行组织，发行规模的扩大要求相应的部门专业化，清末民初的出版机构普遍设立了发行所和邮购部，其规模和功能均非传统的书坊发行所能比拟。
1.发行所的设立
清末官书局多设有售书处或官书坊，负责图书的销售和发行，各地书坊和书铺也有愿意代售代卖者。民营书坊则以门市销售为主，外地只有零星的分店。清末民初，随着全国图书市场的开拓，出版机构尤其是民营出版社内部组织开始专业化，逐步形成了由编辑部、印刷所、发行所构成的现代模式，其中发行所为专业图书发行部门，规模庞大，功能全面。以商务印书馆为例，1902年设立印刷所和发行所，1903年設立编译所，1915年另设总务处，成为商务印书馆的决策中心。商务“一处三所”的组织形式，亦为其他出版机构模仿，是民国出版机构的主流模式。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职能为“本馆之总机关，凡营业各事，发行所总其成，各省分馆亦归其支配”。1913年的办公楼为“新造洋式四层楼，占地一亩三分，下层为发行图书、杂志、仪器、文具之所;二层楼为总、副经理室，账务室，广告部，分庄事务处，仪器文具事务处，营业部，发售印机代印图书;三层楼为图书、仪器栈房，发行杂志事务处，标本、博物制作室及膳堂;四层楼为图书、仪器陈列所，图书、仪器栈房，学生课室及宿舍。四层楼之上，有屋顶平台，为暸望休息之所”。由于发行业务繁忙，发行所人员众多，“上海二百三十人、北京十二人、天津十一人、奉天十四人、广州十二人、汉口十二人、长沙十四人、开封十人、福州九人、潮州四人、南昌十四人、龙江五人、济南十四人、重庆六人、太原八人、杭州十二人、成都十人、西安七人、芜湖六人、安庆七人、桂林五人、保定七人、吉林六人”，总计435人。22 中华书局1912年创办不久即设编辑所、营业所和发行所，同时在各省开始设分局或经理处，与商务印书馆类似。世界书局1921年正式成立后，内部机构设置也仿照商务印书馆，分为总务处、编辑所、印刷所、发行所四个系统，其发行运用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不同的营销策略，逐步建立了全国发行网。总体而言，发行所成为晚清民国出版社的核心部门之一。
2.邮购部的设立
清末邮政网点的扩张和邮递购书业务的增长，塑型了出版业的图书发行体制，众多出版社设立邮购部，专门负责邮递购书业务。商务印书馆发行所1906年即有函购业务，发行所1929年有“通讯现购处”，中华书局上海总店为便利内地顾客，则于1917年添设“通讯贩卖部”，“不独本局售品可以函购，凡上海直奉江浙闽粤川汉，以及欧美日本各处货物，除危险品及有伤风化品外，亦可代买”23。1928年至1937年民国出版业黄金十年期间，各家出版社普遍设立了邮购部门，如开明书店函购科、光华书局函购部、百新书店函购部、联合书店邮售部、经纬书局邮售部等。
出版社成立邮购部门的效果是显明的，1932年至1934年上海邮政信函和印刷物及书籍业务发展极快，见表1。24
四、新式交通与全国书店网络的现代转型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专门的书店，清代北京琉璃厂、苏州观前街等闻名全国。晚清民国时期随着新式教育、交通与出版业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全国性的书店网络。与古代书店相比，晚清民国时期书店的现代转型有三个特征：一是各省市尤其是省城书店的数量有了爆发式的增长;二是县级书店数量的显著增加，主要原因是县乡广泛开办了中小学校;三是书店类型有了分化，部分书店销售图书以新学图书为主。其中前两个特征与交通关系密切。
晚清民国时期除了偏远的新疆等地区，全国书店的数量从清末开始有了显著的增长。以明清以来的文化中心北京为例，清代知见的部分书店为200家，25民国时期的书店，总计有731家。26与北京相邻的天津，“从清末到1920年代中期以前，据档案记载的书店有100多家，其中相当部分集中在城厢及大胡同、东北角一带，推销近代铅印图书”，而“从1926年至1949年，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在津开业的书店306家，从业人员累计1，800余人。总体来说，抗战前，‘营业区域广阔，业务情况较好’，开业书店168家”27。素来文化发达的山东省，“清代专营图书发行机构为数不多，有据可查的仅25家，发售的图书主要是古籍以及年画、碑帖等，一般还兼售文具”28。随着胶济铁路1904年开通，1907年商务印书馆即在济南设立分馆，“民国时期专营图书发行机构，已查有726家。其中军阀、国民党统治区464家，主要分布在县级和县级以上城市，以济南、青岛、潍坊、淄博、临沂、德州等地较多。发展较快时期是1928年至1937年。这10年创办的专营图书发行机构达207家，占总数的44%”29。
中国古代县乡一级的书店寥寥可数。清末民初，由于西學潮涌，学校广设，社会变革剧烈，思想文化的传播深入社会基层，县级书店因此也日渐增多。如西南的四川，“1920年初，全省有书店二百三十来家，不仅盆中地区很多县有书店，盆周山区一些边远小县也有过书店，改变了以往书店多在成都、重庆等大中城市的格局”30。四川南部的富顺县，“民国五年（1916）以后，县城先后出现9家专营图书文具的书店，20余家兼营刻版书的笔墨纸张店。各大集镇亦有专营或兼营文具的书店”31。部分县级书店的业务主要也是推销商务印书馆等各大书局的教科书，如1928年开设的富顺县华东书局，“县外与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建立业务往来，县内直接对中、小学校批销，预收课本订金30%。由于服务热情，能及时组织供应的，全县50%的中、小学所用课本都是华东书局负责供应，并独揽城区7所中、小学课本”32。全国县级书店能够经销上海印制的图书，并数量日益增多，也受益于清末民国交通的发达。
全国书店零售业的现代转型第三个特征关联的是图书内容，由于涉及现代转型的整体特征，在此亦简要论述。如民国时期长沙市的书店经营范围：“大致可分为八个类型：（一）以经营木版书、石印书和标点书为主要业务;（二）以经营教科书和各种参考书籍为主要业务;（三）以经销文艺书籍和人文科学书籍为主要业务;（四）以经销文具为主兼售书籍;（五）以经销书籍为主兼售文具;（六）以经销军事书为主要业务;（七）以经销各种杂志为主要业务;（八）以经销儿童读物为主要业务。第一类书店，被人们称为旧书店;第二类书店，被人们称为新书店;第三类书店，被人们称为进步书店。长沙市图书业所辖的书店，计有一百一十八家，分属上述八个类型。不过有因时局的变化和业务的发展，由甲类型转变为乙类型，或由乙类型转变为丙类型，所以也难确定它属于哪个类型”。3320世纪初，成都有“洋版书房”十来家，主营“洋装书”，规模较木刻书坊（铺）大，陈列品种较多，书籍主要来自上海等处。如“点石斋”“二酉山房”“商务印书分馆”“正谊公司”等。有的“洋装书店”兼营文化用品。34这一转型在全国也是普遍现象。
