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子

　　一
　　谷子是华夏大地的本土物种。它在华夏文明的孕育壮大中，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先民们在最初尝试种植时它就进入人们的生活了吧？《诗经》上歌颂谷物的篇章为数众多。“俶载南亩，播厥百谷”。播下谷物，就播种了希望。
　　谷子脱去糠皮，就是小米。小米养人，谷草养牲畜。
　　小米可做稀饭干饭煎饼发糕，从西北的黄土高坡到贵州的十万大山，从东部的沂蒙山区到北方的白山黑水，小米养育了一代代人。多少人吃着它长大，吃着它终老。从前没有奶粉，那些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因故断奶了，大人熬了小米粥，用那层稠乎乎的米油，照样能把他（她）养大。那些大病或大伤后虚弱的身骨肠胃，也只有靠米油这样的流食来慢慢滋养。“為酒为醴，烝畀祖妣”，人们老早就用它酿酒，孝敬老人，祭祀祖先。
　　而谷草，则是牲畜们过冬的优质草料。牛羊冬天一般都享受不上谷草，相对于棒子秸等饲料，谷草是细粮、精饲料。马儿，特别是军马，才有资格吃谷草。
　　连共和国不都是靠小米加步枪打下来的？
　　谷子真是好东西啊！
　　二
　　淄河两岸盛产小米。而优质的小米，长在山上，产在靠天吃饭的梯田里。人们真是靠汗水来浇灌那山岭上的禾苗，换来秋天的收获。
　　梯田一层层铺在山岭上。山上的梯田很不肥沃，多夹杂碎石。越是这样的瘦田，长出的谷子越香，营养越丰富。开春，梯田里的地要刨。镢头落下去，有时刨在碎石块上，震得虎口胳膊膀子生疼。要想收成好，地就要翻刨深，墒情才好。一镢刨得不够深，要原镢窝再刨一镢。暄土浅了，庄稼的根扎不下去。这样的梯田，又用不上牛和拖拉机，只能甩开膀子用镢刨。还要不断弯下腰去，把大块的石头捡起来扔到空闲的山坡上。刨一天地，累得浑身酸疼。即使那些长年在地里劳作的庄稼汉，春天刨地也会磨得满手血泡，直到后来慢慢变成老茧。
　　翻刨过的梯田，露着崭新的土壤，在荒草满坡的山岭上显得生气勃勃，散发着醉人的泥土清香。它在积蓄力量，用自己的方式，回报勤恳耕作的人们。
　　在布谷声声中，人们担肥上山，开始播种。种谷，要用耩子播种。肥料和种子倒在耩子的耧斗里，一人拉耩子，一人扶耧。拉耩子需要力气，一般是青壮年;扶耧，则要靠老庄稼把式，播种的深浅，种子的疏密，不是一般人能掌握的。几十上百斤的耧斗，要双手架着行走，既要把准行距，又要兼顾深浅，真个是脚步匆匆，气喘吁吁。扶一天耧，那些精壮的汉子，也要累散了架。
　　三
　　七宿麦子八宿谷。八九天后，谷子苗露芽了。那针尖似的一点新绿，伴着农人心中的期望慢慢成长。一垄垄谷苗高高矮矮疏疏密密长起来，像一队队无序的士兵散乱行进在梯田里。
　　谷苗长到两三寸高，就要进行间苗了。要给这些无序的士兵排排队。
　　谷子的种植管理，《齐民要术》中有详细记载。文学家蒲松龄在他的《农桑经》中也有论述。比如说到剜谷留苗，蒲松龄说：“留苗视地之肥饶，要疏朗，不可太密，不可点罨。俗云‘密处稀，稀处密，不稀不密留大的’”“剜苗必须疏朗匀停，不可堆挤成丛，亦不可稀阔断隔。”这都是总结了人们历代种植的经验得来的。
　　间苗，要蹲在地里，一株株留，一步步往前挪动。手中的小铁锄，要把田垄耙锄一遍，疏松土壤，除去杂草。时已立夏，头顶日头火辣，没有一丝荫凉，汗珠子从下颚不断落下去，喉中渴得要冒烟。蹲久了，腰酸背疼，一站起来，眼前就一阵晕黑。现在的血压高人群，干这活儿是有极大风险的。
