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的情与爱

　　在残酷的战火中，安征夫也邂逅了爱情。
　　那是安征夫第一次率队东征时，队伍行进在寒夜中，安征夫骑着马行走在队伍旁，不断给战士们加油鼓劲。突然，他发现一个女兵跛着脚走路，还大声为其他女兵鼓劲。安征夫顿时对她充满了敬意。突然，“哎哟”一声，刚才那位女兵倒在地上。安征夫立即翻身下马，走了过去。
　　原来，倒下的女兵是女生队政治指导员张侠，由于连续行军，风霜侵袭，她的左脚生了冻疮，刚才被石头绊了一下，正流着血。安征夫不顾自己大病初愈，身体虚弱，毅然将自己的马匹让给了张侠。
　　自己虽然受了伤，可毕竟无大碍，怎么能坐首长的马呢？张侠再三推辞，坚持不肯骑马，安征夫只好命令她坐上了马。从那以后，双方彼此有了好感。
　　后来，校长何长工了解到这个情况，决心撮合这对情侣。1939年，安征夫和张侠在炮火隆隆的东征途中喜结连理。此后，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两人先后生育了一女一儿。

　　1993年3月，张侠写下一篇回忆录《忆南征北战中的征夫兄》，深情回忆了夫妻俩在一起的日子，摘录如下：
　　“在战火弥漫的敌人心脏办学，培养我党我军干部，几千学员在校长何长工，副校長周纯全，政委李培南，政治处主任黄欧东、宣传科长安征夫的领导下，一边学习，一边打仗。每次上大课时，都能听到征夫兄的四川普通话，以及他诙谐幽默的讲课。一次，他蹲在地上给大家烙四川煎饼，动作虽然有些笨拙，但他是那样认真，谁能认得出他是一位身经百战、能文能武、具有高度觉悟的八路军战士呢？谁能知道他是我党我军一位杰出的政工干部呢？
　　安征夫从延安东征到晋东南后，亲手组织创办了抗大文工团，《沂蒙山小调》《你是灯塔》《滨海进行曲》等唱红全国的抗战歌曲均是他领导下的抗大文工团创作出来的。《沂蒙山小调》（后来）还被联合国亚太地区教科文组织评为优秀民歌。这支以文艺形式（出现）的战斗队，还创作出了许多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如话剧《傻子打游击》《锄奸曲》、独幕剧《沉冤》、现代京剧《治恐日病》、活报剧《挽歌》、歌曲《我们的连长何万祥》、戏剧《抗属真光荣》《地瓜大呀么大地瓜》、小歌舞剧《爱护根据地》、小演唱《拥军模范彭大娘》、独幕剧《锁着的箱子》《喜酒》。每支歌曲、每场剧目，都凝聚着征夫兄的辛勤汗水。
　　一天傍晚，我俩手挽手，来到村侧小溪边，边漫步边谈心，听着溪水哗哗地流淌，我们谈古论今，回忆童年、青年时代的艰苦生活，回忆东征路上的简朴婚礼，共同向往战后的幸福生活。晚上油灯下，征夫专心致志读《联共党史》，我在旁边给他画像，我们过着战斗间隙的愉快生活。
　　从沂蒙山区第一次反‘扫荡’中突围出来，我俩见面后，就是分别讲诉着各自的经历、见到的战斗故事、战友们的英勇顽强。第二次是女生队刚渡沂河到滨海区，到校部后，他见我棉衣都湿透了，连忙抱了一些干柴生火帮我烤棉衣，棉衣尚未烤干，敌人的枪声又响起了，女生队接命令立即返回沂蒙山区，以免再次被日军包围。
　　后来，征夫调滨海军区，不久任滨海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我留滨南任山东莒县团林区区委书记。敌人出动兵力‘扫荡’我根据地，我同区小队布置好地雷后临产，被一位老大爷用毛驴送进隐蔽的卫生所生产，领导和群众到处寻找我，征夫也冒险前来探望我。
　　临沂战役后，征夫患肺炎不幸病倒，我带着不满3个月的女儿到滨北，在日本刚刚投降的时候，一家三口人团圆了。征夫发高烧昏迷不省人事，昏迷中见我抱着孩子，欣喜地掉下了眼泪，断断续续地说，这孩子一定能长大成人。谁知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浴火新生的战旗报

