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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要进一步做大做强，必须年年察形观势，必须经常在把握形势中把握机遇。司马迁说得好，“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凤凰集团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争时”尤为重要。企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往往把握了重大历史机遇，就可能赢得一个历史阶段，而把握机遇的要诀在于察形观势，顺势而为。
目前，中国出版业有五种趋势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一、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相结合基础上的股份化
研究近代100多年的出版史，我们发现，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把中国出版业推向高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股份化。当时优秀的出版企业，其资本构成不仅有国有成份、民营成份，也有外资成份。这种股份构成所带来的是国家文化资源、外国印刷技术和民营经营活力的整合。研究近30年来的中国经济，我们发现，除了政治、文化、社会等因素外，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支力量是国有经济、外国资本和民营经济，这三支力量走到今天正在产生着一种融合的趋势。也就是说，原来作为社会经济现象的混合经济，有可能更广泛、更直接地移植到企业内部，国有、外资、民营因为互相借力而日益互相融合。总起来看，国有对外资与民营所期望的是理念和活力，外资与民营对国有所期望的是资源与平台，资源与活力是国有企业与外资、民营企业相互融合的基本动力。正在被热议的“国进民退”现象，其实根本的原因是国有对重要资源的掌控，解决之道可能是国有与民营的资本融合，在融合中使资源与活力获得有效配置。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看，股份化是一种客观的趋势，具有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而股份化的途径主要应该是国有与民营之间的股份化，本质是资源与活力的融合。顺应这种趋势，我们一方面要积极推动与外资和民资的合作，一方面要注重防范风险，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在实际运作中，我们要谨记，股份化是把国有化大而不是化小，是化强而不是化弱，是化活而不是化死。
二、内部资源整合和外部资源并购相结合基础上的集团化
股份化的组织构架是集团化。中国出版业的当代改革，正在演化着一个百年未遇的重大机遇，600家左右的出版机构和数十家出版集团将会在未来10年内，在行政的推动下，在资本的拉动下，在市场的驱动下，在战略的互动下，实现大重组、大整合。由几家出版集团主导出版市场的格局我们已在欧美国家看得很清楚，但在中国究竟哪几家成为主导还难以预料。各出版集团，经过近10年的企业化和集团化改造，占据着区域市场，积聚了扩张能量，总体上呈现着大而不强、强中有弱、各具特长的状态。未来10年是见高下的10年，是重新划分市场的10年，也是大小分化、强弱分明、最终趋向于重组、落笔在联合的10年。在这场竞争中，凤凰集团已经积累了经济实力的优势，已经悄悄形成了资本竞争的优势。今年，这种优势将体现在20亿的中期票据和两个上市平台，未来3-5年，将体现在金融股权100亿左右的变现能力。
但仅仅靠资本是不够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就提示我们要弘扬文化理想，要研究发展战略，要更新重组理念，要开阔联合的胸怀。要让别人看到：凤凰集团是有远大抱负的，人之可以扬名；是有明确战略的，人之可以安生；是有开放理念的，入之可以得利；是有宽阔胸怀的，人之可以发展。资本竞争的背后是集团气质的竞争，是集团器局的竞争。集团化的路径是跨省资源的重组和内部资源的整合，但集团化的关键是开放的气质和宏大的器局。算大账看长远，知大势成大局，大视野大运作，大谋划大格局。今天凤凰人的器局决定着明天凤凰集团的格局，器局大才能格局大，器局大才能真正的集团化。在集团化的进程中争天时，抢地利，求人和，三位一体，缺一不可。但和为贵，和为上，和为大。
三、文化导向与市场导向相结合基础上的产业化
集团化的指向是产业化。产业化第一个特征是规模化、集约化。凤凰集团要充分认识到这样的现实，即经济上的大数字掩盖着产业链上的小出版，我们要通过内部裂变和外部扩张的方式，拉开出版构架，扩大出版资源，形成出版规模，产生集约优势。产业化的第二个特征是市场化和利益最大化。这要求我们要持续不断地以市场为导向，以营销为中心，以绩效考核为抓手，重市场份额，重销售收入，重利润指标。总之，这两个特征一是要做大，二是要做强，这是我们转企之后必须谋求的两个硬指标。但这只是产业化的—个方面，作为出版产业乃至文化产业，它的第三个特征是文化导向、生活导向和政治导向。我们的社会责任是引导好社会的文化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这一责任不能在产业化中弱化甚至迷茫乃至消亡，而应该在产业化中坚持弘扬，十分明确，有效强化。纵观世界范围的文化领域，意识形态的作用从来就没有因为企业化、商业化、市场化和产业化而改变过，只要仔细想想，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改变的不是意识形态、文化导向的作用，而是这一作用的表达方式。美国人的价值观，它们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正是通过美式大片，通过网络动漫，通过商业畅销书经常地、艺术地、大众化地表达出来，从而影响深广。客观地、历史地考察文化产业化的历程，我们发现，文化没有在产业化中消亡，而是在产业化中丰富了表达方式，贴近了欣赏需求，在艺术化和市场化中扩大了精神感染力和思想凝聚力；我们发现，在文化产业化中，文化是魂，产业是体，产业得文化而有魅力，文化也因产业而更具影响力。可以说，不管在哪个国度，不管在哪个民族，出版乃至文化产业化中都存在着文化导向和市场导向相结合的产业化，这既是一种要求，更是一种趋势，顺之者文化昌明，逆之者文化衰亡。