　　间苗后，雨水充足的话，谷苗长得很快。但雨水往往不那么遂人心愿。山岭旱田，不怕涝，怕旱。经常是，多少天又不下雨了，谷苗在地里旱成了一绺绺绿秆，无精打采。庄稼眼看枯焦，农人心如汤煮。看看天上，日头毒辣辣的，没一点儿下雨的迹象。人们在坡里见了面，都一脸焦虑，忧心忡忡谈论着天气。
　　好在谷子是耐旱作物。只要谷苗不枯死，一场透雨过后，它又缓过劲来，蓬蓬勃勃长开了。
　　六月六，看谷秀。谷穗秀出来，要及时锄草。此时，借着雨水的滋养，野草也在疯长，几乎要把地表盖住。伏天已到，烈日当头，地里又闷热，十来斤重的大锄要往地里深深耪下去，才能“刺啦”把草根带出来，草才能除掉。一垄地锄下来，衣服就被汗水湿透了。一块梯田锄下来，人就要虚脱了。锄草，人们愿意往那些有泉水的坡里去，可以及时补充水分。
　　草刚锄过，虫害又来了。谷地里爱生虸蚄，也叫虸蝗。这种虫子专吃谷叶，繁殖能力极快。要是听之任之，一地谷子，能很快让它们吃光叶子，只剩光秃秃的谷秆。难怪蒲松龄在《农桑经》中愤恨地说：“蚄出小如蚕蚁，一见便打之。蚁一合，即将来一升一斗，勤打之三日可尽，勿以小而忽之也。”
　　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个春天，淄河流域虸蚄大面积暴发。我们学生都停了课，去生产队帮着打谷地里的虸蚄。这种灰绿色的虫子附在谷叶上，用小棍子敲打谷棵它才掉到地上，盘成一团。用脚一蹍，它就噗的一声，爆成了一摊绿色的黏液，让人恶心。
　　秋天，谷穗由绿色慢慢变成了金黄。谷穗垂着沉甸甸的头，风一吹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像在窃窃私语。渐渐成熟的谷穗让农人喜在心间，也让麻雀们兴奋不已。成群结队的麻雀飞过来，叽叽喳喳落在谷棵上，啄食着未熟透的谷穗。人们只好在地里扎上草人，或插了树枝裹上废弃的衣物，来吓唬这些抢食的鸟儿们。要是有过年未放的鞭炮，这时就派上了用场。一块谷地里放一挂鞭炮，麻雀好几天不敢来。
　　就这样，跟天地斗，跟害虫斗，跟鸟儿斗，终于迎来谷子成熟的季节。人们挑上花篓，去山上收谷子。要先挑地里那些大的谷穗割了，专门扎成一束，来年作种。余者割完，放进花篓里。“获之挃挃，积之栗栗”。镰刀割谷穗的声音，噌噌噌，的确很悦耳。割完谷穗，再割倒谷草，捆成捆，两捆一组，立着排成人字形，晒在地里，等干了再运回家，秋后卖给专门收谷草的小贩。
　　一担鲜谷穗，二百多斤，少的也一百四五十斤，把扁担压得吱呀呀响。山路弯弯，九曲回肠。挑担子的人，汗水湿透了衣裳，脸上却挂着笑容和喜悦。 　　四
　　谷子收完，从前是在生产队的打谷场上 ，晒干后用碌碡滚轧脱粒。现在没有生产队和打谷场了，碌碡也很少见，家家多在自己院子里，棍棒砸，石砘轧，簸箕里搓。带糠皮的谷子晒干，放大瓮里几年不坏。谷子加工新米，现在倒是不用上碾推了，可以用机器。
　　包产到户后，父亲年年种谷子。吃煎饼、喝黏粥，离不开它。我每次回家探亲，返程的行李中，小米是必不可少的。外地的亲戚、后来搬到城里住的亲戚，知道家里的小米好，有时也不客气的索要一点儿。《齐民要术》说，“谷田必须岁易”，一块地里不能连年种谷子，要不会影响产量质量。父亲就远山近坡，来来回回换着地种。
