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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年代的情与爱
在残酷的战火中,安征夫也邂逅了爱情。
那是安征夫第一次率队东征时,队伍行进在寒夜中,安征夫骑着马行走在队伍旁,不断给战士们加油鼓劲。突然,他发现一个女兵跛着脚走路,还大声为其他女兵鼓劲。安征夫顿时对她充满了敬意。突然,“哎哟”一声,刚才那位女兵倒在地上。安征夫立即翻身下马,走了过去。
原来,倒下的女兵是女生队政治指导员张侠,由于连续行军,风霜侵袭,她的左脚生了冻疮,刚才被石头绊了一下,正流着血。安征夫不顾自己大病初愈,身体虚弱,毅然将自己的马匹让给了张侠。
自己虽然受了伤,可毕竟无大碍,怎么能坐首长的马呢?张侠再三推辞,坚持不肯骑马,安征夫只好命令她坐上了马。从那以后,双方彼此有了好感。
后来,校长何长工了解到这个情况,决心撮合这对情侣。1939年,安征夫和张侠在炮火隆隆的东征途中喜结连理。此后,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两人先后生育了一女一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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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3月,张侠写下一篇回忆录《忆南征北战中的征夫兄》,深情回忆了夫妻俩在一起的日子,摘录如下:
“在战火弥漫的敌人心脏办学,培养我党我军干部,几千学员在校长何长工,副校長周纯全,政委李培南,政治处主任黄欧东、宣传科长安征夫的领导下,一边学习,一边打仗。每次上大课时,都能听到征夫兄的四川普通话,以及他诙谐幽默的讲课。一次,他蹲在地上给大家烙四川煎饼,动作虽然有些笨拙,但他是那样认真,谁能认得出他是一位身经百战、能文能武、具有高度觉悟的八路军战士呢?谁能知道他是我党我军一位杰出的政工干部呢?
安征夫从延安东征到晋东南后,亲手组织创办了抗大文工团,《沂蒙山小调》《你是灯塔》《滨海进行曲》等唱红全国的抗战歌曲均是他领导下的抗大文工团创作出来的。《沂蒙山小调》(后来)还被联合国亚太地区教科文组织评为优秀民歌。这支以文艺形式(出现)的战斗队,还创作出了许多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如话剧《傻子打游击》《锄奸曲》、独幕剧《沉冤》、现代京剧《治恐日病》、活报剧《挽歌》、歌曲《我们的连长何万祥》、戏剧《抗属真光荣》《地瓜大呀么大地瓜》、小歌舞剧《爱护根据地》、小演唱《拥军模范彭大娘》、独幕剧《锁着的箱子》《喜酒》。每支歌曲、每场剧目,都凝聚着征夫兄的辛勤汗水。
一天傍晚,我俩手挽手,来到村侧小溪边,边漫步边谈心,听着溪水哗哗地流淌,我们谈古论今,回忆童年、青年时代的艰苦生活,回忆东征路上的简朴婚礼,共同向往战后的幸福生活。晚上油灯下,征夫专心致志读《联共党史》,我在旁边给他画像,我们过着战斗间隙的愉快生活。
从沂蒙山区第一次反‘扫荡’中突围出来,我俩见面后,就是分别讲诉着各自的经历、见到的战斗故事、战友们的英勇顽强。第二次是女生队刚渡沂河到滨海区,到校部后,他见我棉衣都湿透了,连忙抱了一些干柴生火帮我烤棉衣,棉衣尚未烤干,敌人的枪声又响起了,女生队接命令立即返回沂蒙山区,以免再次被日军包围。
后来,征夫调滨海军区,不久任滨海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我留滨南任山东莒县团林区区委书记。敌人出动兵力‘扫荡’我根据地,我同区小队布置好地雷后临产,被一位老大爷用毛驴送进隐蔽的卫生所生产,领导和群众到处寻找我,征夫也冒险前来探望我。
临沂战役后,征夫患肺炎不幸病倒,我带着不满3个月的女儿到滨北,在日本刚刚投降的时候,一家三口人团圆了。征夫发高烧昏迷不省人事,昏迷中见我抱着孩子,欣喜地掉下了眼泪,断断续续地说,这孩子一定能长大成人。谁知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浴火新生的战旗报
