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许多一线教师，讲到古典散文，往往在句法、修辞等方面下功夫，满足于知识性的阐释，但这种句法、修辞方面的特点，往往并不是孤立自足的，而是与文章的体裁（形式）紧密相关的。同样属于实用性的议论文，《文心雕龙》就分出“颂赞”“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论说”“祝盟”“铭箴”等，其中大部分是政治性的，具有公文性质，有些已经随着历史的、体制的变迁而消亡了。其中“论说”篇，具有特别的价值。不弄清其作为文体规范的独特内涵与今日之不尽相同，解读古典散文经典很难精确。
今天我们系统称之为议论文的，在《文心雕龙》中大体包含在“论说”篇中。“论”和“说”表面上是一致的，但实质上，在刘勰的文章中，“论”和“说”是两种文体，有不同的规范。
一、作为古典散文文体的“说”
刘勰在对“说”进行阐释时，把它和“说”字的另一层意味“悦”联系起来，有以“口舌”取悦对方的意味（“言咨悦怿”）。《文心雕龙》虽然是一部文章学的系统理论著作，但却带有很鲜明的文章历史总结的性质。故刘勰所谈的“说”，首先以秦游说之士的纵横之术为据。今天看来，“说”在当时具有现场即兴、口头交际的性质，其“善者”能够“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话说得有点夸张，但是“说”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著名的记录，如《战国策》中《苏秦以连横说秦》《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唐雎说信陵君》等。
汉朝统一，游说之术就变成了说服人主的机巧，刘勰认为“说”作为文体的根本特点乃是“喻巧而理至”“飞文敏以济词”[1]，强调的是言说的智慧、机敏，特别是比喻的巧妙。可见“说”不像“论”那样特别强调全面和严密，但是有机智、敏锐、出奇制胜的优长。现实的需求，促使“说”超越了现场的口舌之机敏，而成为一种文体。
成为文体的“说”不再是现场一次性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而是形诸文字，传诸后世，故修改，提炼，精益求精，长期反复使用，日积月累，遂初具模式。“说”作为文体，成为积淀机智论说经验的载体。就我们今天所见的经典之作来看，“说”确如刘勰所说的“喻巧而理至”之妙。其第一个特点，乃是不直接正面说理，而从侧面，以比喻引出论点。例如，在《论语》中孔子有过“苛政猛于虎”这个说法，因为是口头的，光是其格言式的警策，在现场就够动人的了，并没有论证的必要。到了“说”成为文章的体裁，要超越时间和空间传播，语录式的论断就显然不够了。柳宗元《捕蛇者说》可以说是把孔夫子的“苛政猛于虎”的经典论断化为“说”的代表。作为文章，就要不但有论断，而且有根据，不但有根据，而且要层次分明，引人入胜。故“说”不但要有“喻”，而且要“巧”，“巧”在不是单层次的宣告，而是多层次的逐步深入。这可以说是“说”作为文体的第二个特点。柳宗元先说一个故事，强调为王命捕毒蛇者，两代惨死，一代危殆而不舍其业。这是第一个层次。当柳氏提出免其供蛇，复其租赋，而捕蛇者“汪然出涕”，原因是捕蛇之危，“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具体例证，六十年来，与其祖相邻者，“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能生存者“十无一焉”，而其家就是以“捕蛇而独存”。第四个层次是，虽然每年两次冒生命危险捕蛇，但其余时候则能“熙熙而乐”。第五个层次是柳宗元的结论：他曾经怀疑过孔夫子的“苛政猛于虎”，看到捕蛇者这样的命运，才知道“赋敛之毒有甚是蛇”。柳宗元此文之成经典，正是好在巧喻，巧在比喻推理之层次丰富，巧在层次转化之极端。一是，蛇极毒，捕极危；二是，可脱此极危之业，而遭拒；三是，拒之则更临极苦之租赋；四是，得出苛政之害胜于蛇之极毒。总之，“说”这种说理的文体，基于“喻巧”，说理乃是间接的，由貌似毫不相干的故事和现象说起，从中抽象出一个前提来，然后层层递进，最后才把结论顺理成章地推演出来。
