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融通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是实现融通的理论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是实现融通的历史基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融通的实践基础。二者的融通体现在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社会理想等哲学场域。应发挥融通主体的积极作用，明确融通的主题，将诸多融通方式优化组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通取得实际成效。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融通；哲学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8）04-0015-04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交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传统文化迈向新时代的理论诉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交融的时代要求，然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两种不同的话语范式，并不能直接相对接，这就需要探析二者融通的可能性、理论基点和现实路径。本文拟以哲学为视角，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通的基础、哲学场域和融通举措等问题出发，探寻二者融通的可能性，旨在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通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从理论渊源、发生机制还是时空特性来看，都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范式，它们有着各自的理论基础、思想脉络、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因而不能将二者简单对接，必须探寻二者融通的基础、可能性场域和实践路径，才有可能实现双方的融通，并进一步建构新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
（一）马克思主义是实现融通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思想成果，它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不仅为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范式、新维度和新理路，而且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时代精神的真正精华。马克思主义在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特别是18、19世纪科学进步成果的基础上，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成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全人类解放的行动指南。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1]742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指导意义，它的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和认识论构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精神武器。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理解传统文化的得失成败，分清哪些是可以传承的精华，哪些是需要抛弃的糟粕，以及哪些是值得转化的优秀成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程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典型例证和有效路径。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他指出，总结和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优秀历史遗产，已“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533。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改造，邓小平对“小康”的解读，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习近平提出的人民主体思想等等，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示范性成果。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都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传承发展传统文化。
（二）中国传统文化是实现融通的历史基础
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伟大民族。古老指的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延绵不衰的文明传统；年轻指的是中华民族正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持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斗。一般而言，文明的发展是连续的而非断裂的，个别文明如古埃及、古巴比伦由于被其他文明消融从而失去了独立发展的可能，但被消融的文明并没有消逝，而是融入其他文明继续发展，其合理的文明成果会得到传承转化。中华文明走过了五千年，到了近代遭遇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面临着断裂的危险。为了救亡图存和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孜孜不倦的艰辛探索和奋斗。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仅拯救了危难之中的中华民族，而且使中国迈入了现代化的历史门槛，中华传统文化也摆脱了被吞噬消亡的危险，得以在新世纪继续前进发展。在五千年文明历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明成果，为人类历史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华民族对大同社会和天下为公的理想追求，“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朴素辩证法，“民贵君轻”的政治传统，“内圣外王”的心性修养之道，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等等，都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优秀文化基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通应该以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理念为载体，探索双方对话的途径，让传统文化在21世纪焕发新的生机。当然，对于传统文化不能全部继承下来，而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2]667。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融通的实践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3]23如何才能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就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践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能够分清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需要我们深入学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当然还要使之适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辩证统一的。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在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局面的同时，也在传承着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挥着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建设性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文化和制度建设中，到处可见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例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大同理想的借鉴，生态文明建设对天人合一思想的传承，法治建设对古代清廉文化的吸收，人民主體思想对民本传统的继承等等。只有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需要，传统文化才能够与时代对话，发挥应有的作用，并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增添新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通提供了实践中介。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通的哲学场域
