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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大学毕业二十周年，聚会没有去，看前方传来的照片的时候，发现大部分老师我已经不认识了。
这样的学生实在太差劲了，学习差劲，记忆力更差劲。
我自己的学生还要夸张。某一年元旦联欢晚会，有一个现代舞的节目，其中一个小姑娘虽然不算顶漂亮，可是跳得有味道，我忍不住打听了她的名字，姑且叫她小顾吧。后来发现原来她就在我的课上，估计不太常来，来了也不听讲，躲在后面闷头干别的事。
有一次我到学校附近的银行取钱，进去就看见她也在等号。我看她直直地看着我，就对她笑了一下，自己找位子坐了。她走过来问：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我们认识吧？
我说：应该认识吧？我是你的电影史老师。
小顾同学瞬间脸涨得通红，钱也不取了，夺门而出。
我大学和小顾一样，不肯好好上课。但老师也并不是一个都不记得，当时特别喜欢两位教西方文学史的男老师，其中一位老师还被我改头换面，塞进了《倾车之恋》的小说里。这位老师白净斯文秀气，想象中应该很爱脸红，但我没有机会和他接触，所以脸红的场景只能脑补一下。另一位男老师比较文艺范，穿考究的磨砂皮鞋。我毕业论文写爱伦坡，归他指导，和同学一起到他家里去过一次，很客气，对论文没有大批评亦没有太指导，稀里糊涂就过了关。毕业后很久有一次在火车站忽然遇到他跑着赶火车，和上课时见到的他很不同，也没有来得及打招呼。
女老师也能记得两位。一位教泛读的女老师非常严厉，聚会的时候她笑说当时刚工作，怕镇不住我们，所以特别的要装装样子。我听了同学的转述感到有点吃惊，因为读书的时候觉得她已经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大妈了，没想到她当时只有27岁。少女对年龄没有什么概念，所有比自己大的女人都是中年女人。但是另一位教精读的女老师就完全是羞涩的少女状态，好像是我们的同学，而不是老师一样。站在讲台上局促不安，英语读起来总是带着轻柔的“吭吭”的声音，走起路来轻巧地一跳一跳，她姓路，我们就叫她“小鹿”。她永远是微微笑的样子，好像既不会生气，也不会哭，也不会大笑，情绪永远是一条直线。教我们的时候她还没有结婚，我们非常好奇如果恋爱的话，她是不是也情绪如此稳定。
我自己是在一中家属院里长大的，从小眼里看到的都是各種各样的老师。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小城中学老师，构成比现在要复杂的多。当时大学生是全国分配，所以有不少外地老师，说带着南方口味或者胶东口味的普通话；另外还有几位是被打成右派下放过来的，尚未落实政策回去；也有外地知青，回城不易，先在县城里落了脚；当然也有本地土生土长的老师，媳妇都还在乡下种地，周末就都骑了自行车回家；也有刚刚大学毕业的时髦县城青年，留长发、弹吉他。
即使长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一旦上了小学，还是马上被洗脑，认为老师都高大庄严，唯老师的命令是从。音乐课上经常要唱《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这首歌，总是努力用自己最好听的声音深情地唱出来：
静静的深夜群星在闪耀，
老师的房间彻夜明亮。
每当我轻轻走过您窗前，
明亮的灯光照耀我心房。
从来不觉得这样的歌里的老师，和日常生活里的老师有什么不同。比如说我们的体育老师吧，她是个黑皮肤、丹凤眼的高个子，下雨天上内堂，她总是穿着雨靴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地给我们讲鬼故事。最可怕的一个故事我忘记了名字，讲一个公安局的警察，在一栋神秘的小楼里失踪了。这个警察的妹妹决心要救自己的哥哥，就潜进了这座小楼，晚上睡在卧室里，刚刚躺下，就听到门外的楼梯传来“咕咚，咕咚”走路的声音。这个“咕咚”的故事，几乎霸占了我小学时期所有的噩梦，所有的噩梦都罩着一层惨绿色的壳子，伴随着愈来愈近、愈来愈令人绝望的“咕咚、咕咚”。
在电影《芳华》里，学雷锋标兵刘峰深深地暗恋着文工团里的女声独唱丁丁，有一次一个没忍住，他浑身发抖地一把把她搂在了怀里，丁丁被忽然有了欲望的“雷又锋”吓坏了，叫了声救命。接下来刘峰被剥夺了一切荣誉，送去当伐木兵，又上了战场。他决心死在战场上，因为这样丁丁就会用她那好听的声音歌颂他：
风烟滚滚唱英雄，
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
……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
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