当然，经典的“说”和游说之士乘一时口舌之胜不同，其推理功夫并不完全是演绎，而是结合着矛盾的分析，《捕蛇者说》在演绎中就隐含着矛盾（极危和极安，极苦和极乐）的揭示和转化。矛盾分析，是层次递进的基础，层次越是丰富，文章就越是精致。刘基的《说虎》与《捕蛇者说》堪有一比。文章先说，老虎比人力气大得多，人和老虎斗争，必败无疑。这是第一个层次。如果按议论文“三要素”的论证模式来写作，找与论点相符的例子来“证明”并不费力。但是，刘基接着提出不是老虎经常吃人，而是人经常吃虎肉，享用虎皮。这是提出和前述观念不相符的反例，揭示矛盾，提出问题，推动分析。刘基分析这种强弱转化的原因是：虎用力，人用智。虎用自己的躯体，而人用其所创造的事物（工具）。在这样的条件下，矛盾转化了，人由弱变强，虎由强变弱。这是第二个层次。光有这个层次的结论还不够深刻，分析进入第三个层次，不仅是老虎与人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是领导与人才的关系。第四个层次，从“用力而不用智”，引出“自用而不用人”。领导人就是很有本事，只用自己有限的智力，而不能用人，和老虎属一类。
韩愈的《师说》是更为经典的“说”，因为它带有某些“论”的特点。文章的出发点，就是一个定义：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他并没有对其展开分析，就以之为大前提进行推演，但其中也有局部性的矛盾分析：第一个矛盾是年龄小于己，第二个矛盾是地位低于己，这都不能妨碍其为师，年龄小、地位低转化为师之尊，条件只有一个——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韩愈为什么不把“师说”改成“师论”呢？他显然意识到“论”的要求高得多。在科举考试中有史论，在朝堂上有策论，都是很严格的论文。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说”这种文体，虽然有“喻巧而理至”“飞文敏以济词”的优长，但是其局限却不可忽略，在说理功能上的弱势难以避免。这种局限需要另外一种文体来弥补，那就是“论”。
二、作为古典散文文体的“论”
议论是人的理性思维，其基础是从具体的感性事物的抽象概括。这种能力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有了一定的抽象能力以后，还要从概念、判断、推理、论证进化为语言、文字，还得从口头即兴交流升华为文体，这个过程相当复杂、漫长，经历了多个阶段的跨越。 在孔夫子时代，人们的交往主要是对话（这与古希腊时代的经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柏拉图、苏格拉底留下的著作都是对话录），当时并没有做文章的概念，连标题都没有。孔子的言论之精彩在于其大都是格言式的，很深刻。这些言论得出的方法可以总结为两个方面。第一，直接从感性现象进行归纳，如《礼记·檀弓下》，孔子见一妇女，家人屡遭虎难，却因异地有苛政而不迁，乃得出“苛政猛于虎也”的结论。从感性个别的经验，概括出普遍的观念，这是逻辑上形成概念的基本方法之一。但是，这种方法可能因为经验的有限性不足以支撑观念的普遍性，从而导致片面。这就产生了孔子思维的第二种方法，不孤立地发表议论，而在对立的、相反的关系中形成观念。如“学而时习之”，学是新的，习是旧的，温习了旧的，往往会有新的发现，因此得出“温故而知新”，新与旧是矛盾的，在矛盾中看到转化，形成的观念就比较全面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把思和学放在对立中构成了哲理。这就有了辩证的关系，带上了哲理的色彩。
当然，光是形成观点，哪怕是独特的、全面的观点，也还只是属于逻辑中最初步的概念、判断层次。要言之成理，则须进入更高的层次：推理和论证。到了孟子那里，一方面继承了孔子的辩证格言，如“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是把问题放在“尽信”和“不信”的矛盾中展开；另一方面，孟子进一步用类比推理来说明（如“邯郸学步”“一曝十寒”“拔苖助长”“五十步笑百步”），不但增强了论点的可信度，而且把抽象的逻辑感性化。
