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2年12月23日，凤凰卫视“名嘴”邱震海，做客华中科大，给广大学子带来一场名为“论‘十八大’后中国发展方向”的讲座。虽说这不是邱震海第一次来汉，但是这次他却收获了一份特殊的荣誉——受聘为三国智慧研究院的名誉院长。虽然被戏称为“同各国政要吃饭喝茶是常事”，但他依然对这个新头衔和荆楚文化抱着极大的兴趣。用他的话来说，“能参与研究人杰地灵的荆楚文化非常荣幸”。
从下飞机到做演讲，再到离开，邱震海的武汉之行不过短短的20多个小时。在演讲过后的记者会上，《TA生活家》杂志作为武汉本地为数不多应邀采访的媒体，对邱震海先生进行了采访。忙碌奔走，辗转各地，对于邱震海来说似乎已习惯了这种生活，也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媒体人的常态。与电视上指点江山的评论员身份相比，荧幕下方的邱震海似乎显得更平易近人。
邱震海
1962年出生于上海，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现为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香港岭南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顾问理事会成员。《德国之声》和《亚洲周刊》特约记者，以及香港、东南亚和欧洲媒体外交事务专栏作家。
名嘴的诞生
邱震海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便是半开玩笑的一句：“平常老是采访别人，今天是少见地被别人采访。”
的确，我们看到的邱震海都是作为一个访问者出现，无论是两会、中国政府行政改革、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两岸关系还是十八大，给人的印象都是客观冷静、视角独到。
广大民众对于邱震海的熟知，基本上是源于凤凰卫视的几套节目，《时事开讲》、《有报天天读》，还有为他度身定做《震海听风录》。
但是这位名嘴并非新闻学科班出身，甚至学的东西都很“跨界”。
1984年，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德语专业毕业后，邱震海又在同济大学获得“语言学”专业研究生学位，并留校任德语系讲师。1990年，又前往德国留学，在德国图宾根大学攻读传播学并取得博士学位。
德语、语言学、传播学，这三门内部联系并不是很大的学科，在他的本硕博阶段，走马灯似地跳跃着。这些看似与他工作毫不相干的东西对他今后的工作起了很大的帮助，“比如语言学，语言学的研究方式对时事分析有很大帮助，研究词法和语意就要像切西瓜一样把一个很大的东西切成一片一片，这种结构性的分析方法是德国人善用的方式，尽管读书的时候不甚喜欢，但后来才发现，现在研究问题的很多方法，正是当年学习专业时掌握的技巧。”
留学德国7年，是邱震海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德国人的行为处事，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邱震海：“我是学德语出身，德语是一门很规范的语言，让人行事也变得规范起来。”但有时候，东方的道家顺其自然的思想和德国严密逻辑的经院哲学思维也会有时候发生点“小冲突”。他说道，德国的语言逻辑是独特而强有力的，它的一句话可以长达半页，几乎就是一个框架，既有细部缜密又有整体逻辑，而东方思维又是随性的，去德国久了之后，中国人的本质属性和身处的环境之间，容易“打架”。
本来在德国有一个优厚生活的邱震海最终却没有呆在德国，倒不是因为生活方式不习惯，而是出于一个中国人的本能。
在留学德国之前，邱震海抱着“把菜刀都买了”的决心，发誓要在德国好好打拼。但到后来，由迷恋开始发展到对德意志这个民族又爱又恨。德国的思维方法以理性见长，却也显得死板和机械。德国人很爱国，但这种爱国一旦走向极端，就会变成极端民族主义。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对外来文化有着深深的恐惧。邱震海在德国，能很流利的说这个国家的语言，习惯性使用德国的思维方式。但德国的排外使他感到了强烈的危机，他认为德国不能成为他生命的全部，也不应该成为他生命的全部。
而那个时候，邱震海也发现，他所从事的社会科学，更多是要将身处的社会作为一个舞台和实验室，在社会中去架构某种东西。但是他认为这些架构，欧洲已经做得很成熟，而亚洲地区则还需要从事人文科学的人，在他的母体文化土壤上去做很多事。于是，他心中的一个萌芽已久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回家。
当他重新踏上久违国土，已经是1997年，他选择了去香港发展。香港的自由气息是吸引邱震海前往的主要原因，他认为香港是吸收东西方文化的一个很好的平台，基础建设很完善，又有自由、法治和发达的公民社会。并正处于回归后的发展当中，有很多机会让有抱负的人能够参与其中的建设，实现自己的理想。
但是后来他发现，香港报纸虽然自由，但是满篇浅薄与缺乏深度的报道，让他觉得施展不开自己的拳脚，甚至一度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太过理想化，“要从事严肃新闻的时候，这里没有空间，这令人感到失望”。
