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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心目中，王元化先生不啻中国读书人的良心，是中国知识界继续走“五四”道路、追求民主与进步的一面旗帜。
元化先生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反思，其目的“是想要发掘极左思想的根源”。他通过认真的梳理和比较，指出由来已久的激进主义是极左思想的根源之一。而元化先生的反思当中最重要、也是最引起争议的，就是对激进主义的批判。元化先生从上世纪90年代初写《杜亚泉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对五四运动再评价）起，到上世纪90年代末写《与友人谈社约论书》（对卢梭国家学说再认识）止，始终贯穿着对激进主义思潮的批判。
元化先生在《记我的三次反思历程》一文中说：
第三次反思也是发生在一次大的政治风波以后，这次反思时间比较长，跨越了整个九十年代。这一次促使我反思的原因，是我在痛定思痛之后要探寻为什么左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这样源远流长，在许多人头脑中这样根深蒂固？我发现，这种极左思潮体现在二十世纪初从西方所传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中。这是一种激进主义。激进主义当时在中国盛行，有其政治原因。中国社会环境大黑暗，改革运动一次又一次失败，使人们容易产生一种急躁的情绪。另方面，封建社会的解体，西学的输入，传统工艺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在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往往出现了一些趋向极端的偏颇看法。一九一九年在《新青年》与《东方杂志》之间爆发的那场中西文化问题论战就透露了个中消息。激烈的反传统虽然并不是萌生于“五四”时代，它早在明末何心隐、李贽等人身上就已露出端倪了。但那时断断续续出现的反传统倾向还不足以形成一种时代风习，像“五四”那样对当时和后来发生巨大的影响。因而我的反思由激进主义而进入到对“五四”的思考。我尝言，我是在“五四”的精神氛围和思想影响下长大成人的。我生下的那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就颁布了中小学应一致使用国语读本的命令。我一直认为“五四”的反传统和倡导西化是天经地义的。……
上述看法的改变是由我被朋友嘱托写一篇《杜亚泉文集序》所引起的。这时我发现，过去我对“五四”的认识是基于长期所吸取的大量既定观念，这些既定观念已被我当作不可动摇的信念，深深扎根在我的头脑中。过去所读到的那些资料的汇编，理论的诠释以及史的著述等等，几乎都是在这些既定观念的导引下编写而成的。所以我以前所看到的资料只限于被既定观念所认定是改革、进步、革命的一方，而被判定为落后、保守、反动的一方则多被刊落，纵使少量收录，也往往加以主观上的取舍和判定，所以不能使人看到历史事实的全貌和真象。当我着手要写有关杜亚泉的文章时，我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去阅读过去资料汇编等所没有收录的第一手资料。经过阅读和思考，我认为“五四”精神当然要继承，但“五四”的一些缺陷（如意图伦理、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观点等）是不应该继承的。我们要继承的其它好的方面。可是这样简明的道理竟不被一些人理解，有的甚至意气用事。那些号称坚持“继承五四”的人以为通过诅咒和谩骂就可以将我击倒。但辩论靠的是真理，而不是权谋与蛮横。
针对有人将激进主义与“五四”联系在一起，元化先生辩解说，激进主义不是“五四”时期才有的，只不过在“五四”表现得突出一点罢了。
元化先生认为，在中国激进主义的源头可上溯至明末，当时的思想家李贽等人态度偏激、喜欢暴力……到了上世纪初，无政府主义学说传入中国，当时的爱国志士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激进思想莫不靡然景从。这些人中间包括了一些传统素养深厚的人如刘师培，他在当时竟成了传播无政府主义的急先锋，先在日本办《天义报》，被查封后，再办《衡报》宣传无政府主义。还包括了出家修行的和尚大虚法师。当时连一些性情温和的人，如蔡元培，也倾向了无政府主义的激进思想。胡适在日记中曾记述他在那时读到梁启超说的“破坏亦破坏，不破坏方破坏”这种激忿的话后，深为感动。不过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很快地采取一种清醒的态度。这就是胡适使人敬佩之处。无政府主义的激进思想也对“五四”人物发生了巨大影响。所以元化先生认为，激进情绪是我们今天不应吸取的“五四”遗产的四个方面之一，因为它趋向极端，破坏力很大。比如，由于反对传统，而主张全盘西化。由于汉字难懂，而要求废除汉字；更激烈者，甚至主张连汉语也一并废掉，索性采用外语。由于反对旧礼教，而宣扬非孝。由于提倡平民文学，而反对贵族文学。