　　有一次，有位退休的同事大姐，儿媳要坐月子，我给她寄去几斤家产小米。有天傍晚，我手机收到一条短信：“小米的香气弥漫在房间里，兄弟的感情暖在我心里！”
　　我知道，这位才情多具的大姐，一定是在熬小米粥了！

聋汉鹞子

　　我们小时候，他就是个老头子，聋了。
　　他是荣誉军人，在战场上被炮弹震聋了耳朵。他打过什么仗，立过什么功，几乎没人知道。但每年春节，上级民政部门都派人到村里慰问他。
　　他身材高大，脸部肌肉很有棱角，红脸膛上布满皱纹，看起来像个藏族汉子。也许是因为听不见，他总是瞪着一双眼睛，似乎对一切充满了好奇，实则是在努力感知，捕捉着什么动静或周围的气氛。没有笑容的时候，他这样瞪着眼睛，就好像在生谁的气。他跟谁说话声音都很大，吵架一样。别人说话他听不见，通常要连说加比画，他才明白。
　　没人知道他的年龄。他没有亲人，小时候家里人就都没了，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他长大后参军，打完仗又回到家乡。他孤苦一人，没有自己的家，先是寄居在别人家的空闲房子里，有时是不用的饭棚里。他的家当，除了一口小铁锅，一把烧水的壶，几件衣物，也没别的，搬来搬去倒方便。他在三教堂给村里看过封山，后来村里的果园缺个看山的，他就又搬到村外山上的小屋里住了。
　　村里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大家都叫他聋汉鹞子。聋汉又被冠以鹞子，可能是源于他性格中有凶悍的成分吧。小时候，大人们常拿他来吓唬小孩：“不听话，让聋汉鹞子来背了你去！”
　　他常常替人家屠狗。也许他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现在殺个牲畜，对他来讲不在话下。也许是他听不见狗们的叫声，在他那个死寂的世界里，生与死的界限不那么分明。屠完狗，作为报偿，他要留下狗皮。或者，他明码标价收拾一条狗的费用：“八万！”他说的是民国时期通涨纸币的价格，也就相当于人民币八块钱。他出去当兵前，一块钱称为一万，他的耳朵聋了，对钱的认知，永远停在了民国的“万”上。
　　他从街上走过，油渍麻花的衣服上散发着馊味儿，因长年不洗澡而散发的老男人的体味，加上那一双不笑时就瞪得直直的凶巴巴的眼神，所有的狗见了他都冲他狂叫，然后夹着尾巴躲起来。那时几乎家家养狗，不是像现在当宠物养，而是看家护院的牲畜。在街上，听着狗叫声从远处传到近处，人们就说：“聋汉鹞子过来了！”果然，他就在人们的视野中出现了。
　　他喜欢偎人群。冬天，人们聚在街上晒着太阳闲扯，他也站在旁边。听不见人们说话，但他能看众人的表情。说到开心处，众人都笑了，他也瞪着眼睛，脸上露出傻乎乎的笑容，环看着众人，好像他明白人们说了什么。其实，他什么也没听见。就有人说他：“你看聋汉鹞子，他恣的啥啊！”他依然笑嘻嘻的，浑然不觉。他把这笑容，当成了自己的存在和融入。
　　村里人人都知道他的关于听觉的笑话。
　　他说，他买了一只手表，夜里睡觉，老是听见手表嘎噔嘎噔在响，吵得他睡不着好。把手表包在袜子里，塞进鞋子里，还是有动静。气得他把手表扔出去八丈远……
　　他还说，有一年他买了一些小鸡，夜里睡觉把鸡笼放在铺前。小鸡夜里老是啾啾叫，聒得他睡不着觉，就拿到外边。结果是小鸡都让黄鼬拉走了……
　　他对自己在战场上的经历缄口不言，却经常向人讲年轻时出去给人当觅汉（季节工）的经历：酷热的夏天，每天要锄二亩地，顿顿吃难咽的红高粱煎饼，晚上女主人还勾他……用他的话说：“怪使得慌怪使得慌，不捣鼓！”
