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讲究知恩图报，这种感恩的对象，是明确的个体施恩者；感恩节不是个人化的感恩，而是一种谦卑的心情
　　读到一篇《不忘感恩的人，有时特让人讨厌》的文章，事由是江苏某初中请来“感恩教育推广第一人”到学校作专题报告，“6000多名师生与家长共同参与，最后很多人抱头痛哭。这一壮观而‘感人’的感恩场面，被质疑是洗脑、营销”。文章特别联系到北美的感恩节，暗示这两种“感恩”有某种自然的相似。
　　其实，这两种“感恩”的主导情绪有很大差异。师生抱头痛哭，是因为觉得“亏欠”家长，与感恩节的“感恩”不是一回事。从表面上看，亏欠和感恩的情绪都是在接受他人帮助后产生的。但是，两种情绪会导致不同的行为。亏欠感让受惠人受制于施惠者，或因无以回报而逃避；感恩心则促使受惠人主动将所受的恩惠转施他人。感恩节期间是北美慈善捐赠最活跃的时期，教堂免费提供午餐和晚餐，服务的全是志愿者，但没有听说有抱头痛哭的。
　　中国人讲究知恩图报，视为一种美德，这是应该的。因为知恩图报的反面，是谁都鄙视的忘恩负义甚至恩将仇报。这种感恩的对象，是明确的个体施恩者。受恩者和施恩者之间是接受和回馈礼物的关系。礼物一方面驱动形成密切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又令人忐忑不安。
　　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在《忠诚与感激》一文里说，“感激”是社会行为的基础，是一种“人类道德记忆”。人际关系中若无感激的维系，定不能维持长远。但他同时看到，人一旦接受了礼物，就会永远处于回报的压力之下。在极左意识形态中，感激的两重性是放到“敌我”两分中来化解的。在革命大家庭和革命队伍关系中，不存在因感激受胁迫的问题，这个问题只存在于敌我关系中，即所谓的“糖衣炮弹”。这种化解其实是个神话，因为恰恰是在大家庭和同志关系中，感激才更是有目的地被用作胁迫他人的力量。相比之下，那些被排除在“大家庭”和“同志”关系之外的人，反倒较少地感受到“感激”的胁迫力量。
　　相比之下，感恩节不是個人化的感恩，而是一种谦卑的心情——从最平凡的东西获得的幸福感。作家贝蒂（Melodie Beatty）说，“感激释放生命的完整性，把我们所拥有的变成对我们是足够的。”这听上去有点像“知足常乐”一类的心灵鸡汤，却是美国大众心理学的主流观点，也切合许多美国人在感恩节的感受。
　　不少心理学研究认为，心怀感恩能提高人的内心幸福感，美国因此还有一些感恩训练班，为抑郁症患者或受悲观心情困扰的人提供心理治疗帮助。这样的感恩不涉及谁“亏欠”或“回报”谁的问题，只是心理干预或自我心情调整的手段。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罗伯特·艾蒙斯是这方面的研究权威。在一项研究中，他的团队让200名大学生分成3组，连续10周分别记下日常生活里“感激”（好事）、“麻烦”（坏事）和不好不坏的事情。研究发现，“感激”这一组学生的生活态度最为积极，比较乐观，睡眠状况较好，运动锻炼也较多。
　　这与觉得自己亏欠别人、背下“人情债”甚至对别人做出的“牺牲”抱有负罪感截然不同。如果故意为了制造这种心态而对他人施恩，那更是一种不当的操纵。对统治者的集体感恩则是权术手段的结果。马克·奥斯悌称之为“教父模式”：“我多多地赐与你，给你许多好处，我就可以既提高自己的威望，又使你深深地感恩（亏欠）于我”。
　　这样的施恩是一种危险的礼物。心理学家希瓦兹（Barry Schwartz）指出，有的社会里，“个人性的礼物可以是敌意的，夸耀性质的，因为礼物中含有赠予者的高贵身份，包含着赠予者对接受者的看法。”接受礼物，是让赠予者把他的自我强加于你，这样的恩惠有时甚至无法拒绝，因为拒绝恩惠，就是拒绝与他结成“同进退”的关系。对这样的恩情必须用最夸张的形式来表现感激：若不是放声高唱、深情讴歌，便一定是痛哭流涕、抱头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