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6年4月，三联书店出版了国学大师吴宓1949年至1974年的日记，即《吴宓日记续编》，凡10册。在其第4册(1959～1960)中，发现梁漱溟1959年4月4日在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学院对吴宓亲口陈述他挨毛泽东批之始末，而幸被吴宓在日记中记载下来，为梁漱溟挨毛批判的那段公案提供了又一珍贵史料。但梁漱溟的陈述怎么会出现在《吴宓日记》中呢?
众所周知，1953年9月，梁漱溟因在全国政协会上关于农民和乡村问题的发言，触怒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大会上公开批判梁漱溟的发言是“反对总路线”，是“破坏工农联盟”，并声色俱厉，痛斥梁漱溟：
“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
“梁漱溟反动透顶!”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
当时梁漱溟也不甘示弱，抱着“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在大会上公开反驳。然而梁漱溟毕竟是单枪匹马，寡不敌众，很快就“败”下阵来。有人把梁挨毛批之公案称之为“伟人压倒圣人”。自此梁漱溟和毛泽东几十年的交情结束，而梁漱溟则请了长假，深居简出，闭门思过，在政坛上销声匿迹。
然而为什么5年多以后的1959年4月，梁漱溟会来到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学院，为什么又会找到当时在此任教的吴宓亲口述说这段公案呢?
原来当年毛泽东虽然在全国政协大会和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上严厉批判梁漱溟，但同时又对梁说：“等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其理由，毛泽东也直言不讳：“梁漱溟的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他这个人没有别的好处和功劳，就有这个作用，因此我主张他继续当政协委员。”也就是说，毛泽东之所以仍主张保留梁漱溟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就是让他起一个反面教员的作用。果然事后梁漱溟全国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
1959年4月，全国政协安排了一次视察活动，来到了重庆。4月4日，梁漱溟随视察小组来到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在正式视察活动前，他先来到其侄女梁培志(系当时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师黎涤玄夫人)家，坐定不久，即打发梁培志约吴宓来见。
为什么梁漱溟要见吴宓，并作倾心之谈呢?原来梁漱溟与吴宓既是多年知交，又曾是一校同事，彼此十分敬重。1925年吴宓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大师任研究院教授，一时传为学界美谈。此年梁漱溟正在北京与熊十力一起进行私人讲学，自然对吴宓有所闻知。而吴宓在中西文文学比较、外国文学、中西文化交流、《红楼梦》研究等方面的造诣，也使梁漱溟对他十分钦佩。所以当l 949年吴宓放弃赴美讲学之邀，推却台湾、香港高校之聘，来到重庆后，梁漱溟即邀他到自己在重庆北碚主持的勉仁文学院任教，吴宓对梁漱溟也是早已仰慕，故欣然同意，来到勉仁文学院。两人同在一校，过从甚密，相敬相知，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然而自梁漱溟1950年应毛泽东之邀赴北京后，两人则未再见过面。以后在院系调整中，勉仁文学院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吴宓即在此校任教。1953年那桩公案发生后，吴宓已有所闻，但传说不一，甚至有传梁被批为“洋奴买办”之事，让吴宓十分担忧，所以两人一见面，话题自然就首先集中于此。吴宓当天在日记中记述了两人的谈话：
宓(吴宓自称)表示对漱公(吴宓对梁漱溟的尊称)被判为“洋奴买办”极为愤愤不平，请询颠末。漱公乃详述1953年9月全国政协委员学习总路线时，在小组发言，述所见所知，藉供当局参考，而被认为“反对总路线”。漱公一再力辩其无此意，致触极峰之怒，遂以漱公1949年四五月吁请勿以大军渡长江之电，印发政协全体委员，命讨论“漱公凡遇共党之大设施，辄出而反对”，其是非若何?于是会中纷纷责斥漱公，判定“交政协常务委员会处理”云云。但亦迄未惩处，一切优待如旧。其事止如此，世传不可信也。
从《吴宓日记续编》所记梁漱溟的陈述可以看出：
1、梁漱溟对吴宓是毫无保留地“详述”了这桩公案，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思想，这和梁1953年10月呈毛泽东的检查不尽相同。
2、梁漱溟仍坚不承认自己的发言是“反对总路线”，并“一再力辩其无此意”，“致触极峰之怒”。这里，吴宓用“极峰”代指毛泽东，颇耐人寻味。
3、为了证实梁漱溟“一贯反动”，“凡遇共党之大设施，辄出而反对”，以激起众怒，毛泽东采用揭梁漱溟所谓历史老底子的方法，将梁漱溟1949年4月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印发给全体委员。其内容是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将剩勇追穷寇”而欲“百万雄师过大江”之际，梁漱溟竟然“吁请勿以大军渡长江”，这是何等的反动，自然引起了公愤，梁漱溟成众矢之的在所难免。实际上梁在同一天的《大公报》上也登有《告中国国民党》一文，文中指责国民党之在高位者都要为过去发动内战负责，应引咎下野，听候国人制裁，但这一文当时却没有印发。
4、虽然当时对梁“判定‘交政协常务委员会处理’云云。但亦迄未惩处，一切优待如旧。其事止如此”。吴宓所言“世传不可信”即指梁遭严厉惩处之传闻。如吴宓听说梁被判为“洋奴买办”，应该说就是讹传，但不明真相的吴宓则为此“极为愤愤不平”。
5、在这场公案中，毛泽东用过于激烈的方式抨击梁漱溟，造成的不良影响深远。诚如梁漱溟所言，这场公案“十分不利于广开言路，特别是不利于领导党听取来自党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包括反对意见”，这确实是一个沉重的历史教训。
对这桩公案，梁漱溟对吴宓是“详述”，而吴宓所记则过于简略，也许是吴宓考虑到此事极为敏感，不便记得太详细明白(如以“极峰”代称毛泽东就是一例)。但无论如何，毕竟这是那桩公案发生5年多以后梁漱溟向老朋友陈述的一个真实记载，仍是弥足珍贵的。
众所周知，1953年9月，梁漱溟因在全国政协会上关于农民和乡村问题的发言，触怒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大会上公开批判梁漱溟的发言是“反对总路线”，是“破坏工农联盟”，并声色俱厉，痛斥梁漱溟：
“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
“梁漱溟反动透顶!”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
当时梁漱溟也不甘示弱，抱着“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在大会上公开反驳。然而梁漱溟毕竟是单枪匹马，寡不敌众，很快就“败”下阵来。有人把梁挨毛批之公案称之为“伟人压倒圣人”。自此梁漱溟和毛泽东几十年的交情结束，而梁漱溟则请了长假，深居简出，闭门思过，在政坛上销声匿迹。
然而为什么5年多以后的1959年4月，梁漱溟会来到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学院，为什么又会找到当时在此任教的吴宓亲口述说这段公案呢?
