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杂志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管、主办的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时政类月刊，也是民进全会唯一一本公开发行的杂志。
　　1989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第一次明确了我国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这在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民主》杂志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重新创办的。
　　重新创办的《民主》杂志，以“立足民进，面向社会，服务统战”为办刊宗旨，深受民进广大会员读者的喜爱，在统战系统亦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为什么说是重新创办？寻根溯源，其前身应该是1945年由郑振铎创办的《民主》周刊。当年，民进的主要创始人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不仅担任着《民主》周刊的编委，而且还经常在《民主》周刊上发表文章。民进成立后的第一个文件《对时局的宣言》，也是在《民主》周刊首先发表的。
　　《民主》周刊事实上已成为了民进早期开展民主斗争的喉舌。
　　郑振铎与《民主》周刊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后方的文化人纷纷回到上海，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内战、争民主、求团结的斗争。当时，抗战以前的进步刊物早被查封，亟需创办一些进步刊物。
　　1945年9月8日，柯灵（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和唐弢创办了《周报》，成为抗战胜利后上海乃至全国新创办的第一份综合性周刊。
　　在柯灵等人筹办《周报》的同时，知名文化界进步人士徐伯昕（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也多次来找郑振铎（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为了继承邹韬奋当年办《生活》周刊的光荣传统，他来商请郑振铎这位同是邹韬奋的老友出马，来主编重办一份周刊。
　　刊物的刊头采用邹韬奋手迹，同时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和便于登记，不用《生活》周刊的名称，而改用“民主”为周刊的刊名。因为他们都认识到，胜利后国内的首要问题，是实行民主政治。
　　郑振铎当然明白办这个刊物的本身，就是参与政治斗争。他义不容辞地挑起了重担。出面担任主编，周建人、许广平、马叙伦、董秋斯、罗稷南为编委。
　　徐伯昕又先后给郑振铎配备了几位得力的编辑，像蒋天佐、艾寒松，他们都是中共党员；还有董秋斯，后来也加入了中共。
　　一切筹备工作就绪后，便于1945年9月间，由郑振铎出面，在鲁迅先生生前常去的一家酒店里，约请了一批上海文化界名人，正式宣布《民主》周刊即将出版的消息，并请到会的朋友们提供稿件。当时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大家一致表示对《民主》周刊的支持。沈钧儒、沙千里、史良、闵刚侯四位名律师热忱同意担任周刊社的常年法律顾问。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民主》周刊终于在1945年10月13日出版了创刊号。
　　创刊号上，发表了郑振铎撰写的《发刊词》，表示该刊是一个“无党无派”、“没有任何军队或政党的支持”的刊物。当然，这样说是为了合法斗争的需要；《民主》周刊虽然确实是“无党无派”，但实际是受中共的支持的。《发刊词》坚定地表示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毫不含糊地为民主而斗争。创刊号上，还发表了郑振铎写的《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指出在国民党军队接收了敌占区后，第一步就应该恢复人民的自由权，而不是现在的戒严、搜查和压迫。创刊号上还发表了马叙伦的《思想解放》、周建人的《略论这回大战的性质与法西斯歪曲事实》以及许广平的《迎双十节》。《民主》就这样以斗争的姿态出现了。
　　《民主》、《周报》，加上10月3日创刊的《文萃》周刊，时人称为三大民主刊物。《民主》表面上是由“民主周刊社”发行，不暴露与生活书店的关系。不论人事、编辑和对外，都是独立的。这样，它可以投身于第一线，勇敢作战，万一受到反动派的注意和迫害，也不至于直接牵涉到生活书店，以便保存实力。很显然，这是徐伯昕和郑振铎继承了胡适当年提议将《生活》周刊与书店分开独立的斗争策略。而且，不久事实就证明了这个策略是很英明的。
　　这时，夏衍来到上海，立即会见了郑振铎。夏衍从重庆出发前，领受了周恩来的指示；同时，又带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致郑振铎等人的《慰问上海文艺界书》和《调查附逆文化人的决议》等文件。在慰问书中，高度赞扬“八年以来，诸位先生在敌人包围之中，继而在敌人的直接的屠杀威胁之下，不屈不挠，备尝辛苦，为中华民族保存了崇高的气节”。并表示“中国人民以诸位为光荣，中国文艺界以诸位为骄傲”。
　　文协还委托郑振铎和许广平、李健吾三人，在上海负责领导调查附逆文化人的工作。夏衍在与他的多次谈话中，分析了战后的形势，传达了中共的方针、路线、策略等，使他觉得眼睛更明亮了。
