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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坠简
2003年8月3日晚，北京天坛成了全球瞩目的焦点。
千呼万唤中，2008年北京第29届奥运会会徽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中国印·舞动的北京”惊艳登场，刹那间征服了全世界的目光。
北京奥运会会徽图案高度融合了中国书法篆刻艺术和现代体育运动特征，古朴稚拙而又动感十足，极富现代气息。特别是英文“BEIJING”和阿托伯数字“2008”出人意料地用敦煌汉简书法的形式写成，堪称神来之笔。这是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第一次变成中国风格的书法字，而敦煌汉简书法古朴、率真、洒脱的特点，不仅与人类的伟大梦想——奥林匹克运动合拍，而目，和中国印一脉相承，浑然一体。
北京2008第29届奥运会会徽设计者、北京始创国际企划有限公司总裁郭春宁说，汉简是我同非常有艺术性、非常市民化的书写形式，尽管当时不被很多人认知，但它是存在的。可以说敦煌是中国文化艺术的宝库。
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敦煌玉门关附近发掘出写有汉字的木简。在流沙中掩埋了2000多年的敦煌汉简重见天日，立刻受到国际汉学界的高度关注。
斯坦因无意中打开了一座罕见的汉代书法宝库，里面珍藏着中华先民最早的书法墨迹。
首批789枚敦煌汉简被斯坦因运回英国后，法国汉学家沙畹博士很快将这批新出土的汉简编辑出版。
中国书法院教授、书法家肖文飞说，毕竟他不是中国人，对这批资料的解读在很多地方不正确，包括一些地名、历史上的一些职务、官名，很多东西都不太清楚。学者罗振玉得知这批资料在沙畹博士手上时，写信给他，想要这些图板资料做研究，沙畹博士把这批资料寄给了他。
罗振玉如获至宝，他与国学大师王国维分头整理考释。1914年，两人合著的三卷本《流沙坠简》在日本京都出版社出版。
《流沙坠简》对所收录的敦煌汉简和残纸、帛书作了精确的分类和详尽的考释，被视为首次全面解读汉简的开山之作。连一贯反对“整理国故”的鲁迅先生看了王国维《流沙坠简》序言后都赞叹不已，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国学。
汉简的出土在中国书法界引发的震动更为强烈。《中国书法全集》主编、著名书法家刘正成先生甚至用“原子弹爆炸”来形容这种震动。他说：“简牍就像原子弹爆炸一样，在几十年间，影响了书法艺术，打开了书法家的新天地。”
当时中国书法界正在寻求行草书的大变革，但苦于找不到传统的借鉴。行草书的源头在汉代，而当时人们看到的汉代书法都是碑刻，没有手写的真迹。敦煌汉简的发现，让沈曾植等大书法家兴奋不已。
敦煌汉简出现之前，许多名家曾怀疑过王羲之传世书法《兰亭序》的真假。因为汉魏六朝时期留下来的碑刻书法与王羲之的书风差距太大。而在敦煌汉简墨迹中，王羲之书风已初露端倪。
斯坦因之后，敦煌地区汉简的发掘进入了高峰期，数以万计的汉简大量出土，令人目不暇接。
1930年，瑞典人贝格曼在居延地区发掘出大批汉简，总数达11000多枚，史称“居延汉简”；
1957年至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相继出土汉简隶书精品《王杖十简》和《仪礼简》；
1973至1974年，甘肃考古工作者在居延甲渠侯官、金塔县肩水金关等遗址出土汉简2万余枚，称“居延新简”；
1979年，敦煌玉门关西马圈湾又发现了斯坦因当年遗漏的烽燧，出土汉简1217枚；
1987年，敦煌市博物馆发现了汉代敦煌郡效谷县悬泉置遗址，发掘汉代简牍27000多枚；
到目前为止，在甘肃发掘的秦汉简牍数量已达65000多枚，占全国出土简牍总量的5／6。敦煌和居延简牍、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故宫明清档案，被学术界称为20世纪中国四大考古发现。
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所长、书法家王岳川说，中国文化是从西部开始的。东部当时叫东夷、北部叫北狄、西部叫西戎、南部叫南蛮。真正中华的中央之地应该是从甘肃、山西、陕西开始，最后发展到河南。但今天人们一说中原大地往往忘了文明的古老发源地甘肃。
掩埋在漫漫沙海中的木简，历经2000年而不朽，得益于当地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敦煌地区平均年降雨量只有39毫米，而蒸发量却接近3000毫米。干旱少雨的敦煌大地，无意中成全了数以万计的汉代书法原作。
西汉时期，为了打通西域，清除边患，汉武帝先后3次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置武威和酒泉两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分置张掖和敦煌两郡，并设立了中国最早的海关——阳关、玉门关。史称“列四郡，据两关。”
《中国书法全集》主编、书法家刘正成说，秦始皇时代36郡。敦煌、河西就有4个郡，敦煌在中国历史上，是欧亚大陆桥最关键的一个站，非常重要。由于地方比较偏远，宫廷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往往被遣发到敦煌戍边。所以那里有相当多有才能的人，有很高的文化底蕴，甚至包含了中亚、西亚文化。
汉朝在屯兵戍边过程中，沿汉长城线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关塞亭障和烽燧，形成一条绵延万里的候望系统。《汉书·赵充国传》描述：“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汉简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遗物，它们的绝大多数出自烽燧亭障。
现知纪年最早的汉简是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最近的纪年简为前凉时期建兴十八年(公元341年)，前后延续了400余年。简牍主要内容有诏书律令、司法文书、例行公文及吏卒名籍、出人关登记等各式簿籍，还有买卖契约、往来书信等。是汉代边塞政治、军事和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录。
刘正成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汉代刻石是当时的铭石体、铭石书，就是刻在石头上的书，是当时的印刷体规范字，而汉简是人们日常书写的字体。这两种体在汉代并行不悖。
河西地区长城沿线的汉简大部分就地取材，以胡杨木、红柳、白柳木居多。多枚汉简用麻绳串起来叫册，还有一种削成三棱、四棱或八棱的叫觚。觚是练习写字用的。
敦煌汉简的发掘似乎永远不可能穷尽。最近的一次重要发掘在2009年3月，敦煌市博物馆在马圈湾以南的湾窑墩烽燧，发掘出一枚迄今为止尺寸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汉代封简。
这支封筒上的书法墨迹如新，字体接近楷书。
北宋大书法家米芾有幸看到过当时发现的汉代简牍，他大为震惊，认为“河间简牍乃书法之祖。”但限于当时的保存条件，简牍没有被更多人看到。后人只能通过摩崖石刻和拓本、法帖学习古代经典。
敦煌汉简的大量出土，加之现代文物保护技术的进步、照相印刷技术的发明，书法家们零距离面对古代墨迹的千年梦想终成现实。长期困扰中国书法的众多谜团终于真相大白。
两汉时期人们是如何学习书法的?为什么数万汉简的书法都达到了令后世仰之弥高的艺术水准?这些不留名的书法家为什么能够完成中国书法史上最伟大的变革?
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内容是汉代识字、练习的教科书《苍颉篇》的第一章，是当时在烽燧上戍守的书佐临摹练写的。 从这些材料中看出，汉代对书法教育的高度重视。而众多书法家群体的出现，则得益于汉朝以书取仕的文官制度。
西汉政权建立后，丞相萧何制定汉律九章，其中《尉律》规定：“学憧十七以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一书或不正，辄举劾之。”就是说，字写得不好，甚至会丢官帽。
酒泉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王小宇说，汉代一个很小的文职官职，诸曹掾史这么一个官职，要识得9000汉字，还要懂它的音、义、形，对汉字的要求很高。书法要非常优秀、文字功底要非常深才有可能成为官吏。现在好多人把没有署名的石刻、汉简笼统称为民间书法，认为是不太识字的人写的，是非常错误的观点，至少对于汉代书法是说不通的。
这些汉简行笔婉转自如、流畅奔放，起笔干净利落、收笔果断道劲，布白大起大落、疏密对比强烈。显然，书写者具备了高超的书写技巧和把握节奏、韵律的能力。
汉简的时代，包括秦代到东汉末期，大约400年的时间，正好是中国古文字向今文字转变的时期，也是中国书法史上发生重大变化时期，学术上叫“隶变”，就是汉字字体由篆书逐渐演变到隶书。敦煌汉简的出土，把隶书的成熟期由过去人们公认的东汉晚期提前到了西汉中期，从中看出古隶向汉隶转化的剧变和成熟过程。
在中国文字剧烈变化的汉代，汉简书法承上启下，完成了对中国古文字的改造，开启了后世的草、行、楷书。
东汉学者赵壹在《非草书》中说，秦末至汉初，西北前线“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草隶，趋急速耳。”军情紧急，容不得戍边将士们用古隶书一笔一画地写，他们采取“减、省、连”的方法，加快了写字速度。于是，前线往来的公文、书信中出现了书写较为草率的隶书，这就是“隶草”。
隶草逐渐成熟，发展成“章草”，一步步接近了草书。
长期以来，人们大都以为先有正规的楷书，后有行书，最后才发展到草书。书法的练习电严格遵从这个顺序。然而敦煌马圈湾出土的汉简表明，早在西汉中期就有了成熟的章草。它揭示出先从隶书到草书、然后才有行书、楷书的书体演变过程，与现行的书法观念大相径庭。
章草的成熟，标志着汉字从书写工具开始变成能够高度自由地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自我的艺术。
书法界认为，汉魏以后，中国书法的五体——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的创造已全部完成，而且2000年来没有突破。
艺术的真谛在于创造。具有5000年辉煌历史的中国书法，同样面临着创新发展的历史命题。
进入21世纪，书法如何发展，如何开辟新的天地，成为摆在书法家面前的重要课题。
草圣故里
他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位巨人，连王羲之都让他三分。
他不慕功名，醉心书法，留下了“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千古佳话。他就是中国的草圣：敦煌的张芝。
汉唐敦煌古城东北角，现在党河西岸，曾生活过一位古代圣人——草圣张芝。
苏东坡在一则书论中写道：“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这段文中点了4个书法家：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东汉张芝和西晋索靖。后两位都是敦煌书法家，而且是姑舅姻亲。
关于张芝的籍贯，历来说法不一。《后汉书·张奂传》中说是“敦煌酒泉人也”。经清代学者钱大昕考证，应为“敦煌渊泉人也”。汉代敦煌郡辖六县，渊泉县在今瓜州县境内。
然而，据敦煌藏经洞文书《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张芝墨池在县东北一里效谷府东五十步”，似乎他又是敦煌郡效谷县人。
他究竟是渊泉人还是效谷人呢?