索性“弃报从商”的他仍然没有丢弃自己的新闻梦，慢慢的，他开始给香港的《新报》写专栏，没想到，影响力却与日俱增，以至于中国内地的《参考消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欧洲的报纸，都开始引用他的文章。
在2004年，凤凰卫视主动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他成为凤凰卫视的专职评论员。而在此前，世界上没有一家电视台，会拥有专职的评论员，凤凰卫视这一创先河的举动，也是打动邱震海的原因，也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邱震海。
向往闲适生活
作为在电视上经天纬地、在生活中不断觥筹交错的公众人物，他最喜欢休闲运动却是拿一瓶啤酒，叼一根烟，在草地上晒半天太阳。这些恬淡的生活，对他而言，是一种奢侈。长期辗转于各地，每天都要关注国内国际的最新动态并且在里面提炼出有效的信息，还要不断看书、查资料，以跟得上时代的节奏。这些生活，让他时刻都处在一种高压之中。他戏说自己在生活中就是不停地说，“24小时中除了睡觉，其他时间都在准工作状态。在家看资料、读书、上班路上与各路官员交流信息，总之，一踏入办公室就准备开始说了。”
对于专业性与高端性的话题，邱震海也并不担心是“曲高和寡”，“一开始，一些人并不看好这样一个长达45分钟的深度讨论话题”，但邱震海坚持相信中国的高端观众有能力消化这档深度节目。而事实也是如此，他所主持的《震海听风录》在首次开播以来的4期中，就有3期创造了资讯台47个节目收视率的第一名，并创下凤凰资讯台最高收视记录。
虽然工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生活上，他仍羡慕那些有时间，有精力，能做自己感兴趣的事的人。生活中的邱震海，却惊人自称自己是一个没有爱好的人，而现在已经是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是需要努力挖掘自己爱好的时候了。
他非常羡慕他的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他喜欢收集古地图，经常在世界各地去搜罗古地图，经常在仓库里一呆十几个小时去研究古地图，这种有时间，有闲钱，衣食无忧的生活很向往。”
他表示自己的性格有静的一方面，也有动的一方面。“静可以关着几天不出门，动可以玩得天昏地暗。”最喜欢的运动，也是在静与动中矛盾着，年轻时热衷跑步，年岁渐高后改为骑车和散步，用他的话来说，都是最无聊但却可独自想心事的项目。正如他学习与工作喜欢玩跨界一样，他最喜欢的一句人生格言，是“我还没有找到”。
“我年轻的时候有个理论就是人要多爬几座山，当你年轻的时候爬到高峰就下来，再爬一座，在年轻的时候爬过几多座山，感觉就不一样了。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除了学识，还要有经历。”
从下飞机到做演讲，再到离开，邱震海的武汉之行不过短短的20多个小时。在演讲过后的记者会上，《TA生活家》杂志作为武汉本地为数不多应邀采访的媒体，对邱震海先生进行了采访。忙碌奔走，辗转各地，对于邱震海来说似乎已习惯了这种生活，也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媒体人的常态。与电视上指点江山的评论员身份相比，荧幕下方的邱震海似乎显得更平易近人。
邱震海
1962年出生于上海，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现为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香港岭南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顾问理事会成员。《德国之声》和《亚洲周刊》特约记者，以及香港、东南亚和欧洲媒体外交事务专栏作家。
名嘴的诞生
邱震海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便是半开玩笑的一句：“平常老是采访别人，今天是少见地被别人采访。”
的确，我们看到的邱震海都是作为一个访问者出现，无论是两会、中国政府行政改革、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两岸关系还是十八大，给人的印象都是客观冷静、视角独到。
广大民众对于邱震海的熟知，基本上是源于凤凰卫视的几套节目，《时事开讲》、《有报天天读》，还有为他度身定做《震海听风录》。
但是这位名嘴并非新闻学科班出身，甚至学的东西都很“跨界”。
1984年，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德语专业毕业后，邱震海又在同济大学获得“语言学”专业研究生学位，并留校任德语系讲师。1990年，又前往德国留学，在德国图宾根大学攻读传播学并取得博士学位。
德语、语言学、传播学，这三门内部联系并不是很大的学科，在他的本硕博阶段，走马灯似地跳跃着。这些看似与他工作毫不相干的东西对他今后的工作起了很大的帮助，“比如语言学，语言学的研究方式对时事分析有很大帮助，研究词法和语意就要像切西瓜一样把一个很大的东西切成一片一片，这种结构性的分析方法是德国人善用的方式，尽管读书的时候不甚喜欢，但后来才发现，现在研究问题的很多方法，正是当年学习专业时掌握的技巧。”