皖南事变发生后,安征夫为《战旗报》连夜赶写了头版头条社论《充分准备自己》。这份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战旗报》,至今还被珍藏在国防大学校史馆。当此报飞到抗大各个单位,师生员工读罢社论后,人人义愤填膺,个个热血沸腾,全体指战员召开了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大会,4000名学员和驻地群众一起声援新四军,坚决拥护中央军委推出的“十二条”。
接着,安征夫带领民运工作团和文工团,在驻地各区乡广泛开展“反内战反分裂”宣传活动,又在滨海板泉村召开了有各界名流士绅参加的座谈会,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战旗报》在事变发生后的几天内,连续报道当地开明士绅、名流、爱国人士“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座谈会等情况,受到军内外的一致赞扬。
早在平型关战役后,安征夫在八路军总部随营军校任宣传股长时,便创办了校刊《锻炼报》。随营军校改编为抗大六大队后,校刊改名为《火炬》,成为抗大一分校政治部机关报。1940年抗大一分校东征到山东后,该刊再次改名为《战旗报》。这份校刊自始至终凝聚着安征夫的聪明才智、辛勤劳动和巨大心血。
正如安征夫的老战友黄欧东将军所说:“这份校刊一直由宣传科领导,是在安征夫的关怀下出刊的,他不但亲自掌握办报方针,亲自过问办报具体事项,亲自审查批改重要稿件,还亲自撰写社论和重要文章,篇篇文章都凝聚着安征夫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他政治水平高,知识丰富,才思敏捷,写作能力很强。”
当年《战旗报》的编辑鼎夫回忆道:“1941年初春,组织上决定派我到《战旗报》工作,通讯员带我见了宣传科长安征夫,他介绍了宣传干部沙洪、白彦和刻印负责人金大力,还有专职编辑汤任安、于冠西、王国信。安征夫幽默地说:‘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现在你们有四位同志了,一定能把《战旗报》办好,争取成为全校的精神食粮。’”
安征夫善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一次,一个编辑在《战旗报》上发表了一篇讽刺性的小品文和漫画,引起不同意见和争论。漫画中画着一匹瘦马头,张着大嘴巴,对着马夫说:“我瘦了,你肥了。” 安征夫仔细地看了漫画和小品文后,耐心地向大家解释道:“这文章,漫画讽刺的是事实,目的是为了纠正饲养员以马料换酒吃的错误,这是可取的一面。但作为一个宣传工作者,最好找饲养员谈谈心,劝他改正错误。饲养员文化程度很低,如果看了漫画,发了脾气怎么办?发生意外又怎么办?我们现在处于战争环境,生活条件还极为艰苦,批评更应该注意方式方法。”
1942年抗大一分校精简整编,《战旗报》即行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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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战同盟的好战友
安征夫经常化装带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反战宣传,先后争取了伪军莫正民起义、伪诸城保安大队长张希贤1300余人反正。尤其是他曾有效转化了一个叫今野博的日军俘虏,被传为佳话。
今野博(金野博),日本秋田县人,1919年生,毕业于秋田县实业学校,1939年应征入伍,5月随日军入侵中国,驻山东省汶上县。1939年8月2日,他在独山庄战斗中与13名日军士兵一起被八路军一一五师俘虏。
9月13日夜,这群俘虏趁暴风雨逃跑,结果有3人被淹死,今野博被抓回。后来他又多次企图自杀,幸亏八路军及时发现,救下了他的命。
为了转化今野博的反动立场,八路军指战员和“日人觉悟联盟”对他进行了耐心教育,使他逐漸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认识到他们发动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反战思想。
1941年6月2日,今野博与大喜正、上中庄太郎、板谷正三、本桥超智等在华日本人发起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山东支部”,今野博任宣传委员。
