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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的父亲在新加坡经营的企业破产,因之抑郁而病故。债主们天天上门来讨债,陈嘉庚变卖了家产来还债,但最后还是欠下了印度债主哈利20万元巨款无法归还。按照新加坡的法律是:父债子免还。所以,陈嘉庚就根本不用还这笔欠债了。但陈嘉庚却郑重地向哈利表示:“只要我陈嘉庚在人世一日,这笔欠债就一定会尽数偿还!”此后父亲留下的家产就只剩下一家负债的米店了,陈嘉庚投入全部的精力夜以继日地打拼,妥善经营,终而力挽狂澜,重振了家业。几年后,米店偿清债务并开始盈利了!这时,已经有一定经济基础的陈嘉庚不顾亲友的坚决反对,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终于找到债主哈利,连本带利地还清了父亲所欠的债务!当哈利拿到陈嘉庚归还的这笔巨款后,简直不敢相信天下竞有这样一位“一诺千金”的人。当时有人说陈嘉庚实在是太傻!但他却说:“中国人要取信于世界,决不能把脸丢在外国人面前!我们中国人一向讲究‘言必信,行必果’!”此事作为一件商界新闻、奇闻,便迅速传遍了东南亚。此后。陈嘉庚便声誉鹊起,人们都相信他的商业道德和信誉,都乐于与他做生意。以此为契机,陈嘉庚在商界便迅速崛起,他所以能白手起家并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成为亿万富翁,这与他在商界具有“一诺千金”的信誊是密不可分的。
陈嘉庚致富后毕生都热衷于兴办教育。1921年他投资100万元创办厦门大学,所有办学费用,包括大学建成后的经营费用300万元也由他独立分12年支付。这是全国唯一一所由华侨独资创办的国内一流大学。办学之初陈嘉庚就在学校成立大会上保证:“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都会尽全力将教育事业办好!”后来,1929年,开始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并延续多年。陈嘉庚的企业在这种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大气候下也遭受巨大损失,他的一些企业纷纷倒闭,经济情况也迅速恶化。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很多人都劝陈嘉庚放弃对厦门大学的投入以减轻负担,把资金都用在挽救企业上。但陈嘉庚却说:“宁可变卖大厦,我也要支持厦大。”后来,陈嘉庚果然把自已的三座大厦变卖了,所得的全部资金都全部用来作为维持厦大的经费。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宁可卖掉自已的家产,也要为当年自已许下的诺言作出了最完美的诠释。
1921年陈嘉庚投资动工兴建厦门大学时,一个14岁的孩子郭金荣来到这里打工,来此打工的人,每人都得到一块象征着和陈嘉庚先生成为雇佣关系的铜牌。工程结束的时候,陈嘉庚把所有的工人都召集到一起,如数发放了工钱。临别时,陈嘉庚真诚地告诉所有的工人:请一定要妥善保存好这块铜牌,今后如果自已遇到了什么困难,都可以凭这块铜牌来找他,他一定会鼎力相助。尽管陈嘉庚的这种真诚的承诺一直深深印在郭金荣的脑海里,但他和其他工人一样,以为不过是一句客气话,不能当真。18岁那年,郭金荣收到一封从遥远的印度尼西亚来信,告之其父已不幸客死异乡。陷入巨大悲痛的郭金荣便决定只身闯南洋为父奔丧。于是,他带上铜牌,以在船上打工抵船票的方式踏上了茫茫的出洋路。然而。船到新加坡后便不再前行,郭金荣不得不弃船登岸。流落街头,在异国举目无亲的郭金荣走投无路,万般无奈中他摸出了这块铜牌,记起了陈嘉庚当年说的话。可是再想想:陈先生是大富翁,而自已是流浪汉,身份有天壤之别;再说领到铜牌的人那样多,陈先生能一一兑现吗?但如今已实无他法,只有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走进了新加坡陈嘉庚所办的公司了。而陈嘉庚却丝毫没有怠慢这位遇困的青年,像招待朋友那样招待他,并信守诺言,马上派人去买了去印尼棉兰的船票,还送上旅费。危难之际获得重生,郭金荣心灵受到巨大震撼。后来,郭金荣成为有名的实业家、爱国华侨、曾任瓜哇三宝垄华侨新友社主席,新中国建立后更成为解放军总后勤部总工程师。年迈的郭金荣每提起新加坡幸遇陈嘉庚的这段往事,便不禁热泪夺眶而下。
陈嘉庚先生一生言既出,行必果,一诺千金,从不食言,不仅向世人展现了自已讲求诚信的高贵品质,他也因诚信而名扬四海因此开创了一番事业,让后人从中汲取了无数的智慧和力量。
