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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常看战争片,从国产的《地道战》《南征北战》到进口的《第八个是铜像》和《宁死不屈》。每看一部,都会庆幸自己出生在和平时期,尽管文革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和平时期,至少不用害怕从天而降的炸弹,也不用担心经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
到欧洲后,发现每座城市都有战争遗迹:布达佩斯城堡入口,至今保留着一幢弹痕累累的宫殿废墟,那是二战末期遭到空袭的国防军司令部;柏林市中央的威廉大帝教堂废墟,看上去像从套着五彩丝袜的商厦群中伸出的一条坏疽的腿,痛苦,丑陋,震慑人心;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曾被希特勒开除国籍的西德总理勃兰特一跪惊世界,由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与布满唇印的王尔德墓相邻,有两座哀悼二战殉难者的纪念碑;去慕尼黑参加啤酒节,无意中投宿在达豪集中营墙外,石墙,铁网,碉楼,阳光下刺眼的砾石,阴森的牢房,焚尸炉的烟囱,至今让人感到的恐怖、沉重和哀痛;更不要说曾屠杀过上百万人的死亡工厂——奥斯维辛。
“永远不能忘记”!在所有集中营遗址上都立了一块这样的石碑。所有人从那里心惊肉跳地走出时,都容易相信人类经过如此的苦难,不应该再有战争。然而,“不能”不等于“不会”,前者表示的只能是意愿,残酷的现实是:人类总会忘记。
看看我们生活的地球,何时真的停止过战火?十几年前,我住在匈牙利的一座南方边城,曾亲见到坦克驶过,战机凌空,亲耳听到轰炸南联盟的炮声和成批涌入的难民;有一枚未引爆的炮弹,正落在一位朋友家邻居的花园里。进入21世纪,战争不是离我们远了,而是近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巴以战争,利比亚战争……
不久前我读加拿大女作家安妮·麦珂尔丝的《漂泊札记》。合上书时,以为残酷的战争永远过去,以为作为战争幸存者的人类后代,真的会永远厌恶战争。“雪白的海鸥,如冰川的碎块,贴着金光粼粼的海面飞翔,锐利的翅膀划开天空那蓝色的信封。”麦珂尔丝在她诗化的小说里,通过幸存者的经历,感叹“历史是一口被投了毒的井”,只有爱是人类最终的精神归宿。
书摊在桌上,屏幕里的战火令人无语。二战的老兵许多还活着,从集中营幸存的凯尔泰斯还在写作,但大众对“战争”二字似乎已脱敏,战事如同明星轶事,只是媒体热炒的新闻而已。一方面,人们愿意相信“战争是反人性的”;另一方面,却认为“人类不可能避免战争”,在他们看来,人类身上遗传战争基因,在厌恶战争的同时,也习惯了战争。
我有一位叫佐利的匈牙利朋友,是欧洲一和平组织的积极分子。每到年底,佐利都会通过电子邮件向熟人和亲友们群发一份特别的邮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6年发表的《关于暴力的声明》,并建议大家转给周围更多的人。
25年前,来自各国的知名科学家聚集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举行了一次“和平文化学术会议”。大会以声明的形式向世界公布:人类进行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战争和暴力活动,并非源于我们的生物天性。
他们认为,人类的战争倾向不是从动物那里继承的,因为动物并不像人类这样进行有系统地相互残杀,它们只为食物杀戮,只为争夺雌性配偶而进行仪式性的比武,但也并非以杀死对方为目的,只将对手逐出领地;其次,我们的祖先也没将战争倾向遗传给我们,在古印度河流域,在古希腊的克里特岛,在许多古代文明社会,根本不具备战争设施,而欧洲曾经的海盗国,今天则是和平典范;第三,战争不能保证生活水平,美国在五十年内投在核武器研制上的经费,相当于美国人贷款的总合,可以翻修全美的所有学校;第四,战争是后天文化的产物,人类的生物属性仅为战争提供了可能,但并非必须;第五,现代战争利用了人类自身的属性,比如服从性、可影响性、理想主义,还有语言、种族意识以及预算、计划和信息处理能力……总之,认为人类天生拥有发动战争、实施暴力的遗传基因的观点没有科学依据,战争和暴力倾向,并没有编入人类的基因密码。
据说,这份声明公布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各成员国将其列入文教计划,可惜收效甚微,只有少量国家把它编入了教科书。难怪佐利抱怨,人们接受和平理念要比接受战争意志艰难得多!因为后者可以得到清清楚楚的利益注释,前者却是乌托邦的。