留学德国7年，是邱震海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德国人的行为处事，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邱震海：“我是学德语出身，德语是一门很规范的语言，让人行事也变得规范起来。”但有时候，东方的道家顺其自然的思想和德国严密逻辑的经院哲学思维也会有时候发生点“小冲突”。他说道，德国的语言逻辑是独特而强有力的，它的一句话可以长达半页，几乎就是一个框架，既有细部缜密又有整体逻辑，而东方思维又是随性的，去德国久了之后，中国人的本质属性和身处的环境之间，容易“打架”。
本来在德国有一个优厚生活的邱震海最终却没有呆在德国，倒不是因为生活方式不习惯，而是出于一个中国人的本能。
在留学德国之前，邱震海抱着“把菜刀都买了”的决心，发誓要在德国好好打拼。但到后来，由迷恋开始发展到对德意志这个民族又爱又恨。德国的思维方法以理性见长，却也显得死板和机械。德国人很爱国，但这种爱国一旦走向极端，就会变成极端民族主义。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对外来文化有着深深的恐惧。邱震海在德国，能很流利的说这个国家的语言，习惯性使用德国的思维方式。但德国的排外使他感到了强烈的危机，他认为德国不能成为他生命的全部，也不应该成为他生命的全部。
而那个时候，邱震海也发现，他所从事的社会科学，更多是要将身处的社会作为一个舞台和实验室，在社会中去架构某种东西。但是他认为这些架构，欧洲已经做得很成熟，而亚洲地区则还需要从事人文科学的人，在他的母体文化土壤上去做很多事。于是，他心中的一个萌芽已久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回家。
当他重新踏上久违国土，已经是1997年，他选择了去香港发展。香港的自由气息是吸引邱震海前往的主要原因，他认为香港是吸收东西方文化的一个很好的平台，基础建设很完善，又有自由、法治和发达的公民社会。并正处于回归后的发展当中，有很多机会让有抱负的人能够参与其中的建设，实现自己的理想。
但是后来他发现，香港报纸虽然自由，但是满篇浅薄与缺乏深度的报道，让他觉得施展不开自己的拳脚，甚至一度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太过理想化，“要从事严肃新闻的时候，这里没有空间，这令人感到失望”。
索性“弃报从商”的他仍然没有丢弃自己的新闻梦，慢慢的，他开始给香港的《新报》写专栏，没想到，影响力却与日俱增，以至于中国内地的《参考消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欧洲的报纸，都开始引用他的文章。
在2004年，凤凰卫视主动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他成为凤凰卫视的专职评论员。而在此前，世界上没有一家电视台，会拥有专职的评论员，凤凰卫视这一创先河的举动，也是打动邱震海的原因，也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邱震海。
向往闲适生活
作为在电视上经天纬地、在生活中不断觥筹交错的公众人物，他最喜欢休闲运动却是拿一瓶啤酒，叼一根烟，在草地上晒半天太阳。这些恬淡的生活，对他而言，是一种奢侈。长期辗转于各地，每天都要关注国内国际的最新动态并且在里面提炼出有效的信息，还要不断看书、查资料，以跟得上时代的节奏。这些生活，让他时刻都处在一种高压之中。他戏说自己在生活中就是不停地说，“24小时中除了睡觉，其他时间都在准工作状态。在家看资料、读书、上班路上与各路官员交流信息，总之，一踏入办公室就准备开始说了。”
对于专业性与高端性的话题，邱震海也并不担心是“曲高和寡”，“一开始，一些人并不看好这样一个长达45分钟的深度讨论话题”，但邱震海坚持相信中国的高端观众有能力消化这档深度节目。而事实也是如此，他所主持的《震海听风录》在首次开播以来的4期中，就有3期创造了资讯台47个节目收视率的第一名，并创下凤凰资讯台最高收视记录。
虽然工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生活上，他仍羡慕那些有时间，有精力，能做自己感兴趣的事的人。生活中的邱震海，却惊人自称自己是一个没有爱好的人，而现在已经是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是需要努力挖掘自己爱好的时候了。
他非常羡慕他的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他喜欢收集古地图，经常在世界各地去搜罗古地图，经常在仓库里一呆十几个小时去研究古地图，这种有时间，有闲钱，衣食无忧的生活很向往。”
他表示自己的性格有静的一方面，也有动的一方面。“静可以关着几天不出门，动可以玩得天昏地暗。”最喜欢的运动，也是在静与动中矛盾着，年轻时热衷跑步，年岁渐高后改为骑车和散步，用他的话来说，都是最无聊但却可独自想心事的项目。正如他学习与工作喜欢玩跨界一样，他最喜欢的一句人生格言，是“我还没有找到”。
“我年轻的时候有个理论就是人要多爬几座山，当你年轻的时候爬到高峰就下来，再爬一座，在年轻的时候爬过几多座山，感觉就不一样了。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除了学识，还要有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