2009年7月，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李正字先生来到瓜州县布隆吉乡一带，寻找张芝的老家。
现在是一片荒滩的旱湖脑，1987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了古城遗址和大量汉代墓葬。专家认定这就是东汉时期的敦煌郡渊泉县遗址。
甘肃省瓜州县博物馆馆长李宏伟说，有关专家研究表明，周长达到1300米到1600米的古城，就是县一级古城，周边4个古城具备这一长度的只有这一个遗址。
张芝，字伯英，出身名门。他父亲张奂曾是威震海内的东汉大将军。而张芝从小就无心政治，一门心思钻研书法。朝廷三番五次下诏求贤，让他出来作官，他都不为所动，甘作布衣书生。(图3)
张芝随父母来到敦煌郡府所在地，家住效谷县城东，人称北府张。张家门前有一大水池，张芝的父亲请人打制了石桌、石凳供张芝、张昶兄弟习文练字。每天做完功课，张芝就在池边洗砚台和毛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整个池塘的水都染黑了。“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一时传为佳话。后人把书法称为“临池”，就是从这个典故而来。
当时的书写工具限制了书法家的创作，由于造纸术发明不久，还没有得到广泛运用。况且纸质粗糙，价格昂贵，书家大多还在木简或竹简上书写。方寸之间，很难施展手脚。
日日临池的张芝已把章草练得烂熟。但他并不满意。有一天，他忽发奇想，把家人做衣服的衣料拿来书写。东晋卫恒这样记载：“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练之。”
衣帛的吸墨性比简牍好得多，更主要是尺幅大，可以白南、连续不断地书写，这个新发现让张芝欣喜若狂。
那一时期，左伯改造了纸张；韦诞研制了墨锭；张芝改良r毛笔，被称为“书法三宝”。
今天看来，笔、墨、纸、砚的改良，是张芝创立今草的前奏曲。
张芝从纸和笔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入广阔的创作天地，他从民间章革大家那里汲取草书艺术精华，删繁就简，终于创造出一笔到底、连绵不断的一笔书——“今草”。
王岳川说，把章草变成“今草”，张芝有重大的贡献。人们一般把这个功劳记到王献之头上，其实源头在张芝。
在张芝之前，篆书和隶书都是字字独立、笔笔不连，张芝一笔书使汉字的笔画有了连续性，从而产生了音乐般的节奏、韵律。从此，书法真正成为一门自觉的艺术。而张芝被奉为一代“草圣”。
刘正成说，中国书法界两个圣人，一个书圣、一个草圣，敦煌张芝占半壁江山。而且比王羲之更早。
收藏在张芝老家——瓜州县博物馆的张芝传世名作《冠军帖》，翻刻于甘肃省博物馆藏肃府本《淳化阁帖》。
东汉时期，人们珍爱张芝墨宝到了“寸纸不遗”的地步，以至张芝传世作品极少。明代《淳化阁帖》中仅收有张芝草书作品4件。在《冠军帖》中，张芝用笔如飞，气势如虹，显示了非凡的功力。
东汉辞赋家、文学家赵壹写书法评论《非草书》，文章说，当时的文人学士们“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焉”。意思是说崇拜张芝胜过孔子和颜回。
复旦大学教授、书法家沃兴华说，在这篇文章里面，赵壹描述了当时书法流行的情况。说他们痴迷到了什么事情都不干，整天习字，领子都是黑的，坐下来就以指画地，画到手指甲都磨掉了，骨头都露出来了。
苏州大学教授、书法家华人德说，赵壹的《非草书》是在批评草书，但也说明一个问题，当时的人对草书很痴迷。
张芝超越时代，独步天下，以至于不断有人提出疑问：汉代的张芝，怎么能够写出盛唐以后才有的圆熟灵动的线条? 宋代大书法家米芾认为张芝的《冠军帖》系唐人伪作。
沃兴华说，他传世的作品，面貌差别太大了，一件作品带有章草的味道，而一件作品完全是唐代人的狂草。
“草圣”擅长的究竟是章草还是今草?这幅千古杰作到底是不是张芝的墨宝呢?
唐代张怀瓘的《书断》说：“世称一笔书者，起自张伯英，即此也。”“伯英即草书之祖也”。
1000多年来，两种意见始终难分难解，相持不下。
刘正成说，这就是张芝的作品传世。就因为他的草书已经突破了章草的局限性，进入大革、狂草，所以才影响了王献之。王羲之的楷书来源于钟繇，王献之的今草、狂草来源于张芝。要否定张芝，就把王献之也否定了。
其实，中国书法史早就清楚地写明了，从汉末到中唐的六七百年时问里，不论是韦诞、卫瓘、索靖、卫恒等早期的草书大家，还是王羲之、王献之、张旭、怀素这4位闻名遐迩的草书大师，他们的师承都源于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位巨人——草圣张芝。
华人德说，王羲之小时是跟着卫夫人学字的，卫夫人的上代卫瓘写草书就是学的张芝。
究竟是什么把两位相差两个世纪、远隔数干里的书法圣人联系在一起的呢?
唐朝草书大家孙过庭的书法名著《书谱》，直接从草圣张芝和书圣王羲之切入：“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王羲之认为，钟繇、张芝的书法是超常人的，领先时代，他只把钟繇、张芝两个人放在眼里。
傲视群雄的书圣王羲之，对张芝却谦让三分。
对此，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也有相同的记载：王羲之《皤书论》云：“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好之绝伦，吾弗如也。”显然，王羲之曾亲眼看到过张芝的墨迹。或许，在王羲之看来，200年前那位敦煌书法家张芝才是能够与他对话的知音。
10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草书大家从张芝身上汲取精神营养，向草书艺术的最高峰发起冲刺，谱写了中同草书气势磅礴的宏伟交响，留下了无数光耀千秋的传世名作。
“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宁”的狂草大师怀素，自谓他的草书得益于“二张”，也就是张芝、张旭。
孙过庭多次提到他一生都将张芝的草书作为蓝本，称“张芝草圣，此乃专精一体，以致绝伦”。
明代草书大家王铎白道运用“张芝柳露草法，拓而为大”，开创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大幅草书。
沃兴华说，西晋时，敦煌地区最有名的书法家索靖，也是当时全国领先的，晋武帝非常喜爱他的书法。
索靖是张芝的外孙，敦煌郡龙勒县人。曾做过尚书郎、雁门太守、洒泉太守、左卫将军。
索靖擅长章草，他继承了张芝的衣钵，又创造了自己的风格，当时有人这样评论：精熟至极，索靖不及张芝；而妙有余姿，则张芝不及索靖。
可见，索靖的书法成就足以和张芝媲美，时人称之为“亚圣”。
位于敦煌阳关脚下的龙勒古城是索靖的故乡。西汉时叫龙勒县。北魏时期在这个地方建了一个郡，叫寿吕郡。
索靖选择了与舅爷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从小在龙勒城读书，后考入京城上太学。毕业回乡，不久被举荐到朝廷做官。他不仅饱读诗书，书法绝世，而且带兵打仗也屡建奇功，直到战死沙场，一生轰轰烈烈，可歌可泣。
2003年，一件相传为索靖所书的章草书法作品《出师颂》在中国嘉德拍卖会上亮相，引起轩然大波。
这曾是故宫最负盛名的一件书法藏品，被认为是西晋大书法家索靖唯一存世的真迹。唐朝时被太平公主收藏；宋朝绍兴年间收入宫廷；明代由大收藏家王世懋收藏；清朝乾隆皇帝把它收入《三希堂法帖》。1922年，此卷被溥仪携出宫外，抗战胜利后失散民间，2003年失而复得。最后，故宫博物院以2200万元天价从嘉德拍卖行回购了《出师颂》。
索靖的遗迹已无处可寻。但张芝墨池的旧址还有据可查。
敦煌遗书里，有一首李翔的诗：《秋日过龙兴寺观墨池》，写作者在去龙兴寺的路上经过墨池，池边霜染的红叶、青青的竹叶让诗人想起了草圣张芝。
敦煌卷子《敦煌二十咏》中有一首《墨池咏》也是称颂张芝墨池的：昔人精篆素，尽妙许张芝。圣草雄千古，芳名冠一时。
据李正宇先生考证，《敦煌二十咏·墨池咏》的写作年代，当在公元841年至公元871年之间。在此之前，敦煌有人已经开始对张芝墨池遗迹的寻访。《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开元四年，敦煌县令赵智本寻访到了张芝墨池。在敦煌城的东北角效谷东挖出了墨池，挖出的砚大概一尺五大。
此后，张芝墨池得到精心修葺，县府还为张芝修了庙宇，立了塑像。
历经千余年的朝代更迭、战乱劫波后，张芝庙宇、塑像早已荡然无存。20世纪80年代，有单位在敦煌党河西岸修楼挖地基时，曾挖出大量黑色淤泥。地基的位置正好在汉唐敦煌郡城东北角，也就是张芝故居“北府张”所在地。
李正宇说，很可能就是墨池的所在地。
这个发现还没有得到进一步证实，高楼大厦已拨地而起。张芝墨池的最后一点印记被永远埋在楼宇之下。写经风流
拥有万卷宝藏的敦煌藏经洞，是一座巨大的古代历史文化档案馆，也是一座中国书法宝库。
敦煌写经，篆、隶、楷、行、草五体具备，精品不胜枚举。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书法衍变的全过程。
1900年夏天，莫高窟道士王圆箓闲极无聊，拿着点旱烟的笈芨棍在16窟甬道的墙壁上乱戳，没想到这一戳竟戳出一座震惊世界的藏经洞。他更没想到，此后他竟被国人戳了100多年的脊梁骨。
6万卷古代文书问世之日，正是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之时，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哪里顾得了西北边陲新出土的国宝?数万卷遗书被闻讯而来的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俄国人奥登堡、日本人吉瑞超用一点儿散碎银子从王道士手中骗走，剩下的又被各级贪官污吏趁火打劫，最后留在国内的敦煌遗书仅有万余件。
这批珍贵文物流散出去，立即轰动了全世界。
