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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20日，由重庆市社科联、重庆市哲学学会、四川省哲学学会和四川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联合主办、企业文明杂志社協办的“中国发展道路与发展方式转变”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大坪红楼宾馆隆重举行，川渝两地哲学界人士近150人参加会议，研讨会收到学术论文40多篇。学术研讨会分大会交流和小组讨论两个阶段进行。小组讨论分别围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决定中国命运的第三次历史抉择”、“金融危机与中国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三个主题进行，讨论畅所欲言、自由热烈、互相争论、互相启迪。会上发表的观点综述如下：
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情况
对于“中国模式”的概念解读。关于中国发展道路问题，与会专家、教授认为，首先必须对什么是中国发展道路作出解读。对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应在制度层面上解读，还是仅在经济发展方式的层面上进行解读，四川职业技术学院熊高仲教授认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概念包含了相当的政治内涵，或者或多或少显示了西方的一种焦虑：即中国经济强大了，却不会走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化道路，反而形成一种有别于西方模式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它有可能成为中国反对美国新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从而把那些反对美国的人和国家招致其麾下。所以，一般来说,西方学者在谈及“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时，大多是忽视或刻意回避其“社会主义”性质的。因此,他们所界定的“中国模式”更多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而对于这一模式的政治层面则避而不谈。熊教授认为，无论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如何界定，中国取得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重庆市哲学学会副会长、第三军医大学余显礼教授认为，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市场经济国家，区别在于基本制度不同，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正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凸显出来的。金融危机实质上是制度危机，而正是金融危机才彰显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优越性，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色。余教授认为，社会主义是否比资本主义优越，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既要靠和平时期的实践来检验，更要靠决定命运的危机时期的实践来检验。只有在长期的各种各样的实践中证明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60余年不但总体发展形势良好，而且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发展形势独好，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色及其优越性。我们的改革开放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进行。
如何理解“十七大”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概括。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是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与会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一些专家认为，“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概括是全面而准确的。而另一些专家则认为，不应把“中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混为一谈。“中国道路”是个大概念，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统一，主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以及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实现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个小概念，单指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广义上说，现代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都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些运动的理论结晶和科学指南。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引的中国道路，是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成功之路。西南大学薛俊强同志认为，本世纪初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学者日益把目光聚焦在近些年一直热议的所谓“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议题上。而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统一”，则成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集中体现。
关于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讨论
关于什么是“经济发展方式”以及为什么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式出现于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此前，中央一直强调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家认为，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讲的是经济产出与经济效益的问题，就是要求经济增长从粗放状态转向集约状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内容更为丰富，是指在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包括产业优化升级、节约能源资源、保护改善环境、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等在内的经济发展总体方式的历史转型。
与会代表认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王民康教授在题为“中国改革的困境与出路”的大会发言中，从改革的目标、主体、动力等方面论述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为我们如果不与时俱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们的改革将失去目标、主体和动力。重庆通信学院王玉兰副教授说，早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就提出了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在“九五”计划中，再次明确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的任务，而“十一五”规划不仅指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还列举了转变的具体途径。党的“十七大”又明确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是，迄今为止，除了少数地方，成效并不显著。我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就遇到了种种困境。第三军医大学刘小薇同志认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困境主要是：依赖出口的“风险之路”难以持续，国际竞争的“低端之路”难以提升，资源环境的“负重之路”难以支撑，以物为本的“增长之路”难以为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必然，是破解发展难题的现实抉择，是争创国际竞争新优势的迫切要求。在某种程度上讲，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又一次重要抉择，未来30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直接取决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败。
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这个问题，重庆市南岸区委党校高级讲师卫东同志认为，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实现“三个转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内容。即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重庆现代经济科学研究院易超研究员认为，转变发展方式是当今中国最热门的话题，可谓硕果累累、亮点纷呈，但讨论的角度大都是技术层面的。发展包括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我们应该从哲学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不同的发展理念标志着不同的发展观，构成最根本的发展方式。西南政法大学曾凡跃教授也谈到，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在本质上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历史，社会历史具有鲜明的属人性和人学特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是奠基于社会历史的人学本质论之上的发展观，它对当今我国社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具有突出的指导意义；科学发展观是关乎人的，科学发展观在本质上是体现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的人学本质论的发展观，它是对片面追求社会形式的演进和物的增长的发展观的批判和矫正。所以我们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解需要提高到人学的层面。
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会专家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重庆市委党校文国伟教授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当然也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坚定不移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
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路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又提出了“五个坚持”具体要求。与会专家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五个坚持”都必须全面贯彻。首先，主攻方向是调整经济结构。因为结构决定功能，只有结构理顺了，经济发展方式才会有坚实的基础。第二，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的重要支撑是自主创新，因为真正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才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出路；第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事实证明，只有大力推进科学发展、生态文明，加强“两型”社会建设，中国这条东方巨龙才能真正崛起；第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转变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是最大的主体，民生是最大的国情，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最根本的。第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是改革开放。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与会代表认为，深化改革开放，必须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必须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第三军医大学王力钢认為，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或者承认有政治改革但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他认为实际不是如此，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积极稳妥的进行。在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城乡基层民主建设、推进机构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积极探索和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果。没有积极稳妥地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30余年的中国奇迹！重庆师范大学孔庆茵副教授认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总体目标：“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为指导，强化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切实加强对权力的制约，遏制腐败进一步蔓延；必须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国富惠及民富；必须坚持循序渐进、不可一蹴而就。（详细报道请看企业文明网）（责任编辑：李直）
