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天的黄昏与夜晚之间,被叫做狼狗时间。
我出生于1974年,如今已经36岁了。年轻人叫我阿姨,若我不打扮,他们也会叫我大婶。在他们的眼里,我这样年纪的女人,既不年轻也不美丽,活着实在没有意义,还不如去死。年轻人真是一代比一代残忍。
可我想说,我心里还住着一个小女孩,我常常还以为,我只有6岁。口袋里装着父亲给的四元钱,去湾仔闲逛。喝一支维他奶,买一盒金鱼牌色笔。剩下的钱,就去卖大马票的地方,买一张大马票。
我告诉父亲,我手上这张大马票一定会中,所以我只买一张。然后,第二周,那张大马票果然就中了。那是1980年的年尾,一天的黄昏与夜晚之间,我父母因为那张大马票呆坐在房间里,我看不清他们脸上的表情到底是狂喜还是焦灼。窗栏外的天色,淡灰暗蓝,后来我读了书,知道一天中的那个时间被西方人叫做狼狗时间。
狼狗时间,你分不清一只狼是狼,还是一条狗。
父亲是佛山人,一位画家。年轻时候的他只会画画,生下我以后,迫于生计,去了佛山电影院当美工。1980年,《庐山恋》在全国放映,风靡一时。那时候中国的电影院都没有字幕墙,甚至没有印刷的海报,所以每家电影院都要有一个美工来画海报。父亲画一张巨幅的张瑜,张瑜身后是郭凯敏。他用了一整桶雪青,一整桶白,一整桶土蓝、大红、土黄和三天时间才把那张海报画完。画完之后挂在电影院外面,人们都说,这个电影院的海报画得最像。可他下班回到家里,一边吃饭一边对我母亲说,他觉得羞耻,怎么就变成了一个匠人。然后他摔了饭碗。
在那年年底,我们全家突然就搬到香港去了。我不记得是谁帮我们搬家,我却记得那一年我过了圣诞节。那是我人生里第一个圣诞节,快要7岁,方知世上有这样一个节日。我也准备了一只毛线袜子,一张麋鹿和雪花的贴纸,我也跟着众人欢喜,可是我却不相信世界上真的有圣诞老人。
后来我在弥敦道读小学。邻居家有车,每天顺便接送我。我见到车上还有另一个男孩子,初次见面时,他对我说hello,向我伸出手。他的掌心雪白,纹路清晰,是我除了父母以外,一生里握过的第一只陌生人的手。他的名字叫虹生,有一只很好很温柔的右手。
虹生的父亲,后来就成为我父亲的经理人。
车沿太子道左转入弥敦道,虹生问我:“你知道弥敦是谁吗?”
我只顾看着窗外戏院的广告牌,忘记了理他。虹生自言自语道:“弥敦是香港第十三任港督,弥敦道是九龙最早建成的一条马路。”虹生总是这样认认真真,一本正经地说话,我喜欢他这个样子,和我以前的玩伴不一样。
我在学校还认识美枝,俊豪,小钻。我很快有了这么多朋友,因为我人好。我会刺绣,会折纸,会改老师的红笔字,还会模仿家长签名,所以他们都喜欢我。我往他们的手帕上绣了他们各自的名字,又在每一个名字旁边绣一朵花,这样,我们五朵花凑在一起,就好像是一个帮派一样。我们自称花花帮,口彩很好,“花”就是“发”。我帮俊豪改了考试的分数,他免于被家人教训,他请我们去看电影。这样,我爱上了丽声戏院,我们在那里看了《傻探出更》、《倾城之恋》、《等待黎明》、《皇家大贼》、《龙凤智多星》、《福星高照》。我也熟记丽声戏院旁的小食和糖水,最爱猪排包。