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所长、教授王岳川说，17号洞仅19立方米，却藏经5万多卷!但外国人拿出去3万多卷，也就是60％到了西方，这是中华民族的巨大损失。正是这些经卷出去后，西方人才第一次认识到古老、衰败的中国竟然有如此精深的历史、伟大的文献。甚至大英博物馆及欧洲很多博物馆都以收藏了多少卷教煌写经为柴。
现在，这些卷子和残片散布于世界9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个博物馆、图书馆、文化机构和私人手中。
痛惜也罢，愤怒也罢，敦煌学毕竟由此起步，并在此后成为风靡世界的国际显学。
敦煌写本跨十六国，隋、唐、五代、北宋等十多个朝代，穿越时空7个世纪，囊括学科数十种，内容涉及宗教、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地理、历法、契约、户籍、文学、医学、数学、音乐、书法等领域，除汉文写本外，还有突厥文、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粟特文、梵文、吐火罗文等多种古代民族文字，卷轶浩繁，举世罕见。
敦煌遗书绝大多数是手书写卷，它保留了延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多的中古时期书法墨迹。其书体之完整、笔法之多姿、风格之奇巧、功力之深厚，令人叹为观止。它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完整、最鲜 活的原始档案。
台湾南华大学教授、敦煌学家郑阿财说，敦煌写卷数量庞大，最重要的是它的时代跨越度很长，是整个中国的文字字体从隶书到楷书的发展历程。
根据近些年国内外公布的编号和目录估计，敦煌遗书中大约有400多种、32100多卷不同名目的佛经写本，约占遗书总目录号的85％。
3万多件佛经的抄写，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
在中古漫长的历史时期，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僧俗百姓，都以最大的虔减，抄写、捐献佛经表达自己对佛祖的皈依。
十几个朝代形形色色的书体文本源源不断地汇集到奠高窟寺院，并不可思议地保存到了今天。
敦煌的写卷是多层次的，从士大夫官方的文书到民间的文书，它实际反映了现实里使用文字的所有面貌，是其它传世文献里没有的。
敦煌是佛教传人中国的第一站，十六国时期，是全国佛经翻译中心。佛教的日益盛行，使佛经的手写本供不应求。
到寺院捐献抄经的善男信女并不是人人都会书写，即使会，也不见得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抄写，所以很多人买抄好的佛经。由此催生了中国书法史上最大的书法群体——经生，由此形成一个专门的书法流派——写经体，也称敦煌体。
因为学习写经的人练字时，是用前人写的经本做范本，一般佛经不用草书写，都用楷书工工整整写。
沃兴华说，当时人看经，不仅看经文还看他的书法。对书法品头论足，已成为当时的一种文化。
唐代官方寺院的写经，卷尾都罗列着详尽的抄写情况，如抄写年代、抄写人姓名、用了多少张纸，还有“后期制作审查班子”的职称和署名。《妙法莲华经》的末尾，有经生王思谦署名，并列有装潢手、初校经生、再校经行寺僧、三校经行寺僧的名字，还有3位高僧大德详阅，最后是判官、监制，共11项落款。可见唐代的写经行业_已经有了十分正规和严格的抄写范式。
刘正成说，当时的抄写制度是国家政府建立的，包括抄经，为什么叫典校官呢?是政府任命的官员去抄经的。是当时文化的高端产品，不是一般的书写。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窦侠父说，经生是有专业职称的，典经师和写经师相当于现在的高级职称。
唐代敦煌城里有官办的经坊，经坊里的写手都是经过严格的书法基本功训练，并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大英图书馆藏5824号卷子《经坊供菜关系牒》，详细记录了经坊的人员编制和生活待遇：经坊设典校官5人，供应蔬菜17驮；写经者25人，供应蔬菜85驮。还有38个临时雇用者，他们生活所需的蔬菜都由政府命令地方部落提供，说明经坊是官办的抄经机构。
敦煌名门窭氏家族收藏的敦煌遗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写于唐总章二年二月八日，署名“敦煌令狐石住”，这位令狐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敦煌经生。1940年，大书法家于右任曾为此卷题写了跋，对这部写经的书法艺术给予高度评价：“书法极开展，写经中上等手笔也。”
敦煌市博物馆收藏的《妙法莲华经》同样来自敦煌窦氏潜心斋，这是写经体的典范之作，书法笔笔精到，字字珠玑，气脉贯通，精妙绝伦，显然出自写经高手之笔。
宫廷写本，是写经中的最上品。唐朝皇帝大多信奉佛教，内阁六省之一的门下省有专门的书法班子，人称“群书手”。皇帝敕令群书手将重要的佛经经典“各写十部散流海内”，敦煌藏经洞的宫廷写经，正是朝廷赐给的副本。
华人德说，经有专门同定的写法，一般写经都是每一行17个字，它对字数的统计、校对有好处，可以校对有没有漏字，只要看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就可以看有没有漏字。
有人检查过，一部8000字的敦煌佛经，几十米长卷中只发现了一个错别字。
敦煌写卷始于西晋，扩于北朝，盛于隋唐，终于五代、宋初，这是中国书法发展最关键的时期。在敦煌的卷子中，能不能找到书法衍变的脉络和轨迹呢?
敦煌的数万卷写经中，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五体俱全。翔实地记录了汉字在隶变完成后向唐楷过渡的全过程。
残存的《篆书千字文》带有很重的楷书味。它上承魏晋，下启宋元，在篆书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敦煌遗书中没有标准的隶书，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写本明显受到隶书和魏碑的影响，既保留了隶书、魏碑的痕迹，又摆脱了隶书、魏碑的拘束。这种写法甚至影响到了宋代苏东坡的书法。
唐代以后，敦煌楷书技巧炉火纯青，艺术表现淋漓尽致，传世精品不胜枚举。
敦煌遗书中的草书《佛经疏释》锋芒毕露、豪迈洒脱；《文心雕龙》结体瘦长、风姿绰约；《书函》章法错落、大开大闻。中间还夹了一节王羲之《兰亭序》的临摹，透露了书家书风的来源。
中唐以后，敦煌卷子的行书逐渐增多，书体相当流利，字迹像现代人写的钢笔字。
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敦煌学家李正宇说，经过对比发现，它和原来毛笔书法大不相同，完全是和现在用钢笔书写或者是用圆珠笔书写的字体一样。
这些类似钢笔字的文书有儒家典籍、治病药方、寺院帐册、官府文牒、借贷契据、学童习字等，各种文体洋洋大观，很多是失传的传统文献。据考证，这些字都是用改良过的木笔、竹锥笔、苇管笔、骨笔、红柳木笔蘸墨写成，和近现代从西方引进的蘸水笔十分接近。
李正宇说，在武威张义堡一个西夏遗址里，发现西夏时期一个竹管，竹子削成尖尖的，中间开了一道缝，就像现在的钢笔一样。用它蘸上墨汁写字，可以说是钢笔的老祖宗。
这种从西汉到元代在敦煌地区普遍流行的硬笔书法，证明了西汉以来，硬笔书法依然存在和流行于日常书写应用之中，出人意料地填补了中古时期硬笔书法的空白。
李正宇说，中周书法最早是从硬笔书法开始的。如果我们从最早可以认定的文字甲骨文开始，甲骨文其实就是硬笔书法。汉字硬笔书法起源于殷，盛行于商、周、秦代，式微于毛笔出现后的秦汉至民国时期，20世纪后半叶硬笔再度成为汉字书写的主要工具。中国书法史不只是毛笔书法的一统天下，还有更加源远流长的硬笔书法。
在十分讲究传承的中同书法领域，敦煌的经生们从哪里汲取书法艺术的充足养分呢?
敦煌藏经洞中有一幅大书法家欧阳询所书的碑刻拓本，这说明，欧阳询早就是唐代敦煌经生楷书训练的模板了。
大名鼎鼎的柳公权写的《金刚般若渡罗密经》，在敦煌卷子里也有卷装拓本，首尾完整，纸墨如新，笔锋刚健俊秀，结字坚挺匀称，是纯正楷书的范本。
唐太宗李世民行书《温泉铭》的拓本，共存15行。李世民酷爱书法艺术，这幅行书雍容大度，绮丽洒脱，有明显的二王书风。
众所周知，唐太宗酷爱二王书法到了疯狂的程度，他甚至将《兰亭序》做了他的陪葬品，不惜让王羲之书法真迹从此绝迹。
在唐代敦煌，王羲之作品流传甚广。
唐太宗夺天下后，他叫大家学王羲之的书法，王羲之作品大量复制。作品的风格影响到敦煌地区。
敦煌写卷中发现了王羲之《十七帖》的临本帖，分别是《龙保帖》、《瞻近帖》、《得足帖》残片，都是唐代临本。唐以后王羲之真迹荡然无存，现在看到的多为宋代以后翻刻、临摹的，而唐代临本存世的也不过十余件，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篇《兰亭序》全文，是经生临摹王羲之 的作品。还有王羲之的书法论著《笔势论》残卷。它可以证明，在宋以前，王羲之的《笔势论》已在敦煌民间传抄开了。
唐代以后，王羲之书法已深深地植根于敦煌大地，融入到敦煌书法家的血液之中。说明南方的书法对北方开始有影响。
从东晋王羲之敬慕张芝墨池，到唐宋敦煌经生追捧兰亭墨迹，千百年来，南北书风互相渗透，兼容并包，共同铸就了中国书法的繁荣盛世。翰墨千秋
为后世留下万卷书法墨宝的敦煌写经人，却很少留下他们的名字。
鲁迅名著《孔乙己》中“孔乙己”的名字是怎么来的?鲁迅先生这样解释：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
从敦煌遗书里，我们找到了这个习字帖的全文：“上大夫，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
这是古代学童习字入门阶段最为普及的教材。也有些写本写作“上大人，孔乙己”。全文仅有25个字，笔画简单，容易书写，而且琅琅上口，通俗易懂。
台湾南华大学教授、敦煌学家郑阿财认为，虽然只有25个字，可是这25个字已经隐含了中国书法的基本结构。
面对古人的书法墨迹，许多现代人都发出这样的慨叹：为什么古代人人都写得一手好字?