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情况
对于“中国模式”的概念解读。关于中国发展道路问题，与会专家、教授认为，首先必须对什么是中国发展道路作出解读。对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应在制度层面上解读，还是仅在经济发展方式的层面上进行解读，四川职业技术学院熊高仲教授认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概念包含了相当的政治内涵，或者或多或少显示了西方的一种焦虑：即中国经济强大了，却不会走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化道路，反而形成一种有别于西方模式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它有可能成为中国反对美国新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从而把那些反对美国的人和国家招致其麾下。所以，一般来说,西方学者在谈及“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时，大多是忽视或刻意回避其“社会主义”性质的。因此,他们所界定的“中国模式”更多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而对于这一模式的政治层面则避而不谈。熊教授认为，无论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如何界定，中国取得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重庆市哲学学会副会长、第三军医大学余显礼教授认为，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市场经济国家，区别在于基本制度不同，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正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凸显出来的。金融危机实质上是制度危机，而正是金融危机才彰显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优越性，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色。余教授认为，社会主义是否比资本主义优越，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既要靠和平时期的实践来检验，更要靠决定命运的危机时期的实践来检验。只有在长期的各种各样的实践中证明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60余年不但总体发展形势良好，而且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发展形势独好，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色及其优越性。我们的改革开放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进行。
如何理解“十七大”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概括。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是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与会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一些专家认为，“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概括是全面而准确的。而另一些专家则认为，不应把“中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混为一谈。“中国道路”是个大概念，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统一，主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以及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实现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个小概念，单指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广义上说，现代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都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些运动的理论结晶和科学指南。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引的中国道路，是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成功之路。西南大学薛俊强同志认为，本世纪初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学者日益把目光聚焦在近些年一直热议的所谓“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议题上。而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统一”，则成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集中体现。
关于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讨论
关于什么是“经济发展方式”以及为什么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式出现于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此前，中央一直强调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家认为，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讲的是经济产出与经济效益的问题，就是要求经济增长从粗放状态转向集约状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内容更为丰富，是指在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包括产业优化升级、节约能源资源、保护改善环境、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等在内的经济发展总体方式的历史转型。
与会代表认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王民康教授在题为“中国改革的困境与出路”的大会发言中，从改革的目标、主体、动力等方面论述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为我们如果不与时俱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们的改革将失去目标、主体和动力。重庆通信学院王玉兰副教授说，早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就提出了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在“九五”计划中，再次明确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的任务，而“十一五”规划不仅指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还列举了转变的具体途径。党的“十七大”又明确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是，迄今为止，除了少数地方，成效并不显著。我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就遇到了种种困境。第三军医大学刘小薇同志认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困境主要是：依赖出口的“风险之路”难以持续，国际竞争的“低端之路”难以提升，资源环境的“负重之路”难以支撑，以物为本的“增长之路”难以为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必然，是破解发展难题的现实抉择，是争创国际竞争新优势的迫切要求。在某种程度上讲，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又一次重要抉择，未来30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直接取决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败。
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这个问题，重庆市南岸区委党校高级讲师卫东同志认为，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实现“三个转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内容。即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重庆现代经济科学研究院易超研究员认为，转变发展方式是当今中国最热门的话题，可谓硕果累累、亮点纷呈，但讨论的角度大都是技术层面的。发展包括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我们应该从哲学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不同的发展理念标志着不同的发展观，构成最根本的发展方式。西南政法大学曾凡跃教授也谈到，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在本质上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历史，社会历史具有鲜明的属人性和人学特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是奠基于社会历史的人学本质论之上的发展观，它对当今我国社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具有突出的指导意义；科学发展观是关乎人的，科学发展观在本质上是体现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的人学本质论的发展观，它是对片面追求社会形式的演进和物的增长的发展观的批判和矫正。所以我们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解需要提高到人学的层面。
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会专家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重庆市委党校文国伟教授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当然也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坚定不移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
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路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又提出了“五个坚持”具体要求。与会专家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五个坚持”都必须全面贯彻。首先，主攻方向是调整经济结构。因为结构决定功能，只有结构理顺了，经济发展方式才会有坚实的基础。第二，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的重要支撑是自主创新，因为真正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才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出路；第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事实证明，只有大力推进科学发展、生态文明，加强“两型”社会建设，中国这条东方巨龙才能真正崛起；第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转变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是最大的主体，民生是最大的国情，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最根本的。第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是改革开放。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与会代表认为，深化改革开放，必须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必须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第三军医大学王力钢认為，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或者承认有政治改革但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他认为实际不是如此，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积极稳妥的进行。在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城乡基层民主建设、推进机构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积极探索和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果。没有积极稳妥地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30余年的中国奇迹！重庆师范大学孔庆茵副教授认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总体目标：“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为指导，强化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切实加强对权力的制约，遏制腐败进一步蔓延；必须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国富惠及民富；必须坚持循序渐进、不可一蹴而就。（详细报道请看企业文明网）（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