总体而言，晚清民国时期西方印刷术引进、教育发达、交通改善等因素，使得与传统出版业比较，新式出版业在印刷技术、组织结构、图书内容、发行模式、营销方式等方面发生了剧变。新式交通的发展及全国图书市场的出现，与晚清民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决定了新式出版业的发行模式和发行组织的特征，并使全国的书店网络延伸至县级市场。1930年代出版业完成了图书流通环节的产业转型，即邹振环所总结的中国图书出版史上第二次“典范转移”。以上海为中心的出版业呈现爆发式增长，促进教育普及、知识传播的社会功能的大大强化，最终成为现代中国的发展动因和中心之一。
注释：
①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98.
②芮哲非.古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M].张志强，等，译，郭晶，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25-226. ③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245.
④包筠雅.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M].刘永华，饶佳荣，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35.
⑤范慕韩，主编.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104.
⑥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M]//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上杂出版社，1953：24.
⑦金家凤，编著.中国交通之发展及其趋向[M].//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四编37册影印本.南京：正中书局，1937：208.
⑧李占才，主编.中国铁路史（1876—1949）[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590-591.
⑨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公路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198.
⑩张樑任，著.中国邮政[M]//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二编第40册影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中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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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藤井省三.鲁迅《故乡》阅读史：现代中国的文学空间[M].董炳月，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35.
22汪耀华，编.商务印书馆史料选编（1897—1950）[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6.
23钱炳寰，编.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912—1954）[M].北京：中华书局，2002：30-31.
24《上海市年鉴》1937年（下）//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385.
25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卷·出版志[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454.
26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卷·出版志[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481.
27天津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天津通志·出版志[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153.
28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出版志[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269.
29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出版志[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271.
30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出版志·上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261.
31富顺县新华书店，编.富顺县图书发行志[Z].1993：2.
32富顺县新华书店，编.富顺县图书发行志[Z].1993：9-10.
33吴起鹤.解放前的长沙图书业概况[M]//黃林.近代湖南出版史料.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607.
34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出版志·上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