酒泉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王小宇认为，这是一个文字背景的问题。那时的文字背景是篆书或隶书，而我们认识的汉字首先是楷书的印刷体，这就造成了当代人写的字和汉代人写的字构型不一样。
古今练习书法的方法也大不一样。唐代学童认字和写字不是完全同步。
郑阿财说，古代人把认识字跟写字分开，《千字文》读完就认识1000个字，可是写上大夫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很简单，在写的时候，每个字写一行、两行，把结构弄熟悉。其实小孩子可以认识很生、很难的字，看一遍就认得，但不一定会写。现代教育把识字和写字合在一起，缺少了从易到难循序渐进的系统书法练习。
《千字文》是梁武帝时期的周兴嗣从王羲之书法中选择1000个不同的单字编写而成。内容包罗天文地理、历史演变、文学艺术、修身治国、礼仪规范等，对仗工整、音韵铿锵、文采斐然。是中国流传年代最久远，使用最广泛的识字和书法教育的教材。
敦煌写本中《千字文》习字本超过50件。证明《千字文》在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地区广为流传，受到各阶层、各民族的普遍欢迎。
《千字文》1000个字没有重复的，熟记后就认识1000个字，有了“上大夫孔乙已”的基本笔画，再写千字文，对1000个字的结构就更加熟悉，所以过去只要受过教育的，他们拿起笔来就可以写出一手好字。
在一份唐代学生写字作业的原件《千字文》的卷子上，第一个字是老师写的示范字，学生在后面跟着写，每个字写30遍到100遍不等，上面还标注了日期，规定了每天的作业量，大概是5个单字。这份作业上还保留了唐代老师批改的“手迹”。
后面写到“渐有少能，亦合甄赏。休。”意思是说，老师看完了这个学生的作业，认为写字逐渐有进步了，应该好好地奖赏你、甄赏你，最后“休”，老师说我已阅读完。
并不是每个学童都这么用功，也有调皮捣蛋不写作业的，按照当时学堂的规矩，他们无一例外会受到鞭挞体罚。
莫高窟第468窟的《药师经变》壁画，展现了唐代学堂的场景：只见老师端坐中央，台阶下一个学童缩着身子，微微翘起屁股，无辜的眼神回望着身后的助教，助教则高举教鞭，正准备抽打学子。其他学童坐在廊下，一副敢怒不敢言的神情。
从汉代起，敦煌的教育就很发达，西凉时期曾设过太学，也就是现在的大学。唐宋时期，设有州学、县学、寺院办的寺学，还有私塾。在考取功名和成为经生之前，学子们要经过漫长而枯燥的学习训练。百般无奈、穷极无聊之际，偶尔信手涂鸦或写打油诗就成了他们发泄郁闷，表达心中梦想的最佳渠道。
这些打油诗都写在敦煌写卷的末尾或背后，也有夹在卷子中间，写在空白处的，看似漫不经心，无意中却透露了唐代学子真实而复杂的内心世界。
面对繁复的抄写功课，一个顽皮的小家伙便以捉弄同学为乐，将打油诗写在同学的《千字文》课本上，还以为自己的恶作剧不会穿帮而洋洋得意。
今日书他智(纸)，他来定是嗔。我今归拾(舍)去，将作是何人?
法藏敦煌卷子《论语集解》卷四末尾有一首孟郎郎写的学郎诗；由由(悠悠)天上云，父母生我身，小来学李(里)坐，今日得成人。
要想长大成人，就必须从小在学堂里努力学习，这是学郎们的共识。
还有更直白的表达：清清(青青)何(河)边草，游(犹)如水舄舄，男儿不学问，如若一头驴。(京生字25)
在敦煌学子们信手涂写的诗句中，竟然还有不少爱情诗题写在佛教经典的背面。可见唐代社会的开放和包容。
情窦初开的青年学子们对爱情的向往大胆而直白，没有丝毫的扭捏作态：那日兜头见，当初便有心。数度门前过，何曾见一人。(京玉字91)
这分明是一种单相思，还有更火辣的爱情道白：今日好风光，骑马上天堂。须(谁)家有好女，家(嫁)如(与)学士郎。
这首诗真情流露，豪迈奔放，表现了唐代敦煌青年朝气蓬勃、舍我其谁的火热情怀。
经受了十年寒窗之后，这些学子中的很多人加入了敦煌文书抄写者的行列中。
敦煌的抄经人分3类：一类是僧人；二类是学士或称学士郎；三类是经生或者写生、书手。他们以抄书谋生，什么书都抄。写字较差的经生只能为穷人抄写经书，报酬微薄，没有保障。常常遇到施主不讲信用，报酬化为泡影的窘状：今日写书了，因何不送钱?谁家无赖汉，回面不相看!(京宿字99)
胡适先生曾引用过这首打油诗，称之为“写书手的怨诗”。他感叹道：“可怜我们沾千年后的同情心，已不能救济他们的贫困了。”
另一个穷经生也在题记中袒露了自己的苦衷：今日写书了，合有五升麦，商代(贷)不可得，还是自身灾。(S.692《秦妇吟》卷末)高利贷借不得，因为还债是更大的灾难，还是继续抄经糊口吧。
“可怜学生郎，每日书一张。看书佯度日，泪落数千行!”(中国书店藏《社司转帖》卷末)他们也曾书生意气，傲视群雄；也想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但面对贫困的生活，又只好放下满腔的抱负，忍受心灵的折磨，为五斗米折腰。他们以泪和墨，以血磨砚，终其一生，为后世留下锦绣文字，却大多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留下。
敦煌藏经洞60000件经卷文书中，留下姓名的仅有203名，大多数是施主、供养人和收藏者的名字。
2005年冬天，《中国书法全集》主编、书法家刘正成先生到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想亲眼看看被斯坦因劫掠的敦煌汉简和写经。
馆长吴芳思对他说：“20年前启功先生来过，20年后你来了。对敦煌文献研究的书法家就来了你们两个人，其他都是研究敦煌学的学者。”她很欢迎中国书法家去研究敦煌简牍的书法和写经的书法。
敦煌遗书所展示的中华先民的书法真迹，以及书写中的丰富变化，在国际书法界曾引起过很大震动。20世纪60年代，著名敦煌学 家、书画家饶宗颐先生帮助日本二玄社编辑出版了60册《敦煌书法丛刊》，这套丛书在日本影响很大，敦煌书法的学习在日本掀起了热潮。时至今日，还有日本学者不远万里到敦煌考察十六国时期的墨迹。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书法热再度兴起，大批敦煌书法专著相继出版，敦煌书法研究开始有所改观。另外，收藏于英国、法国、俄国和国内各大图书馆、博物馆的敦煌写卷影印本也全部在国内出版，可以让更多的人走近敦煌书法。
国内最早注意到敦煌写经书法的书法家们，从敦煌的书法宝库中获取了充分的滋养。
刘正成说，写经的书法对我的行、楷书影响很大。我不愿意写像欧阳询、柳公权这样的楷书。我愿意写敦煌写经上的那种楷书，自由。
饶宗颐先生说过，永远不要低估古人的智慧!敦煌书法所昭示给后人的，绝不仅限于简单的创作技巧，在那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古代艺术宝库中，包含着繁星一般闪烁着诱人光芒的新课题。而每一个发现都会引发更多的发现——这就是它的巨大魅力所在。
21世纪的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着令世界惊叹的经济奇迹。与此同时，人们工作生活节奏的快捷化，大众文化消费的快餐化，文化传播方式的电子信息化，使得中国传统艺术日益丧失了人文背景和现实土壤。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越来越多的学子远离了书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告别了纸和笔。有人担心，在键盘和鼠标的敲击声中，有着5000年历史的中国书法艺术，会不会从此成为绝响?