原来当年毛泽东虽然在全国政协大会和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上严厉批判梁漱溟，但同时又对梁说：“等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其理由，毛泽东也直言不讳：“梁漱溟的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他这个人没有别的好处和功劳，就有这个作用，因此我主张他继续当政协委员。”也就是说，毛泽东之所以仍主张保留梁漱溟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就是让他起一个反面教员的作用。果然事后梁漱溟全国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
1959年4月，全国政协安排了一次视察活动，来到了重庆。4月4日，梁漱溟随视察小组来到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在正式视察活动前，他先来到其侄女梁培志(系当时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师黎涤玄夫人)家，坐定不久，即打发梁培志约吴宓来见。
为什么梁漱溟要见吴宓，并作倾心之谈呢?原来梁漱溟与吴宓既是多年知交，又曾是一校同事，彼此十分敬重。1925年吴宓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大师任研究院教授，一时传为学界美谈。此年梁漱溟正在北京与熊十力一起进行私人讲学，自然对吴宓有所闻知。而吴宓在中西文文学比较、外国文学、中西文化交流、《红楼梦》研究等方面的造诣，也使梁漱溟对他十分钦佩。所以当l 949年吴宓放弃赴美讲学之邀，推却台湾、香港高校之聘，来到重庆后，梁漱溟即邀他到自己在重庆北碚主持的勉仁文学院任教，吴宓对梁漱溟也是早已仰慕，故欣然同意，来到勉仁文学院。两人同在一校，过从甚密，相敬相知，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然而自梁漱溟1950年应毛泽东之邀赴北京后，两人则未再见过面。以后在院系调整中，勉仁文学院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吴宓即在此校任教。1953年那桩公案发生后，吴宓已有所闻，但传说不一，甚至有传梁被批为“洋奴买办”之事，让吴宓十分担忧，所以两人一见面，话题自然就首先集中于此。吴宓当天在日记中记述了两人的谈话：
宓(吴宓自称)表示对漱公(吴宓对梁漱溟的尊称)被判为“洋奴买办”极为愤愤不平，请询颠末。漱公乃详述1953年9月全国政协委员学习总路线时，在小组发言，述所见所知，藉供当局参考，而被认为“反对总路线”。漱公一再力辩其无此意，致触极峰之怒，遂以漱公1949年四五月吁请勿以大军渡长江之电，印发政协全体委员，命讨论“漱公凡遇共党之大设施，辄出而反对”，其是非若何?于是会中纷纷责斥漱公，判定“交政协常务委员会处理”云云。但亦迄未惩处，一切优待如旧。其事止如此，世传不可信也。
从《吴宓日记续编》所记梁漱溟的陈述可以看出：
1、梁漱溟对吴宓是毫无保留地“详述”了这桩公案，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思想，这和梁1953年10月呈毛泽东的检查不尽相同。
2、梁漱溟仍坚不承认自己的发言是“反对总路线”，并“一再力辩其无此意”，“致触极峰之怒”。这里，吴宓用“极峰”代指毛泽东，颇耐人寻味。
3、为了证实梁漱溟“一贯反动”，“凡遇共党之大设施，辄出而反对”，以激起众怒，毛泽东采用揭梁漱溟所谓历史老底子的方法，将梁漱溟1949年4月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印发给全体委员。其内容是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将剩勇追穷寇”而欲“百万雄师过大江”之际，梁漱溟竟然“吁请勿以大军渡长江”，这是何等的反动，自然引起了公愤，梁漱溟成众矢之的在所难免。实际上梁在同一天的《大公报》上也登有《告中国国民党》一文，文中指责国民党之在高位者都要为过去发动内战负责，应引咎下野，听候国人制裁，但这一文当时却没有印发。
4、虽然当时对梁“判定‘交政协常务委员会处理’云云。但亦迄未惩处，一切优待如旧。其事止如此”。吴宓所言“世传不可信”即指梁遭严厉惩处之传闻。如吴宓听说梁被判为“洋奴买办”，应该说就是讹传，但不明真相的吴宓则为此“极为愤愤不平”。
5、在这场公案中，毛泽东用过于激烈的方式抨击梁漱溟，造成的不良影响深远。诚如梁漱溟所言，这场公案“十分不利于广开言路，特别是不利于领导党听取来自党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包括反对意见”，这确实是一个沉重的历史教训。
对这桩公案，梁漱溟对吴宓是“详述”，而吴宓所记则过于简略，也许是吴宓考虑到此事极为敏感，不便记得太详细明白(如以“极峰”代称毛泽东就是一例)。但无论如何，毕竟这是那桩公案发生5年多以后梁漱溟向老朋友陈述的一个真实记载，仍是弥足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