　　皖南事变发生后，安征夫为《战旗报》连夜赶写了头版头条社论《充分准备自己》。这份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战旗报》，至今还被珍藏在国防大学校史馆。当此报飞到抗大各个单位，师生员工读罢社论后，人人义愤填膺，个个热血沸腾，全体指战员召开了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大会，4000名学员和驻地群众一起声援新四军，坚决拥护中央军委推出的“十二条”。
　　接着，安征夫带领民运工作团和文工团，在驻地各区乡广泛开展“反内战反分裂”宣传活动，又在滨海板泉村召开了有各界名流士绅参加的座谈会，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战旗报》在事变发生后的几天内，连续报道当地开明士绅、名流、爱国人士“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座谈会等情况，受到军内外的一致赞扬。
　　早在平型关战役后，安征夫在八路军总部随营军校任宣传股长时，便创办了校刊《锻炼报》。随营军校改编为抗大六大队后，校刊改名为《火炬》，成为抗大一分校政治部机关报。1940年抗大一分校东征到山东后，该刊再次改名为《战旗报》。这份校刊自始至终凝聚着安征夫的聪明才智、辛勤劳动和巨大心血。
　　正如安征夫的老战友黄欧东将军所说：“这份校刊一直由宣传科领导，是在安征夫的关怀下出刊的，他不但亲自掌握办报方针，亲自过问办报具体事项，亲自审查批改重要稿件，还亲自撰写社论和重要文章，篇篇文章都凝聚着安征夫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他政治水平高，知识丰富，才思敏捷，写作能力很强。”
　　当年《战旗报》的编辑鼎夫回忆道：“1941年初春，组织上决定派我到《战旗报》工作，通讯员带我见了宣传科长安征夫，他介绍了宣传干部沙洪、白彦和刻印负责人金大力，还有专职编辑汤任安、于冠西、王国信。安征夫幽默地说：‘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现在你们有四位同志了，一定能把《战旗报》办好，争取成为全校的精神食粮。’”
　　安征夫善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一次，一个编辑在《战旗报》上发表了一篇讽刺性的小品文和漫画，引起不同意见和争论。漫画中画着一匹瘦马头，张着大嘴巴，对着马夫说：“我瘦了，你肥了。” 　　安征夫仔细地看了漫画和小品文后，耐心地向大家解释道：“这文章，漫画讽刺的是事实，目的是为了纠正饲养员以马料换酒吃的错误，这是可取的一面。但作为一个宣传工作者，最好找饲养员谈谈心，劝他改正错误。饲养员文化程度很低，如果看了漫画，发了脾气怎么办？发生意外又怎么办？我们现在处于战争环境，生活条件还极为艰苦，批评更应该注意方式方法。”
　　1942年抗大一分校精简整编，《战旗报》即行停刊。