此外，元化先生认为，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改革运动屡遭失败，这是激进主义在遍地疮痍的中国大地上得以扎根滋长的历史原因。环境过于黑暗，一些爱国志士认为，只有采取过激手段才能生效。鲁迅早年撰写随感录，他说要在一个黑屋开窗，必遭反对，但要说把整座屋子拆掉，那么也许可能开出一口窗子来（大意）。矫枉必须过正，越激烈越好，结果往往是以偏纠偏，为了克服这种错误而走到另一种错误上去了。
这种激进主义的偏激之处，实在罄竹难书。所以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构成了元化先生反思的重要内容。他说：过去我对激进主义等这方面的问题并未接触，也许无形之中对激进主义倒是同情的。仔细分析，这也是由于受到“五四”庸俗进化观的影响。达尔文的进化论对20世纪的思想家发生过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仅限于科学领域。伟大的科学学说，都会影响到整个思想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把达尔文和马克思并列，予以崇高的评价。后来有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甚至更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与进化论的共同性。可以说进化论的影响在本世纪衣被了几代人。从严复的《天演论》译本开始，夹杂了斯宾塞观点的社会进化论在我国成为一种主导思想，“五四”时代几乎没有一个思想家不信奉这种进化。尽管他们在其他观点上分歧很大，甚至是属于互相敌对的流派。过去我们对进化论的积极意义谈得太多了。至于消极方面则很少谈到。元化先生认为，如果要探讨进化论对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带来的消极影响，就应着眼于今天仍在支配思想界的新与旧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新的都是好的、进步的，而旧的都是不好的、落后的。所以谈论旧的就被目为回瞻，批评新的就被目为顽固。在进化论思潮下所形成的这种新与旧的价值观念，更使激进主义享有不容置疑的好名声。这种影响在今天的思想界和文艺界也同样存在。任何一种新思想新潮流，不论是好是坏，在尚未较深入研究前，不少人就一窝蜂地赶时髦。推其原因，即来自长期所形成的“越彻底越好”和“新的总比旧的好”这种固定的看法，并以这种看法去判断是非。
元化先生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是他长期反思的结果，不是曲学阿世的表现。反思是知识分子独立的升华。一个知识分子不仅要保持人格的独立，不依附任何权势，而且要追求思想的独立，不依傍任何权威，冲破教条以及既定观念。当今的大陆知识分子能保持独立人格的并不多，而元化先生能保持独立思想的更是凤毛麟角。元化先生就是其中“摆脱了依傍，抛弃了长期形成的既定观念，用自己的头脑去认识世界，考虑问题”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而反思的可贵之处也正在于此。
元化先生的反思和对激进主义的批判不是一种纯学术探索，而是他心路历程的折射。以他自己的话说，是痛定思痛的结果。虽然他没有明言所“痛”何指，但联系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就不难理解了。他的这种反思并不是心血来潮，仅凭感觉进行的，而是在坚实论据基础上长期深思熟虑过的。元化先生在《近思札记》中写道：“我对于激进主义的认识是用了半年多时间仔细阅读了大量资料而形成的。”他发现，“激进主义纵使不是极左思潮的根源，也和它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人把现代知识分子划分为激进主义的、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三类。我说我不能同意这种划分，它使我想到大陆上习见的把知识分子划分为左、中、右那种使每个人都穿上号衣的分类法。如果硬要按照这样干脆省事的划分来站队，我不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里。