马克思主义必须实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通，“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各个民族的特点相结合，与其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在这个国家扎根并真正发挥自己改造社会的功能”[4]。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有各自的哲学基础，二者的融通首先要求在哲学上开展对话交流。
（一）本体论：实践唯物主义和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融通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学界有物质本体论、实践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社会关系本体论、物质-实践本体论等多种解读模式，这些模式都从某一方面诠释了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特征。无论哪一种模式从何种维度诠释马克思主义本体论，都不会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把物质看作是世界的本原，主张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物质性。虽然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据基石性地位，但马克思主义是承认自然界的先在性的，这一点和旧唯物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但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新唯物主义，它超越旧唯物主义的地方在于它是从实践的角度去解释人类世界。中国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虽然也是属于旧唯物主义范畴，但它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有相似之处，这就为二者在本体论上展开对话提供了可能。在中国古代，商周时期已经产生了气、阴阳、五行观念，当时用阴阳二气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甚为普遍，而“五行”说认为世界万物由五种基本物质元素构成，这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原初状态。春秋战国时期，老子把道作为天地万物的本原，认为道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儒家荀子提出“明于天人之分”，阐述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东汉思想家王充提出了自然元气论，认为“元气”是宇宙的本根，“天地合气，万物自生”[5]162。魏晋哲学家裴頠提出了有本论，主张世界的本原是“有”，万物都生于“有”。到了宋代，張载提出“太虚即气”的命题，主张“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朱熹主张“理与气合”，理为形上之道，气为形下之器；明代王夫之继承了张载的气论，进一步肯定“太虚即气”。中国古代一直传承着朴素唯物主义传统，虽然具有直观性和经验主义色彩，但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颇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双方都规定了物质在世界中的本体性地位，这为双方的融通提供了本体论基础。
（二）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和朴素辩证法的融通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中国哲学的朴素辩证法也是相通的。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变化发展及其普遍规律的科学，它主要包括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等内容。中国哲学中包含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资源，如阴与阳、动与静、理与气、道与器、知与行等等。《易经·系辞上》提出的“一阴一阳谓之道”；《尚书·洪范》中的五行相克相生；特别是老子的《道德经》，堪称一部朴素辩证法的经典之作，其中提到“反者道之动”“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等诸多辩证思想；《孙子兵法》中对战争中的己彼、主客、虚实、奇正、攻守等矛盾运动的辩证分析等等。但凡是古代中国的大思想家，其著作和理论中都蕴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并早已成为中华民族认识世界和处理人事的思维方式。唯物辩证法主张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中国哲学更是主张从整体的角度去把握万事万物；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中国哲学亦主张“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唯物辩证法主张人与环境的相互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哲学则倡导天人合一等等。总之，中国哲学的朴素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通的思维介质，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奠定了文化心理基础。
（三）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传统知行观的融通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由于引入了实践观和辩证法，因而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它科学地解决了物质和意识、思维和存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主张，人的认识是一个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无限过程，它遵循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总路线。中国哲学中的知行观也包含着类似的思想主张。南宋朱熹主张“格物穷理”，反映在知行观上就是在内圣外王之道中认识理、践行理，以理作为知行的根据，“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朱熹还强调真知真行，“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愈明”，知行相长，贵在求真。明代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说，他认为知与行互相联系、互相包含、本来一体。王阳明要求人在知的过程中抱有“真切笃实”的态度，在行的过程中做到“明觉精察”，知与行相互促进，在道德实践中要且知且行。王夫之则提出了“知行相资以为用”的知行合一观。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不同，王夫之主张知行分而后合，以行为重心的合一。[5]340他认为在认识的过程中，力行、实行是主导的方面，“力行而后知之真”。中国哲学中的知行观虽然主要是在道德实践维度上阐释的，但同时包含着一般认识过程的合理因素，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的沟通对话奠定了认识论的前提。
（四）历史观：群众史观和民本传统的融通
与唯心主义坚持的英雄史观不同，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群众史观。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将带领广大工农大众推翻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历史彰显了人民的决定性力量。中国有着悠久的民本传统，古代统治者也非常注重民众的重要性。《尚书》中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周公提出了“敬德保民”“敬德安民”等一系列人道主义思想，道家提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主张，儒家提倡仁政，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主张“民贵君轻”，以民为本。这些民本思想都彰显了对民众的关怀和重视。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到共同富裕思想，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论述到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主体思想，这一系列理论创新既是对群众史观的发展和运用，又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继承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与传统的民本思想可以在现代文明中相融通并发挥时代作用。 （五）社会理想：实现共产主义和建设大同社会的融通