传统和创新的课题早在1000年前的敦煌就已得到了完美解决。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前哨，敦煌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规模地走向欧渊、走向世界的文化输出和文化拿来。在这里，人类四大文明和谐共处，交流融合，中国文化非但没有被西方同化。反而吐纳吸收、自我创新，获得了空前的创造力和凝聚力。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国际间的竞争正在逐步显现为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作为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从文化拿来走向文化输出。
通过中国书法家协会和中国书法院的积极申报，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中国书法、篆刻、安徽宣纸同时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列入的雕版印刷也与书法有着莫大的关系。这标志着人类艺术体系中历史悠久、独一无二、丰富多彩的中国书法开始大步走向世界。
申遗不是目的，申遗最终的目的还是保护和促进这门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走过数千年风雨历程的中国书法，不仅是中国人的文化胎记，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财富，每一个华夏子孙都负有传承发扬书法艺术的神圣责任。
1993年，年逾花甲的流萤先生从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岗位退下来，他迫不及待地着手建设兰州碑林，他要把敦煌汉简、淳化阁帖、敦煌写经以及历代书法家的名作刻于碑林，传之后世，以了却几十年的宿愿。
2000年，凝聚了流萤先生毕生心血的兰州碑林终于在兰州白塔山西峰之巅落成。但78岁的流萤先生却积劳成疾，于2005年11月不幸去世。
走进兰州碑林，仿佛走进了中国书法长廊，这里精选了从远古到2000年期间的书法精晶，每一块石碑后面都站立着一个彪炳千秋的人物，铭刻着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秦汉简牍、敦煌写经是自问世以来首次大规模刻石，它们与肃府本《淳化阁帖》一起，被称为兰州碑林的“镇馆之宝”。
存于《淳化阁帖》的草圣张芝《冠军帖》被放大，作为甘肃历代书法名家的第一块碑，镶嵌在碑林西廊，供万世瞻仰。
碑林的主体建筑“草圣阁”以草圣张芝命名。著名雕塑家何鄂创作的万年青花岗岩张芝雕像伫立在碑林中央，他手执笔管，面朝黄河，似乎正要奋笔疾书，洒下满纸云烟。这位布衣书生的雄伟身姿，是碑林永远的旗帜，是华夏民族自信的依据与历史的荣光。
2003年8月3日晚，北京天坛成了全球瞩目的焦点。
千呼万唤中，2008年北京第29届奥运会会徽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中国印·舞动的北京”惊艳登场，刹那间征服了全世界的目光。
北京奥运会会徽图案高度融合了中国书法篆刻艺术和现代体育运动特征，古朴稚拙而又动感十足，极富现代气息。特别是英文“BEIJING”和阿托伯数字“2008”出人意料地用敦煌汉简书法的形式写成，堪称神来之笔。这是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第一次变成中国风格的书法字，而敦煌汉简书法古朴、率真、洒脱的特点，不仅与人类的伟大梦想——奥林匹克运动合拍，而目，和中国印一脉相承，浑然一体。
北京2008第29届奥运会会徽设计者、北京始创国际企划有限公司总裁郭春宁说，汉简是我同非常有艺术性、非常市民化的书写形式，尽管当时不被很多人认知，但它是存在的。可以说敦煌是中国文化艺术的宝库。
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敦煌玉门关附近发掘出写有汉字的木简。在流沙中掩埋了2000多年的敦煌汉简重见天日，立刻受到国际汉学界的高度关注。
斯坦因无意中打开了一座罕见的汉代书法宝库，里面珍藏着中华先民最早的书法墨迹。
首批789枚敦煌汉简被斯坦因运回英国后，法国汉学家沙畹博士很快将这批新出土的汉简编辑出版。
中国书法院教授、书法家肖文飞说，毕竟他不是中国人，对这批资料的解读在很多地方不正确，包括一些地名、历史上的一些职务、官名，很多东西都不太清楚。学者罗振玉得知这批资料在沙畹博士手上时，写信给他，想要这些图板资料做研究，沙畹博士把这批资料寄给了他。
罗振玉如获至宝，他与国学大师王国维分头整理考释。1914年，两人合著的三卷本《流沙坠简》在日本京都出版社出版。
《流沙坠简》对所收录的敦煌汉简和残纸、帛书作了精确的分类和详尽的考释，被视为首次全面解读汉简的开山之作。连一贯反对“整理国故”的鲁迅先生看了王国维《流沙坠简》序言后都赞叹不已，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国学。
汉简的出土在中国书法界引发的震动更为强烈。《中国书法全集》主编、著名书法家刘正成先生甚至用“原子弹爆炸”来形容这种震动。他说：“简牍就像原子弹爆炸一样，在几十年间，影响了书法艺术，打开了书法家的新天地。”
当时中国书法界正在寻求行草书的大变革，但苦于找不到传统的借鉴。行草书的源头在汉代，而当时人们看到的汉代书法都是碑刻，没有手写的真迹。敦煌汉简的发现，让沈曾植等大书法家兴奋不已。
敦煌汉简出现之前，许多名家曾怀疑过王羲之传世书法《兰亭序》的真假。因为汉魏六朝时期留下来的碑刻书法与王羲之的书风差距太大。而在敦煌汉简墨迹中，王羲之书风已初露端倪。
斯坦因之后，敦煌地区汉简的发掘进入了高峰期，数以万计的汉简大量出土，令人目不暇接。
1930年，瑞典人贝格曼在居延地区发掘出大批汉简，总数达11000多枚，史称“居延汉简”；
1957年至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相继出土汉简隶书精品《王杖十简》和《仪礼简》；
1973至1974年，甘肃考古工作者在居延甲渠侯官、金塔县肩水金关等遗址出土汉简2万余枚，称“居延新简”；
1979年，敦煌玉门关西马圈湾又发现了斯坦因当年遗漏的烽燧，出土汉简1217枚；
1987年，敦煌市博物馆发现了汉代敦煌郡效谷县悬泉置遗址，发掘汉代简牍27000多枚；
到目前为止，在甘肃发掘的秦汉简牍数量已达65000多枚，占全国出土简牍总量的5／6。敦煌和居延简牍、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故宫明清档案，被学术界称为20世纪中国四大考古发现。
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所长、书法家王岳川说，中国文化是从西部开始的。东部当时叫东夷、北部叫北狄、西部叫西戎、南部叫南蛮。真正中华的中央之地应该是从甘肃、山西、陕西开始，最后发展到河南。但今天人们一说中原大地往往忘了文明的古老发源地甘肃。
掩埋在漫漫沙海中的木简，历经2000年而不朽，得益于当地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敦煌地区平均年降雨量只有39毫米，而蒸发量却接近3000毫米。干旱少雨的敦煌大地，无意中成全了数以万计的汉代书法原作。
西汉时期，为了打通西域，清除边患，汉武帝先后3次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置武威和酒泉两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分置张掖和敦煌两郡，并设立了中国最早的海关——阳关、玉门关。史称“列四郡，据两关。”
《中国书法全集》主编、书法家刘正成说，秦始皇时代36郡。敦煌、河西就有4个郡，敦煌在中国历史上，是欧亚大陆桥最关键的一个站，非常重要。由于地方比较偏远，宫廷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往往被遣发到敦煌戍边。所以那里有相当多有才能的人，有很高的文化底蕴，甚至包含了中亚、西亚文化。
汉朝在屯兵戍边过程中，沿汉长城线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关塞亭障和烽燧，形成一条绵延万里的候望系统。《汉书·赵充国传》描述：“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汉简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遗物，它们的绝大多数出自烽燧亭障。
现知纪年最早的汉简是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最近的纪年简为前凉时期建兴十八年(公元341年)，前后延续了400余年。简牍主要内容有诏书律令、司法文书、例行公文及吏卒名籍、出人关登记等各式簿籍，还有买卖契约、往来书信等。是汉代边塞政治、军事和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录。
刘正成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汉代刻石是当时的铭石体、铭石书，就是刻在石头上的书，是当时的印刷体规范字，而汉简是人们日常书写的字体。这两种体在汉代并行不悖。
河西地区长城沿线的汉简大部分就地取材，以胡杨木、红柳、白柳木居多。多枚汉简用麻绳串起来叫册，还有一种削成三棱、四棱或八棱的叫觚。觚是练习写字用的。
敦煌汉简的发掘似乎永远不可能穷尽。最近的一次重要发掘在2009年3月，敦煌市博物馆在马圈湾以南的湾窑墩烽燧，发掘出一枚迄今为止尺寸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汉代封简。
这支封筒上的书法墨迹如新，字体接近楷书。
北宋大书法家米芾有幸看到过当时发现的汉代简牍，他大为震惊，认为“河间简牍乃书法之祖。”但限于当时的保存条件，简牍没有被更多人看到。后人只能通过摩崖石刻和拓本、法帖学习古代经典。
敦煌汉简的大量出土，加之现代文物保护技术的进步、照相印刷技术的发明，书法家们零距离面对古代墨迹的千年梦想终成现实。长期困扰中国书法的众多谜团终于真相大白。
两汉时期人们是如何学习书法的?为什么数万汉简的书法都达到了令后世仰之弥高的艺术水准?这些不留名的书法家为什么能够完成中国书法史上最伟大的变革?
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内容是汉代识字、练习的教科书《苍颉篇》的第一章，是当时在烽燧上戍守的书佐临摹练写的。 从这些材料中看出，汉代对书法教育的高度重视。而众多书法家群体的出现，则得益于汉朝以书取仕的文官制度。
西汉政权建立后，丞相萧何制定汉律九章，其中《尉律》规定：“学憧十七以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一书或不正，辄举劾之。”就是说，字写得不好，甚至会丢官帽。
酒泉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王小宇说，汉代一个很小的文职官职，诸曹掾史这么一个官职，要识得9000汉字，还要懂它的音、义、形，对汉字的要求很高。书法要非常优秀、文字功底要非常深才有可能成为官吏。现在好多人把没有署名的石刻、汉简笼统称为民间书法，认为是不太识字的人写的，是非常错误的观点，至少对于汉代书法是说不通的。
这些汉简行笔婉转自如、流畅奔放，起笔干净利落、收笔果断道劲，布白大起大落、疏密对比强烈。显然，书写者具备了高超的书写技巧和把握节奏、韵律的能力。
汉简的时代，包括秦代到东汉末期，大约400年的时间，正好是中国古文字向今文字转变的时期，也是中国书法史上发生重大变化时期，学术上叫“隶变”，就是汉字字体由篆书逐渐演变到隶书。敦煌汉简的出土，把隶书的成熟期由过去人们公认的东汉晚期提前到了西汉中期，从中看出古隶向汉隶转化的剧变和成熟过程。
在中国文字剧烈变化的汉代，汉简书法承上启下，完成了对中国古文字的改造，开启了后世的草、行、楷书。
东汉学者赵壹在《非草书》中说，秦末至汉初，西北前线“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草隶，趋急速耳。”军情紧急，容不得戍边将士们用古隶书一笔一画地写，他们采取“减、省、连”的方法，加快了写字速度。于是，前线往来的公文、书信中出现了书写较为草率的隶书，这就是“隶草”。
隶草逐渐成熟，发展成“章草”，一步步接近了草书。
长期以来，人们大都以为先有正规的楷书，后有行书，最后才发展到草书。书法的练习电严格遵从这个顺序。然而敦煌马圈湾出土的汉简表明，早在西汉中期就有了成熟的章草。它揭示出先从隶书到草书、然后才有行书、楷书的书体演变过程，与现行的书法观念大相径庭。
章草的成熟，标志着汉字从书写工具开始变成能够高度自由地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自我的艺术。
书法界认为，汉魏以后，中国书法的五体——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的创造已全部完成，而且2000年来没有突破。
艺术的真谛在于创造。具有5000年辉煌历史的中国书法，同样面临着创新发展的历史命题。
进入21世纪，书法如何发展，如何开辟新的天地，成为摆在书法家面前的重要课题。
草圣故里
他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位巨人，连王羲之都让他三分。
他不慕功名，醉心书法，留下了“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千古佳话。他就是中国的草圣：敦煌的张芝。
汉唐敦煌古城东北角，现在党河西岸，曾生活过一位古代圣人——草圣张芝。
苏东坡在一则书论中写道：“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这段文中点了4个书法家：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东汉张芝和西晋索靖。后两位都是敦煌书法家，而且是姑舅姻亲。
关于张芝的籍贯，历来说法不一。《后汉书·张奂传》中说是“敦煌酒泉人也”。经清代学者钱大昕考证，应为“敦煌渊泉人也”。汉代敦煌郡辖六县，渊泉县在今瓜州县境内。
然而，据敦煌藏经洞文书《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张芝墨池在县东北一里效谷府东五十步”，似乎他又是敦煌郡效谷县人。
他究竟是渊泉人还是效谷人呢?