　　10月20日，在《民主》、《周报》、《文汇报》、《建国日报》等报刊上，同时发表了由郑振铎领头共24人签署的《上海文艺界复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书》，表达了久被隔绝、非常想念的心情和团结战斗的决心，并及时地建议：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既已取得合法地位，现在只要省去“抗敌”二字（简称仍是“文协”），便可继续领导全国文艺界从事建国工作，名正言顺（后来，文协接受了这一提议）。复信中还表示调查文化汉奸的工作，已在着手进行。
　　又过不久，苏北解放区作家也给以郑振铎为首的上海作家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其中说：“我们简直不能想象，你们这几年是怎样坚持过来的。在暗无天日的暴敌统治之下，你们像一盏孤灯，独守在漫漫的长夜，不顾一切地面对生命的与生活的血淋淋的威胁，为民族为文化保持了崇高的气节与传统！”郑振铎感谢同志们、朋友们的赞扬和鼓励，但他认为荣誉与光荣已属于过去，现在，新的斗争已经开始了。
　　此时的郑振铎，不仅像一个隐蔽多时而突然跃出掩体的战士，而且一下子就冲到了最前线。尤其是在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之后，郑振铎连续在《民主》周刊上发表政论《我们反对内战》、《我们的主张和态度》，指出：“目前最迫切的问题，莫过于制止‘内战’。”全国各地各界，都发动了反内战运动。“不要打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样的呼声响彻城乡各处。 　　《民主》周刊与民进的成立
　　在唐弢、柯灵主编的《周报》与郑振铎主编的《民主》这两份刊物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如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李平心、傅雷、严景耀、董秋斯、罗稷南，以及郭沫若、柳亚子、宦乡、夏衍等。他们经常撰文揭露国民党当局的罪行，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大声疾呼并鼓动人民大众起来争取和平民主。
　　《周报》、《民主》以及其他一些杂志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经常聚会座谈，互通消息，研究时局，商讨斗争策略。后来，他们每周在联华银行八仙桥分行（今西藏南路26号）的会议室聚会，分析时事，商讨出版事宜和斗争方式。与此同时，在王绍鏊周围，也集结了一批上海工商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陈巳生、谢仁冰、刘树梅、张纪元等，经常在谢仁冰家秘密集会，商谈救国之道。
　　共同的斗争目标，现实斗争的需要，使这两支有一定影响的爱国民主力量走到了一起。经谢仁冰引见，马叙伦与王绍鏊面晤，决定双方以后在一起集会座谈，地点在上海北京西路的广和居饭馆楼上。马叙伦方面参加聚会的有郑振铎、傅雷、唐弢等；王绍鏊方面有林汉达、谢仁冰、张纪元等。以后范围逐渐扩大，许广平、周建人、赵朴初、徐伯昕、柯灵、梅达君、李平心、曹鸿翥、刘哲民、冯少山等先后加入，地点由广和居饭馆转移到八仙桥青年会礼堂。他们不仅在一起座谈时局，而且开始携手联合战斗，在《周报》、《民主》、《文汇报》等新闻阵地，联合发表文章。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分别提议或写信给马叙伦和王绍鏊，希望成立永久性的组织，以便长期共同战斗。经过协商研究，双方一致同意成立一个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为宗旨的政治组织，取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宣告成立。
　　《民主》周刊对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立起到了事实上的促进作用。
　　为民主而斗争的《民主》周刊
　　《民主》成为进步知识分子为追求民主自由而斗争的前沿阵地，对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宣传革命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反映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愿望，起了很大作用。
　　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由延安飞到重庆，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谈了40多天。这一伟大行动，不仅鼓舞了全国人民，而且震动了全世界。《民主》配合中国共产党制止内战、实现和平的斗争，在《创刊词》中公开声明：要求联合全国人民，缔造强大、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当时，刚刚从日本法西斯强盗的铁蹄下看到胜利曙光的人民，由于长期受蒋介石的所谓“正统”宣传，对蒋介石抱有幻想，针对这种情况，《民主》巧妙地向上海人民揭示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抗战胜利中的丰功伟绩，并趁毛泽东、周恩来参加重庆谈判的机会，不仅从文字上作了介绍，并在该刊第二期刊登了毛主席在延安登上飞机的照片。在这一期上，借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的机会，出了专辑，引用鲁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批判语言，向人民揭示了蒋介石的反动老底。
　　为了揭露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周刊配合民主运动的发展，刊登了大量有针对性的文章和报道。