有一次我从楼梯摔下来,手臂骨折,石膏打了两个月。他们每个人都在石膏上签名。他们签自己的名字,还签李小龙,成龙,洪金宝,钟楚红、黄韵诗、梅艳芳……香港电影,60年代是邵氏的天下,70年代是嘉禾的天下,80年代是新艺城的天下。新艺城有吴宇森和徐克,还有施南生、麦嘉和泰迪罗宾。1982年的喜剧《最佳拍档》花了两百万请许冠杰出马,那时张国荣还没有出道,所以我们都喜欢许冠杰。他不仅演得好,还写了好几首歌。我们跟着唱:“最佳拍档,咖啡你冲水,我加奶落糖,你洗衫我将衫烫,我帮你温钱,你帮我清仓……点样辛苦都无相干,你在我身边,我不再彷徨。”
父亲因为那张大马票熬过最失意落魄的一年。那一年,他什么也没做,在家里看书、听音乐、养花养鸟。但是转年,他画了一幅画,我不知道那幅画有什么好,但是它卖出天价。
然后,父亲有了一间自己的画廊,需要助手,虹生的父亲就来到画廊。我有时在画廊里做功课,会听到他们的对话。我方才知道,我家虽然雇佣虹生父亲,但虹生父亲却是我们家一辈子的恩人。如果不是他的仗义,肯提供一间屋,一份帮助,我父亲是不可能从佛山来到香港,也不可能从影院的美工回转为画家。
他们也会像街边的阿伯一样说:这便是人挪死,树挪活。他们点上雪茄,抽烟的样子,一个像周润发,一个像林子祥。
我渐渐发现我长大了。我的胸部萌起,裤子很快就短了。而虹生的脸上长出小绒须。我们在下课时看见彼此,莫名其妙会有点尴尬,互不搭理擦肩而过,像陌生人。但我们五个一起时,又会互相斗嘴。说到兴高采烈时,我偶然撞上虹生的目光,会觉得惊讶,眼前的人每一天都在变化。
我很忧愁,问美枝,你来没来月经?美枝说她没有。我说,怎么办,我已经来了,我很害怕。美枝说,放心好了,我不会讲出去。
有一些同学说我是北姑。我问我的花花帮什么是北姑。“是骂人的话。”美枝说。虹生没有讲话,俊豪也没有讲话。第二天,俊豪把骂我的人打了,又过一天,我们小学毕业了。
在毕业典礼上,虹生代表毕业生发言,他最后补充的那句话我想一定是替我说的,“我们从哪里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将会去往哪里。”
中学以后,俊豪开始逃学。有一天清早,我看到俊豪站在我的教室外面。下起暴雨。香港的暴雨很有名,任性而且狂热,校路上的洋紫荆全被击碎。俊豪没有撑伞,站在花尸之间,狼狈又诗意,那样子颇像《撞邪先生》里面的钟镇涛。教室里的人都笑了。后来我们又看到他开始跑步,现在回想起来,俊豪不是脑子秀逗,而是被体内过多的荷尔蒙冲晕了。
天晴了,下课了,俊豪湿淋淋地站在我面前,说下午要带我去看一个新电影。那是1985年的《青春差馆》。梅艳芳是警长,梁朝伟、吕方、张卫健是其手下,曾华倩住在梁跟吕的隔壁,是卧底做舞女的警察。现在看来,故事太老套,可是当年几个主演都处在风华正茂的时光,就好看得不得了。
什么是青春飞扬,年华如玉,那部电影就是。一切都那么恰恰好,充满希望。没有萎靡,没有颓废,连爱情都是直来直去。吕方说:“我爱你。”曾华倩就会回应:“我也爱你。”
出了影院,俊豪忽然拉住我的手,对我说:“我爱你。”
我没有说“我也爱你”。我回到教室继续做数学题,拿笔的手一直在发抖,心狂跳。我并不快乐,我只是怕。过了几天,我收到美枝写给我的信,问我是否和俊豪在拍拖。还没等我回信,美枝就从邻校过来,像一个大人一样说:“我想有些话我们还是当面说清楚。”她用的也是香港电影里的句式。
我们那天晚上谈了些什么呢?那么郑重其事,为了一个男孩子。美枝说,就算俊豪不读书不识字,她也喜欢他。她说,如果俊豪喜欢你,你就要替我珍惜他。美枝说到这里哭起来,伏在我的肩膀上,我感觉到她的眼泪那么滚烫,我整个的左臂痒痒的,酸酸的,骨折那处的旧伤似乎也要被这热泪烫开了。
