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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初的晋南平陆农村,林木葱茏,硕果累累。从嘴尖红到屁股的桃子,挂满枝头,撒满树底,成串翠绿的苹果将树枝压得弯腰驼背。沿途忙碌的农民喜气盈面,正在采摘、装箱、搬运果蔬,满载的农用车,过黄河大桥,进入220多万人口的河南省三门峡市,就将换回一沓沓钞票。
县城里,车流人流不息,店铺摊点林立;华灯亮起,三三两两的中青年男女聚集在县政府西侧的体育场内翩翩起舞,一些人则驾车到黄河对面的三门峡市消费。
平陆不平,沟三千。沟壑纵横,起伏跌宕的黄土丘陵,正在绿色之中孕育着平陆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希望和憧憬。
然而,据当地的老人讲,曾经在1958年到1960年连续3年时间内,“六十一个阶级弟兄”所在的几个村庄没有生过一个后代,“每天进行十来个小时的集体劳动,还填不饱肚子,提不起精神”。
这种说法可能并不十分妥帖。但是,我们从中却不难看出当时的大跃进、大锅饭、大饥荒,对家庭、对社会,以及对人伦所造成的深刻影响。
61个参加风南公路建设的民工集体中毒事件,就发生在这种大背景之下。
受时代局限,当时的群众处于难以实现丰衣足食的困境之中,但是,当他们在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却对这些弱势生命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平陆县委、县政府积极组织各方人员对中毒民工进行救援,国家卫生部紧急从北京调拨药物,空军出动军用飞机运送并空投药品……仅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就没有理由抹杀“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所体现出的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现实意义。
2009年8月1日,记者一行从平陆县城出发,驾车沿着黄河北岸一路西行,很快便驶上了曾经闻名全国的张沟段风南公路。
这是一段依山势蜿蜒盘旋的普通二级公路。1960年春节,61位食物中毒的民工,就坚守在修筑这段公路的工地上。
从山顶下至山脚,公路右侧不远处便可看到一座座依山零星点缀在翠绿葱茏间的泥土小院。这里便是张沟村,“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营地和食堂所在地。
即便在今天看来,这里仍然显得古朴自然、封闭而幽静。两侧是高耸的山崖,一条清澈的溪流在高山峡谷间从村庄中间穿流而下,残缺破损的泥土院墙记录着被岁月无情侵蚀的印痕。“有什么好看的!想看给点钱再看。”一位女主人看到我们对她家的院落感兴趣,将一把柴火使劲往火炉里一塞,满脸不悦地说道。历史与他们无关,对于常年幽闭于大山之中的人们而言,现实才是生活。
故事的源头位于半山腰的一处院落。院门位于院墙的西南角,上书“节孝流芳”4个鎏金大字,落款小字显示的时间为“宣统三年”。闻声而出的男主人叫张随管,裤脚高挽,赤裸着上身,他热情地向我们介绍道:“这是祖上传下来的,原来一直藏着,最近才挂上去。”
1960年2月2日,61位民工就是在这个院子里吃下被投了砒霜的晚饭,继而引发了从地方到中央,从新闻界到文艺界,直至全社会的持续关注。
当时之所以将这家院落指定为民工的食堂所在地,带有一定的强制行为,因为院子的主人是地主成分。
食堂设在只有一间半大小的西厢房。张随管说:“你们看,整个屋子被烟熏得焦黑。”他是现在房子的主人,当年,他的爷爷是这个院落的主人。
张随管的父亲已经83岁了,中毒事件发生时,他正好从另外一个村子教完书回家,“我们全家都吓坏了,家里成分不好,又是在我们的院子里中的毒,就怕把账算在我们家头上。”
他回到家时,中毒民工已经被转移了,灶房被公安局查封,现场很冷清。
时隔近半个世纪,院子靠东侧的两孔窑洞已经坍塌,幸存下来的房屋,最近一次修补也已经过去了近20年。张随管说,时不时也会有外地人过来参观,前不久,还有陕西省的两位政协委员专程“到此一游”。
“我们家现在缺钱,要是有钱,我就想再找个好地方盖几间新房,把这个地方扔了算啦!”他说,西厢房的屋顶又开始漏水了,家里孩子上学把钱都用了,一直没钱维修。