最近有一篇号称反省的文章把反对激进主义的人一概称为保守主义者，甚至把‘五四’时期一些国家主义者也说成是反对激进主义的保守派，这是按照政治上的派别划分，把激进主义局限在左的范围之内，于是把反对激进主义的人一概视为右的保守主义了。这实际上是用政治派别来划分，把左说成是激进派，把右说成是保守派。类似这种说法过去也有，虽然说的人的用意不同。‘四人帮’粉碎后，就有过‘四人帮’‘右得不可再右了’的说法，因为左是革命的，右是反动的，所以‘四人帮’也就不代表极左思潮了。但我对激进主义一词的用法与此不同。我是把激进主义作为采取激烈手段，见解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的一种表现，它并不是专属哪一个政治党派的。在这种意义上，‘四人帮’是激进主义，在政治上被称为极右的希特勒的纳粹党和墨索里尼的棒喝团，也都是激进主义。将政治上的概念套到学术思想上，就如过去将党派性、两条路线斗争等等政治概念套到哲学上一样是不妥的”。可见元化先生的反思是基于对极左思潮的切肤之痛。对这种给整个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意识形态，思想家的任务不仅是政治批判与道义谴责，更重要的是像元化先生那样寻根刨底，从根本上否定其理论的合理性。
我们所亲身经历的“文革”，就是激进主义的产物，也是极左思潮造成的“毒瘤”。元化先生认为，“激进主义发生在‘五四’前，‘五四’和‘五四’后的思想界都或多或少受这一思潮的影响。‘文革’时期的‘造反有理’、‘大乱才有大治’、‘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两个彻底决裂’等等，都是这股思潮愈演愈烈的余波。”然而，元化先生又不同意把“五四”简单地比拟为“文革”。他说：“‘五四’运动是被压迫者的运动，是向指挥刀进行反抗。‘文革’反过来，是按指挥刀命令行事，打击的对象则是手无寸铁毫无反抗能力的被压迫者。‘文革’虽然号称大民主，实际上却是御用的革命。难道这还不够清楚吗？最近我从《南方周末》上看到河南一个名为《大学生》的刊物，曾以‘文革’为题，对当地的大学生进行测验调查。结果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文革’为何物，有的甚至说希望再来一次让他们看看。倘‘文革’作为禁区的情况再继续下去，恐怕不知道‘五四’与‘文革’区别的人，倒不是海外某些学人，而是我们自己的同胞了。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不准史书记载元人的凶残，推行愚民政策，而其结果却并不见得好。”
元化先生对“五四”与“文革”作了比较，他“以为两者的运动性质截然不同而不容混淆，但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或思维方式来看，却是可以比较的，甚至是有相同之处的。思维模式和思维方式，是比立场观点更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相同的思维模式和思维方式也会出现在立场观点完全相反的人身上，也就是说，有些人虽然立场观点截然不同，但他们的思维模式和思维方式却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后者是一种抽象的传承，并不涉及立场观点的具体内容”。元化先生仅举“批孔”为例，说明“五四”与“文革”是不同的。他说：“从表面看，‘五四’打倒孔家店，‘文革’批孔，两者似乎一脉相通。我最近读到海外学者的一篇文章，认为在今天谁推崇儒家或至少对于儒家的尊重多于批评，谁就是纠正‘文革’批孔的错误。这种看法大概是由于对国内情况有些隔膜，他们不理解在过去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思想批判只是达到政治目的的实用手段，只要略微了解诸如海瑞、《水浒》等等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在剧烈政治斗争中的浮沉荣辱就可以明白了。‘文革’前海瑞是号召作家去写的清官楷模，但由于政治需要，一下子就成了为‘文革’序幕祭旗的牺牲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真的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吗？不是。《水浒》这部小说曾被宣布包含了不少辩证法，新编京剧《三打祝家庄》也一再受到热烈的奖励，但是在‘文革’一下子变成了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著作。当时是真的批宋江吗？不是。