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前，父亲就去世了;一岁半时，母亲也撒手人寰。祖父年迈，已经七十多岁，做不得重活。为了让他继续学业，在好心人的撮合下，10岁的他与邻村大他6岁的她完婚。没有请客，没有花轿，邀请几个亲戚吃了一顿饭，他们完成了生死契约，将相依相伴一辈子。

　　结婚那天，她只带了几件衣服，住进他家。这哪里是家？家徒四壁，新房有门无窗，房顶上还长着青草。逼仄的房间里，祖父蜷着身子，窝在床上，不停地咳嗽。她一阵心酸，挽起衣袖收拾起来。他好奇地看着自己的媳妇，眼前这个个头比他高很多的女孩。
　　她看着他笑了笑，他也笑着回应。看她干活，他主动跟在她的身后，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了一会儿活，他觉得一点都不好玩，噘着嘴。她看出了他的心思，叫他去玩。他玩得兴起，忘记了回家吃饭。她找来了，他正和小伙伴玩官匪游戏。他被抓进“大牢”，要推出去“枪毙”。她一把拉过他，紧紧地抱在怀里，心疼地说：“不能玩这种游戏，我会担心的！”说着，抚摸着他的头。他挣脱她的怀抱，又跑了过去，随着小伙伴的一声“枪响”，他应声倒地。然后爬起来，看着她哈哈大笑。她一阵揪心，发现他在自己的心里如此重要，成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不管了，拉起他往回走，要他回去看书写字。
　　她没有上过学，不认识字，但她知道只有读书才能改变未来。她之所以选择他，因为他是“文化人”，才毅然到了这个贫穷的家庭。以她的条件，她完全可以找一个家境好的。来到他的家里，她当起了家里的顶梁柱，既要照顾年老行动不便的祖父祖母，还要照顾年幼的他。
　　1905年，16岁的他去百里之外的永平府中学读书。她舍不得他走，送他到车站。离别那一刻，他发现她头上有一根白发，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异常醒目。他的鼻子一酸，落下泪来。看着他落泪，她举起了手，停在空中，想了想，又放了下来。他将她的手捧在手心，仔细地端详。这是一双布满干茧的手，上面有很多条口子，有的地方还渗出了血。列车快要启程，他转身要走，却停下了脚步，回过头来，看着她，在心里对自己说：“等我学成归来，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然后，匆匆上了火车。
　　列车缓缓启动，消失在铁路的尽头。她蹲在地上，脑子很乱，担心他的安全，担心没有人给他做合口的饭菜。想着他去读书，成为文化人，她又开心地笑了，回去准备多种些地，再买几头猪来喂。
　　两年后，家里再次发生变故，疼他的祖父病逝。他接到信是几天后，祖父已经下葬。祖父的丧事，已经花光家里的积蓄。她没有告诉他，叫他安心读书。他不知道，为了让他能够继续学业，家里已经到处举债。他很内疚，只有用优秀的成绩来回报。中学毕业后，他考上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1913年7月，他从法政学校毕业后，只身去了北平，争取到日本留学的机会。这一别又是三年。回国后，他投身于政治活动，经常东奔西走，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她没有抱怨，知道他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忙碌奔波。1918年，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得一个职位，基本稳定下来。他迫不及待将她接到城里，还在房间里修了炕，跟老家的一模一样，他怕她不适应城里的生活。对她来说，能够陪在他身边就是最大的幸福，她没有任何要求。
　　原以为日子就这样安稳地过下去。1924年，国民党当局要逮捕他，他逃到了苏联避难，让她和孩子回老家。她不想回乡下，要跟他走，死也要死在一起。考虑到孩子的安全，她还是回到了乡下。
　　“三一八”惨案后不久，他被捕入狱。法庭上，他们再次相见。他说，她是我的妻子，我做的一切与她无关。看着他憔悴的样子，她失声痛哭，差点晕倒在地。她知道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她当天被释放后，没有回家，而是围着监狱转了半天。
　　不出所料，他和二十多名革命者在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被杀害。那年他38岁，结婚整整28年。得到消息后，她哭晕过去，不相信他会死。如果要她陪他，她会毫不犹豫地跟着他一起走。她多么希望这一切是做游戏，就像小时候，他被“枪毙”后，再爬起来，看着她哈哈大笑，可这一切回不去了。收拾失落的心情，她带着年幼的孩子回到老家。整整六年时间，她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思念成疾，她病倒在床，却仍挣扎着来到北平。他的灵柩停放在妙光阁浙寺，无法安葬，这是她这辈子未了的心愿，请求北京大学将他安葬。北大校长蒋梦麟召集了一些共产党人，发起公葬，让他入土为安。忙完这一切，她已经病入膏肓。35天后，她也离开这个世界，安葬在他的身边，跟他永远在一起。
　　她无私付出，他无怨无悔，他们的故事让人感动。他叫李大钊，是我国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著名学者;她叫赵纫兰，一个目不识丁的、包着小脚的农妇。他们是结发夫妻、包办婚姻，但不影响婚后的甜蜜恩爱。在另一个世界里，相信他们共续今生未完的缘分：他坐在书桌前，看书写字;她守在旁边做针线活。他们的生活简单朴素，没有战火，没有硝烟，没有俗世的喧扰，做一对恩爱夫妻，一旦结发，就相伴到老。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