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是李兆炳在红一军团流传的大号，罗荣桓给取的。过了半个世紀，军团政治部的战友还记得。
　　罗荣桓的政治部汇集了众多文化人，他自己也是，不知为什么，李兆炳独得这个大号。
　　1932年，二师毕业生李兆炳加入红军。那时，他是小学老师，23岁。有平淡但稳定的生活。他的家漳州城和“做头路”的海澄、石码，是漳州最发达的地区，人文荟萃，没人想象那个年轻的小学先生的名字若干年后会出现在共和国的将领花名册。
　　和高捷成、苏精诚一样，李兆炳加入红一军团，他们的最初岗位都是宣传队的宣传员。在那支年轻的军队里，他们是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又是本地人，他们的口音和气质都与那么与众不同，说话和笑都像那个季节，散发着热情的气息。进入漳州的红军多是江西、湖南人，听不懂本地话。本地群众多数只会讲闽南话，讲不来官话。台湾来的歌仔戏在本乡流行，因为只有这种本乡戏，大家听得懂。现在，两群人碰在一起，各说各的，手舞足蹈，如鸡同鸭讲，一急，闹了许多误会。
　　红军进漳是有重要任务的，宣传抗日、扩大红军、筹款筹物。语言不通，彼此隔着一层膜，声音是传出去了，没有反应，扩红和筹款便是空谈。一群新入伍的漳州战士，他们熟悉风土人情，知道本乡人在想什么，怎么和大家沟通，他们一出现，群众工作豁然开朗。
　　李兆炳在师范学校接受过音乐、美术训练，排演过话剧，这些专长，在红军派上用场，文艺宣传比刷标语、喊口号生动有趣多了，文化兵们一来，气氛就活了起来。
　　红一军团的宣传队员，都是从连队挑选出来的年轻战士，性格活泼、口齿伶俐，政治素质好，熟悉战士思想、语言，宣传接地气。不过这些人多数没念几天书，刷标语、教唱歌、搞群众集会，都是边学边做，一群知识分子加入，把活动做得新颖别致，让官兵喜闻乐见，政治工作的利器就这样打造出来了。
　　红军进入漳州城时，枪声响了一夜，一大早，人们就看见一队队十六、七岁的战士在街上刷标语。
　　漳州城市和乡村，看到那些流传至今，被时光漂洗过的标语，执着的把那个时代的信息留在那里，你好像看到1932年的李兆炳和他的战友们，提着铁桶，桶里装着墨水，用一支自制的大笔，在墙上挥洒，他笑着，向自己的乡人讲述那条标语，他看见那条标语为他描述的未来，光明美好，他为自己刚刚加入的沸腾的生活兴奋不已。
　　他喜欢漫画，漫画是一把刀，可以直抵对手的心脏。许多年后，人们还记得他创作过一幅“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作品，画里的人身上百孔千疮，却高举屠刀，张嘴大喊：“剿共、剿共。”摆在面前的是一副棺材。让人觉得，那个貌似强大的对手并不可怕。人们开心一笑，道路多艰，前途光明。
　　比较新鲜的是列宁室，有点像俱乐部，这是宣传队的重要宣传场地，设在连队。部队只要在一个地方驻扎3天以上，就要找出房间，宣传员帮指导员把列宁室布置起来，墙上贴绘画，人们在这里唱歌、跳舞、排戏、讲故事、猜谜语，大家一起战斗，一起生活，一起娱乐，虽然艰苦，危险说来就来，可是胜利的喜悦，会覆盖这一切。
　　他常常去教战士唱歌，战士又教给百姓，唱歌是非常有效的燃情方式，让大家热血沸腾。党的政策，变成简洁的歌词，明快的旋律，通俗好记，一传十十传百，风一样传到每一个角落。飞行读报，不知是谁想出来的一种绝妙的主意，谁打了胜战，消灭了多少敌军，缴获了多少地主武装，农民分多少田多少财，消息从读报员口中喷薄而出，声音甫定，飞行读报员一阵风式的已经飞向另一个营地。他们还会在街头化妆演讲，敌人采取什么手段，党采取什么政策，队员们往街上一站，随时开讲。
　　多年以后，李兆炳对红军时代的生活记忆犹新，条件艰苦，战斗激烈，他们会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来鼓舞斗志。纪念日，会有纪念大会，“五一”节到了，在中山公园，红一军团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军团首长在台上讲话，战士和群众在台下欢呼，高潮时，马克思号飞机从城市上空飞过，撒下传单，像漫天飘雪，让人灵魂想飞。那传单是铅印的，散发着新鲜的油墨的气息。那时，成千上万的人拥挤在一起，李兆炳在兴奋的人群中，他觉得自己的情绪被感染，和他们融为一体，像波澜一样起伏。到了天黑，晚会开了起来。在城市驻地，人们会在礼堂联欢，从客家山歌到苏联水兵舞，都很受欢迎。战斗、宣传、集会、联欢，一群视死若生的人，踏歌而行，激流勇进。
　　在乡村，战斗的间隙，演出照样进行。战斗越激烈，物资条件越困难，演出越是要进行。地主恶霸白匪，在戏中为非作歹，让人愤怒，最终受到惩处。战士英勇杀敌，令人激动，让人奋发。善恶忠奸，清清楚楚，剧情总是能深深打动人们。
　　他要表达什么？对谁表达，怎么表达最有效，这可是无止境的话题。他喜欢编剧，故事最容易打动人。第五次反“围剿”时，红军政治部急需做好对待俘虏的政策宣传，以及对国民党官兵的瓦解工作，任务交给李兆炳。
　　当时，敌人到处修碉堡，步步为营，把苏区围铁桶一般，要把红军困死。他开始了解国民党兵的生活，那些人，不过和他们一样，出身贫苦人家，只是偶然踩在敌方的阵营。他创作活报剧《血汗为谁而流》，讲的是白军士兵被派去修碉堡，饥寒交迫，挨打受骂。
　　一天，从战场送来500个俘虏，他们都来自国军主力部队，骄兵悍将，鄙睨群雄。即便做了俘虏，依然桀骜不驯。对于自己败给一支装备奇差、服装破旧的军队，他们不服。