2009年8月2日,记者在张店镇后岳村找到了“张德才投毒同谋”回申娃生前的妻子,她已经改嫁给了一位叫张丁娃的村民。
一处破落的地窨院,院墙坍塌,一孔还算完好的土窑洞,这就是这位曾经背负“地主之妻”“盛名”,却出身贫困家庭的一个女人的最后归宿。
天气阴沉着,突然进到窑洞里,立刻被黑暗笼罩,很难看清楚屋子里的情形。“人家嫌咱们屋子里脏,还是出去吧!”这位性格耿直的老张显然是误解了记者提议到院子中聊天的本意。
老张靠着院子中的一块石头蹲在地上,张妻手拿一根树枝条坐在门槛上,谈话开始。
“申娃是一个老实人。”他用眼睛看了一眼妻子,她低下头开始用树枝在地上四处划拉,“她可不善,说打就打,说挠就挠,申娃在的时候没少受她欺负。哼!到我这里可不好使,她开始对我也那样,我拿着笤帚揍她,把笤帚把儿都打散了,反正和我吵一次架,我就揍她一次,最终把她驯服了,再也不敢在我面前放肆。”
老张当过兵,1958年复员后到了前滩村,回申娃因“民工中毒”事件被枪毙后,经人介绍,他娶了回申娃的妻子。
正是这段婚姻,“文革”期间,使他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受尽了折磨和凌辱。
“回申娃是地主家花钱从乞丐手里买来的,成了地主。她从穷苦人家嫁给了回申娃,也成了地主,我娶她,就成了娶地主的老婆,那么,我就成了和地主富农站在一起了,就以这个名义批斗我。”老张提起当年事,眼睛瞪得很大,“我老张当了3年兵,又当了4年工人,从没干过一件缺德事,就因为娶了回申娃的媳妇被收拾了8年,我找谁说理去?”
他说,8年之中,自己被弄到山上炸石头,生病不让回家,亲戚朋友不让见,不到年三十不让回家,“简直就成了劳改犯”。坐在一旁的妻子一言不发,开始用树枝使劲拍打地面。
采访只能到此结束,看眼前这位老张的架势,是不容许妻子有发言权的。
故事并不仅于此,曾经受到全国人民关心关爱的“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中的一部分人也未逃过“文革”被批斗的厄运。
伊光证,男,张店镇北横尖村人,富农成分,当时被脖子上挂木牌游街,一只胳膊被打折。
景五福,男,张店镇后滩村人,地主成分,因生产队丢柴油遭嫌疑,被办了学习班,因担心第二天被批斗,投井自杀。
此外,从“阶级弟兄”中划入另册的还包括赵铁成、王东娃、刁中队等人。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作者之一王石先生时隔多年后,曾对自己的作品有一种反思:“要是将‘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写成‘为了六十一条生命’,这篇文章的生命力就更长了。”
可谓一语道破天机。2009年7月29日,“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之一的李春夏老人说,实际上,当时在张沟工地干活的民工,基本由地主富农、智障残疾、劳动管制、孤儿鳏寡等人员组成。因为这些人在村子里要么没地位,要么劳动力不强,村里不愿意留,才被派到了工地干活。
中毒的61个人中,还有一人并非工地的民工。此人因家中丢失了一双布鞋和一个包袱,怀疑是工地上一人所为,便到工地寻找,恰巧赶上饭点,蹭了一碗饭,结果被列入“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行列。
中毒事件发生后,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对中毒民工所采取的紧急抢救措施,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身份特殊而有丝毫怠慢和马虎。说白了,动员社会力量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救人救命。所谓“阶级弟兄”概念的提出,完全是当时的新闻界、文艺界等有意拔高,以迎合政治气候的结果。