孟子的类比，不但有故事，有情节，而且有细节。例如“奕秋诲人”（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这种故事往往就成了至今家喻户晓的不朽寓言。这样的寓言在逻辑上属于类比推理，在早期也可以说多多少少具有论证的功能，这当然比孔子进了一步。
但是，光用类比性质的寓言来论证观点，从逻辑上讲还不够。因为类比和比喻一样，只是在一点上相通，不及其余；事物是复杂的，多方面的，至少如辩证法所说是有正反两面的，故类比鲜能全面。
孟子晚孔子一百多年，中国人在交往中最明显的进步乃是老子式的正反结合转化的模式普及了。这表现在孟子有了正反相对的驳论。《孟子》第一章，就是孟子和梁惠王的辩论。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对”和“曰”不同，含着对立之意，故有“对质”“对答”“对策”“对付”“对抗”之说。孟子接下去就是长篇大论的“驳论”，比之《论语》时代，从思维方式来说，可谓伟大之进步。文章要有说服力，光依“三要素”模式，只取与论点相符合的例子，达到所谓自圆其说，肯定是片面的。孟子的进步之处在于，对与自己论点不符的例子不但不回避，而且加以分析，达到“他圆其说”，逼近全面。把正例和反例、论证与驳论结合起来，追求达到雄辩的境界，这和20世纪西方科学学者波普尔的“证伪比证明更有理论的突破性”学说不谋而合。
光有了这样的自觉，还只限于思维，并不等于为文。从思维到文章还有相当曲折的道路，语言、逻辑以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文体。
思维方式的进步，再加上书写工具的发展，为非现场性的传播提供了基础。从传播学的意义上说，传播方式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一样，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从而推动了文体发展。有了做文章的意识，文体就随之而丰富起来，有了很细致的分工，从而也就显示出不同的规律。在《文心雕龙》中，“论说”篇对“论”的阐释和“说”的“喻巧理至”有着巨大的不同：
“论”之为体，所以辩正然否。穷于有数，究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2]
“论”作为一种文体论证的规范显然比“说”要复杂、丰富得多。“说”以巧喻为务，但不管喻多么巧，免不了间接地从一个侧面出发；而“论”则是“辩正然否”，就是从肯定（然）、否定（否）两面进行分析，正面和反面都要到位，“穷于有数”，就是把握全面资源，“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就是深思熟虑，把所有的可能都加以权衡，“弥缝莫见其隙”，严密到没有任何漏洞，“敌人不知所乘”，让论敌反驳无门。总的说来，“论”的要求就是全面、反思、系统、缜密。
刘勰对以“论”为体的文章给出这么丰富的规定，并不完全像古希腊大师那样，主要依赖推理，而是对从先秦以来写作经验的总结。从这个意义上说，“论”作为相对稳定的文体，起码在长期的积累中跨越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现场口头交往中的经验的直接概括。第二个阶段，在老子式的对立统一中形成比较全面的观念。第三个阶段，将之形诸文字，从现场直接交流到超越现场传播，这是人类文明划时代的伟大飞跃。第四个阶段，从自发记录到有意为文，形成文体模式。这从文章学来说，则是另一伟大飞跃。从《论语》式的语录到《孟子》式的反驳，为“论”奠定了基础。其间包括给皇帝建议的“策”和“疏”，后来清代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将之归纳为“论辩类”。但是，他在该书的《序目》不选先秦诸子，因为“自老庄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悉以子家不录，录自贾生始”。[3]这可能说明，“论”的文体从草创到规范，经历了千年以上的积累，才产生了贾谊那样的公认的经典。《古文辞类纂》所选贾谊的《过秦论》、柳宗元的《封建论》和苏洵的《六国论》等，不但体制比较宏大，而且在逻辑上求涵盖全面。所谓全面，是多方面的系统性，不但在正面自圆其说，而且要从反面它圆其说，要有共识作为论证的前提，还要有事实论据，不是孤立的，而是系统的论据，以不可否认的经验，来证明自己的论点不可反驳。