它们都作为影射的符号，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些选来祭旗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只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替罪羊。批孔也是一样，就在当时恐怕连不大识字的人也都明白批大儒、批魁儒究竟批的是谁。这也就是当时除了御用写作班子的少数笔杆子外，理论工作者（哪怕是一贯对儒家采取批判的人）都对这场闹剧采取了坚决抵制态度的缘故。如果不懂历次政治运动总要通过文艺批判来揭开序幕，如果不懂自有文字狱以来就已存在的所谓‘影射’这两个字的妙用，那么只能说还不大了解国情。须知，‘文革’期间，固然是把封资修一古脑儿作为批判的对象，可是，经历这场浩劫的过来人都可一眼看穿它的皮里阳秋，谁都知道‘文革’是封建主义复辟。试问：当时被尊崇并凌驾在马克思主义之上的法家不是封建主义是什么？”
出于对“文革”基因的深刻洞察，元化先生坚决反对“斗争无处不在”的心理定势和行为哲学。斗争必须选择它的形式。被选择的最佳形式是：一切通过群众运动来进行。这种以群众运动方式来贯彻斗争哲学的理论和实践是属于此说作者自己的，马恩等均无此说。如果一定要探其渊源，毛泽东是汲取并总结了过去我国农民造反的经验。这一点在列于卷首的农民考察报告中已见端倪。这篇文章的要旨以及一些具体论断，成了三十多年以后的“文革”蓝图。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1949年以来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不断？甚至连“五讲四美”、遵守交通规则、教育儿童讲公德……都要通过运动来进行。斗争哲学针锋相对地提出差异就是矛盾，甚至就是“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元化先生还指出：
在“文化大革命”那场灾难里，最大的悲剧是扭曲人性，使人发生令人毛骨悚然的自我异化——一方面使少数人异化为神和先知，另一方面又使多数人异化为兽。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尊重、友爱、互助……没有了，只有猜忌、仇恨、伤害……既然成千上万的无辜者和革命者被打成反革命，那就需要通过斗争哲学，使人大胆怀疑，满眼都是敌情。样板戏就是以这种斗争哲学为基础的。
不难看出，元化先生反思激进主义，就是要恢复人的尊严、人的自主意识。
元化先生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反思，其目的“是想要发掘极左思想的根源”。他通过认真的梳理和比较，指出由来已久的激进主义是极左思想的根源之一。而元化先生的反思当中最重要、也是最引起争议的，就是对激进主义的批判。元化先生从上世纪90年代初写《杜亚泉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对五四运动再评价）起，到上世纪90年代末写《与友人谈社约论书》（对卢梭国家学说再认识）止，始终贯穿着对激进主义思潮的批判。
元化先生在《记我的三次反思历程》一文中说：
第三次反思也是发生在一次大的政治风波以后，这次反思时间比较长，跨越了整个九十年代。这一次促使我反思的原因，是我在痛定思痛之后要探寻为什么左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这样源远流长，在许多人头脑中这样根深蒂固？我发现，这种极左思潮体现在二十世纪初从西方所传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中。这是一种激进主义。激进主义当时在中国盛行，有其政治原因。中国社会环境大黑暗，改革运动一次又一次失败，使人们容易产生一种急躁的情绪。另方面，封建社会的解体，西学的输入，传统工艺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在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往往出现了一些趋向极端的偏颇看法。一九一九年在《新青年》与《东方杂志》之间爆发的那场中西文化问题论战就透露了个中消息。激烈的反传统虽然并不是萌生于“五四”时代，它早在明末何心隐、李贽等人身上就已露出端倪了。但那时断断续续出现的反传统倾向还不足以形成一种时代风习，像“五四”那样对当时和后来发生巨大的影响。因而我的反思由激进主义而进入到对“五四”的思考。我尝言，我是在“五四”的精神氛围和思想影响下长大成人的。我生下的那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就颁布了中小学应一致使用国语读本的命令。我一直认为“五四”的反传统和倡导西化是天经地义的。……