动员一切必需的社会力量,抢救61位中毒民工,这从本质上就是对“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理念的很好诠释。当时的各级政府部门在突发公共安全事件面前所采取的态度和行动,即使放到现在也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当年, 61个民工在风南公路全线贯通后,返回他们的村庄和住地。原来县上曾考虑从61个民工中抽调一部分骨干充实到工业战线,但由于这时中央号召加强农村工作,县上没有再作考虑。他们在村子里被编进各个突击队中。三连连长王孝先、党员武积金、退伍兵王好义,还有王三孝、张小兰等先后担任了队长;三连指导员王万德和司务长张广厚在村里当了保管员;景点娃、董安娃二人干起了饲养员;赵引胜回村后拿起了放羊鞭;一排排长李中年担任大队畜牧主任后,干脆背起行李上山看起了林子;年龄最大的刘振江在村里干不了重活,便被安排在路上看树;张二小眼睛看不见干不成活,后来加入了县文化馆成立的民间曲艺队;除刘小苍当兵时学得一手修理发动机技术被直接安排在县运输公司修车,牛文成、吴广新参了军,王忙娃被招为煤矿工人外,景文财、雷兰英、郭玉启、张彩学、于银来、李创业、张根灵、张木蛋、张代胜、李巨、刘保全、任小秋等都还在村里拿锄把。
他们中的王云峰、牛官才、景乃纪、宋长青、董安娃、武小六、程怪吾因家境贫寒,一直都还打着光棍。一些民工如仝仁明、周满禄、王茂随、李才娃、赵铁成、黄狗朋、秦鸿、牛并高、景榜记、王万德、董安娃、牛根存、马起彦、赵万里、王云峰等人则在事件后留下了程度不同的中毒后遗症,有的眼睛受到伤害,有的胃部受到损伤,有的则导致脑子、肢体、气管方面的病症。而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成分的王东娃、赵铁成、景五福,富农子弟伊光证,他们虽然在事件中被称为“阶级弟兄”,名单上成分一栏被分别填上了中农、下中农,享受了短暂的“阶级弟兄”待遇,但其后仍遭到了厄运。
截至2009年7月底记者采访,当年的61个阶级弟兄还有11个人活着。
7月29日早上,记者最先见到生活在横尖村的李春夏和张好义。李春夏70多岁,身体灵活,仍然下地干活,也很健谈;张好义老态龙钟,说话的时候脑袋和手一直颤抖。
随后,在李春夏的带领下,记者前往风口村,见到了李忠年。已经80多岁的李忠年,和老伴在村外的树林边盖了几间茅草房,没有院墙,不远处种着桃子、苹果和各种蔬菜,门口的空地上活动着几只老母鸡、两只小狗、一只猫。几个人说起当年事,滔滔不绝。据说李忠年当过多年村干部,为村里办了不少好事,老了才当了护林员,看守山上的大片林场。
下午在西牛村见到了赵铁成。赵铁成住在村子外头的沟边,老伴前年去世,几个孩子都已另立门户,只有一只小狗陪伴着他独自生活。寒酸的地窨院随便扔着几件破烂的家具。说起当年事他一直遮遮掩掩。后经询问才知道原来他因为成分不好,在“文革”时经常受到批斗,至今还心有余悸。
同在西牛村的还有牛根存。37岁就死了老婆的牛根存至今独身一人,住在深达200多米的沟边,放着40多只羊,每天早出晚归。可能因为当年中毒,他有些思维不清。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们还找到了和张德才同一村庄的李创业。
虽然61个阶级弟兄因为偶然的原因成了受害者,但随着媒体报道,他们一度成为“明星人物”,好多人上了报纸,作过报告,甚至被送到北京参观,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但辉煌过后一切又归于平静,他们还是原来的他们,每个人又回到自己的村庄,恢复了原来的生活。
县城里,车流人流不息,店铺摊点林立;华灯亮起,三三两两的中青年男女聚集在县政府西侧的体育场内翩翩起舞,一些人则驾车到黄河对面的三门峡市消费。
平陆不平,沟三千。沟壑纵横,起伏跌宕的黄土丘陵,正在绿色之中孕育着平陆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希望和憧憬。
然而,据当地的老人讲,曾经在1958年到1960年连续3年时间内,“六十一个阶级弟兄”所在的几个村庄没有生过一个后代,“每天进行十来个小时的集体劳动,还填不饱肚子,提不起精神”。
这种说法可能并不十分妥帖。但是,我们从中却不难看出当时的大跃进、大锅饭、大饥荒,对家庭、对社会,以及对人伦所造成的深刻影响。
61个参加风南公路建设的民工集体中毒事件,就发生在这种大背景之下。
