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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仅仅过了一个多月，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迅即奔赴抗日前线。然而，这距离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联合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战已迟了近5年时间，距离中共正式提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也已近半年之久。为了尽快实现国共合作和红军改编，中共不懈努力，甚至屡屡做出让步，与国民党进行了5次拉锯式谈判。“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最终迫使国民党蒋介石同意国共第二次合作和红军改编。
一、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意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参加抗战，但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红军改编几无可能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占东三省，中日之间民族矛盾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并不断呼吁停止内战，团结全国一切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3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第一次提出联合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主张；1934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全国军队总动员、人民总武装并成立全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作为抗战领导机构；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停止内战，共同抗战，倡议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抗日联军”。同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正式提出在满足5项抗日主张的前提下，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指导参加抗战。但国民党政府对外采取不抵抗政策，使日本相继占领东三省、热河，大片国土沦丧；对内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调集重兵围剿苏区，对北上抗日的红军进行围追堵截，甚至将一心想从日本手中夺回东北、打回老家去的东北军调到陕北围剿红军，妄图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彻底消灭。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共同抗战几无可能。
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为合作抗日就红军改编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谈判，但国民党欲借改编消除或削弱红军，以致到“七七事变”爆发前，谈判仍未达成一致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蒋介石与同样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矛盾迅速升级，最终导致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共双方开始尝试就合作抗日和红军改编等问题开始正式谈判。
但蒋介石在对日问题上继续执行政治上妥协退让、军事上消极防御的政策，甚至到“七七事变”爆发前还要求守卫北平的29军“固守宛平，不许出击”，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毫无兴趣，却将红军改编看成中共的投降，根本没有认真考虑什么国共合作，始终想利用谈判的机会“编共而不容共”，并将中共领导的红军“收编”，以此达到其在“剿共”战场上未能达到的目的。只有共产党才是真心合作抗日，在谈判中始终报以最大之诚心，在红军整编规模和整编后军队领导权、指挥权这两个谈判焦点问题上，多次做出重大让步。
中共首先提出的方案是：“编十二个师，四个军”。国民党为遏制红军发展，拒绝了这个方案。毛泽东即致电中共谈判代表：“目前谈判焦点只在红军人数问题上，为使谈判迅速成功，我们认为红军主力编为四个师十六个团另两个工兵师六万人的提议，一般可以接受。”事实上，截至1937年上半年，在陜北的红军主力包括第一、二、四方面军和陕北地方部队、军委直属队机关兵力已达七万四千余人，提出保留六万人的改编方案已尽显中共的诚意。但国民党代表却提出：“红军改编后的定员，三个师，两万七千人”的无理要求。中共再次做出让步，提出了“三个国防师”，“每师一万五千余人”的改编底线。国民党虽勉强同意中共提出的红军改编规模，但在改编后军队领导指挥权上接连抛出一个又一个苛刻要求，为谈判设置障碍：先是提出“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至副排长人员皆由中央派充”；再要求中共只同蒋介石个人合作，且红军改编后毛泽东、朱德必须离开红军出洋；进而又提出红军改编后师以上只能设置政训处且仅负责与上级通信，拒绝设置独立的军事指挥机构。凡此种种，实际上是要红军改编后完全置于国民党的指挥下。为使红军改编问题能够尽快解决，中共中央又一次作出让步，于6月26日决定同意红军改编后以政训处名义指挥部队，并力争朱德任主任，毛泽东甚至同意“原则上不拒绝出外做事”。同时中共中央也作了最坏的打算，宣布如再不能达成协议，将停止与国民党一切谈判，于1937年8月1日自行宣布改编。由此看出，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合作红军改编，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已经拿出最大诚意，作出最大让步。反观国民党方面一心想收编中共，削弱红军，提出的条件已触及中共必须坚持的原则底线，双方谈判必然无法达成一致。
三、“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迫于形势，逐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红军改编的主张，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奔赴抗战前线
以“七七事变”为标志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迅速作出反应，于事变的第二天就发表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派出中央代表赴南京继续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此时，蒋介石也意识到中日一战在所难免，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开始有所松动。8月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了将陕甘宁地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并给予115师、120师、129师3个师的番号，按照中共方面的意见公布了各师的师、旅、团长及政训处主任名单，但正副总指挥及各师参谋长一职此时仍未公布。
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战火已烧到国民党心脏地区。14日，国民政府终于发表《自卫抗战声明》，决心发动全国抗战。在华北危机、全国危机的形势下，蒋介石为使红军尽早出师抗战，以牵制日军，同意红军改编后设立独立的指挥机构，同意八路军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作战方针及八路军充任战略支队执行侧面作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敌人并消灭敌人一部的作战任务。至此，国共双方有关红军改编的主要问题基本达成协议。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强调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和八路军的历史使命：为党的路线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八路军改编后即奔赴抗战前线，其中115师作为八路军东进抗日先遣队于8月22日开拔东进；9月25日，第115师首战平型关，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第21旅团1000余人，取得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八路军一战成名。10月，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至此，我党成功改编了红军。
四、在抗战全面爆发之际，红军主力最终完成改编，出师抗战，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和胜利产生了重大影响
红军改编，实现了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在军事上标志着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完成，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37年7月22日，彭德怀在红军中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红军改编的意义和今后工作报告》，谈到“卢沟桥事件与红军改名的意义”时指出：“卢沟桥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华北的开始，我们的任务是在推动国民党进行全面抗战。为了推动国民党进行全面抗战，我们向南京政府要求立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改名同时要缩编。缩编的意义是改进我们目前庞大的不统一的编制，加强部队抗日的战斗力。”