　　他喜欢赶集。逢集，他都要到集上去。他每月是有政府津贴的。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他的津贴虽不多，但蛮够他在穷乡僻壤花销。他在集上，见了什么都要问问价。只是问问，别人回话，他也听不见。熟悉他的人，给他打个手势，他脸上马上还以笑容。一圈儿问下来，他也买不了两样东西。他的嗓门很大，生怕人家听不见。在集上，村里人老远就知道他来赶集了。也许是他把问价也当成了一种存在和融入。其实他生活很简单，一把青菜或一小块豆腐，几个馒头，就是一天的饭食。
　　他看山，看果园，相当负责。
　　他没有六亲可认。在他眼皮底下，你别想动公家的一根草。你要是捡了果园里的一小截木棍，让他发现，他也要追出老远凶巴巴地从你手中夺下来。他有一句村民人人皆知的口头禅：“掌柜的不愿意！”你要偷了拿了公物，他给你截下，总要给你重申这句话。他从来不叫书记、主任，都是叫大掌柜的、二掌柜的。他不认字，加上聋了以后，没有这些官职的概念，就像货币单位还停留在民国的“万”上一样，对当家人的称谓，也停在了解放前。村干部是掌柜的。公社里的干部，那就是“上头掌柜的”。只要是公物，那就属于“掌柜的”。“掌柜的”就是王法，就是天理。他的热爱集体、公私分明，就是这么体现的，尽管形式另类，但内容并无差别。
　　果园里花开了又败，树叶落了又长。聋汉鹞子那大嗓门的吆喝声，已经成为这片土地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音符。他的年龄，也好像被时光老人遗忘了。
　　可是有一天，听到有人在感叹：“聋汉鹞子不行了，糊涂了。”
　　他的眼睛是明显地浑浊了，背也弓得厉害了。他竟然做起了生意。可他的记性不行了，从东庄集上买了菜，马上就忘了价格，到了村里，再以低价卖出去。他有些呆，账也不会算了，很少说话，卖菜只和人用手比画。人们知道他糊涂了，都不去买他的菜，赚他的菜太便宜。他就蹲在街边，守着一点儿青菜，两眼发直，望着虚空，一蹲老半天。 　　有次他去向村干部诉苦：“黑夜睡觉，那些死人，压在我胸膛上，喘不动气，睡不着觉啊！”
　　村干部笑他说：“你那是做噩梦了！”
　　他不知想起了什么伤心的事，像个小孩子似的，擦一擦眼角的泪。
　　冬天的早晨，滴水成冰，寒风呼啸。父亲从外边回来，一进屋就搓着手说：“聋汉鹞子在崖头上，准挺凉快！”
　　父亲这么说，并不是他多恶毒说风凉话。村里大人们常把冷说成凉快。三九天，两个穿着单薄的人见了面不说冷，而是说：“今日真凉快！”“嗯，是精凉快！”语气里有无奈和自嘲。
　　听父亲这么说，我马上想到了聋汉鹞子住的地方。那是村外山坡土崖上的一座小房子，站在门口能俯瞰整个苹果园。房内有两张床那么大的空间，靠墙用石头垒了个炕。房子的门漏风透气，一个方形的小窗户，冬天干脆用草堵住。房子前没遮拦，北风一刮，室内室外温度差不多。冬天，聋汉鹞子也不生火，就裹着被子和一件棉大衣在铺条草苫的石头炕上睡觉。也许，他在战场上、在行军途中，练就了不怕冷的功夫？可人毕竟是血肉之躯啊！
　　他像崖头上坚韧的野草，春风吹来，便发新绿。天气一暖和，他就佝偻着身子，又在村里露面了……
　　只是，他再没有以前的生气。狗们见了他也不叫了，再懒得理他。

年味