陈嘉庚先生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华侨领袖,他的一生都在为祖国的富强而四处奔走。抗战期间,陈嘉庚先生无数次曾向媒体袒露心声:“生是华夏人,死是中国魂,倘若一息尚存,定为祖国驱除日寇尽力!”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1938年秋,他回国参加国民参政会议,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名闻天下、光照千古的“十一字提案”曰:“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可谓字字千钧,被著名的新闻记者邹韬奋评论为:“寥寥11个字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的,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1938年8月底,“抗战血管”滇缅公路建成通车,这时国内汽车驾驶员及修理工都奇缺。陈嘉庚先生知道这一情况后,便在南洋各地发起招募侨胞回国服务的活动:条件是须有汽车驾驶证或汽车机修工的证明文件、年龄20至40岁。经他这么“登高一呼”,真是“应者云集”:南洋华侨便都纷纷踊跃报名应征,从1939年2月起,3200多名南洋华侨机工便分9批回到祖国,投入到滇缅公路的运输战线上去,为中华民族伟大、神圣的抗战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2年1月,马来西亚全境沦陷,新加坡告急。陈嘉庚当机立断,立即将华侨义捐给祖国支援抗战的银行存款800多万元汇回祖国,支持对日抗战。由于英国政府无意坚守,新加坡于2月中旬陷落,陈嘉庚此前在朋友帮助下离开新加坡就近避难于瓜哇。不久,瓜哇群岛又全部沦陷。在当地华侨和集美、厦大校友们的掩护下,陈嘉庚历经数月辗转颠簸,住地不断转移,姓名不断更改,仍然身陷重围。日寇对陈嘉庚早就恨之入骨,认定他是“南洋抗日之巨头”,日寇宪兵队日夜出动,必欲搜捕到陈嘉庚不可,到处风声鹤唳。陈嘉庚的处境十分险恶,负责保护他的校友们虽然千方百计细心照料,仍是险象环生。校友们心里忧虑万分,但陈嘉庚却心胸坦然,若无其事。但他也理解校友们的心情,便安慰他们说:“人生自古谁无死,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有什么可怕的?万一我不幸被捕,敌人必定强迫我做傀儡,有什么了不得的,你们千万不要为我着急。”为此,陈嘉庚身上一直暗藏着一小包“氯化钾”,就是为了防备“万一”的来临。
即使在这种生死难测的情境下,陈嘉庚先生还是竭尽全力为祖国的抗日事业不断作着贡献,通过各种途径发动各种关系,全力以赴地为祖国继续筹集捐款,甚至将自已的伙食标准一降再降,每天喝粥度日,把节省下来的钱都用在了祖国的抗战上,他对祖国可谓“一片丹心,可昭日月”、“鞠躬敬瘁,死而后已”。
(作者单位:云南省作家协会)
陈嘉庚致富后毕生都热衷于兴办教育。1921年他投资100万元创办厦门大学,所有办学费用,包括大学建成后的经营费用300万元也由他独立分12年支付。这是全国唯一一所由华侨独资创办的国内一流大学。办学之初陈嘉庚就在学校成立大会上保证:“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都会尽全力将教育事业办好!”后来,1929年,开始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并延续多年。陈嘉庚的企业在这种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大气候下也遭受巨大损失,他的一些企业纷纷倒闭,经济情况也迅速恶化。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很多人都劝陈嘉庚放弃对厦门大学的投入以减轻负担,把资金都用在挽救企业上。但陈嘉庚却说:“宁可变卖大厦,我也要支持厦大。”后来,陈嘉庚果然把自已的三座大厦变卖了,所得的全部资金都全部用来作为维持厦大的经费。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宁可卖掉自已的家产,也要为当年自已许下的诺言作出了最完美的诠释。