反战同盟的好战友

　　安征夫经常化装带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反战宣传，先后争取了伪军莫正民起义、伪诸城保安大队长张希贤1300余人反正。尤其是他曾有效转化了一个叫今野博的日军俘虏，被传为佳话。
　　今野博（金野博），日本秋田县人，1919年生，毕业于秋田县实业学校，1939年应征入伍，5月随日军入侵中国，驻山东省汶上县。1939年8月2日，他在独山庄战斗中与13名日军士兵一起被八路军一一五师俘虏。
　　9月13日夜，这群俘虏趁暴风雨逃跑，结果有3人被淹死，今野博被抓回。后来他又多次企图自杀，幸亏八路军及时发现，救下了他的命。
　　为了转化今野博的反动立场，八路军指战员和“日人觉悟联盟”对他进行了耐心教育，使他逐漸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认识到他们发动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反战思想。
　　1941年6月2日，今野博与大喜正、上中庄太郎、板谷正三、本桥超智等在华日本人发起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山东支部”，今野博任宣传委员。
　　同年7月7日，今野博与另外2名日本人参加了八路军。不久，今野博到“日本工农学校山东分校”参加汉语、修养讲座，学习中文与一些政治常识与时事等。结业后，任反战同盟鲁中支部支部长。后到安征夫领导的滨海军区宣传部，专门开展对日伪军的反战宣传。
　　初次见到今野博，安征夫感到十分惊奇，站在面前的这位日本朋友，是一个中等身材、举止文雅的英俊青年。也许是因为中文说得不流畅，今野博一张口有点脸红，羞怯地说：“你看我这样化装很可笑吧。”安征夫脱口而出：“蛮好！像一位教书先生。”说完，他俩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之后，安征夫经常和今野博在一起，教他学习中国话，讲山东的风土人情，交流抗战局势、谈今后的打算。
　　这年初秋，安征夫主持了一次对敌宣传，选择了一个桥头据点。日军在这里修了一个大碉堡，驻有一小队士兵。
　　为了给敌人施加压力，安征夫带了50多人，一部分包围了据点，一部分潜伏在附近警戒，一部分将宣传袋送进据点。今野博负责喊话，他刚一喊，敌人便疯狂地打来几梭子弹;枪声一停，今野博又喊，枪声又响了起来，这样反复了几次，据点里就没有动静了。
　　这时，安征夫暗中布置好的突击队悄悄穿插进去，爬上碉堡。两个战士一起冲进门里，一个抱着一捆手榴弹，另一个端着冲锋枪，大声喝道：“放下武器，缴枪不杀，谁要动一动，我就打死他！”
　　那些本来就军心动摇的日本兵听到吼声，乖乖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后来这些俘虏在安征夫和今野博的耐心说服教育下，不少都成了山东日本反战同盟的战士。
　　安征夫同今野博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今野博视他为兄长和良师益友，安征夫则把他当作兄弟，他们俩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无话不说。
　　有一次，今野博让安征夫看一件自己珍藏的东西——一张穿着学生服装的日本少女的照片。今野博说这是他中学时代的同学，名叫梅子。他被八路军俘虏的时候，开始想自杀。但是，当八路军把他的一切私人东西，包括这张照片都如数还给他时，他又惊讶又感动。不但不想自杀了，而且决心更好地活着，要活得有意义。等抗战胜利了，他就可以回日本见到梅子了。今野博还说，等战争结束了，要请安征夫到日本看一看，就住在他家里，并为他主持与梅子的婚礼……
　　1944年，安征夫调任滨海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与今野博分开了。此后，今野博常常到滨北去看望安征夫。而安征夫每次到滨海军区开会时，也要去看看老朋友。
　　1944年春，今野博与“扫荡”的日伪军遭遇，在突围中不幸被俘。安征夫得知消息后，亲自带了几十个人化装成老百姓，深入敌占区秘密打听今野博的下落，但由于敌人很快把今野博转移了，没能找到。后来，今野博被日军秘密杀害于济南，年仅25岁。