四、内容提供与科技手段相结合基础上的数字化
数字化虽然发展迅猛，具有震撼、冲击、变革甚至颠覆性的影响，但数字化毕竟是技术而不是内容，毕竟是手段而不是主体。我们现在越来越看清楚的是：数字化改变的不是阅读本身，而是阅读方式；冲击的不是出版内容，而是出版形式；提升的不仅是图书生产发行的业态，更重要的是图书内容的传播方式。数字化的本质不是数字技术的介入，而是数字内容的整合。基础是流程数字化，核心是内容数字化，关键是商业传播方式的数字化。出版数字化的现实途径是内容提供与科技手段的结合，这是一次内容与技术的新的融合。在这一融合的过程中，技术商在寻找内容资源，内容提供商也在寻找技术平台。现实的、经济的、有效的方法是内容提供商与技术服务商在资本层面、业务层面、市场层面的融合。数字化的方向一定是市场化，出版人才与技术人才、市场人才的融合是出版数字化取得突破的关键性因素。
五、国内资源与国外资源相结合基础上的国际化
世界正在步人中国，中国也正在步入更广阔的世界。中国已经从“中国的中国”变为“亚洲的中国”。也必然会全面地成为“世界的中国”。现实地看，整个世界的文化状况，仍然“西强我弱”，对中国文化的需求虽有明显增长但却并不广泛，因此“走出去”必须审慎，国际化的路子必须要更多地研究“借船出海”、资本联合、项目合作的方式，要在合作中“结缘”，在合作中“借力”，在合作中形成经验，培养人才，逐步打开国际市场，形成文化影响力。
但是，世界文化交流史告诉我们：在古代社会，文化是跟着战争走的，战争打到哪里，文化就交流到哪里；到了近代，文化是跟着商品走的，中国人对欧美文化的了解是随着“洋货”展开的；到了现代，文化是跟着资本、产业走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随着中国资本和产业的跨国扩张，中国文化“走出去”必将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大潮，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性和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对中国思想的研究，对中国现代化的借鉴必将成为广泛的需求。这是我们图书“走出去”的底气所在，是我们对未来国际出版交流态势的总体判断。我们必须认清这一大势，为实现集团的国际化，早作准备，积极探索，顺势而为，稳步推进。
目前，中国出版业有五种趋势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一、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相结合基础上的股份化
研究近代100多年的出版史，我们发现，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把中国出版业推向高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股份化。当时优秀的出版企业，其资本构成不仅有国有成份、民营成份，也有外资成份。这种股份构成所带来的是国家文化资源、外国印刷技术和民营经营活力的整合。研究近30年来的中国经济，我们发现，除了政治、文化、社会等因素外，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支力量是国有经济、外国资本和民营经济，这三支力量走到今天正在产生着一种融合的趋势。也就是说，原来作为社会经济现象的混合经济，有可能更广泛、更直接地移植到企业内部，国有、外资、民营因为互相借力而日益互相融合。总起来看，国有对外资与民营所期望的是理念和活力，外资与民营对国有所期望的是资源与平台，资源与活力是国有企业与外资、民营企业相互融合的基本动力。正在被热议的“国进民退”现象，其实根本的原因是国有对重要资源的掌控，解决之道可能是国有与民营的资本融合，在融合中使资源与活力获得有效配置。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看，股份化是一种客观的趋势，具有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而股份化的途径主要应该是国有与民营之间的股份化，本质是资源与活力的融合。顺应这种趋势，我们一方面要积极推动与外资和民资的合作，一方面要注重防范风险，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在实际运作中，我们要谨记，股份化是把国有化大而不是化小，是化强而不是化弱，是化活而不是化死。
二、内部资源整合和外部资源并购相结合基础上的集团化