以苏洵的《六国论》为例，其论点属于北宋主战派，不无时代之烙印；但是，该文在其父子三人皆为之《六国论》中最为经典，原因就在于其从多方面展开。不满足有利于自己论点的事实，而且不回避不利于自己论点的事实，进而把不利于自己论点的事实转化为有利于自己的论据。文章的论点针对主和派，提出的论点就是对世俗之见的反驳：六国之亡，不是亡于战，而是亡于不战。作者本着“论”的“辩正然否”“穷于有数”的精神，并没有掩盖不利于自己论点的历史事实，那就是燕国虽然敢于战，最后亦亡。作者首先分析，燕国是小国，敢于战，胜多败少，但因内部矛盾，错杀了良将李牧；其次，大国不敢战，争相贿秦，越是贿秦，秦越强大，大国相对越是弱小，结果大国无法避免灭亡的命运，小国孤军也不能不走向失败，只是败在最后而已。此文最大的特点是将有利于论敌的论据转化为有利于自己的论据，这正是文章显得雄辩的原因。这种论辩术，不但体现了《韩非子·难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论辩精神，而且和当代西方修辞学将对手的论据化为自己的论据的前沿学术不谋而合。
综观经典，刘勰虽将“论”“说”同篇，但其实强调了明显的不同。第一，“说”以“喻巧”为纲，其推理性质乃是间接的；而“论”则系统周延，正反开合，为直接推理。第二，“说”之主题则往往抒发个人性情；而“论”之内容皆为经国大业，除上述数文以外，如欧阳修《朋党论》《为君难论》，苏轼《始皇论》《贾谊论》，苏辙《三国论》《汉文帝论》，大抵为政治历史经验之全面总结和当前的对策，故往往与“奏”“疏”“谏”等同功。
参考文献
[1][2]范文澜注.文心雕龙（上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329，328.
[3]姚鼐.古文辞类纂[M].上海：上海新文化书社，1934：2.
今天我们系统称之为议论文的，在《文心雕龙》中大体包含在“论说”篇中。“论”和“说”表面上是一致的，但实质上，在刘勰的文章中，“论”和“说”是两种文体，有不同的规范。
一、作为古典散文文体的“说”
刘勰在对“说”进行阐释时，把它和“说”字的另一层意味“悦”联系起来，有以“口舌”取悦对方的意味（“言咨悦怿”）。《文心雕龙》虽然是一部文章学的系统理论著作，但却带有很鲜明的文章历史总结的性质。故刘勰所谈的“说”，首先以秦游说之士的纵横之术为据。今天看来，“说”在当时具有现场即兴、口头交际的性质，其“善者”能够“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话说得有点夸张，但是“说”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著名的记录，如《战国策》中《苏秦以连横说秦》《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唐雎说信陵君》等。
汉朝统一，游说之术就变成了说服人主的机巧，刘勰认为“说”作为文体的根本特点乃是“喻巧而理至”“飞文敏以济词”[1]，强调的是言说的智慧、机敏，特别是比喻的巧妙。可见“说”不像“论”那样特别强调全面和严密，但是有机智、敏锐、出奇制胜的优长。现实的需求，促使“说”超越了现场的口舌之机敏，而成为一种文体。