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422。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共产主义，推动人类文明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马克思主义担负着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并实现每个人自由发展的历史使命。与之相似的是，中国哲学也追求天下大同的崇高理想。孔子周游列国，推广自己的施政主张，目的是为了实现天下大同；墨子提倡“兼爱”“尚同”，主张不同阶层之间无等差的爱；宋代理学家张载提出要“为万世开太平”；近代康有为希望通过变法图强，建设“大同世界”；孙中山亦主张“天下为公”等等。中国历代先贤大家都怀揣着大同社会的理想追求，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主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一个十分重要的契机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纲领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追求是天然契合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孜孜不倦地追求天下大同，但苦于找不到正确的道路和现实力量。当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其对历史规律的揭示和对未来的正确指引自然会引起中国人的心理认同，相似的社会理想追求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动力。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通的举措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融通，传统文化如何现代化，学术界作了许多专题研究，提出了许多实践路径。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通是一项长期的战略工程，因此需要综合考量各种实践路径的有效性，将诸多融通方式优化组合，发挥多个主体的积极作用，共同推动二者的融通，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传统文化现代化。
从融通的主体看。政府、高校研究机构和理论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通中要发挥领导和先锋作用。有学者专门从制度、经济层面论述了政府在传统文化现代化中的作用。[7]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需要把它作为国家工程由政府予以指导和支持，政府要提供制度保障和财政支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動传统文化现代化，并促使二者的融通，这并不是个体行为，而应是国家行为。政府应组织领导相关文化机构和理论专家，群策群力共同制定合理的融通规划，建立合理的学术交流体系，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举国家之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通。高校是重要的科研教学平台，汇集了众多领域的人才专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通的重要阵地。有学科优势和科研优势的高校应当积极发挥带头作用，组织鼓励相关学人开展融通的学术工作，大力培养相关人才，积极推动高校合作，广泛开展中外相关学术交流活动，借鉴国际学术模式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通。至于理论工作者，应当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通中发挥主体性作用，积极探寻融通的路径和契合点，从多样化维度拓展融通的新视域。
从融通的形式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通应当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大众性。有学者专门从民族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角度去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互路径。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是对19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理论反映，本身就具有时代性。传统文化是古代中国的文化成果，它与现代文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空界限，只有对现实问题作出创造性诠释，才能彰显时代价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通，应当以时代特征和时代问题为契合点。民族性体现在马克思主义要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传统文化要具有新世纪新时代中华民族的鲜明表现风格。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诸多契合之处，但要达到真正地融通，还需要立足于21世纪中华民族发展的实际情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要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发挥创造；传统文化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满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至于大众性，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通的过程中，应采用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这既有利于向大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又有利于增强大众对传统文化的熟知度。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抽象性的理论，并不易为一般群众所直接理解、把握和运用，因此需要借助于百姓日常生活语言，以通俗化的方式为大众所接受；传统文化既有合理精华成分，又有不合时宜的糟粕，并不能全部适用于生活实践，因此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从融通的主题看。在理论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融通应当首先在哲学上展开对话。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范式，有着各自的学理基础、理论范式和话语风格，只有从哲学维度上进行融通，才能发挥相互建构的作用。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厘清中国哲学中的精华和糟粕，分清哪些是不合时宜的，哪些是可以传承的，哪些是适合于批判转化的，以此确定融通的合理对象和范围；其次应从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和社会理想几个维度上开展广泛沟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赋予中国哲学以科学的内涵和外延，确定中国哲学与时代对话的路径、范围和发挥作用的方式；最后应当确立合理的学术评价标准和体系，检验融通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并进一步优化融通的形式和路径。在实践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融通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回答当下中国面临的问题，提出有效的理论主张和制度设计。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它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同时又融合了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等有益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融通的典型范例。实践是理论的根源，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只有紧跟时代的步伐，才能不断创新发展，二者融通的范围和方式也才能得到有效拓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4]陈方刘.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原因[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8（1）.
[5]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郭万敏，巩建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及其主导力量探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3（6）.
