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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产影片保存下来的不到两万部，其中至少半数影片需要修复，“修旧如旧”是修复的重要原则。假设每天一个人要修复6000帧左右，就要点击近20万次鼠标，而一部电影约有13万帧……所以这一工作对从业者的要求是：坐得住，有耐心。
“修旧如旧”是重要原则
四个月前，“85岁高龄”的修复版默片《奋斗》远渡重洋，出现在第42届多伦多电影节上。观影者很难想象，这部记录时光的影片，曾经险些被时光吞噬。全球首映前的《奋斗》拷贝缺少片头、画面撕裂扭曲、高度损坏，远非如今呈现的清晰流畅。
拯救《奋斗》，花费了电影修复师王峥和他的团队将近两年的时间。修复过程分为物理修复和数字修复，前者主要对胶片的收缩霉变、脆裂缺损等严重问题进行处理，然后通过铁路运输从中国电影资料馆西安库送到北京的资料馆进行数字修复。时值盛夏，《奋斗》属于硝酸片，易燃，需放进温度控制在-5℃到5℃之间的冷藏车，这个过程被称为“出库”，是电影修复的第一步。
将物理修复和数字修复连接起来的，是位于中国电影资料馆主楼12层的胶转数机房。
狭长的房间里摆着近20台电脑，三扇玻璃窗背后，立着存储、合成影像的机器。王峥介绍，每修复一帧画面需点击鼠标30下左右，每天一个人要修复6000帧左右，也就是要点击近20万次鼠标。更庞大的数字是，电影每秒24帧，一部电影约有13万帧……所以，提及这一工作对从业者的要求，王峥最先想到两个词：坐得住，有耐心。
《奋斗》拍摄于1932年，老电影问题不一而足。王峥和同事们的工作，就是将其逐帧修复——症结轻微，污点、划痕等进行去除或覆盖；遇到一帧丢失一半的严重损毁，则需要通过差值计算、粘贴前一帧等手段进行补充。
无论是声音还是画面，“修旧如旧”都是修复的重要原则。用王峥的话说，“做修复并不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尽量还原到最原始的状态才是我们的使命。”但这不仅意味着技术修复，更是艺术修复，他们要综合电影的主题、内容、基调等，尽可能还原最初的风格，有时会邀请电影导演或者制作人参与修复。
对于《奋斗》，已找不到当年的创作人员来指导，只能依照肉眼观察法辨别胶片的初始颜色，团队二十来人，调色时用放大镜对着正片胶片去看，对比颜色，再花两个星期时间去资料馆查阅台本、海报等资料，最大限度地还原。
画面修复完成后，有专人进行声音修复。他们要面对三台显示器：监视器对照颜色、示波器查看波形、主控器进行操作。之后才将声画对位，进行合成。出库、清洁、转数、修护、调色、合成、存储……每个步骤都通过专家的质量控制后，一部电影才算修复完成。
近万部国产影片需要修复
当数字拷贝取代传统胶片出现在电影院，老电影开始远离人们的生活。
同时，它们以不可见的速度遗失或者损毁。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孙向辉曾在上海电影节上说：“我国国产影片保存下来的不到两万部，其中至少半数影片需要修复。”褪色、撕裂、脏点、霉变、划痕、酸变、收缩、扭曲……这是时光留在胶片上的烙印。
大规模的系统修复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2006年年底，中国电影资料馆牵头启动了“电影档案影片数字化修护工程”项目，在中国内地率先开始了发现、收集、拯救、保存中国胶片电影的工作。这一年，王峥从北京联合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当身边的同学纷纷投身IT行业，“向往艺术性强的领域”的他经过了中国电影资料馆的面试、考试，成了一位电影修复师。
不过，不同于在故宫修文物的匠人们，古老的手艺可以世代相传；在资料馆修电影的王峥们跟行业同时起步，起初只能摸索着解决问题。
2010年，修复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故事发源地宁波放映，这部拍摄于1953年的电影，让中国有了第一部彩色戏曲艺术片。时隔几十年，老胶片以数字化的形式重新出现在银幕上，坐在其中的王峥听到了诸如“好清楚啊”的感叹。多年后他依然一次次提起放映当天的场景：“你別小看这个惊讶，那种惊讶其实是对你工作的肯定，可能这个就是我的动力。”