上述看法的改变是由我被朋友嘱托写一篇《杜亚泉文集序》所引起的。这时我发现，过去我对“五四”的认识是基于长期所吸取的大量既定观念，这些既定观念已被我当作不可动摇的信念，深深扎根在我的头脑中。过去所读到的那些资料的汇编，理论的诠释以及史的著述等等，几乎都是在这些既定观念的导引下编写而成的。所以我以前所看到的资料只限于被既定观念所认定是改革、进步、革命的一方，而被判定为落后、保守、反动的一方则多被刊落，纵使少量收录，也往往加以主观上的取舍和判定，所以不能使人看到历史事实的全貌和真象。当我着手要写有关杜亚泉的文章时，我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去阅读过去资料汇编等所没有收录的第一手资料。经过阅读和思考，我认为“五四”精神当然要继承，但“五四”的一些缺陷（如意图伦理、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观点等）是不应该继承的。我们要继承的其它好的方面。可是这样简明的道理竟不被一些人理解，有的甚至意气用事。那些号称坚持“继承五四”的人以为通过诅咒和谩骂就可以将我击倒。但辩论靠的是真理，而不是权谋与蛮横。
针对有人将激进主义与“五四”联系在一起，元化先生辩解说，激进主义不是“五四”时期才有的，只不过在“五四”表现得突出一点罢了。
元化先生认为，在中国激进主义的源头可上溯至明末，当时的思想家李贽等人态度偏激、喜欢暴力……到了上世纪初，无政府主义学说传入中国，当时的爱国志士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激进思想莫不靡然景从。这些人中间包括了一些传统素养深厚的人如刘师培，他在当时竟成了传播无政府主义的急先锋，先在日本办《天义报》，被查封后，再办《衡报》宣传无政府主义。还包括了出家修行的和尚大虚法师。当时连一些性情温和的人，如蔡元培，也倾向了无政府主义的激进思想。胡适在日记中曾记述他在那时读到梁启超说的“破坏亦破坏，不破坏方破坏”这种激忿的话后，深为感动。不过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很快地采取一种清醒的态度。这就是胡适使人敬佩之处。无政府主义的激进思想也对“五四”人物发生了巨大影响。所以元化先生认为，激进情绪是我们今天不应吸取的“五四”遗产的四个方面之一，因为它趋向极端，破坏力很大。比如，由于反对传统，而主张全盘西化。由于汉字难懂，而要求废除汉字；更激烈者，甚至主张连汉语也一并废掉，索性采用外语。由于反对旧礼教，而宣扬非孝。由于提倡平民文学，而反对贵族文学。
此外，元化先生认为，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改革运动屡遭失败，这是激进主义在遍地疮痍的中国大地上得以扎根滋长的历史原因。环境过于黑暗，一些爱国志士认为，只有采取过激手段才能生效。鲁迅早年撰写随感录，他说要在一个黑屋开窗，必遭反对，但要说把整座屋子拆掉，那么也许可能开出一口窗子来（大意）。矫枉必须过正，越激烈越好，结果往往是以偏纠偏，为了克服这种错误而走到另一种错误上去了。
这种激进主义的偏激之处，实在罄竹难书。所以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构成了元化先生反思的重要内容。他说：过去我对激进主义等这方面的问题并未接触，也许无形之中对激进主义倒是同情的。仔细分析，这也是由于受到“五四”庸俗进化观的影响。达尔文的进化论对20世纪的思想家发生过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仅限于科学领域。伟大的科学学说，都会影响到整个思想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把达尔文和马克思并列，予以崇高的评价。后来有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甚至更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与进化论的共同性。可以说进化论的影响在本世纪衣被了几代人。从严复的《天演论》译本开始，夹杂了斯宾塞观点的社会进化论在我国成为一种主导思想，“五四”时代几乎没有一个思想家不信奉这种进化。尽管他们在其他观点上分歧很大，甚至是属于互相敌对的流派。过去我们对进化论的积极意义谈得太多了。至于消极方面则很少谈到。元化先生认为，如果要探讨进化论对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带来的消极影响，就应着眼于今天仍在支配思想界的新与旧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新的都是好的、进步的，而旧的都是不好的、落后的。所以谈论旧的就被目为回瞻，批评新的就被目为顽固。在进化论思潮下所形成的这种新与旧的价值观念，更使激进主义享有不容置疑的好名声。这种影响在今天的思想界和文艺界也同样存在。任何一种新思想新潮流，不论是好是坏，在尚未较深入研究前，不少人就一窝蜂地赶时髦。推其原因，即来自长期所形成的“越彻底越好”和“新的总比旧的好”这种固定的看法，并以这种看法去判断是非。