1921年陈嘉庚投资动工兴建厦门大学时,一个14岁的孩子郭金荣来到这里打工,来此打工的人,每人都得到一块象征着和陈嘉庚先生成为雇佣关系的铜牌。工程结束的时候,陈嘉庚把所有的工人都召集到一起,如数发放了工钱。临别时,陈嘉庚真诚地告诉所有的工人:请一定要妥善保存好这块铜牌,今后如果自已遇到了什么困难,都可以凭这块铜牌来找他,他一定会鼎力相助。尽管陈嘉庚的这种真诚的承诺一直深深印在郭金荣的脑海里,但他和其他工人一样,以为不过是一句客气话,不能当真。18岁那年,郭金荣收到一封从遥远的印度尼西亚来信,告之其父已不幸客死异乡。陷入巨大悲痛的郭金荣便决定只身闯南洋为父奔丧。于是,他带上铜牌,以在船上打工抵船票的方式踏上了茫茫的出洋路。然而。船到新加坡后便不再前行,郭金荣不得不弃船登岸。流落街头,在异国举目无亲的郭金荣走投无路,万般无奈中他摸出了这块铜牌,记起了陈嘉庚当年说的话。可是再想想:陈先生是大富翁,而自已是流浪汉,身份有天壤之别;再说领到铜牌的人那样多,陈先生能一一兑现吗?但如今已实无他法,只有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走进了新加坡陈嘉庚所办的公司了。而陈嘉庚却丝毫没有怠慢这位遇困的青年,像招待朋友那样招待他,并信守诺言,马上派人去买了去印尼棉兰的船票,还送上旅费。危难之际获得重生,郭金荣心灵受到巨大震撼。后来,郭金荣成为有名的实业家、爱国华侨、曾任瓜哇三宝垄华侨新友社主席,新中国建立后更成为解放军总后勤部总工程师。年迈的郭金荣每提起新加坡幸遇陈嘉庚的这段往事,便不禁热泪夺眶而下。
陈嘉庚先生一生言既出,行必果,一诺千金,从不食言,不仅向世人展现了自已讲求诚信的高贵品质,他也因诚信而名扬四海因此开创了一番事业,让后人从中汲取了无数的智慧和力量。
陈嘉庚先生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华侨领袖,他的一生都在为祖国的富强而四处奔走。抗战期间,陈嘉庚先生无数次曾向媒体袒露心声:“生是华夏人,死是中国魂,倘若一息尚存,定为祖国驱除日寇尽力!”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1938年秋,他回国参加国民参政会议,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名闻天下、光照千古的“十一字提案”曰:“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可谓字字千钧,被著名的新闻记者邹韬奋评论为:“寥寥11个字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的,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1938年8月底,“抗战血管”滇缅公路建成通车,这时国内汽车驾驶员及修理工都奇缺。陈嘉庚先生知道这一情况后,便在南洋各地发起招募侨胞回国服务的活动:条件是须有汽车驾驶证或汽车机修工的证明文件、年龄20至40岁。经他这么“登高一呼”,真是“应者云集”:南洋华侨便都纷纷踊跃报名应征,从1939年2月起,3200多名南洋华侨机工便分9批回到祖国,投入到滇缅公路的运输战线上去,为中华民族伟大、神圣的抗战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2年1月,马来西亚全境沦陷,新加坡告急。陈嘉庚当机立断,立即将华侨义捐给祖国支援抗战的银行存款800多万元汇回祖国,支持对日抗战。由于英国政府无意坚守,新加坡于2月中旬陷落,陈嘉庚此前在朋友帮助下离开新加坡就近避难于瓜哇。不久,瓜哇群岛又全部沦陷。在当地华侨和集美、厦大校友们的掩护下,陈嘉庚历经数月辗转颠簸,住地不断转移,姓名不断更改,仍然身陷重围。日寇对陈嘉庚早就恨之入骨,认定他是“南洋抗日之巨头”,日寇宪兵队日夜出动,必欲搜捕到陈嘉庚不可,到处风声鹤唳。陈嘉庚的处境十分险恶,负责保护他的校友们虽然千方百计细心照料,仍是险象环生。校友们心里忧虑万分,但陈嘉庚却心胸坦然,若无其事。但他也理解校友们的心情,便安慰他们说:“人生自古谁无死,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有什么可怕的?万一我不幸被捕,敌人必定强迫我做傀儡,有什么了不得的,你们千万不要为我着急。”为此,陈嘉庚身上一直暗藏着一小包“氯化钾”,就是为了防备“万一”的来临。
即使在这种生死难测的情境下,陈嘉庚先生还是竭尽全力为祖国的抗日事业不断作着贡献,通过各种途径发动各种关系,全力以赴地为祖国继续筹集捐款,甚至将自已的伙食标准一降再降,每天喝粥度日,把节省下来的钱都用在了祖国的抗战上,他对祖国可谓“一片丹心,可昭日月”、“鞠躬敬瘁,死而后已”。
(作者单位:云南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