王峥说，由于《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大家着手修复的第一部作品，每个人都特别用功，任何微小的脏点都要修复掉，但这样的操作影响到了电影的清晰度，大银幕不会放过任何差池，面对失去了焦点的画面，只能返工重新修复一版。“修复不是最干净最好，这个度怎么拿捏；团队合作修复，怎么保持整个电影密度（分辨率和胶片噪点等）一致……最初阶段很多技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只能一点点摸索。”
打捞和保留一个时代
《鼠与蛙》《劳工之爱情》这些上世纪20年代老电影的修复过程，都因为经典但棘手让王峥念念不忘。
它们因为时间太久而变形、扭曲，扫描过后背景清晰，但画面正中的主要信息是虚化的，最后王峥和同事只能把每个镜头中的虚化的信息利用抠像技术逐帧去除掉，再通过手绘、替换等方法放入背景中，“这是非常熬人的”。
坚持的动力来自于完成后的成就感，他和同事会在修复版电影上映后自己买票到电影院看，从事一份不署名的工作，但“觉得这个东西是自己的”。另一方面，动力又来自与时间抗衡的紧迫感，“必须修复，再不修复就毁了”。
工作辛苦，但成绩也是可观的。近十年的时间里，电影资料馆以每年修复100部高清、50部2K（分辨率2048×1080）的速度推进，修复过的老电影，都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以数据流磁带、硬盘等方式为载体进行永久保存，避免日后再次受损。如今，具有电影修复资质的单位只有中国电影资料馆、西安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等七家，而他们面对的是上万部需要修复的国产老电影。把老胶片从时间手里抢回来，是在打捞和保留一个时代。
今年是王峥从业的第十一年，挽救胶片的工作依然面临困难。很多二三十年代的电影只有一个孤本，一旦出现断音，就没有原始素材可以进行填补。最近，资料馆在与中国传媒大学合作，研发音频修复相关的技术，通过对演员声音的深度学习找出规律，将断音部分模仿出来，进行补救。
计算机里藏着自动修复的功能，但修复师们通常只用来处理简单的瑕疵，更多时候，需要一帧一帧地人力修复。
“天在下雪，要是用自动修复，雪就没了，计算机会认为它是脏点；有些电线，镜头一动就会被计算机误认为是一条划痕，可能就修复没了；包括推窗的镜头，窗棂会被认为是脏点，就给修掉了；倘若演员鼻子上有脏点，用自动的修，人脸一动，鼻子就扭曲变形了……”他举例说。科技发展，当人们都在讨论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类，王峥替自己的工作给出否定答案。（《南方人物周刊》第541期）
“修旧如旧”是重要原则
四个月前，“85岁高龄”的修复版默片《奋斗》远渡重洋，出现在第42届多伦多电影节上。观影者很难想象，这部记录时光的影片，曾经险些被时光吞噬。全球首映前的《奋斗》拷贝缺少片头、画面撕裂扭曲、高度损坏，远非如今呈现的清晰流畅。
拯救《奋斗》，花费了电影修复师王峥和他的团队将近两年的时间。修复过程分为物理修复和数字修复，前者主要对胶片的收缩霉变、脆裂缺损等严重问题进行处理，然后通过铁路运输从中国电影资料馆西安库送到北京的资料馆进行数字修复。时值盛夏，《奋斗》属于硝酸片，易燃，需放进温度控制在-5℃到5℃之间的冷藏车，这个过程被称为“出库”，是电影修复的第一步。
将物理修复和数字修复连接起来的，是位于中国电影资料馆主楼12层的胶转数机房。
狭长的房间里摆着近20台电脑，三扇玻璃窗背后，立着存储、合成影像的机器。王峥介绍，每修复一帧画面需点击鼠标30下左右，每天一个人要修复6000帧左右，也就是要点击近20万次鼠标。更庞大的数字是，电影每秒24帧，一部电影约有13万帧……所以，提及这一工作对从业者的要求，王峥最先想到两个词：坐得住，有耐心。
《奋斗》拍摄于1932年，老电影问题不一而足。王峥和同事们的工作，就是将其逐帧修复——症结轻微，污点、划痕等进行去除或覆盖；遇到一帧丢失一半的严重损毁，则需要通过差值计算、粘贴前一帧等手段进行补充。
无论是声音还是画面，“修旧如旧”都是修复的重要原则。用王峥的话说，“做修复并不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尽量还原到最原始的状态才是我们的使命。”但这不仅意味着技术修复，更是艺术修复，他们要综合电影的主题、内容、基调等，尽可能还原最初的风格，有时会邀请电影导演或者制作人参与修复。
对于《奋斗》，已找不到当年的创作人员来指导，只能依照肉眼观察法辨别胶片的初始颜色，团队二十来人，调色时用放大镜对着正片胶片去看，对比颜色，再花两个星期时间去资料馆查阅台本、海报等资料，最大限度地还原。
画面修复完成后，有专人进行声音修复。他们要面对三台显示器：监视器对照颜色、示波器查看波形、主控器进行操作。之后才将声画对位，进行合成。出库、清洁、转数、修护、调色、合成、存储……每个步骤都通过专家的质量控制后，一部电影才算修复完成。