2009年7月，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李正字先生来到瓜州县布隆吉乡一带，寻找张芝的老家。
现在是一片荒滩的旱湖脑，1987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了古城遗址和大量汉代墓葬。专家认定这就是东汉时期的敦煌郡渊泉县遗址。
甘肃省瓜州县博物馆馆长李宏伟说，有关专家研究表明，周长达到1300米到1600米的古城，就是县一级古城，周边4个古城具备这一长度的只有这一个遗址。
张芝，字伯英，出身名门。他父亲张奂曾是威震海内的东汉大将军。而张芝从小就无心政治，一门心思钻研书法。朝廷三番五次下诏求贤，让他出来作官，他都不为所动，甘作布衣书生。(图3)
张芝随父母来到敦煌郡府所在地，家住效谷县城东，人称北府张。张家门前有一大水池，张芝的父亲请人打制了石桌、石凳供张芝、张昶兄弟习文练字。每天做完功课，张芝就在池边洗砚台和毛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整个池塘的水都染黑了。“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一时传为佳话。后人把书法称为“临池”，就是从这个典故而来。
当时的书写工具限制了书法家的创作，由于造纸术发明不久，还没有得到广泛运用。况且纸质粗糙，价格昂贵，书家大多还在木简或竹简上书写。方寸之间，很难施展手脚。
日日临池的张芝已把章草练得烂熟。但他并不满意。有一天，他忽发奇想，把家人做衣服的衣料拿来书写。东晋卫恒这样记载：“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练之。”
衣帛的吸墨性比简牍好得多，更主要是尺幅大，可以白南、连续不断地书写，这个新发现让张芝欣喜若狂。
那一时期，左伯改造了纸张；韦诞研制了墨锭；张芝改良r毛笔，被称为“书法三宝”。
今天看来，笔、墨、纸、砚的改良，是张芝创立今草的前奏曲。
张芝从纸和笔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入广阔的创作天地，他从民间章革大家那里汲取草书艺术精华，删繁就简，终于创造出一笔到底、连绵不断的一笔书——“今草”。
王岳川说，把章草变成“今草”，张芝有重大的贡献。人们一般把这个功劳记到王献之头上，其实源头在张芝。
在张芝之前，篆书和隶书都是字字独立、笔笔不连，张芝一笔书使汉字的笔画有了连续性，从而产生了音乐般的节奏、韵律。从此，书法真正成为一门自觉的艺术。而张芝被奉为一代“草圣”。
刘正成说，中国书法界两个圣人，一个书圣、一个草圣，敦煌张芝占半壁江山。而且比王羲之更早。
收藏在张芝老家——瓜州县博物馆的张芝传世名作《冠军帖》，翻刻于甘肃省博物馆藏肃府本《淳化阁帖》。
东汉时期，人们珍爱张芝墨宝到了“寸纸不遗”的地步，以至张芝传世作品极少。明代《淳化阁帖》中仅收有张芝草书作品4件。在《冠军帖》中，张芝用笔如飞，气势如虹，显示了非凡的功力。
东汉辞赋家、文学家赵壹写书法评论《非草书》，文章说，当时的文人学士们“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焉”。意思是说崇拜张芝胜过孔子和颜回。
复旦大学教授、书法家沃兴华说，在这篇文章里面，赵壹描述了当时书法流行的情况。说他们痴迷到了什么事情都不干，整天习字，领子都是黑的，坐下来就以指画地，画到手指甲都磨掉了，骨头都露出来了。
苏州大学教授、书法家华人德说，赵壹的《非草书》是在批评草书，但也说明一个问题，当时的人对草书很痴迷。
张芝超越时代，独步天下，以至于不断有人提出疑问：汉代的张芝，怎么能够写出盛唐以后才有的圆熟灵动的线条? 宋代大书法家米芾认为张芝的《冠军帖》系唐人伪作。
沃兴华说，他传世的作品，面貌差别太大了，一件作品带有章草的味道，而一件作品完全是唐代人的狂草。
“草圣”擅长的究竟是章草还是今草?这幅千古杰作到底是不是张芝的墨宝呢?
唐代张怀瓘的《书断》说：“世称一笔书者，起自张伯英，即此也。”“伯英即草书之祖也”。
1000多年来，两种意见始终难分难解，相持不下。
刘正成说，这就是张芝的作品传世。就因为他的草书已经突破了章草的局限性，进入大革、狂草，所以才影响了王献之。王羲之的楷书来源于钟繇，王献之的今草、狂草来源于张芝。要否定张芝，就把王献之也否定了。
其实，中国书法史早就清楚地写明了，从汉末到中唐的六七百年时问里，不论是韦诞、卫瓘、索靖、卫恒等早期的草书大家，还是王羲之、王献之、张旭、怀素这4位闻名遐迩的草书大师，他们的师承都源于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位巨人——草圣张芝。
华人德说，王羲之小时是跟着卫夫人学字的，卫夫人的上代卫瓘写草书就是学的张芝。
究竟是什么把两位相差两个世纪、远隔数干里的书法圣人联系在一起的呢?
唐朝草书大家孙过庭的书法名著《书谱》，直接从草圣张芝和书圣王羲之切入：“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王羲之认为，钟繇、张芝的书法是超常人的，领先时代，他只把钟繇、张芝两个人放在眼里。
傲视群雄的书圣王羲之，对张芝却谦让三分。
对此，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也有相同的记载：王羲之《皤书论》云：“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好之绝伦，吾弗如也。”显然，王羲之曾亲眼看到过张芝的墨迹。或许，在王羲之看来，200年前那位敦煌书法家张芝才是能够与他对话的知音。
10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草书大家从张芝身上汲取精神营养，向草书艺术的最高峰发起冲刺，谱写了中同草书气势磅礴的宏伟交响，留下了无数光耀千秋的传世名作。
“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宁”的狂草大师怀素，自谓他的草书得益于“二张”，也就是张芝、张旭。
孙过庭多次提到他一生都将张芝的草书作为蓝本，称“张芝草圣，此乃专精一体，以致绝伦”。
明代草书大家王铎白道运用“张芝柳露草法，拓而为大”，开创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大幅草书。
沃兴华说，西晋时，敦煌地区最有名的书法家索靖，也是当时全国领先的，晋武帝非常喜爱他的书法。
索靖是张芝的外孙，敦煌郡龙勒县人。曾做过尚书郎、雁门太守、洒泉太守、左卫将军。
索靖擅长章草，他继承了张芝的衣钵，又创造了自己的风格，当时有人这样评论：精熟至极，索靖不及张芝；而妙有余姿，则张芝不及索靖。
可见，索靖的书法成就足以和张芝媲美，时人称之为“亚圣”。
位于敦煌阳关脚下的龙勒古城是索靖的故乡。西汉时叫龙勒县。北魏时期在这个地方建了一个郡，叫寿吕郡。
索靖选择了与舅爷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从小在龙勒城读书，后考入京城上太学。毕业回乡，不久被举荐到朝廷做官。他不仅饱读诗书，书法绝世，而且带兵打仗也屡建奇功，直到战死沙场，一生轰轰烈烈，可歌可泣。
2003年，一件相传为索靖所书的章草书法作品《出师颂》在中国嘉德拍卖会上亮相，引起轩然大波。
这曾是故宫最负盛名的一件书法藏品，被认为是西晋大书法家索靖唯一存世的真迹。唐朝时被太平公主收藏；宋朝绍兴年间收入宫廷；明代由大收藏家王世懋收藏；清朝乾隆皇帝把它收入《三希堂法帖》。1922年，此卷被溥仪携出宫外，抗战胜利后失散民间，2003年失而复得。最后，故宫博物院以2200万元天价从嘉德拍卖行回购了《出师颂》。
索靖的遗迹已无处可寻。但张芝墨池的旧址还有据可查。
敦煌遗书里，有一首李翔的诗：《秋日过龙兴寺观墨池》，写作者在去龙兴寺的路上经过墨池，池边霜染的红叶、青青的竹叶让诗人想起了草圣张芝。
敦煌卷子《敦煌二十咏》中有一首《墨池咏》也是称颂张芝墨池的：昔人精篆素，尽妙许张芝。圣草雄千古，芳名冠一时。
据李正宇先生考证，《敦煌二十咏·墨池咏》的写作年代，当在公元841年至公元871年之间。在此之前，敦煌有人已经开始对张芝墨池遗迹的寻访。《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开元四年，敦煌县令赵智本寻访到了张芝墨池。在敦煌城的东北角效谷东挖出了墨池，挖出的砚大概一尺五大。
此后，张芝墨池得到精心修葺，县府还为张芝修了庙宇，立了塑像。
历经千余年的朝代更迭、战乱劫波后，张芝庙宇、塑像早已荡然无存。20世纪80年代，有单位在敦煌党河西岸修楼挖地基时，曾挖出大量黑色淤泥。地基的位置正好在汉唐敦煌郡城东北角，也就是张芝故居“北府张”所在地。
李正宇说，很可能就是墨池的所在地。
这个发现还没有得到进一步证实，高楼大厦已拨地而起。张芝墨池的最后一点印记被永远埋在楼宇之下。写经风流
拥有万卷宝藏的敦煌藏经洞，是一座巨大的古代历史文化档案馆，也是一座中国书法宝库。
敦煌写经，篆、隶、楷、行、草五体具备，精品不胜枚举。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书法衍变的全过程。
1900年夏天，莫高窟道士王圆箓闲极无聊，拿着点旱烟的笈芨棍在16窟甬道的墙壁上乱戳，没想到这一戳竟戳出一座震惊世界的藏经洞。他更没想到，此后他竟被国人戳了100多年的脊梁骨。
6万卷古代文书问世之日，正是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之时，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哪里顾得了西北边陲新出土的国宝?数万卷遗书被闻讯而来的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俄国人奥登堡、日本人吉瑞超用一点儿散碎银子从王道士手中骗走，剩下的又被各级贪官污吏趁火打劫，最后留在国内的敦煌遗书仅有万余件。
这批珍贵文物流散出去，立即轰动了全世界。