　　过年，是件大事。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富有富的铺张，穷有穷的过法。旧时有俗话说，“年终又粜二斗谷，买顶绒帽过新年”（蒲松龄）。说的是过年的一种态度：即使穷，也要高高兴兴、精神抖擞地过个年。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物质匮乏，生活困难。但那时过年，却充满了浓浓的年味，一派喜气洋洋。
　　进了腊月，就要开始盘算年的过法了。要算算手里的钱能割几斤肉。有女孩的，要考虑添件新衣裳。男孩子，最关心的是能买多少鞭炮。家里即使再穷，也要里里外外打扫个干干净净。赶年集，不买东西也要去凑个热闹，哪怕只是去听、去看集上人家放鞭炮。年前要摊煎饼，蒸馒头，炸菜，置办下能吃多日的饭食。
　　峨庄嵧里人家，过年都要炸肉蛋：面粉加水和鸡蛋调糊，肉切碎用花椒、五香粉、大料等腌制，待糊稍饧，将肉蘸糊下热油炸至金黄色捞出。通常也要熬上一盆冻：把猪蹄或肉皮或鸡肉加调料，在大锅里熬煮，再放些泡发的花生或黄豆煮熟，冷成冻，随吃随拿刀割。过年家里来客人，炖一碗肉蛋、割一盘冻滴点儿醋和香油，就可倒酒开席。要是再炸点儿绿豆丸子、用黍子面放枣蒸个糕，那这个年，就办得相当整齐了。
　　年二十九，大队里要组织人，敲锣打鼓，给村里的烈军荣属贴春联。山村的主要街道口上，乡亲们自发从家里扛来木头，到山上砍了松枝，扎起了松门，扯上了电灯。年三十，男人要挑满瓮里的水，要用红黏土掺上煤，搋好几天内烧煤炉用的“搭火”。随后是包水饺，上坟祭祖。几乎家家都要用黄裱纸写一个“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的牌位，供在院里一张小桌上，以敬天地祈平安。除夕夜，鞭炮声要响一夜。男孩子们把有限的几串鞭炮拆开，点一根香，一会儿就砰地放一个，兴致盎然，一夜不睡。初一一早，村里同宗的人结成伙，到处转着给长辈们磕头拜年。辈分大的人家，堂前总要铺点儿东西，或一条麻袋，或两个玉米皮编的蒲团，方便小辈们磕头。到了一家，主人往往要谦让一下，拉住你不让磕头：“快别磕了，来到就是头。”人们在街上见面，老远就要打招呼：“过年好！”
　　初二开始走亲戚。困难时期，走亲戚无论远近，都是下步走，人人挎个箢篼，里面放几个自家蒸的馒头或年糕就算礼品。亲戚家也不会全留下，通常是象征性地留两个，再回几个自家蒸的干粮，算交流。即便这样，也要炖上肉蛋割上冻，亲戚们在一起喝酒聊聊家常。虽不是丰年留客，却也常见人家扶了醉人归。
　　有一年，光景惨极。父亲在生产队忙碌一年，年终也没分到几分钱。眼看到年三十了，家里一点儿年货也没办。我问父亲：“咱还炸肉蛋吗？”父亲眼圈儿一红，扭过头去不敢看我。最终是，家里向亲戚借了几块钱，勉强过了个年。
　　但即使是这样，村里过年依旧热热闹闹。村民自娱自乐，唱戏是必须的。通常是排样板戏片段。我们村有唱京剧的传统，文武场能凑一班人。有一年，村里还排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全场，年后连续演了两晚，还到公社去汇演。演戏是不记工分领报酬的，分几个糖块几根烟，大家就很高兴。