元化先生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是他长期反思的结果，不是曲学阿世的表现。反思是知识分子独立的升华。一个知识分子不仅要保持人格的独立，不依附任何权势，而且要追求思想的独立，不依傍任何权威，冲破教条以及既定观念。当今的大陆知识分子能保持独立人格的并不多，而元化先生能保持独立思想的更是凤毛麟角。元化先生就是其中“摆脱了依傍，抛弃了长期形成的既定观念，用自己的头脑去认识世界，考虑问题”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而反思的可贵之处也正在于此。
元化先生的反思和对激进主义的批判不是一种纯学术探索，而是他心路历程的折射。以他自己的话说，是痛定思痛的结果。虽然他没有明言所“痛”何指，但联系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就不难理解了。他的这种反思并不是心血来潮，仅凭感觉进行的，而是在坚实论据基础上长期深思熟虑过的。元化先生在《近思札记》中写道：“我对于激进主义的认识是用了半年多时间仔细阅读了大量资料而形成的。”他发现，“激进主义纵使不是极左思潮的根源，也和它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人把现代知识分子划分为激进主义的、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三类。我说我不能同意这种划分，它使我想到大陆上习见的把知识分子划分为左、中、右那种使每个人都穿上号衣的分类法。如果硬要按照这样干脆省事的划分来站队，我不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里。最近有一篇号称反省的文章把反对激进主义的人一概称为保守主义者，甚至把‘五四’时期一些国家主义者也说成是反对激进主义的保守派，这是按照政治上的派别划分，把激进主义局限在左的范围之内，于是把反对激进主义的人一概视为右的保守主义了。这实际上是用政治派别来划分，把左说成是激进派，把右说成是保守派。类似这种说法过去也有，虽然说的人的用意不同。‘四人帮’粉碎后，就有过‘四人帮’‘右得不可再右了’的说法，因为左是革命的，右是反动的，所以‘四人帮’也就不代表极左思潮了。但我对激进主义一词的用法与此不同。我是把激进主义作为采取激烈手段，见解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的一种表现，它并不是专属哪一个政治党派的。在这种意义上，‘四人帮’是激进主义，在政治上被称为极右的希特勒的纳粹党和墨索里尼的棒喝团，也都是激进主义。将政治上的概念套到学术思想上，就如过去将党派性、两条路线斗争等等政治概念套到哲学上一样是不妥的”。可见元化先生的反思是基于对极左思潮的切肤之痛。对这种给整个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意识形态，思想家的任务不仅是政治批判与道义谴责，更重要的是像元化先生那样寻根刨底，从根本上否定其理论的合理性。
我们所亲身经历的“文革”，就是激进主义的产物，也是极左思潮造成的“毒瘤”。元化先生认为，“激进主义发生在‘五四’前，‘五四’和‘五四’后的思想界都或多或少受这一思潮的影响。‘文革’时期的‘造反有理’、‘大乱才有大治’、‘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两个彻底决裂’等等，都是这股思潮愈演愈烈的余波。”然而，元化先生又不同意把“五四”简单地比拟为“文革”。他说：“‘五四’运动是被压迫者的运动，是向指挥刀进行反抗。‘文革’反过来，是按指挥刀命令行事，打击的对象则是手无寸铁毫无反抗能力的被压迫者。‘文革’虽然号称大民主，实际上却是御用的革命。难道这还不够清楚吗？最近我从《南方周末》上看到河南一个名为《大学生》的刊物，曾以‘文革’为题，对当地的大学生进行测验调查。结果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文革’为何物，有的甚至说希望再来一次让他们看看。倘‘文革’作为禁区的情况再继续下去，恐怕不知道‘五四’与‘文革’区别的人，倒不是海外某些学人，而是我们自己的同胞了。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不准史书记载元人的凶残，推行愚民政策，而其结果却并不见得好。”