作者简介：刘冬冬（1991—），男，汉族，山东菏泽人，单位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责任编辑：李直）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融通；哲学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8）04-0015-04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交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传统文化迈向新时代的理论诉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交融的时代要求，然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两种不同的话语范式，并不能直接相对接，这就需要探析二者融通的可能性、理论基点和现实路径。本文拟以哲学为视角，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通的基础、哲学场域和融通举措等问题出发，探寻二者融通的可能性，旨在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通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从理论渊源、发生机制还是时空特性来看，都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范式，它们有着各自的理论基础、思想脉络、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因而不能将二者简单对接，必须探寻二者融通的基础、可能性场域和实践路径，才有可能实现双方的融通，并进一步建构新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
（一）马克思主义是实现融通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思想成果，它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不仅为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范式、新维度和新理路，而且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时代精神的真正精华。马克思主义在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特别是18、19世纪科学进步成果的基础上，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成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全人类解放的行动指南。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1]742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指导意义，它的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和认识论构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精神武器。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理解传统文化的得失成败，分清哪些是可以传承的精华，哪些是需要抛弃的糟粕，以及哪些是值得转化的优秀成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程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典型例证和有效路径。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他指出，总结和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优秀历史遗产，已“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533。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改造，邓小平对“小康”的解读，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习近平提出的人民主体思想等等，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示范性成果。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都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传承发展传统文化。
（二）中国传统文化是实现融通的历史基础
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伟大民族。古老指的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延绵不衰的文明传统；年轻指的是中华民族正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持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斗。一般而言，文明的发展是连续的而非断裂的，个别文明如古埃及、古巴比伦由于被其他文明消融从而失去了独立发展的可能，但被消融的文明并没有消逝，而是融入其他文明继续发展，其合理的文明成果会得到传承转化。中华文明走过了五千年，到了近代遭遇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面临着断裂的危险。为了救亡图存和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孜孜不倦的艰辛探索和奋斗。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仅拯救了危难之中的中华民族，而且使中国迈入了现代化的历史门槛，中华传统文化也摆脱了被吞噬消亡的危险，得以在新世纪继续前进发展。在五千年文明历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明成果，为人类历史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华民族对大同社会和天下为公的理想追求，“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朴素辩证法，“民贵君轻”的政治传统，“内圣外王”的心性修养之道，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等等，都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优秀文化基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通应该以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理念为载体，探索双方对话的途径，让传统文化在21世纪焕发新的生机。当然，对于传统文化不能全部继承下来，而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2]667。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融通的实践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3]23如何才能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就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践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能够分清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需要我们深入学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当然还要使之适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辩证统一的。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在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局面的同时，也在传承着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挥着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建设性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文化和制度建设中，到处可见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例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大同理想的借鉴，生态文明建设对天人合一思想的传承，法治建设对古代清廉文化的吸收，人民主體思想对民本传统的继承等等。只有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需要，传统文化才能够与时代对话，发挥应有的作用，并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增添新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通提供了实践中介。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通的哲学场域
