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自卑感越重，越敏感，寻求补偿也越迫切。这种补偿心理往往与“被剥夺感”相结合，通过频繁发起和参与抗争运动获得补偿，并最终形成巨大的社会风险。
　　2018年2月8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刘贵夺、姜晓龙、刘成建、黄金波故意杀人、劫持船只，李承权故意杀人死刑复核刑事裁定书》。文书显示，最高法已于2017年3月23日核准“太平洋大逃杀案”中的5名主犯死刑。这起轰动一时的案件再次掀起社会的关注和讨论，而讨论的焦点大多集中在案件发生的曲折过程以及由此投射的人性丑恶，却很少有人关注导致事件发生背后的劳动关系因素。在笔者看来，该起事件的发生几乎涵盖了当下劳动关系的所有矛盾点，而最后杀人举动则是这些矛盾点集中爆发的结果。
　　该起案件发生的“鑫发公司”基本上无劳动者权益可言。由于工作压力大和工作环境危险，远海捕鱼企业招不到工人，于是只能“饥不择食”，通过降低招聘标准、虚假承诺以及使用中介等手段招揽工人。船上的33名船员大部分都是临时招募，且无任何出海的职业经验，甚至还有刑满释放人员。而到了船上，每天至少工作18个小时，最忙的时候甚至需要连续通宵不睡觉工作。疲惫不堪之际，船员开始对当时的工资承诺产生质疑，想拿到承诺的每年保底4.5万元的工资，就不能有休息的时间，而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大家开始担心，出海几个月“最后可能烟钱都赚不回来”。随着高强度的工作一天一天持续，船员的情绪也在不断滋长。
　　然而，公司方并没有在意。就在部分船员就工资问题提出争议想提前回国时，却遭到船长的强势恫吓，被告知船员都没有船员证，属于偷渡，没有船愿意搭载他们，“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而当船员进一步提出会回国起诉公司时，却得到更加令人沮丧的回复。公司与船员签订合同中使用了虚假公章，“鑫发公司”并不存在，起诉也没有用，他们事实上是一群困在海上的黑工。在他们心中逐渐形成一种强烈的感受一自己被“绑架”到船上，只能无望地继续工作。面对这种情况，工人们的情绪积累到了爆发的临界点。不久，便发生了船员劫船回国事件，并在随后演变成失控的大屠杀。
　　如果把船员和船长的关系看作是劳动关系的话，那么它们之间发生的矛盾并不鲜见。只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老实的工人可以通过高度流动尽快离开企业，以获取下一份营生。然而，随着权利意识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工人不再让步，选择采取维权行动。他们或者付诸于法律途径，或者干脆怠工停工。面对这种弥漫的集体情绪，企业方如果不及时纠正偏差，采取有效措施疏解情绪，而是一贯以过去强势强权的态度，甚至要惩戒和恫吓，那工人的抗争则一定以更加激烈的方式爆发，而这也注定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太平洋上22条生命的陨灭除了告知我们杀人者的愚昧和残忍，也让我们对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原因有更多的思考，更要對这类事件事态的发展有更多的警示。处在劳动关系体系中弱势的工人群体，如果不能长期建立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渠道，如果不能持续提高工资收入的安全感和收获感，他们就可能会成为社会边缘人群，并形成自卑而敏感的社会心理。按照阿德勒的自卑理论，一个人自卑感越重，越敏感，寻求补偿也越迫切。这种补偿心理往往与“被剥夺感”相结合，通过频繁发起和参与抗争运动获得补偿，并最终形成巨大的社会风险。
　　从这个角度看，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重要而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