股份化的组织构架是集团化。中国出版业的当代改革，正在演化着一个百年未遇的重大机遇，600家左右的出版机构和数十家出版集团将会在未来10年内，在行政的推动下，在资本的拉动下，在市场的驱动下，在战略的互动下，实现大重组、大整合。由几家出版集团主导出版市场的格局我们已在欧美国家看得很清楚，但在中国究竟哪几家成为主导还难以预料。各出版集团，经过近10年的企业化和集团化改造，占据着区域市场，积聚了扩张能量，总体上呈现着大而不强、强中有弱、各具特长的状态。未来10年是见高下的10年，是重新划分市场的10年，也是大小分化、强弱分明、最终趋向于重组、落笔在联合的10年。在这场竞争中，凤凰集团已经积累了经济实力的优势，已经悄悄形成了资本竞争的优势。今年，这种优势将体现在20亿的中期票据和两个上市平台，未来3-5年，将体现在金融股权100亿左右的变现能力。
但仅仅靠资本是不够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就提示我们要弘扬文化理想，要研究发展战略，要更新重组理念，要开阔联合的胸怀。要让别人看到：凤凰集团是有远大抱负的，人之可以扬名；是有明确战略的，人之可以安生；是有开放理念的，入之可以得利；是有宽阔胸怀的，人之可以发展。资本竞争的背后是集团气质的竞争，是集团器局的竞争。集团化的路径是跨省资源的重组和内部资源的整合，但集团化的关键是开放的气质和宏大的器局。算大账看长远，知大势成大局，大视野大运作，大谋划大格局。今天凤凰人的器局决定着明天凤凰集团的格局，器局大才能格局大，器局大才能真正的集团化。在集团化的进程中争天时，抢地利，求人和，三位一体，缺一不可。但和为贵，和为上，和为大。
三、文化导向与市场导向相结合基础上的产业化
集团化的指向是产业化。产业化第一个特征是规模化、集约化。凤凰集团要充分认识到这样的现实，即经济上的大数字掩盖着产业链上的小出版，我们要通过内部裂变和外部扩张的方式，拉开出版构架，扩大出版资源，形成出版规模，产生集约优势。产业化的第二个特征是市场化和利益最大化。这要求我们要持续不断地以市场为导向，以营销为中心，以绩效考核为抓手，重市场份额，重销售收入，重利润指标。总之，这两个特征一是要做大，二是要做强，这是我们转企之后必须谋求的两个硬指标。但这只是产业化的—个方面，作为出版产业乃至文化产业，它的第三个特征是文化导向、生活导向和政治导向。我们的社会责任是引导好社会的文化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这一责任不能在产业化中弱化甚至迷茫乃至消亡，而应该在产业化中坚持弘扬，十分明确，有效强化。纵观世界范围的文化领域，意识形态的作用从来就没有因为企业化、商业化、市场化和产业化而改变过，只要仔细想想，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改变的不是意识形态、文化导向的作用，而是这一作用的表达方式。美国人的价值观，它们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正是通过美式大片，通过网络动漫，通过商业畅销书经常地、艺术地、大众化地表达出来，从而影响深广。客观地、历史地考察文化产业化的历程，我们发现，文化没有在产业化中消亡，而是在产业化中丰富了表达方式，贴近了欣赏需求，在艺术化和市场化中扩大了精神感染力和思想凝聚力；我们发现，在文化产业化中，文化是魂，产业是体，产业得文化而有魅力，文化也因产业而更具影响力。可以说，不管在哪个国度，不管在哪个民族，出版乃至文化产业化中都存在着文化导向和市场导向相结合的产业化，这既是一种要求，更是一种趋势，顺之者文化昌明，逆之者文化衰亡。
四、内容提供与科技手段相结合基础上的数字化
数字化虽然发展迅猛，具有震撼、冲击、变革甚至颠覆性的影响，但数字化毕竟是技术而不是内容，毕竟是手段而不是主体。我们现在越来越看清楚的是：数字化改变的不是阅读本身，而是阅读方式；冲击的不是出版内容，而是出版形式；提升的不仅是图书生产发行的业态，更重要的是图书内容的传播方式。数字化的本质不是数字技术的介入，而是数字内容的整合。基础是流程数字化，核心是内容数字化，关键是商业传播方式的数字化。出版数字化的现实途径是内容提供与科技手段的结合，这是一次内容与技术的新的融合。在这一融合的过程中，技术商在寻找内容资源，内容提供商也在寻找技术平台。现实的、经济的、有效的方法是内容提供商与技术服务商在资本层面、业务层面、市场层面的融合。数字化的方向一定是市场化，出版人才与技术人才、市场人才的融合是出版数字化取得突破的关键性因素。
五、国内资源与国外资源相结合基础上的国际化
世界正在步人中国，中国也正在步入更广阔的世界。中国已经从“中国的中国”变为“亚洲的中国”。也必然会全面地成为“世界的中国”。现实地看，整个世界的文化状况，仍然“西强我弱”，对中国文化的需求虽有明显增长但却并不广泛，因此“走出去”必须审慎，国际化的路子必须要更多地研究“借船出海”、资本联合、项目合作的方式，要在合作中“结缘”，在合作中“借力”，在合作中形成经验，培养人才，逐步打开国际市场，形成文化影响力。
但是，世界文化交流史告诉我们：在古代社会，文化是跟着战争走的，战争打到哪里，文化就交流到哪里；到了近代，文化是跟着商品走的，中国人对欧美文化的了解是随着“洋货”展开的；到了现代，文化是跟着资本、产业走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随着中国资本和产业的跨国扩张，中国文化“走出去”必将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大潮，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性和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对中国思想的研究，对中国现代化的借鉴必将成为广泛的需求。这是我们图书“走出去”的底气所在，是我们对未来国际出版交流态势的总体判断。我们必须认清这一大势，为实现集团的国际化，早作准备，积极探索，顺势而为，稳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