那时我才确认,我们都是大人了。一个女孩何时变成大人?当她懂得了爱,并且愿意为所爱的人牺牲自己那份爱的时候。美枝爱着俊豪,逃学、打架以及最后加入了黑社会的俊豪。他们后来的恋爱真的就像警匪片里的蛊惑仔和女朋友一样,像《天若有情》那样。
整个中学时代,虹生长成了美少年,相貌好,成绩也好,成为女孩们的偶像。但虹生说,他不会和她们恋爱,他没有空。
那时我们都不再坐那辆丢脸的旧车上学,各自有一辆单车。常常在傍晚放学,虹生的单车在前,我的在后,冲出校道,冲进大马路,再转进车流人海。夕阳就在前方,海与汽车尾气的气味,现在想来觉得很好闻。我看着虹生飘扬的衣角,他把单车的坐骑调得高高的,这样前半身就可以弓起来,头压低,额头扬起,像专业的自行车运动员那样。他真的帅极了,我想我是在那时发现我喜欢虹生。
我把爱情埋心里面,不敢告诉他。我的心会腐烂吗?我那一年虚岁已15了。
我决心要对虹生说一些话,哪怕是像俊豪对我说的那种蠢话。
我约虹生到大屿山去,单独地。他真的来了,不问我为什么约他,只是一路陪我走。我闷住了,虹生也就跟我沉默着。虹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最后我们回到岛上,虹生先跳下一个台阶,回身伸手接我,我的手又一次和他的相握,那只我喜欢的右手,还和小时候一样温柔。我说:“吴虹生,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讲。”虹生说:“我都明白的,蒋子潇。”
码头上有一队人马在拍电影,吸引我们走过去。我们看见刘德华和张曼玉。
那天我觉得很幸福,觉得一切都已让我放心。于是我说:“虹生我先回家了。”我上了一辆黄色巴士,旧旧的车,载我经过郁绿的树、深红的楼墙、蓝色的雨天……我到家了。父亲告诉我,明年要送我出国,去读艺术或者医科。两者都好,随我选择。
甚至还没有到第二年,我便被送去了英国。我在曼彻斯特读书,初冬的周末和同学一起去打猎。我枪法神准,杀了一只野鸭子。它没有死,最后我又把它救活,养在宿舍里,被舍监发现,罚我扫一个月楼梯。
这些事情,我写信告诉虹生。他没有回信。
少女时代,人无法知道自己的言辞即使不带有伤害别人的意思也造成了伤害。我那些不被自己察觉的炫耀,以为说给亲爱的人听,他会同我一样高兴,可是他难受了。他渐渐很少来信,偶尔同我通一次电话,他说他也要出国,会去加拿大。
当年在码头上看见的那个拍摄现场,就是王家卫的《旺角卡门》。我后来看了这部电影,我记得刘德华和张曼玉那个著名的接吻镜头,旁边的观众在哄笑,而我发现我却在流眼泪。张曼玉对刘德华说,“厨房里有煮好的饭,另外我还买了几个杯子,我知道,用不了多久就都会被打破,所以我偷偷藏起了一个,到有一天你需要那个杯子的时候,就打一个电话给我,我会告诉你放在什么地方。”刘德华说:“我想告诉你,我找到那只杯子了。”
距离那部电影,已经21年。而今,我人到中年,我又回到香港。父亲老了,画廊旧了,虹生的父亲已经去世,他们家已自香港的地平面上消失。
更多的楼宇耸起在香港这弹丸之地,插下一根针都好难。虹生还会回来吗?
我坐在画廊里,用电脑放老电影。我热爱的香港电影全部出品于80年代。1980年到1989年,香港出了那么多好看的明星,他们是我心中闪亮的星星。如今,他们也都一一走向了中年,有了历见风霜的面貌,有些晚节不保,有些叶落归根,有些病逝或自杀了。来看画的人,都知我的脾气,只有冒失的家伙会搭讪一句:现在还有人看这些电影吗?