受时代局限,当时的群众处于难以实现丰衣足食的困境之中,但是,当他们在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却对这些弱势生命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平陆县委、县政府积极组织各方人员对中毒民工进行救援,国家卫生部紧急从北京调拨药物,空军出动军用飞机运送并空投药品……仅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就没有理由抹杀“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所体现出的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现实意义。
2009年8月1日,记者一行从平陆县城出发,驾车沿着黄河北岸一路西行,很快便驶上了曾经闻名全国的张沟段风南公路。
这是一段依山势蜿蜒盘旋的普通二级公路。1960年春节,61位食物中毒的民工,就坚守在修筑这段公路的工地上。
从山顶下至山脚,公路右侧不远处便可看到一座座依山零星点缀在翠绿葱茏间的泥土小院。这里便是张沟村,“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营地和食堂所在地。
即便在今天看来,这里仍然显得古朴自然、封闭而幽静。两侧是高耸的山崖,一条清澈的溪流在高山峡谷间从村庄中间穿流而下,残缺破损的泥土院墙记录着被岁月无情侵蚀的印痕。“有什么好看的!想看给点钱再看。”一位女主人看到我们对她家的院落感兴趣,将一把柴火使劲往火炉里一塞,满脸不悦地说道。历史与他们无关,对于常年幽闭于大山之中的人们而言,现实才是生活。
故事的源头位于半山腰的一处院落。院门位于院墙的西南角,上书“节孝流芳”4个鎏金大字,落款小字显示的时间为“宣统三年”。闻声而出的男主人叫张随管,裤脚高挽,赤裸着上身,他热情地向我们介绍道:“这是祖上传下来的,原来一直藏着,最近才挂上去。”
1960年2月2日,61位民工就是在这个院子里吃下被投了砒霜的晚饭,继而引发了从地方到中央,从新闻界到文艺界,直至全社会的持续关注。
当时之所以将这家院落指定为民工的食堂所在地,带有一定的强制行为,因为院子的主人是地主成分。
食堂设在只有一间半大小的西厢房。张随管说:“你们看,整个屋子被烟熏得焦黑。”他是现在房子的主人,当年,他的爷爷是这个院落的主人。
张随管的父亲已经83岁了,中毒事件发生时,他正好从另外一个村子教完书回家,“我们全家都吓坏了,家里成分不好,又是在我们的院子里中的毒,就怕把账算在我们家头上。”
他回到家时,中毒民工已经被转移了,灶房被公安局查封,现场很冷清。
时隔近半个世纪,院子靠东侧的两孔窑洞已经坍塌,幸存下来的房屋,最近一次修补也已经过去了近20年。张随管说,时不时也会有外地人过来参观,前不久,还有陕西省的两位政协委员专程“到此一游”。
“我们家现在缺钱,要是有钱,我就想再找个好地方盖几间新房,把这个地方扔了算啦!”他说,西厢房的屋顶又开始漏水了,家里孩子上学把钱都用了,一直没钱维修。
2009年8月2日,记者在张店镇后岳村找到了“张德才投毒同谋”回申娃生前的妻子,她已经改嫁给了一位叫张丁娃的村民。
一处破落的地窨院,院墙坍塌,一孔还算完好的土窑洞,这就是这位曾经背负“地主之妻”“盛名”,却出身贫困家庭的一个女人的最后归宿。
天气阴沉着,突然进到窑洞里,立刻被黑暗笼罩,很难看清楚屋子里的情形。“人家嫌咱们屋子里脏,还是出去吧!”这位性格耿直的老张显然是误解了记者提议到院子中聊天的本意。
老张靠着院子中的一块石头蹲在地上,张妻手拿一根树枝条坐在门槛上,谈话开始。
“申娃是一个老实人。”他用眼睛看了一眼妻子,她低下头开始用树枝在地上四处划拉,“她可不善,说打就打,说挠就挠,申娃在的时候没少受她欺负。哼!到我这里可不好使,她开始对我也那样,我拿着笤帚揍她,把笤帚把儿都打散了,反正和我吵一次架,我就揍她一次,最终把她驯服了,再也不敢在我面前放肆。”
老张当过兵,1958年复员后到了前滩村,回申娃因“民工中毒”事件被枪毙后,经人介绍,他娶了回申娃的妻子。
正是这段婚姻,“文革”期间,使他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受尽了折磨和凌辱。
“回申娃是地主家花钱从乞丐手里买来的,成了地主。她从穷苦人家嫁给了回申娃,也成了地主,我娶她,就成了娶地主的老婆,那么,我就成了和地主富农站在一起了,就以这个名义批斗我。”老张提起当年事,眼睛瞪得很大,“我老张当了3年兵,又当了4年工人,从没干过一件缺德事,就因为娶了回申娃的媳妇被收拾了8年,我找谁说理去?”