英年早逝的安部长

　　1945年5月1日，日军突然增兵山东，用3万兵力以鲁中、滨海地区为重点，举行全面“扫荡”。安征夫带病随梁兴初司令员、刘西元政委率滨北军分区阻击从胶济铁路而来的日伪军，经过20余天奋战，滨北军分区同其他兄弟部队一起共消灭敌人5000余人，攻克了3140多个据点，粉碎了日军完全控制山东东南沿海的阴谋。
　　在此次反“扫荡”中，由于连续作战，劳累过度，安征夫的病情日益加重。梁兴初、刘西元都劝他休息，并把情况报告了滨海军区。山东军区领导得知情况后，立即派奥地利援华医生罗生特前来治疗。当时，整个山东战区医疗设备和药品缺乏，罗生特建议他去上海的大医院检查一下。安征夫断然拒绝，他说：“大反攻是抗战的关键时刻，我不能离开！”组织上只好让他留在根据地休养。
　　1945年5月至7月间，日军在山东的兵力增至10万人，比1941年和1942年两次大“扫荡”的总兵力还要多一倍，攻势仍以胶济路东段两侧为重点。
　　形势万分危急，刚休养了几天的安征夫又亲赴前线。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同日，毛泽东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吹响了解放区军民大反攻的号角。10日和11日，朱德连续发出对日军全面反攻及受降的七道命令。可没多久，蒋介石发出命令，抢夺胜利果实。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山东日伪军拒绝向八路军投降。 　　在山东军区的指挥下，安征夫与梁兴初、王众音率部向顽抗的日伪军发起猛攻，经过2个月的艰苦作战，基本上消灭了胶济路东南部的日伪军。我军乘胜出击，冒着酷暑，日夜兼程，进攻敌占区中小城市和交通要塞，攻克了胶济路上的重要兵站——胶县，切断了胶济路东段，直逼青岛。
　　1945年9月3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这时的安征夫虽病情加重，卧床不起，但他仍然和妻子张侠、儿子安鲁滨（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班，留学美国，后任航空航天部高级工程师）一道兴奋地欢庆胜利。
　　时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的罗荣桓得知安征夫的病情后，在罗生特的陪同下，偕夫人林月琴专程看望他。从抗大来到山东后，安征夫就开始和罗荣桓接触，不知亲耳聆听了他多少次报告，受到他多少次教诲。当又一次见到罗荣桓夫妇时，安征夫和张侠百感交集，热泪盈眶。
　　安征夫激动地说：“首长，我早知道你也有病，可是我都没有来看你，你今天却来看我，真让人……”
　　“你在前线，有时间回来吗？”罗荣桓抢着说。
　　林月琴开导张侠说：“罗司令员5年前就在我面前订了个五年计划，说等到抗战胜利后，再死不迟，你看，他现在不是还好好的吗？”
　　几人听后都笑了起来，一向沉稳的罗荣桓也风趣地说：“现在我已向她又订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等到新中国成立后，再死不迟！”
　　安征夫也打起精神笑着说：“那我也向首长订一个五年计划，等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再死不迟！”大家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这次探望，他们谈了很久，临别时，罗生特给安征夫留了一些从日伪军手中缴获的药品，罗荣桓再三叮嘱他好好养病，保重身体。
　　经过短时间休养和吃药，安征夫的病情有所好转。时值我山东大军进军东北，但残余的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沆瀣一气，仍据守孤立据点负隅顽抗。
　　为了扫清进军东北之路，安征夫带病率留守部队，发起了攻打诸城的战役。他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作战，由于过度劳累，口吐鲜血，倒在了硝烟弥漫的战火之中。指挥部立即电告滨海军区，罗生特带领医疗小队越过火线赶来，可是，为时已晚，这位文韬武略的骁将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年仅31岁。时间是1945年10月25日。
　　罗荣桓抱病赶来参加安征夫的追悼会，并发表了怀念抗战英雄的演说。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主持了大会，滨海军区政委唐亮致悼词，各界代表缓缓地走到台前，把花圈和挽联虔诚地献在烈士灵前。
　　山风飒飒，哀乐声声，马鞍山人山人海，唐亮沉痛的悼词，把人们带进了深沉的回忆：那些新上任的干部们，回想起1942年精简机构时，安部长为他们打开心结的动人情景;那些曾在抗大受过安部长教育，听他讲课的干部，一种真挚的师生情谊油然而生;那些被安部长劝说回根据地的地主开明绅士，不时取下眼镜拭去眼泪;那些曾与安征夫促膝长谈的老战友紧紧地握着枪，眼里闪着泪光;那些曾与他秉烛长谈，指挥作战的老首长也摘下帽子，静静地默哀;那些曾被安征夫解救和关心过的滨海群众，不禁泪如雨下……
　　追悼会结束后，数万軍民开始了雄壮的公祭大游行，人们不时高呼口号：“生，要像先烈一样生，死，要像先烈一样死！安征夫烈士永垂不朽！”
　　如今，滨海人民在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抗日山烈士陵园里树立了纪念碑，碑碣上铭刻着3576位烈士英名，其中第四位就是安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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