我抬起头,一个大概是90年代出生的男孩子。
“看画自便。”我说。意思是让他不要打扰我。
“我在加拿大的老师也很喜欢这种老电影。”男孩谈兴正浓,干脆坐在我身边。
“你老师贵姓啊?”我随口问。
“吴虹生。”
男孩和我忽然同时呆住了,然后我听到他说:“喂,你是蒋子潇对不对?”
就这样,我知道虹生在加拿大做中文教师,我知道他对他的学生们讲起我,我知道他亦同我一样没有结婚,他也在找我,等我。
我甚至知道了那件事的原因。那是许多年前,我在曼彻斯特打电话给远在多伦多的虹生,我说我会在三天后回香港,在你家门口等你,同你一起过圣诞节。三天后,我回来了,可虹生没有赴约。我不敢回家,父亲最厌恶不务学业的小孩,我怕他生气。我只好游荡在街边。我走过九龙的深水域,油麻地,旺角再过去,更远是荔枝角,美孚。繁华胜地的尖沙咀,如一囊晶钻,沉甸甸挂在九龙岛的下缘。那时我才知道,我爱香港。
最后我搭飞机回到英国,我想我是失恋了。
而现在我才知道,虹生那次没有失约,他从加拿大回到香港,为了省钱,买特价往返机票,飞机只在圣诞节停留一天。同我一样,他怕父母骂,只好躲在家门口徘徊,他没有遇见我。而后他也去街上闲荡,路线同我相反,如果我们当时在太古的人潮里稍微留意周边,也许我们真会撞见。
90后男孩拿起手机,拨打远在北美的号码。
电话就要接通了。一天的黄昏与夜晚之间,世界变得模糊,却又在脑中开始清楚。狼狗时间。
我闭上眼睛,虹生,我仿佛又变成了那个6岁的小女孩,看到眼前的男人对我微笑,说hello,同时伸出他的右手,那么好的右手。
编辑 赵萍
我出生于1974年,如今已经36岁了。年轻人叫我阿姨,若我不打扮,他们也会叫我大婶。在他们的眼里,我这样年纪的女人,既不年轻也不美丽,活着实在没有意义,还不如去死。年轻人真是一代比一代残忍。
可我想说,我心里还住着一个小女孩,我常常还以为,我只有6岁。口袋里装着父亲给的四元钱,去湾仔闲逛。喝一支维他奶,买一盒金鱼牌色笔。剩下的钱,就去卖大马票的地方,买一张大马票。
我告诉父亲,我手上这张大马票一定会中,所以我只买一张。然后,第二周,那张大马票果然就中了。那是1980年的年尾,一天的黄昏与夜晚之间,我父母因为那张大马票呆坐在房间里,我看不清他们脸上的表情到底是狂喜还是焦灼。窗栏外的天色,淡灰暗蓝,后来我读了书,知道一天中的那个时间被西方人叫做狼狗时间。
狼狗时间,你分不清一只狼是狼,还是一条狗。
父亲是佛山人,一位画家。年轻时候的他只会画画,生下我以后,迫于生计,去了佛山电影院当美工。1980年,《庐山恋》在全国放映,风靡一时。那时候中国的电影院都没有字幕墙,甚至没有印刷的海报,所以每家电影院都要有一个美工来画海报。父亲画一张巨幅的张瑜,张瑜身后是郭凯敏。他用了一整桶雪青,一整桶白,一整桶土蓝、大红、土黄和三天时间才把那张海报画完。画完之后挂在电影院外面,人们都说,这个电影院的海报画得最像。可他下班回到家里,一边吃饭一边对我母亲说,他觉得羞耻,怎么就变成了一个匠人。然后他摔了饭碗。
在那年年底,我们全家突然就搬到香港去了。我不记得是谁帮我们搬家,我却记得那一年我过了圣诞节。那是我人生里第一个圣诞节,快要7岁,方知世上有这样一个节日。我也准备了一只毛线袜子,一张麋鹿和雪花的贴纸,我也跟着众人欢喜,可是我却不相信世界上真的有圣诞老人。
后来我在弥敦道读小学。邻居家有车,每天顺便接送我。我见到车上还有另一个男孩子,初次见面时,他对我说hello,向我伸出手。他的掌心雪白,纹路清晰,是我除了父母以外,一生里握过的第一只陌生人的手。他的名字叫虹生,有一只很好很温柔的右手。
虹生的父亲,后来就成为我父亲的经理人。
车沿太子道左转入弥敦道,虹生问我:“你知道弥敦是谁吗?”