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中国文化特别喜欢把人绑架在道德的祭台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是我所不能理解的观点。教师只不过是一个职业而已，如果能对学生有一点教益那是职业的题中之义，如果在教益之外还对学生有所好的影响，那也是一种缘分：正好在那个点上，做老师的能够送出那个“好”，当学生的能够享受到那个“好”。施与受的双方都不用太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说起来，我当了这么多年老师，最难忘的，倒是学生说的一句话。某一年上十个人的小班编剧课，大家随便坐在一起说些曾经经历过的事，谈到有意思的地方，就用编剧的理论把它武装起来，变成一个故事。班上有两个状态完全不同的男生，有一个男生特别成熟老到，他是高中毕业就自己打工养活自己的，曾经做过的一份暑期工，是在所谓的洗浴按摩店里打杂，讲到其中的一些事，连我这个老师都听得津津有味。另外一个男生特别像曾经的我，羞涩紧张，他有一次提到一句曾经对自己伤害巨大的一句话，情绪激动，我也为之动容，但是前面那个男生特别从容地说：人家也就那么一说，你也就那么一听。
这句话大概和现代心理学的原则是相违背的。现代心理学是要给一切精神上的现象命名，并一一给出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而这句话则否定了命名和方案的意义，好像只要那么云淡风轻地不要当回事就好了——特别适合我这种曾经的神经过敏人群使用。
之所以想到这句话，是因为今年的教师节，有一个流行的祝福段子，我严谨地把它全文录下来：
邻居老王缺德，给自己淘宝用户名用的是“我爹”俩字，每次快递员给他送货的时候总是很为难：
“你是…我爹吗？”老王：是的！
“你是我爹吧，下楼取快递。”老王：好的！
快递员感到怎么说都觉得别扭，后来问自己的语文老师，得到了指点。
快递员：喂！你好！你叫我爹对吧？
老王：你……是？
快递员：你是不是叫我爹？
老王：你是谁？
快递员：我问你叫我爹对不对？
老王：你到底干啥？
快递员：你要是叫我爹我就把快递给你送过去！你要不叫我爹就把快递退回去了啊？！
感谢语文老师，反败为胜！
感恩所有的老师！
我确实是被这个祝福段子震惊了。《阿Q正传》里，阿Q每当被人打了之后就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于是就精神胜利起来。据说尽量多地传播自己的基因是雄性动物的本能，但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已经几千年，居然还有人这么以被别人叫“爹”为荣，而且还写成段子，点名献给“语文老师”。鲁迅先生太不应该撤出中学语文课本了。我有一个做中学语文教师的朋友就被这么祝福了一番。我表示同情之后又想，如果有人拿这样的段子祝福我，我会不会发奋在手机上长篇大论打字来抗议一下？想了想，不会，多半还是说个谢谢就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就是那么一说，你也就那么一听”啊。
这样的学生实在太差劲了，学习差劲，记忆力更差劲。
我自己的学生还要夸张。某一年元旦联欢晚会，有一个现代舞的节目，其中一个小姑娘虽然不算顶漂亮，可是跳得有味道，我忍不住打听了她的名字，姑且叫她小顾吧。后来发现原来她就在我的课上，估计不太常来，来了也不听讲，躲在后面闷头干别的事。
有一次我到学校附近的银行取钱，进去就看见她也在等号。我看她直直地看着我，就对她笑了一下，自己找位子坐了。她走过来问：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我们认识吧？
我说：应该认识吧？我是你的电影史老师。
小顾同学瞬间脸涨得通红，钱也不取了，夺门而出。
我大学和小顾一样，不肯好好上课。但老师也并不是一个都不记得，当时特别喜欢两位教西方文学史的男老师，其中一位老师还被我改头换面，塞进了《倾车之恋》的小说里。这位老师白净斯文秀气，想象中应该很爱脸红，但我没有机会和他接触，所以脸红的场景只能脑补一下。另一位男老师比较文艺范，穿考究的磨砂皮鞋。我毕业论文写爱伦坡，归他指导，和同学一起到他家里去过一次，很客气，对论文没有大批评亦没有太指导，稀里糊涂就过了关。毕业后很久有一次在火车站忽然遇到他跑着赶火车，和上课时见到的他很不同，也没有来得及打招呼。
女老师也能记得两位。一位教泛读的女老师非常严厉，聚会的时候她笑说当时刚工作，怕镇不住我们，所以特别的要装装样子。我听了同学的转述感到有点吃惊，因为读书的时候觉得她已经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大妈了，没想到她当时只有27岁。少女对年龄没有什么概念，所有比自己大的女人都是中年女人。但是另一位教精读的女老师就完全是羞涩的少女状态，好像是我们的同学，而不是老师一样。站在讲台上局促不安，英语读起来总是带着轻柔的“吭吭”的声音，走起路来轻巧地一跳一跳，她姓路，我们就叫她“小鹿”。她永远是微微笑的样子，好像既不会生气，也不会哭，也不会大笑，情绪永远是一条直线。教我们的时候她还没有结婚，我们非常好奇如果恋爱的话，她是不是也情绪如此稳定。
我自己是在一中家属院里长大的，从小眼里看到的都是各種各样的老师。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小城中学老师，构成比现在要复杂的多。当时大学生是全国分配，所以有不少外地老师，说带着南方口味或者胶东口味的普通话；另外还有几位是被打成右派下放过来的，尚未落实政策回去；也有外地知青，回城不易，先在县城里落了脚；当然也有本地土生土长的老师，媳妇都还在乡下种地，周末就都骑了自行车回家；也有刚刚大学毕业的时髦县城青年，留长发、弹吉他。