成为文体的“说”不再是现场一次性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而是形诸文字，传诸后世，故修改，提炼，精益求精，长期反复使用，日积月累，遂初具模式。“说”作为文体，成为积淀机智论说经验的载体。就我们今天所见的经典之作来看，“说”确如刘勰所说的“喻巧而理至”之妙。其第一个特点，乃是不直接正面说理，而从侧面，以比喻引出论点。例如，在《论语》中孔子有过“苛政猛于虎”这个说法，因为是口头的，光是其格言式的警策，在现场就够动人的了，并没有论证的必要。到了“说”成为文章的体裁，要超越时间和空间传播，语录式的论断就显然不够了。柳宗元《捕蛇者说》可以说是把孔夫子的“苛政猛于虎”的经典论断化为“说”的代表。作为文章，就要不但有论断，而且有根据，不但有根据，而且要层次分明，引人入胜。故“说”不但要有“喻”，而且要“巧”，“巧”在不是单层次的宣告，而是多层次的逐步深入。这可以说是“说”作为文体的第二个特点。柳宗元先说一个故事，强调为王命捕毒蛇者，两代惨死，一代危殆而不舍其业。这是第一个层次。当柳氏提出免其供蛇，复其租赋，而捕蛇者“汪然出涕”，原因是捕蛇之危，“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具体例证，六十年来，与其祖相邻者，“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能生存者“十无一焉”，而其家就是以“捕蛇而独存”。第四个层次是，虽然每年两次冒生命危险捕蛇，但其余时候则能“熙熙而乐”。第五个层次是柳宗元的结论：他曾经怀疑过孔夫子的“苛政猛于虎”，看到捕蛇者这样的命运，才知道“赋敛之毒有甚是蛇”。柳宗元此文之成经典，正是好在巧喻，巧在比喻推理之层次丰富，巧在层次转化之极端。一是，蛇极毒，捕极危；二是，可脱此极危之业，而遭拒；三是，拒之则更临极苦之租赋；四是，得出苛政之害胜于蛇之极毒。总之，“说”这种说理的文体，基于“喻巧”，说理乃是间接的，由貌似毫不相干的故事和现象说起，从中抽象出一个前提来，然后层层递进，最后才把结论顺理成章地推演出来。
当然，经典的“说”和游说之士乘一时口舌之胜不同，其推理功夫并不完全是演绎，而是结合着矛盾的分析，《捕蛇者说》在演绎中就隐含着矛盾（极危和极安，极苦和极乐）的揭示和转化。矛盾分析，是层次递进的基础，层次越是丰富，文章就越是精致。刘基的《说虎》与《捕蛇者说》堪有一比。文章先说，老虎比人力气大得多，人和老虎斗争，必败无疑。这是第一个层次。如果按议论文“三要素”的论证模式来写作，找与论点相符的例子来“证明”并不费力。但是，刘基接着提出不是老虎经常吃人，而是人经常吃虎肉，享用虎皮。这是提出和前述观念不相符的反例，揭示矛盾，提出问题，推动分析。刘基分析这种强弱转化的原因是：虎用力，人用智。虎用自己的躯体，而人用其所创造的事物（工具）。在这样的条件下，矛盾转化了，人由弱变强，虎由强变弱。这是第二个层次。光有这个层次的结论还不够深刻，分析进入第三个层次，不仅是老虎与人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是领导与人才的关系。第四个层次，从“用力而不用智”，引出“自用而不用人”。领导人就是很有本事，只用自己有限的智力，而不能用人，和老虎属一类。
韩愈的《师说》是更为经典的“说”，因为它带有某些“论”的特点。文章的出发点，就是一个定义：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他并没有对其展开分析，就以之为大前提进行推演，但其中也有局部性的矛盾分析：第一个矛盾是年龄小于己，第二个矛盾是地位低于己，这都不能妨碍其为师，年龄小、地位低转化为师之尊，条件只有一个——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韩愈为什么不把“师说”改成“师论”呢？他显然意识到“论”的要求高得多。在科举考试中有史论，在朝堂上有策论，都是很严格的论文。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说”这种文体，虽然有“喻巧而理至”“飞文敏以济词”的优长，但是其局限却不可忽略，在说理功能上的弱势难以避免。这种局限需要另外一种文体来弥补，那就是“论”。
二、作为古典散文文体的“论”