同年7月7日,今野博与另外2名日本人参加了八路军。不久,今野博到“日本工农学校山东分校”参加汉语、修养讲座,学习中文与一些政治常识与时事等。结业后,任反战同盟鲁中支部支部长。后到安征夫领导的滨海军区宣传部,专门开展对日伪军的反战宣传。
初次见到今野博,安征夫感到十分惊奇,站在面前的这位日本朋友,是一个中等身材、举止文雅的英俊青年。也许是因为中文说得不流畅,今野博一张口有点脸红,羞怯地说:“你看我这样化装很可笑吧。”安征夫脱口而出:“蛮好!像一位教书先生。”说完,他俩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之后,安征夫经常和今野博在一起,教他学习中国话,讲山东的风土人情,交流抗战局势、谈今后的打算。
这年初秋,安征夫主持了一次对敌宣传,选择了一个桥头据点。日军在这里修了一个大碉堡,驻有一小队士兵。
为了给敌人施加压力,安征夫带了50多人,一部分包围了据点,一部分潜伏在附近警戒,一部分将宣传袋送进据点。今野博负责喊话,他刚一喊,敌人便疯狂地打来几梭子弹;枪声一停,今野博又喊,枪声又响了起来,这样反复了几次,据点里就没有动静了。
这时,安征夫暗中布置好的突击队悄悄穿插进去,爬上碉堡。两个战士一起冲进门里,一个抱着一捆手榴弹,另一个端着冲锋枪,大声喝道:“放下武器,缴枪不杀,谁要动一动,我就打死他!”
那些本来就军心动摇的日本兵听到吼声,乖乖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后来这些俘虏在安征夫和今野博的耐心说服教育下,不少都成了山东日本反战同盟的战士。
安征夫同今野博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今野博视他为兄长和良师益友,安征夫则把他当作兄弟,他们俩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无话不说。
有一次,今野博让安征夫看一件自己珍藏的东西——一张穿着学生服装的日本少女的照片。今野博说这是他中学时代的同学,名叫梅子。他被八路军俘虏的时候,开始想自杀。但是,当八路军把他的一切私人东西,包括这张照片都如数还给他时,他又惊讶又感动。不但不想自杀了,而且决心更好地活着,要活得有意义。等抗战胜利了,他就可以回日本见到梅子了。今野博还说,等战争结束了,要请安征夫到日本看一看,就住在他家里,并为他主持与梅子的婚礼……
1944年,安征夫调任滨海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与今野博分开了。此后,今野博常常到滨北去看望安征夫。而安征夫每次到滨海军区开会时,也要去看看老朋友。
1944年春,今野博与“扫荡”的日伪军遭遇,在突围中不幸被俘。安征夫得知消息后,亲自带了几十个人化装成老百姓,深入敌占区秘密打听今野博的下落,但由于敌人很快把今野博转移了,没能找到。后来,今野博被日军秘密杀害于济南,年仅25岁。
英年早逝的安部长
1945年5月1日,日军突然增兵山东,用3万兵力以鲁中、滨海地区为重点,举行全面“扫荡”。安征夫带病随梁兴初司令员、刘西元政委率滨北军分区阻击从胶济铁路而来的日伪军,经过20余天奋战,滨北军分区同其他兄弟部队一起共消灭敌人5000余人,攻克了3140多个据点,粉碎了日军完全控制山东东南沿海的阴谋。
在此次反“扫荡”中,由于连续作战,劳累过度,安征夫的病情日益加重。梁兴初、刘西元都劝他休息,并把情况报告了滨海军区。山东军区领导得知情况后,立即派奥地利援华医生罗生特前来治疗。当时,整个山东战区医疗设备和药品缺乏,罗生特建议他去上海的大医院检查一下。安征夫断然拒绝,他说:“大反攻是抗战的关键时刻,我不能离开!”组织上只好让他留在根据地休养。
1945年5月至7月间,日军在山东的兵力增至10万人,比1941年和1942年两次大“扫荡”的总兵力还要多一倍,攻势仍以胶济路东段两侧为重点。