即使长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一旦上了小学，还是马上被洗脑，认为老师都高大庄严，唯老师的命令是从。音乐课上经常要唱《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这首歌，总是努力用自己最好听的声音深情地唱出来：
静静的深夜群星在闪耀，
老师的房间彻夜明亮。
每当我轻轻走过您窗前，
明亮的灯光照耀我心房。
从来不觉得这样的歌里的老师，和日常生活里的老师有什么不同。比如说我们的体育老师吧，她是个黑皮肤、丹凤眼的高个子，下雨天上内堂，她总是穿着雨靴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地给我们讲鬼故事。最可怕的一个故事我忘记了名字，讲一个公安局的警察，在一栋神秘的小楼里失踪了。这个警察的妹妹决心要救自己的哥哥，就潜进了这座小楼，晚上睡在卧室里，刚刚躺下，就听到门外的楼梯传来“咕咚，咕咚”走路的声音。这个“咕咚”的故事，几乎霸占了我小学时期所有的噩梦，所有的噩梦都罩着一层惨绿色的壳子，伴随着愈来愈近、愈来愈令人绝望的“咕咚、咕咚”。
在电影《芳华》里，学雷锋标兵刘峰深深地暗恋着文工团里的女声独唱丁丁，有一次一个没忍住，他浑身发抖地一把把她搂在了怀里，丁丁被忽然有了欲望的“雷又锋”吓坏了，叫了声救命。接下来刘峰被剥夺了一切荣誉，送去当伐木兵，又上了战场。他决心死在战场上，因为这样丁丁就会用她那好听的声音歌颂他：
风烟滚滚唱英雄，
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
……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
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
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中国文化特别喜欢把人绑架在道德的祭台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是我所不能理解的观点。教师只不过是一个职业而已，如果能对学生有一点教益那是职业的题中之义，如果在教益之外还对学生有所好的影响，那也是一种缘分：正好在那个点上，做老师的能够送出那个“好”，当学生的能够享受到那个“好”。施与受的双方都不用太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说起来，我当了这么多年老师，最难忘的，倒是学生说的一句话。某一年上十个人的小班编剧课，大家随便坐在一起说些曾经经历过的事，谈到有意思的地方，就用编剧的理论把它武装起来，变成一个故事。班上有两个状态完全不同的男生，有一个男生特别成熟老到，他是高中毕业就自己打工养活自己的，曾经做过的一份暑期工，是在所谓的洗浴按摩店里打杂，讲到其中的一些事，连我这个老师都听得津津有味。另外一个男生特别像曾经的我，羞涩紧张，他有一次提到一句曾经对自己伤害巨大的一句话，情绪激动，我也为之动容，但是前面那个男生特别从容地说：人家也就那么一说，你也就那么一听。
这句话大概和现代心理学的原则是相违背的。现代心理学是要给一切精神上的现象命名，并一一给出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而这句话则否定了命名和方案的意义，好像只要那么云淡风轻地不要当回事就好了——特别适合我这种曾经的神经过敏人群使用。
之所以想到这句话，是因为今年的教师节，有一个流行的祝福段子，我严谨地把它全文录下来：
邻居老王缺德，给自己淘宝用户名用的是“我爹”俩字，每次快递员给他送货的时候总是很为难：
“你是…我爹吗？”老王：是的！
“你是我爹吧，下楼取快递。”老王：好的！
快递员感到怎么说都觉得别扭，后来问自己的语文老师，得到了指点。
快递员：喂！你好！你叫我爹对吧？
老王：你……是？
快递员：你是不是叫我爹？
老王：你是谁？
快递员：我问你叫我爹对不对？
老王：你到底干啥？
快递员：你要是叫我爹我就把快递给你送过去！你要不叫我爹就把快递退回去了啊？！
感谢语文老师，反败为胜！
感恩所有的老师！
我确实是被这个祝福段子震惊了。《阿Q正传》里，阿Q每当被人打了之后就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于是就精神胜利起来。据说尽量多地传播自己的基因是雄性动物的本能，但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已经几千年，居然还有人这么以被别人叫“爹”为荣，而且还写成段子，点名献给“语文老师”。鲁迅先生太不应该撤出中学语文课本了。我有一个做中学语文教师的朋友就被这么祝福了一番。我表示同情之后又想，如果有人拿这样的段子祝福我，我会不会发奋在手机上长篇大论打字来抗议一下？想了想，不会，多半还是说个谢谢就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就是那么一说，你也就那么一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