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所长、教授王岳川说，17号洞仅19立方米，却藏经5万多卷!但外国人拿出去3万多卷，也就是60％到了西方，这是中华民族的巨大损失。正是这些经卷出去后，西方人才第一次认识到古老、衰败的中国竟然有如此精深的历史、伟大的文献。甚至大英博物馆及欧洲很多博物馆都以收藏了多少卷教煌写经为柴。
现在，这些卷子和残片散布于世界9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个博物馆、图书馆、文化机构和私人手中。
痛惜也罢，愤怒也罢，敦煌学毕竟由此起步，并在此后成为风靡世界的国际显学。
敦煌写本跨十六国，隋、唐、五代、北宋等十多个朝代，穿越时空7个世纪，囊括学科数十种，内容涉及宗教、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地理、历法、契约、户籍、文学、医学、数学、音乐、书法等领域，除汉文写本外，还有突厥文、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粟特文、梵文、吐火罗文等多种古代民族文字，卷轶浩繁，举世罕见。
敦煌遗书绝大多数是手书写卷，它保留了延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多的中古时期书法墨迹。其书体之完整、笔法之多姿、风格之奇巧、功力之深厚，令人叹为观止。它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完整、最鲜 活的原始档案。
台湾南华大学教授、敦煌学家郑阿财说，敦煌写卷数量庞大，最重要的是它的时代跨越度很长，是整个中国的文字字体从隶书到楷书的发展历程。
根据近些年国内外公布的编号和目录估计，敦煌遗书中大约有400多种、32100多卷不同名目的佛经写本，约占遗书总目录号的85％。
3万多件佛经的抄写，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
在中古漫长的历史时期，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僧俗百姓，都以最大的虔减，抄写、捐献佛经表达自己对佛祖的皈依。
十几个朝代形形色色的书体文本源源不断地汇集到奠高窟寺院，并不可思议地保存到了今天。
敦煌的写卷是多层次的，从士大夫官方的文书到民间的文书，它实际反映了现实里使用文字的所有面貌，是其它传世文献里没有的。
敦煌是佛教传人中国的第一站，十六国时期，是全国佛经翻译中心。佛教的日益盛行，使佛经的手写本供不应求。
到寺院捐献抄经的善男信女并不是人人都会书写，即使会，也不见得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抄写，所以很多人买抄好的佛经。由此催生了中国书法史上最大的书法群体——经生，由此形成一个专门的书法流派——写经体，也称敦煌体。
因为学习写经的人练字时，是用前人写的经本做范本，一般佛经不用草书写，都用楷书工工整整写。
沃兴华说，当时人看经，不仅看经文还看他的书法。对书法品头论足，已成为当时的一种文化。
唐代官方寺院的写经，卷尾都罗列着详尽的抄写情况，如抄写年代、抄写人姓名、用了多少张纸，还有“后期制作审查班子”的职称和署名。《妙法莲华经》的末尾，有经生王思谦署名，并列有装潢手、初校经生、再校经行寺僧、三校经行寺僧的名字，还有3位高僧大德详阅，最后是判官、监制，共11项落款。可见唐代的写经行业_已经有了十分正规和严格的抄写范式。
刘正成说，当时的抄写制度是国家政府建立的，包括抄经，为什么叫典校官呢?是政府任命的官员去抄经的。是当时文化的高端产品，不是一般的书写。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窦侠父说，经生是有专业职称的，典经师和写经师相当于现在的高级职称。
唐代敦煌城里有官办的经坊，经坊里的写手都是经过严格的书法基本功训练，并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大英图书馆藏5824号卷子《经坊供菜关系牒》，详细记录了经坊的人员编制和生活待遇：经坊设典校官5人，供应蔬菜17驮；写经者25人，供应蔬菜85驮。还有38个临时雇用者，他们生活所需的蔬菜都由政府命令地方部落提供，说明经坊是官办的抄经机构。
敦煌名门窭氏家族收藏的敦煌遗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写于唐总章二年二月八日，署名“敦煌令狐石住”，这位令狐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敦煌经生。1940年，大书法家于右任曾为此卷题写了跋，对这部写经的书法艺术给予高度评价：“书法极开展，写经中上等手笔也。”
敦煌市博物馆收藏的《妙法莲华经》同样来自敦煌窦氏潜心斋，这是写经体的典范之作，书法笔笔精到，字字珠玑，气脉贯通，精妙绝伦，显然出自写经高手之笔。
宫廷写本，是写经中的最上品。唐朝皇帝大多信奉佛教，内阁六省之一的门下省有专门的书法班子，人称“群书手”。皇帝敕令群书手将重要的佛经经典“各写十部散流海内”，敦煌藏经洞的宫廷写经，正是朝廷赐给的副本。
华人德说，经有专门同定的写法，一般写经都是每一行17个字，它对字数的统计、校对有好处，可以校对有没有漏字，只要看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就可以看有没有漏字。
有人检查过，一部8000字的敦煌佛经，几十米长卷中只发现了一个错别字。
敦煌写卷始于西晋，扩于北朝，盛于隋唐，终于五代、宋初，这是中国书法发展最关键的时期。在敦煌的卷子中，能不能找到书法衍变的脉络和轨迹呢?
敦煌的数万卷写经中，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五体俱全。翔实地记录了汉字在隶变完成后向唐楷过渡的全过程。
残存的《篆书千字文》带有很重的楷书味。它上承魏晋，下启宋元，在篆书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敦煌遗书中没有标准的隶书，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写本明显受到隶书和魏碑的影响，既保留了隶书、魏碑的痕迹，又摆脱了隶书、魏碑的拘束。这种写法甚至影响到了宋代苏东坡的书法。
唐代以后，敦煌楷书技巧炉火纯青，艺术表现淋漓尽致，传世精品不胜枚举。
敦煌遗书中的草书《佛经疏释》锋芒毕露、豪迈洒脱；《文心雕龙》结体瘦长、风姿绰约；《书函》章法错落、大开大闻。中间还夹了一节王羲之《兰亭序》的临摹，透露了书家书风的来源。
中唐以后，敦煌卷子的行书逐渐增多，书体相当流利，字迹像现代人写的钢笔字。
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敦煌学家李正宇说，经过对比发现，它和原来毛笔书法大不相同，完全是和现在用钢笔书写或者是用圆珠笔书写的字体一样。
这些类似钢笔字的文书有儒家典籍、治病药方、寺院帐册、官府文牒、借贷契据、学童习字等，各种文体洋洋大观，很多是失传的传统文献。据考证，这些字都是用改良过的木笔、竹锥笔、苇管笔、骨笔、红柳木笔蘸墨写成，和近现代从西方引进的蘸水笔十分接近。
李正宇说，在武威张义堡一个西夏遗址里，发现西夏时期一个竹管，竹子削成尖尖的，中间开了一道缝，就像现在的钢笔一样。用它蘸上墨汁写字，可以说是钢笔的老祖宗。
这种从西汉到元代在敦煌地区普遍流行的硬笔书法，证明了西汉以来，硬笔书法依然存在和流行于日常书写应用之中，出人意料地填补了中古时期硬笔书法的空白。
李正宇说，中周书法最早是从硬笔书法开始的。如果我们从最早可以认定的文字甲骨文开始，甲骨文其实就是硬笔书法。汉字硬笔书法起源于殷，盛行于商、周、秦代，式微于毛笔出现后的秦汉至民国时期，20世纪后半叶硬笔再度成为汉字书写的主要工具。中国书法史不只是毛笔书法的一统天下，还有更加源远流长的硬笔书法。
在十分讲究传承的中同书法领域，敦煌的经生们从哪里汲取书法艺术的充足养分呢?
敦煌藏经洞中有一幅大书法家欧阳询所书的碑刻拓本，这说明，欧阳询早就是唐代敦煌经生楷书训练的模板了。
大名鼎鼎的柳公权写的《金刚般若渡罗密经》，在敦煌卷子里也有卷装拓本，首尾完整，纸墨如新，笔锋刚健俊秀，结字坚挺匀称，是纯正楷书的范本。
唐太宗李世民行书《温泉铭》的拓本，共存15行。李世民酷爱书法艺术，这幅行书雍容大度，绮丽洒脱，有明显的二王书风。
众所周知，唐太宗酷爱二王书法到了疯狂的程度，他甚至将《兰亭序》做了他的陪葬品，不惜让王羲之书法真迹从此绝迹。
在唐代敦煌，王羲之作品流传甚广。
唐太宗夺天下后，他叫大家学王羲之的书法，王羲之作品大量复制。作品的风格影响到敦煌地区。
敦煌写卷中发现了王羲之《十七帖》的临本帖，分别是《龙保帖》、《瞻近帖》、《得足帖》残片，都是唐代临本。唐以后王羲之真迹荡然无存，现在看到的多为宋代以后翻刻、临摹的，而唐代临本存世的也不过十余件，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篇《兰亭序》全文，是经生临摹王羲之 的作品。还有王羲之的书法论著《笔势论》残卷。它可以证明，在宋以前，王羲之的《笔势论》已在敦煌民间传抄开了。
唐代以后，王羲之书法已深深地植根于敦煌大地，融入到敦煌书法家的血液之中。说明南方的书法对北方开始有影响。
从东晋王羲之敬慕张芝墨池，到唐宋敦煌经生追捧兰亭墨迹，千百年来，南北书风互相渗透，兼容并包，共同铸就了中国书法的繁荣盛世。翰墨千秋
为后世留下万卷书法墨宝的敦煌写经人，却很少留下他们的名字。
鲁迅名著《孔乙己》中“孔乙己”的名字是怎么来的?鲁迅先生这样解释：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
从敦煌遗书里，我们找到了这个习字帖的全文：“上大夫，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
这是古代学童习字入门阶段最为普及的教材。也有些写本写作“上大人，孔乙己”。全文仅有25个字，笔画简单，容易书写，而且琅琅上口，通俗易懂。
台湾南华大学教授、敦煌学家郑阿财认为，虽然只有25个字，可是这25个字已经隐含了中国书法的基本结构。
面对古人的书法墨迹，许多现代人都发出这样的慨叹：为什么古代人人都写得一手好字?