　　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10月期间，马叙伦在《民主》发表过56篇重要文章，如，《走上民主的路吧》、《写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以前》、《对政治协商会议建议书》、《蒋先生要听这样的话》、《上海各界呼吁和平》、《玩手段和诚意》、《民主是封禁不了的》等。
　　周建人发出了《论人民应该多说话》的呼声，文章指向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说“法西斯是反自由、反民主的恶魔”，为了人民的幸福，社会的进步，民族的生存，“不得不与胜利后的法西斯残余势力作斗争”。
　　1946年2月10日，旧政治协商会议的五项协议墨迹未干，就在重庆发生了校场口事件，郭沫若、李公朴、马寅初、施复亮等民主斗士和新闻记者60多人被打伤，造成了举国震惊的“陪都血案”。郑振铎、马叙伦、周建人在《民主》第十八期，分别发表了《民权到底有保障没有？》、《重庆有我们的中央政府吗？》、《惩办暴徒与防止法西斯卷土重来》等文章，指出“陪都血案”的制造者就是国民党当局，对其假和平的阴谋，揭露得淋漓尽致。
　　1946年4月，发生了“南通惨案”，《国民日报》记者孙天平被国民党特务残害，第二天被发现尸体浮在江边，手脚被铁链紧捆，并缚以大石，眼鼻被挖，形状极惨。《民主》第二十六期，以醒目标题发表了《南通血案抗议》一文，指出“这是地狱里的新闻”，绝非“来自人间”，国民党统治区是“人间地狱”已经昭然。
　　1946年6月，上海市人民代表马叙伦、蒉延芳、雷洁琼、盛丕华、包达三、张纲伯、阎宝航、吴耀宗、陈震中等到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车到下关，请愿代表被暴徒层层围困殴打，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等受重伤，这就是有名的“六二三下关事件”。事件发生后，《民主》第三十七期出了专刊，郑振铎、周建人、罗稷南、许广平分别写了《悲愤的抗议》、《抗议暴徒殴打我们的代表》、《抗议南京暴行》、《为下关遭难代表向美国人进言》等文章，要求惩办凶手，揭露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日甚一日，并警告美帝国主义者，赶快放下“援助”的屠刀。文章慷慨激昂，至今看来，浩然正气犹磅礴于纸上。
　　“下关事件”的血迹未干，“李、闻事件”接着发生。著名的学者、民主斗士李公朴与闻一多，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在昆明杀害。《民主》第四十期，为悼念李公朴、闻一多两位先生，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约请茅盾、郭沫若、叶圣陶写了《对死者的安慰和纪念》等文章，指出“打是恶劣的手段，暗杀是更进一步的卑鄙作风”，明确指出国民党是谋杀犯。唤醒人们，“不流血而实现民主，在中国是一种幻想”。他们大义凛然地说：“人生自古谁无死”，“为争取民主与和平而呼号的人士，也没有一个怕死的”，表示了在法西斯恐怖下，“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决心。
　　1946年秋，国民党假谈真打，在“和谈”中，只谈改组国民政府委员会，而不改组行政院，企图给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几个空头委员，行“一党专政”之实。马叙伦针对国民党的骗局，在《民主》第五十期发表了《拖垮了国家，骗惯了人民》一文，说国民党违反政协（旧政协）协议的丑行实为“滑天下之大稽！”文章继续写道，国民党搞一党专政，却“还要共产党开送‘国大’代表名单”，“骗得鱼儿上钩”，“就是可以向人民作一个交代，表示了我是容纳异党的”，“这样一举两得，一面骗共产党，一面骗人民”，这样“国家被拖垮了”。文章大声疾呼：“应该大家努力来从独裁者手里，把被拖垮了的国家救起来。”1946年10月，全面分裂之势业已形成。吴晗为此撰文，愤慨地说：“无声的中国被造成了。”
　　《民主》周刊从被迫害到停刊
　　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情况下，《民主》因其反内战、争民主的言论为国民党所不容，遭到的迫害步步加紧。
　　1946年秋，因周刊对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宣布召开伪国大的倒行逆施进行抨击，被“明令查禁”，第五十期在发行中被抢走3700多份。但是，这个16开本、每期18页的阴文套色的刊物，已在上海人民心中扎下了根，国民党不让发行，报贩却非常支持《民主》周刊，编辑冒着风险，出版了五十一、五十二期合刊。出版后送往报摊，上海市警察局出动大批警察到各报摊没收，有的报贩受警告，有的被捕，报贩同业公会也收到不许贩卖的禁令。
　　在这种严重打击下，编委会作出决定，把五十三、五十四期合刊，作为“休刊号”出版。编者和作者以愤怒和沉痛的心情，精心编写了《我们的抗议》，刊载了郑振铎、马叙伦、叶圣陶、郑森禹、吴晗、柳亚子、田汉、寒松、罗稷南、许杰、周建人等人的怒吼，对国民党查禁该刊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向人民作了交代，郑重声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警告国民党当局，杀死了一个《民主》，“但是民主的潮流，却是没有人有用回天的力量所能压抑得住的”，用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预见，告别了读者。
　　1946年10月30日，《民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从创刊到停刊，共出版5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