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台湾当代文坛领军人物张大春写给父亲和儿子的家书。从小听父亲讲述家族故事，溯源中国文化历史，很自然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中国文化“乡愁”的大春，于父亲生命进入末期、孩子生命即将开始的这一刻，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我从哪里来?”巨大而繁琐的人生，磨难而精彩的个人命运，这就是大春给还未出生的孩子说的故事，它同时也是一段抢救出来的家族记忆。
　　
　　我父亲摔了一跤的那天晚上，正值丙子年古历腊月三十，西元1997年2月6日。救护车第一次前来接人的时候，我母亲仍不肯让他进医院。她的说法是：“没那么严重啦，不过就是喝醉了、一摊泥了，睡一觉赶明天就好了。”我父亲则眼角含着泪，对她说：“兰英!我对不起你。”这是我40年来第一次听他喊她的名字，且语气间颇有诀别的意思。我央求他尽力动弹一下手指头和脚趾头，即使如此轻微的动作，于他而言亦犹之扛千钧鼎。他转过头来对我说：“我大概是要死了。可也想不起要跟你交代些什么，你说糟糕不糟糕?”此后直到救护车第二度前来，他只能骨碌碌转动着眼珠子。我看见那两泡泪水逐渐干涸在鱼尾纹之间，偶尔闪映一点灯光，终至全然泯灭。他始终没想起该交代我些什么话。之后不多一会儿，我们在阒暗的、间歇掠来红色顶灯光影的救护车里谛听着警示笛和沿街夹道的爆竹声响。我看他一眼，与他四目相接，他立刻避开了——好像避开一束严峻且带有惩治意味的目光——瑟瑟缩缩地说：“我还在想，可就是想不起来，你说糟糕不糟糕!”
　　假设自己的生命已如燃烛之末，随时即将结束、寂灭，这是我父亲病后的一个总的思考轮廓。他随时努力想着，该如何把他承袭自老祖宗的生命智慧、生活体验或者生存之道，用最精要的语言传达给我?每一次不是欲言又止，即是词不达意。仿佛他这一生所体悟的真理无论怎么凝缩、提炼，都无法以一篇演讲或几句偈语予以囊括概论。最后，我想他是放弃了。他在入院的第六天开始交代我如何辨识他使用了十几年的一本小册子。里头尽是些单字密码和数字，如“启”、“荆”，“春”、“86022115070”……春字是我，启字当然是我父亲在内地时期用的名字，荆，荆人、拙荆，妻也——显然是我母亲。数字则包括日期、存款账号、存单流水号码、保险箱密码、箱号、金额等。我翻看几页，半猜测、半推理，可以说已经了然于胸了，但是我宁可让他口传一遍、又一遍，因为医生们认为这样可以帮助他用脑。终于他交代得烦了，叹口气，说：“我们家几代管账的脑子都好，这是家传的，怎么到你就不灵了呢?怪哉怪哉!”
　　从那一刻起，除了教会我如何运用宽减额、扣除额，如何申报所得税之外，他再也没提起过要交代什么事情。我时常静静地坐在病房床头的那张沙发上，看几眼窗外正努力吐芽放蕊的树枝和花苞，默想过去40年来我对这老人的生命有过多少垦掘和理解，当我再转回头望见他闭目愁思的时候，便一而再再而三地想到：我从来没有真正试图深入他那个“家传的好脑子”里一探究竟；即使有，加起来也不会比一片叶子、一瓣花短促的风中生命长多少——现在我在用加减法了!
　　那天晚上，当月光还没有涉足窗前之际，夜色已全然淹覆病房。我从灯罩、床架、玻璃杯和金属橱柜上的微弱反光里看不清任何实物，只能想像它们存在着，我父亲显然(像他一再告诉我的)正从天花板的几何花纹中窥见奔驰于滚滚风沙之中的千军万马，然后沉沉睡着，偶然抽搐两下他的右腿，或者左腿。
　　就在那天夜里，我决定写这本书。当月光完全辗过病房之后，我父亲惊醒过来。我替他翻了个身，见他仍不安稳，只好随口编派点话逗他——我是一半正经、一半玩笑地问着：
　　“你看我是先让你抱个孙子呢?还是先写一本儿关于你的书呢?”
　　老人睁开因糖尿病而对不大正的两颗眼珠子，看着我，又垂下脸埋在枕头里，闷声说道：“我看啊——你还是先帮我把尿袋倒一家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