马克思主义必须实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通，“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各个民族的特点相结合，与其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在这个国家扎根并真正发挥自己改造社会的功能”[4]。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有各自的哲学基础，二者的融通首先要求在哲学上开展对话交流。
（一）本体论：实践唯物主义和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融通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学界有物质本体论、实践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社会关系本体论、物质-实践本体论等多种解读模式，这些模式都从某一方面诠释了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特征。无论哪一种模式从何种维度诠释马克思主义本体论，都不会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把物质看作是世界的本原，主张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物质性。虽然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据基石性地位，但马克思主义是承认自然界的先在性的，这一点和旧唯物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但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新唯物主义，它超越旧唯物主义的地方在于它是从实践的角度去解释人类世界。中国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虽然也是属于旧唯物主义范畴，但它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有相似之处，这就为二者在本体论上展开对话提供了可能。在中国古代，商周时期已经产生了气、阴阳、五行观念，当时用阴阳二气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甚为普遍，而“五行”说认为世界万物由五种基本物质元素构成，这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原初状态。春秋战国时期，老子把道作为天地万物的本原，认为道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儒家荀子提出“明于天人之分”，阐述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东汉思想家王充提出了自然元气论，认为“元气”是宇宙的本根，“天地合气，万物自生”[5]162。魏晋哲学家裴頠提出了有本论，主张世界的本原是“有”，万物都生于“有”。到了宋代，張载提出“太虚即气”的命题，主张“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朱熹主张“理与气合”，理为形上之道，气为形下之器；明代王夫之继承了张载的气论，进一步肯定“太虚即气”。中国古代一直传承着朴素唯物主义传统，虽然具有直观性和经验主义色彩，但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颇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双方都规定了物质在世界中的本体性地位，这为双方的融通提供了本体论基础。
（二）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和朴素辩证法的融通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中国哲学的朴素辩证法也是相通的。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变化发展及其普遍规律的科学，它主要包括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等内容。中国哲学中包含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资源，如阴与阳、动与静、理与气、道与器、知与行等等。《易经·系辞上》提出的“一阴一阳谓之道”；《尚书·洪范》中的五行相克相生；特别是老子的《道德经》，堪称一部朴素辩证法的经典之作，其中提到“反者道之动”“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等诸多辩证思想；《孙子兵法》中对战争中的己彼、主客、虚实、奇正、攻守等矛盾运动的辩证分析等等。但凡是古代中国的大思想家，其著作和理论中都蕴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并早已成为中华民族认识世界和处理人事的思维方式。唯物辩证法主张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中国哲学更是主张从整体的角度去把握万事万物；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中国哲学亦主张“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唯物辩证法主张人与环境的相互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哲学则倡导天人合一等等。总之，中国哲学的朴素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通的思维介质，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奠定了文化心理基础。
（三）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传统知行观的融通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由于引入了实践观和辩证法，因而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它科学地解决了物质和意识、思维和存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主张，人的认识是一个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无限过程，它遵循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总路线。中国哲学中的知行观也包含着类似的思想主张。南宋朱熹主张“格物穷理”，反映在知行观上就是在内圣外王之道中认识理、践行理，以理作为知行的根据，“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朱熹还强调真知真行，“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愈明”，知行相长，贵在求真。明代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说，他认为知与行互相联系、互相包含、本来一体。王阳明要求人在知的过程中抱有“真切笃实”的态度，在行的过程中做到“明觉精察”，知与行相互促进，在道德实践中要且知且行。王夫之则提出了“知行相资以为用”的知行合一观。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不同，王夫之主张知行分而后合，以行为重心的合一。[5]340他认为在认识的过程中，力行、实行是主导的方面，“力行而后知之真”。中国哲学中的知行观虽然主要是在道德实践维度上阐释的，但同时包含着一般认识过程的合理因素，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的沟通对话奠定了认识论的前提。
（四）历史观：群众史观和民本传统的融通
与唯心主义坚持的英雄史观不同，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群众史观。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将带领广大工农大众推翻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历史彰显了人民的决定性力量。中国有着悠久的民本传统，古代统治者也非常注重民众的重要性。《尚书》中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周公提出了“敬德保民”“敬德安民”等一系列人道主义思想，道家提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主张，儒家提倡仁政，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主张“民贵君轻”，以民为本。这些民本思想都彰显了对民众的关怀和重视。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到共同富裕思想，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论述到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主体思想，这一系列理论创新既是对群众史观的发展和运用，又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继承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与传统的民本思想可以在现代文明中相融通并发挥时代作用。 （五）社会理想：实现共产主义和建设大同社会的融通