近万部国产影片需要修复
当数字拷贝取代传统胶片出现在电影院，老电影开始远离人们的生活。
同时，它们以不可见的速度遗失或者损毁。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孙向辉曾在上海电影节上说：“我国国产影片保存下来的不到两万部，其中至少半数影片需要修复。”褪色、撕裂、脏点、霉变、划痕、酸变、收缩、扭曲……这是时光留在胶片上的烙印。
大规模的系统修复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2006年年底，中国电影资料馆牵头启动了“电影档案影片数字化修护工程”项目，在中国内地率先开始了发现、收集、拯救、保存中国胶片电影的工作。这一年，王峥从北京联合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当身边的同学纷纷投身IT行业，“向往艺术性强的领域”的他经过了中国电影资料馆的面试、考试，成了一位电影修复师。
不过，不同于在故宫修文物的匠人们，古老的手艺可以世代相传；在资料馆修电影的王峥们跟行业同时起步，起初只能摸索着解决问题。
2010年，修复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故事发源地宁波放映，这部拍摄于1953年的电影，让中国有了第一部彩色戏曲艺术片。时隔几十年，老胶片以数字化的形式重新出现在银幕上，坐在其中的王峥听到了诸如“好清楚啊”的感叹。多年后他依然一次次提起放映当天的场景：“你別小看这个惊讶，那种惊讶其实是对你工作的肯定，可能这个就是我的动力。”
王峥说，由于《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大家着手修复的第一部作品，每个人都特别用功，任何微小的脏点都要修复掉，但这样的操作影响到了电影的清晰度，大银幕不会放过任何差池，面对失去了焦点的画面，只能返工重新修复一版。“修复不是最干净最好，这个度怎么拿捏；团队合作修复，怎么保持整个电影密度（分辨率和胶片噪点等）一致……最初阶段很多技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只能一点点摸索。”
打捞和保留一个时代
《鼠与蛙》《劳工之爱情》这些上世纪20年代老电影的修复过程，都因为经典但棘手让王峥念念不忘。
它们因为时间太久而变形、扭曲，扫描过后背景清晰，但画面正中的主要信息是虚化的，最后王峥和同事只能把每个镜头中的虚化的信息利用抠像技术逐帧去除掉，再通过手绘、替换等方法放入背景中，“这是非常熬人的”。
坚持的动力来自于完成后的成就感，他和同事会在修复版电影上映后自己买票到电影院看，从事一份不署名的工作，但“觉得这个东西是自己的”。另一方面，动力又来自与时间抗衡的紧迫感，“必须修复，再不修复就毁了”。
工作辛苦，但成绩也是可观的。近十年的时间里，电影资料馆以每年修复100部高清、50部2K（分辨率2048×1080）的速度推进，修复过的老电影，都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以数据流磁带、硬盘等方式为载体进行永久保存，避免日后再次受损。如今，具有电影修复资质的单位只有中国电影资料馆、西安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等七家，而他们面对的是上万部需要修复的国产老电影。把老胶片从时间手里抢回来，是在打捞和保留一个时代。
今年是王峥从业的第十一年，挽救胶片的工作依然面临困难。很多二三十年代的电影只有一个孤本，一旦出现断音，就没有原始素材可以进行填补。最近，资料馆在与中国传媒大学合作，研发音频修复相关的技术，通过对演员声音的深度学习找出规律，将断音部分模仿出来，进行补救。
计算机里藏着自动修复的功能，但修复师们通常只用来处理简单的瑕疵，更多时候，需要一帧一帧地人力修复。
“天在下雪，要是用自动修复，雪就没了，计算机会认为它是脏点；有些电线，镜头一动就会被计算机误认为是一条划痕，可能就修复没了；包括推窗的镜头，窗棂会被认为是脏点，就给修掉了；倘若演员鼻子上有脏点，用自动的修，人脸一动，鼻子就扭曲变形了……”他举例说。科技发展，当人们都在讨论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类，王峥替自己的工作给出否定答案。（《南方人物周刊》第54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