议论是人的理性思维，其基础是从具体的感性事物的抽象概括。这种能力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有了一定的抽象能力以后，还要从概念、判断、推理、论证进化为语言、文字，还得从口头即兴交流升华为文体，这个过程相当复杂、漫长，经历了多个阶段的跨越。 在孔夫子时代，人们的交往主要是对话（这与古希腊时代的经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柏拉图、苏格拉底留下的著作都是对话录），当时并没有做文章的概念，连标题都没有。孔子的言论之精彩在于其大都是格言式的，很深刻。这些言论得出的方法可以总结为两个方面。第一，直接从感性现象进行归纳，如《礼记·檀弓下》，孔子见一妇女，家人屡遭虎难，却因异地有苛政而不迁，乃得出“苛政猛于虎也”的结论。从感性个别的经验，概括出普遍的观念，这是逻辑上形成概念的基本方法之一。但是，这种方法可能因为经验的有限性不足以支撑观念的普遍性，从而导致片面。这就产生了孔子思维的第二种方法，不孤立地发表议论，而在对立的、相反的关系中形成观念。如“学而时习之”，学是新的，习是旧的，温习了旧的，往往会有新的发现，因此得出“温故而知新”，新与旧是矛盾的，在矛盾中看到转化，形成的观念就比较全面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把思和学放在对立中构成了哲理。这就有了辩证的关系，带上了哲理的色彩。
当然，光是形成观点，哪怕是独特的、全面的观点，也还只是属于逻辑中最初步的概念、判断层次。要言之成理，则须进入更高的层次：推理和论证。到了孟子那里，一方面继承了孔子的辩证格言，如“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是把问题放在“尽信”和“不信”的矛盾中展开；另一方面，孟子进一步用类比推理来说明（如“邯郸学步”“一曝十寒”“拔苖助长”“五十步笑百步”），不但增强了论点的可信度，而且把抽象的逻辑感性化。
孟子的类比，不但有故事，有情节，而且有细节。例如“奕秋诲人”（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这种故事往往就成了至今家喻户晓的不朽寓言。这样的寓言在逻辑上属于类比推理，在早期也可以说多多少少具有论证的功能，这当然比孔子进了一步。
但是，光用类比性质的寓言来论证观点，从逻辑上讲还不够。因为类比和比喻一样，只是在一点上相通，不及其余；事物是复杂的，多方面的，至少如辩证法所说是有正反两面的，故类比鲜能全面。
孟子晚孔子一百多年，中国人在交往中最明显的进步乃是老子式的正反结合转化的模式普及了。这表现在孟子有了正反相对的驳论。《孟子》第一章，就是孟子和梁惠王的辩论。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对”和“曰”不同，含着对立之意，故有“对质”“对答”“对策”“对付”“对抗”之说。孟子接下去就是长篇大论的“驳论”，比之《论语》时代，从思维方式来说，可谓伟大之进步。文章要有说服力，光依“三要素”模式，只取与论点相符合的例子，达到所谓自圆其说，肯定是片面的。孟子的进步之处在于，对与自己论点不符的例子不但不回避，而且加以分析，达到“他圆其说”，逼近全面。把正例和反例、论证与驳论结合起来，追求达到雄辩的境界，这和20世纪西方科学学者波普尔的“证伪比证明更有理论的突破性”学说不谋而合。
光有了这样的自觉，还只限于思维，并不等于为文。从思维到文章还有相当曲折的道路，语言、逻辑以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文体。
思维方式的进步，再加上书写工具的发展，为非现场性的传播提供了基础。从传播学的意义上说，传播方式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一样，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从而推动了文体发展。有了做文章的意识，文体就随之而丰富起来，有了很细致的分工，从而也就显示出不同的规律。在《文心雕龙》中，“论说”篇对“论”的阐释和“说”的“喻巧理至”有着巨大的不同：
“论”之为体，所以辩正然否。穷于有数，究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2]