我只顾看着窗外戏院的广告牌,忘记了理他。虹生自言自语道:“弥敦是香港第十三任港督,弥敦道是九龙最早建成的一条马路。”虹生总是这样认认真真,一本正经地说话,我喜欢他这个样子,和我以前的玩伴不一样。
我在学校还认识美枝,俊豪,小钻。我很快有了这么多朋友,因为我人好。我会刺绣,会折纸,会改老师的红笔字,还会模仿家长签名,所以他们都喜欢我。我往他们的手帕上绣了他们各自的名字,又在每一个名字旁边绣一朵花,这样,我们五朵花凑在一起,就好像是一个帮派一样。我们自称花花帮,口彩很好,“花”就是“发”。我帮俊豪改了考试的分数,他免于被家人教训,他请我们去看电影。这样,我爱上了丽声戏院,我们在那里看了《傻探出更》、《倾城之恋》、《等待黎明》、《皇家大贼》、《龙凤智多星》、《福星高照》。我也熟记丽声戏院旁的小食和糖水,最爱猪排包。
有一次我从楼梯摔下来,手臂骨折,石膏打了两个月。他们每个人都在石膏上签名。他们签自己的名字,还签李小龙,成龙,洪金宝,钟楚红、黄韵诗、梅艳芳……香港电影,60年代是邵氏的天下,70年代是嘉禾的天下,80年代是新艺城的天下。新艺城有吴宇森和徐克,还有施南生、麦嘉和泰迪罗宾。1982年的喜剧《最佳拍档》花了两百万请许冠杰出马,那时张国荣还没有出道,所以我们都喜欢许冠杰。他不仅演得好,还写了好几首歌。我们跟着唱:“最佳拍档,咖啡你冲水,我加奶落糖,你洗衫我将衫烫,我帮你温钱,你帮我清仓……点样辛苦都无相干,你在我身边,我不再彷徨。”
父亲因为那张大马票熬过最失意落魄的一年。那一年,他什么也没做,在家里看书、听音乐、养花养鸟。但是转年,他画了一幅画,我不知道那幅画有什么好,但是它卖出天价。
然后,父亲有了一间自己的画廊,需要助手,虹生的父亲就来到画廊。我有时在画廊里做功课,会听到他们的对话。我方才知道,我家虽然雇佣虹生父亲,但虹生父亲却是我们家一辈子的恩人。如果不是他的仗义,肯提供一间屋,一份帮助,我父亲是不可能从佛山来到香港,也不可能从影院的美工回转为画家。
他们也会像街边的阿伯一样说:这便是人挪死,树挪活。他们点上雪茄,抽烟的样子,一个像周润发,一个像林子祥。
我渐渐发现我长大了。我的胸部萌起,裤子很快就短了。而虹生的脸上长出小绒须。我们在下课时看见彼此,莫名其妙会有点尴尬,互不搭理擦肩而过,像陌生人。但我们五个一起时,又会互相斗嘴。说到兴高采烈时,我偶然撞上虹生的目光,会觉得惊讶,眼前的人每一天都在变化。
我很忧愁,问美枝,你来没来月经?美枝说她没有。我说,怎么办,我已经来了,我很害怕。美枝说,放心好了,我不会讲出去。
有一些同学说我是北姑。我问我的花花帮什么是北姑。“是骂人的话。”美枝说。虹生没有讲话,俊豪也没有讲话。第二天,俊豪把骂我的人打了,又过一天,我们小学毕业了。
在毕业典礼上,虹生代表毕业生发言,他最后补充的那句话我想一定是替我说的,“我们从哪里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将会去往哪里。”
中学以后,俊豪开始逃学。有一天清早,我看到俊豪站在我的教室外面。下起暴雨。香港的暴雨很有名,任性而且狂热,校路上的洋紫荆全被击碎。俊豪没有撑伞,站在花尸之间,狼狈又诗意,那样子颇像《撞邪先生》里面的钟镇涛。教室里的人都笑了。后来我们又看到他开始跑步,现在回想起来,俊豪不是脑子秀逗,而是被体内过多的荷尔蒙冲晕了。