改编后的八路军新四军积极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开展敌后游击战，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牵制和袭扰了大量日伪军，到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的日伪军高达84%，真正成为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
一、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意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参加抗战，但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红军改编几无可能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占东三省，中日之间民族矛盾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并不断呼吁停止内战，团结全国一切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3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第一次提出联合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主张；1934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全国军队总动员、人民总武装并成立全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作为抗战领导机构；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停止内战，共同抗战，倡议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抗日联军”。同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正式提出在满足5项抗日主张的前提下，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指导参加抗战。但国民党政府对外采取不抵抗政策，使日本相继占领东三省、热河，大片国土沦丧；对内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调集重兵围剿苏区，对北上抗日的红军进行围追堵截，甚至将一心想从日本手中夺回东北、打回老家去的东北军调到陕北围剿红军，妄图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彻底消灭。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共同抗战几无可能。
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为合作抗日就红军改编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谈判，但国民党欲借改编消除或削弱红军，以致到“七七事变”爆发前，谈判仍未达成一致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蒋介石与同样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矛盾迅速升级，最终导致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共双方开始尝试就合作抗日和红军改编等问题开始正式谈判。
但蒋介石在对日问题上继续执行政治上妥协退让、军事上消极防御的政策，甚至到“七七事变”爆发前还要求守卫北平的29军“固守宛平，不许出击”，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毫无兴趣，却将红军改编看成中共的投降，根本没有认真考虑什么国共合作，始终想利用谈判的机会“编共而不容共”，并将中共领导的红军“收编”，以此达到其在“剿共”战场上未能达到的目的。只有共产党才是真心合作抗日，在谈判中始终报以最大之诚心，在红军整编规模和整编后军队领导权、指挥权这两个谈判焦点问题上，多次做出重大让步。
中共首先提出的方案是：“编十二个师，四个军”。国民党为遏制红军发展，拒绝了这个方案。毛泽东即致电中共谈判代表：“目前谈判焦点只在红军人数问题上，为使谈判迅速成功，我们认为红军主力编为四个师十六个团另两个工兵师六万人的提议，一般可以接受。”事实上，截至1937年上半年，在陜北的红军主力包括第一、二、四方面军和陕北地方部队、军委直属队机关兵力已达七万四千余人，提出保留六万人的改编方案已尽显中共的诚意。但国民党代表却提出：“红军改编后的定员，三个师，两万七千人”的无理要求。中共再次做出让步，提出了“三个国防师”，“每师一万五千余人”的改编底线。国民党虽勉强同意中共提出的红军改编规模，但在改编后军队领导指挥权上接连抛出一个又一个苛刻要求，为谈判设置障碍：先是提出“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至副排长人员皆由中央派充”；再要求中共只同蒋介石个人合作，且红军改编后毛泽东、朱德必须离开红军出洋；进而又提出红军改编后师以上只能设置政训处且仅负责与上级通信，拒绝设置独立的军事指挥机构。凡此种种，实际上是要红军改编后完全置于国民党的指挥下。为使红军改编问题能够尽快解决，中共中央又一次作出让步，于6月26日决定同意红军改编后以政训处名义指挥部队，并力争朱德任主任，毛泽东甚至同意“原则上不拒绝出外做事”。同时中共中央也作了最坏的打算，宣布如再不能达成协议，将停止与国民党一切谈判，于1937年8月1日自行宣布改编。由此看出，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合作红军改编，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已经拿出最大诚意，作出最大让步。反观国民党方面一心想收编中共，削弱红军，提出的条件已触及中共必须坚持的原则底线，双方谈判必然无法达成一致。
三、“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迫于形势，逐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红军改编的主张，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奔赴抗战前线
以“七七事变”为标志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迅速作出反应，于事变的第二天就发表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派出中央代表赴南京继续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此时，蒋介石也意识到中日一战在所难免，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开始有所松动。8月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了将陕甘宁地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并给予115师、120师、129师3个师的番号，按照中共方面的意见公布了各师的师、旅、团长及政训处主任名单，但正副总指挥及各师参谋长一职此时仍未公布。
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战火已烧到国民党心脏地区。14日，国民政府终于发表《自卫抗战声明》，决心发动全国抗战。在华北危机、全国危机的形势下，蒋介石为使红军尽早出师抗战，以牵制日军，同意红军改编后设立独立的指挥机构，同意八路军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作战方针及八路军充任战略支队执行侧面作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敌人并消灭敌人一部的作战任务。至此，国共双方有关红军改编的主要问题基本达成协议。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强调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和八路军的历史使命：为党的路线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八路军改编后即奔赴抗战前线，其中115师作为八路军东进抗日先遣队于8月22日开拔东进；9月25日，第115师首战平型关，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第21旅团1000余人，取得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八路军一战成名。10月，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至此，我党成功改编了红军。
四、在抗战全面爆发之际，红军主力最终完成改编，出师抗战，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和胜利产生了重大影响
红军改编，实现了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在军事上标志着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完成，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37年7月22日，彭德怀在红军中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红军改编的意义和今后工作报告》，谈到“卢沟桥事件与红军改名的意义”时指出：“卢沟桥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华北的开始，我们的任务是在推动国民党进行全面抗战。为了推动国民党进行全面抗战，我们向南京政府要求立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改名同时要缩编。缩编的意义是改进我们目前庞大的不统一的编制，加强部队抗日的战斗力。”
改编后的八路军新四军积极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开展敌后游击战，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牵制和袭扰了大量日伪军，到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的日伪军高达84%，真正成为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