　　后来改革开放，分田到户，村民们生活有了很大提高，过年就更热闹了。街上村民自发扎了花灯，山村的夜晚也有了城里的璀璨。彩纸糊的花灯有瓜果、有动物，虽粗笨简陋，但在石板铺就的小街上，夜晚亮起来，自有它的拙朴可爱。又有人凑钱买了锣鼓镲钹，成立了锣鼓队。初一到十五，一有空闲，就有人在街上咚咚锵锵敲起来。《三番通》《秧歌调》，鼓点不断变化着花样。那是春天在召唤，那是人们心头的喜悦和激动。锣鼓一响，大人小孩就围拢过来，感受那鼓点的激越豪情。许多人学会了打锣鼓家什，老老少少都能凑凑手。一位穿戴埋汰的老汉，腰已弯成虾米，上去竟也能把铙钹敲打得有板有眼，合得流水行云。村里又买了狮包和服装，年轻男子舞起狮子，妇女们扭起了秧歌。十五晚上，纵使雪花飞舞，道路泥泞，狮包队、秧歌队在锣鼓的引导下，依旧要把山村的街道串个遍。家家门前要准备一挂鞭炮，迎接狮包锣鼓到来。谁家的鞭炮更响、更长，狮子到门口舞得会更卖力，锣鼓点也由《狮子滚绣球》，变成了《紧紧风》……
　　进入二十一世纪，村里有人买了小车，有了盖了小楼，衣食无忧，年味却越来越淡了。
　　鸡年春节，人们似乎特别忙。大人们迎来送往，年轻人多在忙着玩手机抢各种红包。初三街上响了一阵锣鼓，但无人出来看热闹，几个老汉敲了一通就草草收场。一场春雪，阻挡不住过完年外出上班的人匆匆的脚步，村边停满的小车，渐渐稀疏。
　　转眼到了元宵节。人们走完亲戚待完客，酒食起腻，闲得慵懒，约好要玩一玩舒舒筋骨。锣鼓队换上了杏黄色镶红边的队服，扭秧歌的女人们化好了妆，毛驴、旱船、狮包俱准备停当。几个唱小曲的大嫂，伴着胡琴抓紧练练嗓，好在晚上亮亮相。太阳还没落山，锣鼓就震天地擂响。山村的街道上，瞬时热闹起来。
　　人们在家乡十五闹元宵的视频、图像，通过手机微信QQ即时传播开来。出门在外的人，捧着手机看着，脸上笑容绽放，心里暖暖的、痒痒的：还是老家有年味儿！

月亮上掉下来的花朵

　　夏天的夜晚，天上繁星点点，村庄外的田野笼罩在一片淡淡的乳白色薄雾中。偶尔有一阵风吹过，玉米田里像有无数小兽沙沙跑过。你若这时候到地里去，也许能听到玉米咯咯拔节的声音。
　　蓦地，远处亮起了一个白色的光点。它飘飘忽忽，闪着蓝幽幽的光，在夜空下的原野上游荡，像一盏小小的灯笼。接着，一盏又一盏灯籠，远远近近亮起来了。像是集会和游行，它们浩浩荡荡，在山谷中，顺着田间小路，沿着河岸，在低低的夜空里飞翔。
　　要是这时候能在空中观看，看到的山谷，会是一条闪闪烁烁的小白花的飘带吧？
　　哦，也许是一条地上的银河。
　　萤火虫，就这样登上夏夜的舞台。它点亮了乡村孩子们夜晚无聊的时光。
　　萤火虫顺着石板路的小街飞到村里来。我们在街上奔跑追逐着，一下就把它从空中捉在手里，像摘下了一颗星星。这小小的虫儿，拖着发光的尾巴在你的手中爬来爬去，照亮了你手掌上的纹路，也照亮了乡村少年心灵中那片荒芜。
　　我们找来一截南瓜叶上的叶柄，把外皮剥去，把萤火虫装在叶柄的空心里，两头用南瓜叶堵上——一个小小的荧光棒就制成了。我们挥舞着这荧光棒在漆黑的街道上追逐奔跑，这个夜晚，因萤火虫而美妙！
　　法布尔比喻说，它们（萤火虫）是月亮上掉下来的小小花朵。
　　是啊，这些神奇的花朵，它们只在夜间开放。开得诗情画意，开得让人心动。
　　…… ……
　　可是，好多年没见到萤火虫了。
　　它们自由自在生存了千万年，却在农药、化工厂的污染排放中，遭受劫难。
　　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它掉下来的花朵，大地却接不住了……
　　张 波：男，1964年生于山东淄博淄川。有短篇小说近二十万字在《山东文学》《四川文学》《阳光》等刊发表。曾获中国煤矿文学乌金奖、《阳光》杂志优秀作品奖。现就职于山东兖矿集团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