天晴了,下课了,俊豪湿淋淋地站在我面前,说下午要带我去看一个新电影。那是1985年的《青春差馆》。梅艳芳是警长,梁朝伟、吕方、张卫健是其手下,曾华倩住在梁跟吕的隔壁,是卧底做舞女的警察。现在看来,故事太老套,可是当年几个主演都处在风华正茂的时光,就好看得不得了。
什么是青春飞扬,年华如玉,那部电影就是。一切都那么恰恰好,充满希望。没有萎靡,没有颓废,连爱情都是直来直去。吕方说:“我爱你。”曾华倩就会回应:“我也爱你。”
出了影院,俊豪忽然拉住我的手,对我说:“我爱你。”
我没有说“我也爱你”。我回到教室继续做数学题,拿笔的手一直在发抖,心狂跳。我并不快乐,我只是怕。过了几天,我收到美枝写给我的信,问我是否和俊豪在拍拖。还没等我回信,美枝就从邻校过来,像一个大人一样说:“我想有些话我们还是当面说清楚。”她用的也是香港电影里的句式。
我们那天晚上谈了些什么呢?那么郑重其事,为了一个男孩子。美枝说,就算俊豪不读书不识字,她也喜欢他。她说,如果俊豪喜欢你,你就要替我珍惜他。美枝说到这里哭起来,伏在我的肩膀上,我感觉到她的眼泪那么滚烫,我整个的左臂痒痒的,酸酸的,骨折那处的旧伤似乎也要被这热泪烫开了。
那时我才确认,我们都是大人了。一个女孩何时变成大人?当她懂得了爱,并且愿意为所爱的人牺牲自己那份爱的时候。美枝爱着俊豪,逃学、打架以及最后加入了黑社会的俊豪。他们后来的恋爱真的就像警匪片里的蛊惑仔和女朋友一样,像《天若有情》那样。
整个中学时代,虹生长成了美少年,相貌好,成绩也好,成为女孩们的偶像。但虹生说,他不会和她们恋爱,他没有空。
那时我们都不再坐那辆丢脸的旧车上学,各自有一辆单车。常常在傍晚放学,虹生的单车在前,我的在后,冲出校道,冲进大马路,再转进车流人海。夕阳就在前方,海与汽车尾气的气味,现在想来觉得很好闻。我看着虹生飘扬的衣角,他把单车的坐骑调得高高的,这样前半身就可以弓起来,头压低,额头扬起,像专业的自行车运动员那样。他真的帅极了,我想我是在那时发现我喜欢虹生。
我把爱情埋心里面,不敢告诉他。我的心会腐烂吗?我那一年虚岁已15了。
我决心要对虹生说一些话,哪怕是像俊豪对我说的那种蠢话。
我约虹生到大屿山去,单独地。他真的来了,不问我为什么约他,只是一路陪我走。我闷住了,虹生也就跟我沉默着。虹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最后我们回到岛上,虹生先跳下一个台阶,回身伸手接我,我的手又一次和他的相握,那只我喜欢的右手,还和小时候一样温柔。我说:“吴虹生,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讲。”虹生说:“我都明白的,蒋子潇。”
码头上有一队人马在拍电影,吸引我们走过去。我们看见刘德华和张曼玉。
那天我觉得很幸福,觉得一切都已让我放心。于是我说:“虹生我先回家了。”我上了一辆黄色巴士,旧旧的车,载我经过郁绿的树、深红的楼墙、蓝色的雨天……我到家了。父亲告诉我,明年要送我出国,去读艺术或者医科。两者都好,随我选择。
