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保法并不关注担保主体资格、担保费用收取，只关注担保责任及其违约资产归属，物权法进一步关注了违约资产归属，担保物权处置需经司法程序，这时的担保仅仅具有法律意义。在中国经济改革初期，企业融资需要一个形式担保（关联担保），其实只是一种内部增信，仅具有部分外在经济功能，有助于企业融资。当融资担保法规出台后，担保费用、抵押资产、风险覆盖等问题开始被关注，融资担保作为一种外部增信，开始有了经济意义，逐渐具备了外在的经济功能和内在的经济机制。
　　众所周知，外在经济功能是由内在经济机制决定的，经济机制则是经济功能达到预期效果的内在基础。在以主体信用为基础的增信时代，由于经济机制受制于一些非常因素而失去了有效性，也致使经济功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增信经济效果难以实现。因此，亟需明晰其中的阻碍因素并寻找化解之道。
　　三大非常因素掣肘
　　增信，对固定收益产品（FlS）市场参与各方都具有不同的经济功能，其中，“降低融资成本”是主要的经济功能。近一年来国务院多次会议文件涉及融资担保，希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真正实现“降低融资成本”这一增信的主要经济功能。如果FlS通过增信，使低信等的融资主体或产品获得较低的利率，降低了发行成本，对于国家经济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一带一路项目债、降低地方政府负债等各个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经济功能要达到预期效果，有赖于经济机制产生正效益。以主体信用为基础的增信，经济机制效益低下或无效，在于三大非常因素。只有认识三大非常因素的原因和危害，才是创新增信经济机制的支撑点。
　　增信，与信评一起，成为FlS市场的两大基础设施。离开了这两大基础设施，FlS市场化及其广度和深度则令人质疑。在以主体信用为基础的增信产品中，增信的经济机制主要是指增信机构的风险价格机制和资本杠杆机制。
　　风险价格机制是关于增信机构如何有效收取增信费用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增信费用，即信等差所形成的利率差，增信对象信等越高，增信费用越低，增信对象信等越低，增信费用越高。其二，违约资产处置收入（RR），在RR确定的条件下，增信费用既能按照市场利率定价，又能相应履盖信用风险。
　　资本杠杆机制是关于资本金（净资产）限制问题。众所周知，对于风险行业的风控，金融法律都会作出相应规定。从信评角度看，增信机构的信等是由资本金与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基于增信对象（FlS）信等差及其违约时间错配，增信额度限制在资本金10倍之內，属于正常风控规定。另一方面，这种资本金限制也可视为增信机构的增信杠杆，且只有在正效益条件下，才有利于增信机构，否则可能导致增信机构破产。但由于下述三大非常因素，只可能导致增信机构损失严重，甚至破产。

　　“非输即赢的单一选择”是一个最主要的非常因素，即如果未发生信用违约，增信费用就可转化为增信机构的增信利润，融资企业的融资成本。如果发生信用违约，除非赔付总额等于增信费用加上RR，否则增信机构将大幅亏损，甚至破产。这是以主体信用为基础的增信机构/增信产品所面对的必然恶果，因为在资本限定且具有较高效益的条件下，作为每个增信机构的主体信用是无法真正进行有效分散错配不同风险，进而组合出可以避免   “非输即赢的单一选择”的增信产品。
　　比如，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担保额度为100亿。假设高信等与低信等的FlS各占50%，担保收入为担保额度的5%，资本投资收入为资本金10%，合计收入6亿元。如果设定违约资产处置收入为15%（国际上关于处置不良资产的对价称为“15%先生”）。因此，担保额度违约率如达7%开始亏损，担保额度违约率如达18%必将破产。但违约概率与违约概率分布或随机概率不是一回事。从博弈论上讲，增信机构要赢得82%的随机概率，才能避免破产，但事实上增信机构却根本沒有办法赢得82%的随机概率。
　　以博弈规则为例，一定数量博弈参与者在一定时间內以一定金额进行博弈时所产生的随机概率比为：博弈机构赢的随机概率是53%，博弈参与者赢的随机概率是47%，但问题是，博弈参与者却是单个人在某天以少量资金与博弈机构进行博弈，在博弈参与者赢的随机概率没有出现前，单个博弈参与者已在有限时间里输掉了全部有限资金。因此，在这种条件下，博弈参与者真正赢的随机概率可能连1%都不到，故称为“幸运概率”。增信机构如同博弈参与者，FlS市场如同博弈机构，“非输即赢的单一选择”对增信机构来说，如同“幸运概率”。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商业银行信贷，或融资担保机构增信如同当铺的“典当”注重RR，也就不足为奇了。