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422。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共产主义，推动人类文明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马克思主义担负着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并实现每个人自由发展的历史使命。与之相似的是，中国哲学也追求天下大同的崇高理想。孔子周游列国，推广自己的施政主张，目的是为了实现天下大同；墨子提倡“兼爱”“尚同”，主张不同阶层之间无等差的爱；宋代理学家张载提出要“为万世开太平”；近代康有为希望通过变法图强，建设“大同世界”；孙中山亦主张“天下为公”等等。中国历代先贤大家都怀揣着大同社会的理想追求，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主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一个十分重要的契机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纲领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追求是天然契合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孜孜不倦地追求天下大同，但苦于找不到正确的道路和现实力量。当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其对历史规律的揭示和对未来的正确指引自然会引起中国人的心理认同，相似的社会理想追求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动力。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通的举措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融通，传统文化如何现代化，学术界作了许多专题研究，提出了许多实践路径。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通是一项长期的战略工程，因此需要综合考量各种实践路径的有效性，将诸多融通方式优化组合，发挥多个主体的积极作用，共同推动二者的融通，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传统文化现代化。
从融通的主体看。政府、高校研究机构和理论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通中要发挥领导和先锋作用。有学者专门从制度、经济层面论述了政府在传统文化现代化中的作用。[7]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需要把它作为国家工程由政府予以指导和支持，政府要提供制度保障和财政支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動传统文化现代化，并促使二者的融通，这并不是个体行为，而应是国家行为。政府应组织领导相关文化机构和理论专家，群策群力共同制定合理的融通规划，建立合理的学术交流体系，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举国家之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通。高校是重要的科研教学平台，汇集了众多领域的人才专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通的重要阵地。有学科优势和科研优势的高校应当积极发挥带头作用，组织鼓励相关学人开展融通的学术工作，大力培养相关人才，积极推动高校合作，广泛开展中外相关学术交流活动，借鉴国际学术模式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通。至于理论工作者，应当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通中发挥主体性作用，积极探寻融通的路径和契合点，从多样化维度拓展融通的新视域。
从融通的形式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通应当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大众性。有学者专门从民族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角度去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互路径。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是对19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理论反映，本身就具有时代性。传统文化是古代中国的文化成果，它与现代文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空界限，只有对现实问题作出创造性诠释，才能彰显时代价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通，应当以时代特征和时代问题为契合点。民族性体现在马克思主义要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传统文化要具有新世纪新时代中华民族的鲜明表现风格。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诸多契合之处，但要达到真正地融通，还需要立足于21世纪中华民族发展的实际情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要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发挥创造；传统文化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满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至于大众性，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通的过程中，应采用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这既有利于向大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又有利于增强大众对传统文化的熟知度。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抽象性的理论，并不易为一般群众所直接理解、把握和运用，因此需要借助于百姓日常生活语言，以通俗化的方式为大众所接受；传统文化既有合理精华成分，又有不合时宜的糟粕，并不能全部适用于生活实践，因此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从融通的主题看。在理论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融通应当首先在哲学上展开对话。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范式，有着各自的学理基础、理论范式和话语风格，只有从哲学维度上进行融通，才能发挥相互建构的作用。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厘清中国哲学中的精华和糟粕，分清哪些是不合时宜的，哪些是可以传承的，哪些是适合于批判转化的，以此确定融通的合理对象和范围；其次应从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和社会理想几个维度上开展广泛沟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赋予中国哲学以科学的内涵和外延，确定中国哲学与时代对话的路径、范围和发挥作用的方式；最后应当确立合理的学术评价标准和体系，检验融通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并进一步优化融通的形式和路径。在实践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融通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回答当下中国面临的问题，提出有效的理论主张和制度设计。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它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同时又融合了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等有益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融通的典型范例。实践是理论的根源，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只有紧跟时代的步伐，才能不断创新发展，二者融通的范围和方式也才能得到有效拓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4]陈方刘.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原因[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8（1）.
[5]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郭万敏，巩建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及其主导力量探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3（6）.
作者简介：刘冬冬（1991—），男，汉族，山东菏泽人，单位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