他说,8年之中,自己被弄到山上炸石头,生病不让回家,亲戚朋友不让见,不到年三十不让回家,“简直就成了劳改犯”。坐在一旁的妻子一言不发,开始用树枝使劲拍打地面。
采访只能到此结束,看眼前这位老张的架势,是不容许妻子有发言权的。
故事并不仅于此,曾经受到全国人民关心关爱的“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中的一部分人也未逃过“文革”被批斗的厄运。
伊光证,男,张店镇北横尖村人,富农成分,当时被脖子上挂木牌游街,一只胳膊被打折。
景五福,男,张店镇后滩村人,地主成分,因生产队丢柴油遭嫌疑,被办了学习班,因担心第二天被批斗,投井自杀。
此外,从“阶级弟兄”中划入另册的还包括赵铁成、王东娃、刁中队等人。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作者之一王石先生时隔多年后,曾对自己的作品有一种反思:“要是将‘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写成‘为了六十一条生命’,这篇文章的生命力就更长了。”
可谓一语道破天机。2009年7月29日,“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之一的李春夏老人说,实际上,当时在张沟工地干活的民工,基本由地主富农、智障残疾、劳动管制、孤儿鳏寡等人员组成。因为这些人在村子里要么没地位,要么劳动力不强,村里不愿意留,才被派到了工地干活。
中毒的61个人中,还有一人并非工地的民工。此人因家中丢失了一双布鞋和一个包袱,怀疑是工地上一人所为,便到工地寻找,恰巧赶上饭点,蹭了一碗饭,结果被列入“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行列。
中毒事件发生后,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对中毒民工所采取的紧急抢救措施,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身份特殊而有丝毫怠慢和马虎。说白了,动员社会力量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救人救命。所谓“阶级弟兄”概念的提出,完全是当时的新闻界、文艺界等有意拔高,以迎合政治气候的结果。
动员一切必需的社会力量,抢救61位中毒民工,这从本质上就是对“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理念的很好诠释。当时的各级政府部门在突发公共安全事件面前所采取的态度和行动,即使放到现在也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当年, 61个民工在风南公路全线贯通后,返回他们的村庄和住地。原来县上曾考虑从61个民工中抽调一部分骨干充实到工业战线,但由于这时中央号召加强农村工作,县上没有再作考虑。他们在村子里被编进各个突击队中。三连连长王孝先、党员武积金、退伍兵王好义,还有王三孝、张小兰等先后担任了队长;三连指导员王万德和司务长张广厚在村里当了保管员;景点娃、董安娃二人干起了饲养员;赵引胜回村后拿起了放羊鞭;一排排长李中年担任大队畜牧主任后,干脆背起行李上山看起了林子;年龄最大的刘振江在村里干不了重活,便被安排在路上看树;张二小眼睛看不见干不成活,后来加入了县文化馆成立的民间曲艺队;除刘小苍当兵时学得一手修理发动机技术被直接安排在县运输公司修车,牛文成、吴广新参了军,王忙娃被招为煤矿工人外,景文财、雷兰英、郭玉启、张彩学、于银来、李创业、张根灵、张木蛋、张代胜、李巨、刘保全、任小秋等都还在村里拿锄把。
他们中的王云峰、牛官才、景乃纪、宋长青、董安娃、武小六、程怪吾因家境贫寒,一直都还打着光棍。一些民工如仝仁明、周满禄、王茂随、李才娃、赵铁成、黄狗朋、秦鸿、牛并高、景榜记、王万德、董安娃、牛根存、马起彦、赵万里、王云峰等人则在事件后留下了程度不同的中毒后遗症,有的眼睛受到伤害,有的胃部受到损伤,有的则导致脑子、肢体、气管方面的病症。而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成分的王东娃、赵铁成、景五福,富农子弟伊光证,他们虽然在事件中被称为“阶级弟兄”,名单上成分一栏被分别填上了中农、下中农,享受了短暂的“阶级弟兄”待遇,但其后仍遭到了厄运。
截至2009年7月底记者采访,当年的61个阶级弟兄还有11个人活着。
7月29日早上,记者最先见到生活在横尖村的李春夏和张好义。李春夏70多岁,身体灵活,仍然下地干活,也很健谈;张好义老态龙钟,说话的时候脑袋和手一直颤抖。
随后,在李春夏的带领下,记者前往风口村,见到了李忠年。已经80多岁的李忠年,和老伴在村外的树林边盖了几间茅草房,没有院墙,不远处种着桃子、苹果和各种蔬菜,门口的空地上活动着几只老母鸡、两只小狗、一只猫。几个人说起当年事,滔滔不绝。据说李忠年当过多年村干部,为村里办了不少好事,老了才当了护林员,看守山上的大片林场。
下午在西牛村见到了赵铁成。赵铁成住在村子外头的沟边,老伴前年去世,几个孩子都已另立门户,只有一只小狗陪伴着他独自生活。寒酸的地窨院随便扔着几件破烂的家具。说起当年事他一直遮遮掩掩。后经询问才知道原来他因为成分不好,在“文革”时经常受到批斗,至今还心有余悸。
同在西牛村的还有牛根存。37岁就死了老婆的牛根存至今独身一人,住在深达200多米的沟边,放着40多只羊,每天早出晚归。可能因为当年中毒,他有些思维不清。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们还找到了和张德才同一村庄的李创业。
虽然61个阶级弟兄因为偶然的原因成了受害者,但随着媒体报道,他们一度成为“明星人物”,好多人上了报纸,作过报告,甚至被送到北京参观,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但辉煌过后一切又归于平静,他们还是原来的他们,每个人又回到自己的村庄,恢复了原来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