元化先生对“五四”与“文革”作了比较，他“以为两者的运动性质截然不同而不容混淆，但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或思维方式来看，却是可以比较的，甚至是有相同之处的。思维模式和思维方式，是比立场观点更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相同的思维模式和思维方式也会出现在立场观点完全相反的人身上，也就是说，有些人虽然立场观点截然不同，但他们的思维模式和思维方式却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后者是一种抽象的传承，并不涉及立场观点的具体内容”。元化先生仅举“批孔”为例，说明“五四”与“文革”是不同的。他说：“从表面看，‘五四’打倒孔家店，‘文革’批孔，两者似乎一脉相通。我最近读到海外学者的一篇文章，认为在今天谁推崇儒家或至少对于儒家的尊重多于批评，谁就是纠正‘文革’批孔的错误。这种看法大概是由于对国内情况有些隔膜，他们不理解在过去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思想批判只是达到政治目的的实用手段，只要略微了解诸如海瑞、《水浒》等等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在剧烈政治斗争中的浮沉荣辱就可以明白了。‘文革’前海瑞是号召作家去写的清官楷模，但由于政治需要，一下子就成了为‘文革’序幕祭旗的牺牲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真的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吗？不是。《水浒》这部小说曾被宣布包含了不少辩证法，新编京剧《三打祝家庄》也一再受到热烈的奖励，但是在‘文革’一下子变成了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著作。当时是真的批宋江吗？不是。它们都作为影射的符号，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些选来祭旗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只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替罪羊。批孔也是一样，就在当时恐怕连不大识字的人也都明白批大儒、批魁儒究竟批的是谁。这也就是当时除了御用写作班子的少数笔杆子外，理论工作者（哪怕是一贯对儒家采取批判的人）都对这场闹剧采取了坚决抵制态度的缘故。如果不懂历次政治运动总要通过文艺批判来揭开序幕，如果不懂自有文字狱以来就已存在的所谓‘影射’这两个字的妙用，那么只能说还不大了解国情。须知，‘文革’期间，固然是把封资修一古脑儿作为批判的对象，可是，经历这场浩劫的过来人都可一眼看穿它的皮里阳秋，谁都知道‘文革’是封建主义复辟。试问：当时被尊崇并凌驾在马克思主义之上的法家不是封建主义是什么？”
出于对“文革”基因的深刻洞察，元化先生坚决反对“斗争无处不在”的心理定势和行为哲学。斗争必须选择它的形式。被选择的最佳形式是：一切通过群众运动来进行。这种以群众运动方式来贯彻斗争哲学的理论和实践是属于此说作者自己的，马恩等均无此说。如果一定要探其渊源，毛泽东是汲取并总结了过去我国农民造反的经验。这一点在列于卷首的农民考察报告中已见端倪。这篇文章的要旨以及一些具体论断，成了三十多年以后的“文革”蓝图。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1949年以来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不断？甚至连“五讲四美”、遵守交通规则、教育儿童讲公德……都要通过运动来进行。斗争哲学针锋相对地提出差异就是矛盾，甚至就是“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元化先生还指出：
在“文化大革命”那场灾难里，最大的悲剧是扭曲人性，使人发生令人毛骨悚然的自我异化——一方面使少数人异化为神和先知，另一方面又使多数人异化为兽。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尊重、友爱、互助……没有了，只有猜忌、仇恨、伤害……既然成千上万的无辜者和革命者被打成反革命，那就需要通过斗争哲学，使人大胆怀疑，满眼都是敌情。样板戏就是以这种斗争哲学为基础的。
不难看出，元化先生反思激进主义，就是要恢复人的尊严、人的自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