　　阻碍经济机制常态运行的第二个非常因素，是增信费用的税收政策。首先，某个增信费用在增信义务完全终止时，或FlS兑付前，增信费用作为信用风险对价还不能转化为增信机构收入，因此也无从涉税，如果开票收费，则立即产生税收。其次，信用违约是概率化的，某个增信义务的终止不代表增信费用可以自动确认为增信机构的收入。当增信义务总量大于增信费用总量时，增信机构应仍处于增信义务或信用违约边际范围内，增信费用仍可处于未确认收入状态。但当前的增信费用却按一般企业征税，增信费用即确认为增信收入，在违约概率出现前，增信费用已经交税并分配完毕，当产生违约风险时却只能以资本金履行增信义务，在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时以纳税人的税收进行“救市”也就顺理成章了。
　　促使经济机制运行效率低下的第三个非常因素，是增信机构资本金的对外投资，可能导致增信机构信等下调。由于增信还处于主体信用时代，尽管增信机构资本金对于增信额度有十倍杠杆率，相对提高了增信收入。但在单一增信业务条件下，增信机构的资本金投资效益低下，必然造成资本金对外投资，当发生信用违约，需要增信机构承担增信责任时，增信机构却不能及时履行增信义务。这样，增信机构市场信誉大打折扣，信等下调成为必然，这又使增信机构的增信业务更加受限，造成增信机构盈利水平进一步下降。这种恶性循环必然导致专业增信机构出局，只有资本效益高的机构企业才可以开展增信业务，出售信用违约互换（CDS），这是有效资本巿场必然的选择。 　　化解之道
　　为了革除增信经济机制的三大非常因素，就必须引入风险价格量化机制，改变增信基础。标准增信产品（SCEP），不仅基于原有经济机制，并将产生正效益的经济机制。
　　首先，要解决的是“非输即赢的单一选择”这一主要非常因素，即将不同信等、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期限的增信业务进行各种风险价格组合，不再形成以主体信用为基础的“幸运概率”，使SCEP以保险大概率方式进行精算运行。配套措施则为对高信等的FlS进行法定增信和实行限制性的自主确认增信收入的税收政策。
　　如前所述，为了防止因高信等的FlS长期信用不稳定而被下调信等甚至破产而对资本市场冲击所造成的对投资者的伤害，就应该对高信等的FlS进行增信，不仅必要，而且应该像存款保险制度那样，实行法定增信制度。这不仅可使国家信用从许多高信等的FlS中撤离，而且为SCEP的风险价格组合奠定了必要基础。另一方面，因为对低信等的FlS进行增信，增信收费可达高信等的5?7倍，如果将低信等FlS的增信业务在增信业务总量中的配比控制在5%左右，可适当提高SCEP价格，有利于SCEP发行和市场交易。因此，高低信等FlS的风险价格组合，才可真正对抗“幸运概率”。
　　“限制性的自主确认增信收入”，就是由增信机构有条件地自行确认增信收入：增信机构自行提供充足理由，包括且不限于发行对冲工具、让渡增信义务等;年度增信费用大于净资产，确认增信收入不得高于年度增信费用的20%;增信费用总量小于增信义务。这种税收政策类似于房地产增值确认方法，有利于增信经济机制的正常运行。
　　其次，在中国证监会开展标准增信产品制度建设：不仅增信机构的资本金及其净资产，而且参与产品交易的增信投资者在FlS兑付前须将增信保证金以现金方式储存在监管银行以保证兑付，维护增信的最高信等（现金优于债券），保证对各种高等级的FlS进行增级，以呼应前述法定增信;增信费用以现金方式支付，不仅方便SCEP发行交易，而且增信风险可以通过现金交易得以真正“缓释”，不再累积风险形成系统风险而冲击资本市场;先在两大证交所开设增信产品交易市场，作为资本巿场的有效补充，进一步深化了资本巿场，有利于利率市场化。然后逐步在全球各个资本巿场推动开展SCEP交易，形成全球风险资产交易市场。
　　最后，增信市场本身又产生相应的以增信机构为主的经济机制，即增信产品对增信市场参与各方所产生的不同经济机制。
　　对增信机构来说，SCEP，虽然也受制于资本金限制，但通过产品交易突破了增信机构资本金限制，在理论上就可以无限发行增信产品，对FIS市场提供无限增信额度。增信机构通过重组信用风险并进行风险价格量化，所产生的风险离散度成为增信机构的盈利指标。据此，增信机构的资本金，在经济机制正常运行条件下，使增信机构的资本金无需对外投资就可以实现几何级增长，极大地提高了投资回报效益。但为了防止增信机构发行SCEP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对增信机构设置了附条件持有制度。
　　对SCEP持有人来讲，包括投资人和做市商，虽然不是增信机构，SCEP持有量（增信额度）也可受公司资本金限制。持有SCEP的投资人或做市商可以根本自身财务状况和专业水平，在对被增信的FIS专业判断的基础上，兼顾持有SCEP所需资金的相关利率，决定持有还是出售这种风险资产（SCEP），在释放增信风险的基础上实现交易利润。因此，即使SCEP持有人倒闭，SCEP也可以通过交易制度安排，消除其倒闭对资本巿场带来的冲击，因而也不会对资本巿场带来系统性风险。
　　对于提供SCEP交易平台的两大证交所来讲，增加交易产品对其总是有利的，关键在于发行交易量是否足以引起两大证交所的重视。如果实现前述法定增信和适当税收，支撑起数百万亿级的增信产品交易市场，一定会形成万亿级的SCEP交易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