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常看战争片，从国产的《地道战》《南征北战》到进口的《第八个是铜像》和《宁死不屈》。每看一部，都会庆幸自己出生在和平时期，尽管文革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和平时期，至少不用害怕从天而降的炸弹，也不用担心经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
　　到欧洲后，发现每座城市都有战争遗迹：布达佩斯城堡入口，至今保留着一幢弹痕累累的宫殿废墟，那是二战末期遭到空袭的国防军司令部；柏林市中央的威廉大帝教堂废墟，看上去像从套着五彩丝袜的商厦群中伸出的一条坏疽的腿，痛苦，丑陋，震慑人心；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曾被希特勒开除国籍的西德总理勃兰特一跪惊世界，由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与布满唇印的王尔德墓相邻，有两座哀悼二战殉难者的纪念碑；去慕尼黑参加啤酒节，无意中投宿在达豪集中营墙外，石墙，铁网，碉楼，阳光下刺眼的砾石，阴森的牢房，焚尸炉的烟囱，至今让人感到的恐怖、沉重和哀痛；更不要说曾屠杀过上百万人的死亡工厂——奥斯维辛。
　　“永远不能忘记”！在所有集中营遗址上都立了一块这样的石碑。所有人从那里心惊肉跳地走出时，都容易相信人类经过如此的苦难，不应该再有战争。然而，“不能”不等于“不会”，前者表示的只能是意愿，残酷的现实是：人类总会忘记。
　　看看我们生活的地球，何时真的停止过战火？十几年前，我住在匈牙利的一座南方边城，曾亲见到坦克驶过，战机凌空，亲耳听到轰炸南联盟的炮声和成批涌入的难民；有一枚未引爆的炮弹，正落在一位朋友家邻居的花园里。进入21世纪，战争不是离我们远了，而是近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巴以战争，利比亚战争……
　　不久前我读加拿大女作家安妮·麦珂尔丝的《漂泊札记》。合上书时，以为残酷的战争永远过去，以为作为战争幸存者的人类后代，真的会永远厌恶战争。“雪白的海鸥，如冰川的碎块，贴着金光粼粼的海面飞翔，锐利的翅膀划开天空那蓝色的信封。”麦珂尔丝在她诗化的小说里，通过幸存者的经历，感叹“历史是一口被投了毒的井”，只有爱是人类最终的精神归宿。
　　书摊在桌上，屏幕里的战火令人无语。二战的老兵许多还活着，从集中营幸存的凯尔泰斯还在写作，但大众对“战争”二字似乎已脱敏，战事如同明星轶事，只是媒体热炒的新闻而已。一方面，人们愿意相信“战争是反人性的”；另一方面，却认为“人类不可能避免战争”，在他们看来，人类身上遗传战争基因，在厌恶战争的同时，也习惯了战争。
　　我有一位叫佐利的匈牙利朋友，是欧洲一和平组织的积极分子。每到年底，佐利都会通过电子邮件向熟人和亲友们群发一份特别的邮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6年发表的《关于暴力的声明》，并建议大家转给周围更多的人。
　　25年前，来自各国的知名科学家聚集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举行了一次“和平文化学术会议”。大会以声明的形式向世界公布：人类进行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战争和暴力活动，并非源于我们的生物天性。
　　他们认为，人类的战争倾向不是从动物那里继承的，因为动物并不像人类这样进行有系统地相互残杀，它们只为食物杀戮，只为争夺雌性配偶而进行仪式性的比武，但也并非以杀死对方为目的，只将对手逐出领地；其次，我们的祖先也没将战争倾向遗传给我们，在古印度河流域，在古希腊的克里特岛，在许多古代文明社会，根本不具备战争设施，而欧洲曾经的海盗国，今天则是和平典范；第三，战争不能保证生活水平，美国在五十年内投在核武器研制上的经费，相当于美国人贷款的总合，可以翻修全美的所有学校；第四，战争是后天文化的产物，人类的生物属性仅为战争提供了可能，但并非必须；第五，现代战争利用了人类自身的属性，比如服从性、可影响性、理想主义，还有语言、种族意识以及预算、计划和信息处理能力……总之，认为人类天生拥有发动战争、实施暴力的遗传基因的观点没有科学依据，战争和暴力倾向，并没有编入人类的基因密码。
　　据说，这份声明公布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各成员国将其列入文教计划，可惜收效甚微，只有少量国家把它编入了教科书。难怪佐利抱怨，人们接受和平理念要比接受战争意志艰难得多！因为后者可以得到清清楚楚的利益注释，前者却是乌托邦的。
　　在一部介绍流行歌王迈克·杰克逊的纪录片里，记者安慰杰克逊的母亲：人们永远不会忘掉他的儿子。妇人的回答令我震撼，她平静地说：“忘不忘记迈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忘记爱。”在又一个新春到来之际，尽管现实令人失望困惑，但我还是愿意相信：人类没有战争基因，但有爱的基因。退一步说，至少我希望后者能是优势基因。
　　(作者为作家、翻译家，现居布达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