形势万分危急,刚休养了几天的安征夫又亲赴前线。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同日,毛泽东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吹响了解放区军民大反攻的号角。10日和11日,朱德连续发出对日军全面反攻及受降的七道命令。可没多久,蒋介石发出命令,抢夺胜利果实。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山东日伪军拒绝向八路军投降。 在山东军区的指挥下,安征夫与梁兴初、王众音率部向顽抗的日伪军发起猛攻,经过2个月的艰苦作战,基本上消灭了胶济路东南部的日伪军。我军乘胜出击,冒着酷暑,日夜兼程,进攻敌占区中小城市和交通要塞,攻克了胶济路上的重要兵站——胶县,切断了胶济路东段,直逼青岛。
1945年9月3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这时的安征夫虽病情加重,卧床不起,但他仍然和妻子张侠、儿子安鲁滨(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班,留学美国,后任航空航天部高级工程师)一道兴奋地欢庆胜利。
时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的罗荣桓得知安征夫的病情后,在罗生特的陪同下,偕夫人林月琴专程看望他。从抗大来到山东后,安征夫就开始和罗荣桓接触,不知亲耳聆听了他多少次报告,受到他多少次教诲。当又一次见到罗荣桓夫妇时,安征夫和张侠百感交集,热泪盈眶。
安征夫激动地说:“首长,我早知道你也有病,可是我都没有来看你,你今天却来看我,真让人……”
“你在前线,有时间回来吗?”罗荣桓抢着说。
林月琴开导张侠说:“罗司令员5年前就在我面前订了个五年计划,说等到抗战胜利后,再死不迟,你看,他现在不是还好好的吗?”
几人听后都笑了起来,一向沉稳的罗荣桓也风趣地说:“现在我已向她又订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等到新中国成立后,再死不迟!”
安征夫也打起精神笑着说:“那我也向首长订一个五年计划,等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再死不迟!”大家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这次探望,他们谈了很久,临别时,罗生特给安征夫留了一些从日伪军手中缴获的药品,罗荣桓再三叮嘱他好好养病,保重身体。
经过短时间休养和吃药,安征夫的病情有所好转。时值我山东大军进军东北,但残余的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沆瀣一气,仍据守孤立据点负隅顽抗。
为了扫清进军东北之路,安征夫带病率留守部队,发起了攻打诸城的战役。他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作战,由于过度劳累,口吐鲜血,倒在了硝烟弥漫的战火之中。指挥部立即电告滨海军区,罗生特带领医疗小队越过火线赶来,可是,为时已晚,这位文韬武略的骁将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年仅31岁。时间是1945年10月25日。
罗荣桓抱病赶来参加安征夫的追悼会,并发表了怀念抗战英雄的演说。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主持了大会,滨海军区政委唐亮致悼词,各界代表缓缓地走到台前,把花圈和挽联虔诚地献在烈士灵前。
山风飒飒,哀乐声声,马鞍山人山人海,唐亮沉痛的悼词,把人们带进了深沉的回忆:那些新上任的干部们,回想起1942年精简机构时,安部长为他们打开心结的动人情景;那些曾在抗大受过安部长教育,听他讲课的干部,一种真挚的师生情谊油然而生;那些被安部长劝说回根据地的地主开明绅士,不时取下眼镜拭去眼泪;那些曾与安征夫促膝长谈的老战友紧紧地握着枪,眼里闪着泪光;那些曾与他秉烛长谈,指挥作战的老首长也摘下帽子,静静地默哀;那些曾被安征夫解救和关心过的滨海群众,不禁泪如雨下……
追悼会结束后,数万軍民开始了雄壮的公祭大游行,人们不时高呼口号:“生,要像先烈一样生,死,要像先烈一样死!安征夫烈士永垂不朽!”
如今,滨海人民在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抗日山烈士陵园里树立了纪念碑,碑碣上铭刻着3576位烈士英名,其中第四位就是安征夫。
(责任编辑:胡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