在一部介绍流行歌王迈克·杰克逊的纪录片里,记者安慰杰克逊的母亲:人们永远不会忘掉他的儿子。妇人的回答令我震撼,她平静地说:“忘不忘记迈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忘记爱。”在又一个新春到来之际,尽管现实令人失望困惑,但我还是愿意相信:人类没有战争基因,但有爱的基因。退一步说,至少我希望后者能是优势基因。
(作者为作家、翻译家,现居布达佩斯)
到欧洲后,发现每座城市都有战争遗迹:布达佩斯城堡入口,至今保留着一幢弹痕累累的宫殿废墟,那是二战末期遭到空袭的国防军司令部;柏林市中央的威廉大帝教堂废墟,看上去像从套着五彩丝袜的商厦群中伸出的一条坏疽的腿,痛苦,丑陋,震慑人心;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曾被希特勒开除国籍的西德总理勃兰特一跪惊世界,由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与布满唇印的王尔德墓相邻,有两座哀悼二战殉难者的纪念碑;去慕尼黑参加啤酒节,无意中投宿在达豪集中营墙外,石墙,铁网,碉楼,阳光下刺眼的砾石,阴森的牢房,焚尸炉的烟囱,至今让人感到的恐怖、沉重和哀痛;更不要说曾屠杀过上百万人的死亡工厂——奥斯维辛。
“永远不能忘记”!在所有集中营遗址上都立了一块这样的石碑。所有人从那里心惊肉跳地走出时,都容易相信人类经过如此的苦难,不应该再有战争。然而,“不能”不等于“不会”,前者表示的只能是意愿,残酷的现实是:人类总会忘记。
看看我们生活的地球,何时真的停止过战火?十几年前,我住在匈牙利的一座南方边城,曾亲见到坦克驶过,战机凌空,亲耳听到轰炸南联盟的炮声和成批涌入的难民;有一枚未引爆的炮弹,正落在一位朋友家邻居的花园里。进入21世纪,战争不是离我们远了,而是近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巴以战争,利比亚战争……
不久前我读加拿大女作家安妮·麦珂尔丝的《漂泊札记》。合上书时,以为残酷的战争永远过去,以为作为战争幸存者的人类后代,真的会永远厌恶战争。“雪白的海鸥,如冰川的碎块,贴着金光粼粼的海面飞翔,锐利的翅膀划开天空那蓝色的信封。”麦珂尔丝在她诗化的小说里,通过幸存者的经历,感叹“历史是一口被投了毒的井”,只有爱是人类最终的精神归宿。
书摊在桌上,屏幕里的战火令人无语。二战的老兵许多还活着,从集中营幸存的凯尔泰斯还在写作,但大众对“战争”二字似乎已脱敏,战事如同明星轶事,只是媒体热炒的新闻而已。一方面,人们愿意相信“战争是反人性的”;另一方面,却认为“人类不可能避免战争”,在他们看来,人类身上遗传战争基因,在厌恶战争的同时,也习惯了战争。
我有一位叫佐利的匈牙利朋友,是欧洲一和平组织的积极分子。每到年底,佐利都会通过电子邮件向熟人和亲友们群发一份特别的邮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6年发表的《关于暴力的声明》,并建议大家转给周围更多的人。
25年前,来自各国的知名科学家聚集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举行了一次“和平文化学术会议”。大会以声明的形式向世界公布:人类进行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战争和暴力活动,并非源于我们的生物天性。
他们认为,人类的战争倾向不是从动物那里继承的,因为动物并不像人类这样进行有系统地相互残杀,它们只为食物杀戮,只为争夺雌性配偶而进行仪式性的比武,但也并非以杀死对方为目的,只将对手逐出领地;其次,我们的祖先也没将战争倾向遗传给我们,在古印度河流域,在古希腊的克里特岛,在许多古代文明社会,根本不具备战争设施,而欧洲曾经的海盗国,今天则是和平典范;第三,战争不能保证生活水平,美国在五十年内投在核武器研制上的经费,相当于美国人贷款的总合,可以翻修全美的所有学校;第四,战争是后天文化的产物,人类的生物属性仅为战争提供了可能,但并非必须;第五,现代战争利用了人类自身的属性,比如服从性、可影响性、理想主义,还有语言、种族意识以及预算、计划和信息处理能力……总之,认为人类天生拥有发动战争、实施暴力的遗传基因的观点没有科学依据,战争和暴力倾向,并没有编入人类的基因密码。
据说,这份声明公布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各成员国将其列入文教计划,可惜收效甚微,只有少量国家把它编入了教科书。难怪佐利抱怨,人们接受和平理念要比接受战争意志艰难得多!因为后者可以得到清清楚楚的利益注释,前者却是乌托邦的。
在一部介绍流行歌王迈克·杰克逊的纪录片里,记者安慰杰克逊的母亲:人们永远不会忘掉他的儿子。妇人的回答令我震撼,她平静地说:“忘不忘记迈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忘记爱。”在又一个新春到来之际,尽管现实令人失望困惑,但我还是愿意相信:人类没有战争基因,但有爱的基因。退一步说,至少我希望后者能是优势基因。
(作者为作家、翻译家,现居布达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