“论”作为一种文体论证的规范显然比“说”要复杂、丰富得多。“说”以巧喻为务，但不管喻多么巧，免不了间接地从一个侧面出发；而“论”则是“辩正然否”，就是从肯定（然）、否定（否）两面进行分析，正面和反面都要到位，“穷于有数”，就是把握全面资源，“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就是深思熟虑，把所有的可能都加以权衡，“弥缝莫见其隙”，严密到没有任何漏洞，“敌人不知所乘”，让论敌反驳无门。总的说来，“论”的要求就是全面、反思、系统、缜密。
刘勰对以“论”为体的文章给出这么丰富的规定，并不完全像古希腊大师那样，主要依赖推理，而是对从先秦以来写作经验的总结。从这个意义上说，“论”作为相对稳定的文体，起码在长期的积累中跨越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现场口头交往中的经验的直接概括。第二个阶段，在老子式的对立统一中形成比较全面的观念。第三个阶段，将之形诸文字，从现场直接交流到超越现场传播，这是人类文明划时代的伟大飞跃。第四个阶段，从自发记录到有意为文，形成文体模式。这从文章学来说，则是另一伟大飞跃。从《论语》式的语录到《孟子》式的反驳，为“论”奠定了基础。其间包括给皇帝建议的“策”和“疏”，后来清代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将之归纳为“论辩类”。但是，他在该书的《序目》不选先秦诸子，因为“自老庄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悉以子家不录，录自贾生始”。[3]这可能说明，“论”的文体从草创到规范，经历了千年以上的积累，才产生了贾谊那样的公认的经典。《古文辞类纂》所选贾谊的《过秦论》、柳宗元的《封建论》和苏洵的《六国论》等，不但体制比较宏大，而且在逻辑上求涵盖全面。所谓全面，是多方面的系统性，不但在正面自圆其说，而且要从反面它圆其说，要有共识作为论证的前提，还要有事实论据，不是孤立的，而是系统的论据，以不可否认的经验，来证明自己的论点不可反驳。
以苏洵的《六国论》为例，其论点属于北宋主战派，不无时代之烙印；但是，该文在其父子三人皆为之《六国论》中最为经典，原因就在于其从多方面展开。不满足有利于自己论点的事实，而且不回避不利于自己论点的事实，进而把不利于自己论点的事实转化为有利于自己的论据。文章的论点针对主和派，提出的论点就是对世俗之见的反驳：六国之亡，不是亡于战，而是亡于不战。作者本着“论”的“辩正然否”“穷于有数”的精神，并没有掩盖不利于自己论点的历史事实，那就是燕国虽然敢于战，最后亦亡。作者首先分析，燕国是小国，敢于战，胜多败少，但因内部矛盾，错杀了良将李牧；其次，大国不敢战，争相贿秦，越是贿秦，秦越强大，大国相对越是弱小，结果大国无法避免灭亡的命运，小国孤军也不能不走向失败，只是败在最后而已。此文最大的特点是将有利于论敌的论据转化为有利于自己的论据，这正是文章显得雄辩的原因。这种论辩术，不但体现了《韩非子·难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论辩精神，而且和当代西方修辞学将对手的论据化为自己的论据的前沿学术不谋而合。
综观经典，刘勰虽将“论”“说”同篇，但其实强调了明显的不同。第一，“说”以“喻巧”为纲，其推理性质乃是间接的；而“论”则系统周延，正反开合，为直接推理。第二，“说”之主题则往往抒发个人性情；而“论”之内容皆为经国大业，除上述数文以外，如欧阳修《朋党论》《为君难论》，苏轼《始皇论》《贾谊论》，苏辙《三国论》《汉文帝论》，大抵为政治历史经验之全面总结和当前的对策，故往往与“奏”“疏”“谏”等同功。
参考文献
[1][2]范文澜注.文心雕龙（上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329，328.
[3]姚鼐.古文辞类纂[M].上海：上海新文化书社，19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