酒泉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王小宇认为，这是一个文字背景的问题。那时的文字背景是篆书或隶书，而我们认识的汉字首先是楷书的印刷体，这就造成了当代人写的字和汉代人写的字构型不一样。
古今练习书法的方法也大不一样。唐代学童认字和写字不是完全同步。
郑阿财说，古代人把认识字跟写字分开，《千字文》读完就认识1000个字，可是写上大夫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很简单，在写的时候，每个字写一行、两行，把结构弄熟悉。其实小孩子可以认识很生、很难的字，看一遍就认得，但不一定会写。现代教育把识字和写字合在一起，缺少了从易到难循序渐进的系统书法练习。
《千字文》是梁武帝时期的周兴嗣从王羲之书法中选择1000个不同的单字编写而成。内容包罗天文地理、历史演变、文学艺术、修身治国、礼仪规范等，对仗工整、音韵铿锵、文采斐然。是中国流传年代最久远，使用最广泛的识字和书法教育的教材。
敦煌写本中《千字文》习字本超过50件。证明《千字文》在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地区广为流传，受到各阶层、各民族的普遍欢迎。
《千字文》1000个字没有重复的，熟记后就认识1000个字，有了“上大夫孔乙已”的基本笔画，再写千字文，对1000个字的结构就更加熟悉，所以过去只要受过教育的，他们拿起笔来就可以写出一手好字。
在一份唐代学生写字作业的原件《千字文》的卷子上，第一个字是老师写的示范字，学生在后面跟着写，每个字写30遍到100遍不等，上面还标注了日期，规定了每天的作业量，大概是5个单字。这份作业上还保留了唐代老师批改的“手迹”。
后面写到“渐有少能，亦合甄赏。休。”意思是说，老师看完了这个学生的作业，认为写字逐渐有进步了，应该好好地奖赏你、甄赏你，最后“休”，老师说我已阅读完。
并不是每个学童都这么用功，也有调皮捣蛋不写作业的，按照当时学堂的规矩，他们无一例外会受到鞭挞体罚。
莫高窟第468窟的《药师经变》壁画，展现了唐代学堂的场景：只见老师端坐中央，台阶下一个学童缩着身子，微微翘起屁股，无辜的眼神回望着身后的助教，助教则高举教鞭，正准备抽打学子。其他学童坐在廊下，一副敢怒不敢言的神情。
从汉代起，敦煌的教育就很发达，西凉时期曾设过太学，也就是现在的大学。唐宋时期，设有州学、县学、寺院办的寺学，还有私塾。在考取功名和成为经生之前，学子们要经过漫长而枯燥的学习训练。百般无奈、穷极无聊之际，偶尔信手涂鸦或写打油诗就成了他们发泄郁闷，表达心中梦想的最佳渠道。
这些打油诗都写在敦煌写卷的末尾或背后，也有夹在卷子中间，写在空白处的，看似漫不经心，无意中却透露了唐代学子真实而复杂的内心世界。
面对繁复的抄写功课，一个顽皮的小家伙便以捉弄同学为乐，将打油诗写在同学的《千字文》课本上，还以为自己的恶作剧不会穿帮而洋洋得意。
今日书他智(纸)，他来定是嗔。我今归拾(舍)去，将作是何人?
法藏敦煌卷子《论语集解》卷四末尾有一首孟郎郎写的学郎诗；由由(悠悠)天上云，父母生我身，小来学李(里)坐，今日得成人。
要想长大成人，就必须从小在学堂里努力学习，这是学郎们的共识。
还有更直白的表达：清清(青青)何(河)边草，游(犹)如水舄舄，男儿不学问，如若一头驴。(京生字25)
在敦煌学子们信手涂写的诗句中，竟然还有不少爱情诗题写在佛教经典的背面。可见唐代社会的开放和包容。
情窦初开的青年学子们对爱情的向往大胆而直白，没有丝毫的扭捏作态：那日兜头见，当初便有心。数度门前过，何曾见一人。(京玉字91)
这分明是一种单相思，还有更火辣的爱情道白：今日好风光，骑马上天堂。须(谁)家有好女，家(嫁)如(与)学士郎。
这首诗真情流露，豪迈奔放，表现了唐代敦煌青年朝气蓬勃、舍我其谁的火热情怀。
经受了十年寒窗之后，这些学子中的很多人加入了敦煌文书抄写者的行列中。
敦煌的抄经人分3类：一类是僧人；二类是学士或称学士郎；三类是经生或者写生、书手。他们以抄书谋生，什么书都抄。写字较差的经生只能为穷人抄写经书，报酬微薄，没有保障。常常遇到施主不讲信用，报酬化为泡影的窘状：今日写书了，因何不送钱?谁家无赖汉，回面不相看!(京宿字99)
胡适先生曾引用过这首打油诗，称之为“写书手的怨诗”。他感叹道：“可怜我们沾千年后的同情心，已不能救济他们的贫困了。”
另一个穷经生也在题记中袒露了自己的苦衷：今日写书了，合有五升麦，商代(贷)不可得，还是自身灾。(S.692《秦妇吟》卷末)高利贷借不得，因为还债是更大的灾难，还是继续抄经糊口吧。
“可怜学生郎，每日书一张。看书佯度日，泪落数千行!”(中国书店藏《社司转帖》卷末)他们也曾书生意气，傲视群雄；也想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但面对贫困的生活，又只好放下满腔的抱负，忍受心灵的折磨，为五斗米折腰。他们以泪和墨，以血磨砚，终其一生，为后世留下锦绣文字，却大多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留下。
敦煌藏经洞60000件经卷文书中，留下姓名的仅有203名，大多数是施主、供养人和收藏者的名字。
2005年冬天，《中国书法全集》主编、书法家刘正成先生到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想亲眼看看被斯坦因劫掠的敦煌汉简和写经。
馆长吴芳思对他说：“20年前启功先生来过，20年后你来了。对敦煌文献研究的书法家就来了你们两个人，其他都是研究敦煌学的学者。”她很欢迎中国书法家去研究敦煌简牍的书法和写经的书法。
敦煌遗书所展示的中华先民的书法真迹，以及书写中的丰富变化，在国际书法界曾引起过很大震动。20世纪60年代，著名敦煌学 家、书画家饶宗颐先生帮助日本二玄社编辑出版了60册《敦煌书法丛刊》，这套丛书在日本影响很大，敦煌书法的学习在日本掀起了热潮。时至今日，还有日本学者不远万里到敦煌考察十六国时期的墨迹。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书法热再度兴起，大批敦煌书法专著相继出版，敦煌书法研究开始有所改观。另外，收藏于英国、法国、俄国和国内各大图书馆、博物馆的敦煌写卷影印本也全部在国内出版，可以让更多的人走近敦煌书法。
国内最早注意到敦煌写经书法的书法家们，从敦煌的书法宝库中获取了充分的滋养。
刘正成说，写经的书法对我的行、楷书影响很大。我不愿意写像欧阳询、柳公权这样的楷书。我愿意写敦煌写经上的那种楷书，自由。
饶宗颐先生说过，永远不要低估古人的智慧!敦煌书法所昭示给后人的，绝不仅限于简单的创作技巧，在那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古代艺术宝库中，包含着繁星一般闪烁着诱人光芒的新课题。而每一个发现都会引发更多的发现——这就是它的巨大魅力所在。
21世纪的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着令世界惊叹的经济奇迹。与此同时，人们工作生活节奏的快捷化，大众文化消费的快餐化，文化传播方式的电子信息化，使得中国传统艺术日益丧失了人文背景和现实土壤。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越来越多的学子远离了书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告别了纸和笔。有人担心，在键盘和鼠标的敲击声中，有着5000年历史的中国书法艺术，会不会从此成为绝响?
传统和创新的课题早在1000年前的敦煌就已得到了完美解决。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前哨，敦煌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规模地走向欧渊、走向世界的文化输出和文化拿来。在这里，人类四大文明和谐共处，交流融合，中国文化非但没有被西方同化。反而吐纳吸收、自我创新，获得了空前的创造力和凝聚力。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国际间的竞争正在逐步显现为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作为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从文化拿来走向文化输出。
通过中国书法家协会和中国书法院的积极申报，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中国书法、篆刻、安徽宣纸同时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列入的雕版印刷也与书法有着莫大的关系。这标志着人类艺术体系中历史悠久、独一无二、丰富多彩的中国书法开始大步走向世界。
申遗不是目的，申遗最终的目的还是保护和促进这门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走过数千年风雨历程的中国书法，不仅是中国人的文化胎记，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财富，每一个华夏子孙都负有传承发扬书法艺术的神圣责任。
1993年，年逾花甲的流萤先生从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岗位退下来，他迫不及待地着手建设兰州碑林，他要把敦煌汉简、淳化阁帖、敦煌写经以及历代书法家的名作刻于碑林，传之后世，以了却几十年的宿愿。
2000年，凝聚了流萤先生毕生心血的兰州碑林终于在兰州白塔山西峰之巅落成。但78岁的流萤先生却积劳成疾，于2005年11月不幸去世。
走进兰州碑林，仿佛走进了中国书法长廊，这里精选了从远古到2000年期间的书法精晶，每一块石碑后面都站立着一个彪炳千秋的人物，铭刻着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秦汉简牍、敦煌写经是自问世以来首次大规模刻石，它们与肃府本《淳化阁帖》一起，被称为兰州碑林的“镇馆之宝”。
存于《淳化阁帖》的草圣张芝《冠军帖》被放大，作为甘肃历代书法名家的第一块碑，镶嵌在碑林西廊，供万世瞻仰。
碑林的主体建筑“草圣阁”以草圣张芝命名。著名雕塑家何鄂创作的万年青花岗岩张芝雕像伫立在碑林中央，他手执笔管，面朝黄河，似乎正要奋笔疾书，洒下满纸云烟。这位布衣书生的雄伟身姿，是碑林永远的旗帜，是华夏民族自信的依据与历史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