　　晚上，他们被带到一片搭了台子的草地上，他们以为，接下来就是红军长官的训话，讲一通他们没兴趣听的大道理。他们仰躺在地上，做出吊儿郎当的样子。结果出人意料，红军请他们看戏。台上的声音一响，他们忍不住坐起来，伸长脖子。台上，一群穿着和他们一样军装的人被长官逼着修碉堡，还要受长官欺凌。看着，有人哭了起来，有人叫骂，人群骚动起来，突然，就有人高喊：“打倒军阀”“红军万岁”“我们要参加红军”。那一夜，红军队伍又增加了一批生力军。 　　那出戏，从苏区带到陕北，一路演过去，总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一张油印的报纸在红一军团军中手里流传，这是《战士报》，最原始的纸媒。战士喜欢，因为报上写着他们的事，他们的团、他们的连、甚至他们的名字会出现在报上，那是多么荣耀的事啊，他们在前线奋力杀敌，回来会被记在报上。新出的报纸，墨迹未干，已经到处辗转。报纸字体漂亮，文章也很好看，各路消息用最快的速度登出来，党的政策、战斗情况、胜利的消息。《战士报》是军团的机关报，承担战时宣传任务，对激发斗志意义非凡。
　　编这份报纸的就是李兆炳，1932年跟红军回苏区后，他就从红四军调到军团政治部做宣传干事。当时，根据地被封锁，没有出版报纸的条件，宣传队建制不全，人员文化水平低，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他几乎承担所有任务，从各师政治部征稿后，修改、编排、刻印，时常要忙到凌晨。大战前，《战士报》要做动员，把敌情告诉战士，帮战士认识胜利的条件和困难，把战士的劲鼓足。战斗结束，要总结情况，表彰战绩，把最优秀的战士讲出来。战时宣传，让军队爆发出惊人的潜力，面对强大的敌手和优势装备，年轻的战士保持高昂的战斗意志，取得胜利，赢得荣耀。
　　红军到达陕北，被改编成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李兆炳被调到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任宣传部长，《烽火报》是他的一项工作。延续《战士报》的办报特点，主要反映连队情况，表演好人好事，刊登一些理论文章，还有司令部、参谋处的军事教材和战术、战例。那是喉舌，传递时代最强劲的声音，在祖国山河烽火燃烧的时候，努力吹響的集结号。
　　烽火剧团也成立起来了，这个剧团隶属宣传部，聚集了一大批文艺骨干，成员一部分来自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下设十二个分团，剧团演出《小放牛》和《保卫黄河》深受战士欢迎。冼星海和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就是烽火剧团的节目，磅礴的气势，把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渲染出来。在国家衰微的时候，把民族积蓄的千万年潜力激发出来，一泻千里的气势，如大江大河，奔腾不息，盘旋于天地的灵魂，震耳欲聋的呐喊。公演的那一夜，心情澎湃的李兆炳，挥笔写下了《留守兵团曲》，冼星海随之配曲，《黄河大合唱》和《留守兵团曲》在延河两岸传唱，跟着士兵上了战场。他要让战士盛气干云，爆发出黄河长江大中华的强音。
　　在后来的战争电影里，我们常常看到战士在奔跑前进的路上，插上红旗，敲打竹板唱：“翻山岭，看本领，比比哪个是英雄……”做鼓动工作的宣传队员是和部队一起行动的，部队爬山越岭，全靠两条腿，如遇军情紧急，时间就是胜利，谁抢先抵达，占领有利位置，谁就是胜利者。必须在敌人之前，把战士的情绪调动起来。李兆炳让宣传队在大部队前进的道路上设置宣传鼓动棚，选派年轻、活泼的宣传员在路边唱快板，中间加一些鼓劲加油的口号，这样方法貌似简单，却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李兆炳写了一篇《新的工作经验介绍》发表在《红星报》上，在全军推广。这样，在战士的双腿和国民党军队的汽车轮子展开了赛跑，从红军时期，到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战士的双腿始终跑在国民党军汽车轮子的前面，这是意志创造的奇迹。是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者和战士一起创造的奇迹。
　　李兆炳的两位老上级聂荣臻、罗荣桓以后成了元帅，能在他们麾下任职，是一件荣耀的事。李兆炳的政工履历相当出色，从普通一兵到部长、政委，1955年，政工干部李兆炳授少将军衔，他在1961年被任命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首任馆长。
　　再以后，李兆炳写了一本叫《往事琐记》的回忆录，大历史下的个人经历。国家、民族、个人，就这样在他的作品里相互碰撞，风起云涌，鼓角争鸣。我们看到，一群特殊的战士，活跃在战场，他们是取胜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1932年在漳州加入红一军团，开始他的红色宣传之旅，他的一生，做好一件事。最后，把他和那支军队做的事情，说给后来人。这是一个文化人将军和他的奔腾的生活。
　　他在完成这些事后数年去世，带着伤残的身体。那些和他相约一起寻找理想的人，大多在途中牺牲，而他，用后半生来讲述前半生的故事。
　　这是他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