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當然以不卖为佳。叔本华说，在本世纪（18世纪）才有职业作家，以前只有使命作家。他认为，每个作家一旦为任何利益而写作，他就变坏了。伟大人物最优秀的作品都产生于他们不得不无偿而写，或为很少报酬而写的时候。
　　叔本华说的这些当然都很对，但太高蹈了，估计很多人不喜欢。《金银岛》的作者斯蒂文森有段话很讨喜：“每一本书，就一种亲密的意义上去理解，是作者给他的朋友的一封流转的信。只有他们才懂得他的意思，他们发现一些心照不宣的片断，流露出爱情，表达出谢意，到处都是，那是专留给他们的。公众仅仅是一位支付邮费的慷慨大方的保护人。”这真是世上难得的好事，但也似乎有点过于浪漫了。
　　现实总是比较残酷。有些人除了卖文，别无所长，为了糊口只能卖文。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卖文为生不仅艰难，而且危险。苏青是敌伪时期红得发紫的女作家，于是有些人便认为她可能投入法西斯文人行列为敌张目，其实她从来没有写下一个字替敌伪唱赞歌。在她的著作里，虽然没有表现强烈的民族意识，但字里行间可以找到由于日寇侵略造成民族苦难的描写。在《结婚十年》续集的代序中，苏青作了这样的自白：“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盖亦‘不得已’耳，不是选定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抗战胜利后，由于苏青并未参加伪组织，所写的东西也与政治无关，所以政府也未对她进行调查。生活再艰难，也知道哪些东西不该写更不该卖，这是“格”。
　　袁世凯想当皇帝，唆使幕僚美国人古德诺抛出了《共和与君主论》，污蔑共和体制是政治乱局的根源，鼓吹只有君主制才能救中国，胡诌什么中国人需要一个皇帝。为了驳斥袁世凯的复辟图谋，梁启超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毫不留情地揭穿了袁世凯的复辟野心。袁世凯获知消息，十分恐慌，急忙派人以给梁的父亲做寿为名送给梁启超二十万大洋，恳请梁启超高抬贵手，不要在报上发表这篇文章。结果，梁启超严词拒绝了这一请求。这也是“格”。
　　夏目漱石这样告诉他的学生芥川龙之介：“卖文糊口也好。不过，买方是生意人。要是一一全照他们的要求做，谁受得了？因为贫穷，应该警惕滥作。”有些人发现了文章适销的奥秘，卖文卖成了富翁，渐渐忘记了初心，更丧失了艺术品独有的灵性。他的作品，只是纯粹的商品。这是“失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