甚至还没有到第二年,我便被送去了英国。我在曼彻斯特读书,初冬的周末和同学一起去打猎。我枪法神准,杀了一只野鸭子。它没有死,最后我又把它救活,养在宿舍里,被舍监发现,罚我扫一个月楼梯。
这些事情,我写信告诉虹生。他没有回信。
少女时代,人无法知道自己的言辞即使不带有伤害别人的意思也造成了伤害。我那些不被自己察觉的炫耀,以为说给亲爱的人听,他会同我一样高兴,可是他难受了。他渐渐很少来信,偶尔同我通一次电话,他说他也要出国,会去加拿大。
当年在码头上看见的那个拍摄现场,就是王家卫的《旺角卡门》。我后来看了这部电影,我记得刘德华和张曼玉那个著名的接吻镜头,旁边的观众在哄笑,而我发现我却在流眼泪。张曼玉对刘德华说,“厨房里有煮好的饭,另外我还买了几个杯子,我知道,用不了多久就都会被打破,所以我偷偷藏起了一个,到有一天你需要那个杯子的时候,就打一个电话给我,我会告诉你放在什么地方。”刘德华说:“我想告诉你,我找到那只杯子了。”
距离那部电影,已经21年。而今,我人到中年,我又回到香港。父亲老了,画廊旧了,虹生的父亲已经去世,他们家已自香港的地平面上消失。
更多的楼宇耸起在香港这弹丸之地,插下一根针都好难。虹生还会回来吗?
我坐在画廊里,用电脑放老电影。我热爱的香港电影全部出品于80年代。1980年到1989年,香港出了那么多好看的明星,他们是我心中闪亮的星星。如今,他们也都一一走向了中年,有了历见风霜的面貌,有些晚节不保,有些叶落归根,有些病逝或自杀了。来看画的人,都知我的脾气,只有冒失的家伙会搭讪一句:现在还有人看这些电影吗?
我抬起头,一个大概是90年代出生的男孩子。
“看画自便。”我说。意思是让他不要打扰我。
“我在加拿大的老师也很喜欢这种老电影。”男孩谈兴正浓,干脆坐在我身边。
“你老师贵姓啊?”我随口问。
“吴虹生。”
男孩和我忽然同时呆住了,然后我听到他说:“喂,你是蒋子潇对不对?”
就这样,我知道虹生在加拿大做中文教师,我知道他对他的学生们讲起我,我知道他亦同我一样没有结婚,他也在找我,等我。
我甚至知道了那件事的原因。那是许多年前,我在曼彻斯特打电话给远在多伦多的虹生,我说我会在三天后回香港,在你家门口等你,同你一起过圣诞节。三天后,我回来了,可虹生没有赴约。我不敢回家,父亲最厌恶不务学业的小孩,我怕他生气。我只好游荡在街边。我走过九龙的深水域,油麻地,旺角再过去,更远是荔枝角,美孚。繁华胜地的尖沙咀,如一囊晶钻,沉甸甸挂在九龙岛的下缘。那时我才知道,我爱香港。
最后我搭飞机回到英国,我想我是失恋了。
而现在我才知道,虹生那次没有失约,他从加拿大回到香港,为了省钱,买特价往返机票,飞机只在圣诞节停留一天。同我一样,他怕父母骂,只好躲在家门口徘徊,他没有遇见我。而后他也去街上闲荡,路线同我相反,如果我们当时在太古的人潮里稍微留意周边,也许我们真会撞见。
90后男孩拿起手机,拨打远在北美的号码。
电话就要接通了。一天的黄昏与夜晚之间,世界变得模糊,却又在脑中开始清楚。狼狗时间。
我闭上眼睛,虹生,我仿佛又变成了那个6岁的小女孩,看到眼前的男人对我微笑,说hello,同时伸出他的右手,那么好的右手。
编辑 赵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