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帝王的统治术又称“人君南面术”。为什么称为“人君南面术”？这就牵涉到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问题。我国地处北半球中纬度和低纬度地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古人建的房子基本上都是坐北朝南，这种朝向的房子冬天可以避寒，夏天可以迎风。
　　由于房屋都是南向，辈分高的人一般住在正中，面向南方，辈分低的人自然就要面向北方，“以南为尊”的习惯因此而形成。《易经·说卦传》称：“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春秋繁露》说：“当阳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阳为位也。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
　　人君南面术与道家有密切关系。《汉书·艺文志》指出：“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明君“任人而不任智”
　　人君南面术的核心内容是“清静”和“无为”，所谓“清静”就是清心寡欲，谦虚礼让，遇事以卑弱自处。所谓“无为”并非什么事都不干，而是“任人而不任智”，遇事不是先把自己的办法拿出来，而是向臣下要办法，通过发掘臣下的才智以为己用，以收“无为而无不为”之效。
　　《吕氏春秋》认为，“有道之主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宝”，意思是一个懂得领导艺术的君主要经常把“不知道”和“怎么办”挂在嘴上，装出一副糊涂的样子。这样才符合老子所说的“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宗旨。
　　既然人君南面术强调君王要少说话，少做事，那么君王有什么事可做呢？古代智者认为，君王可以什么事都不做，但有一件事非做不可，那就是求贤。《荀子·大略篇》说：“主道知人，臣道知事”；墨子说：“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逸于治官”；《吕氏春秋》也说：“贤主劳于求人，逸于治事”。
　　在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都明白“劳于求人，逸于治事”的道理，无不把“求贤”作为第一要务。如尧从民间访求到舜，经过多番考察后把天下交给舜；舜起用高阳氏才子八人和高辛氏才子八人，天下大治；汉高祖刘邦一生最大的本事就是知人和用人，他重用萧何和张良，“拔韩信于行伍，纳陈平于亡命”，无论打天下还是守天下，都得力于大批有才能的臣下的帮助和启发；汉文帝多次下诏诸侯公卿“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汉武帝初即位就“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三国时期，曹操曾三次发布《求贤令》，不拘一格起用人才；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的历史故事更是家喻户晓。
　　唐太宗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他深知为君“清静无为”和“求贤”的重要性，他曾经对侍臣说：“夫治国犹如栽树，木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乐乎？”又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
　　唐贞观年间，有一天唐太宗发现时任宰相的房玄龄和杜如晦事务繁多，没有时间访求人才，便批评他们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于是下诏书：今后凡是琐碎事务一律交给左右丞处理，只有重大事情才可找房玄龄和杜如晦处理。
　　杨坚处理琐事废寝忘食
　　当然并非所有帝王都知道人君南面术的关键是“劳于求贤，逸于治事”，如隋朝的开创者隋文帝杨坚就不懂治道。史籍记载，隋文帝勤于政事，“每旦临朝，日昃不倦”，常常废寝忘食。礼部尚书杨尚希对隋文帝说：“周文王以忧勤损寿，武王以安乐延年。愿陛下举大纲，责成宰辅。繁碎之务，非人主所宜亲也。”治书侍御史柳彧也上疏谏隋文帝切勿“亲裁细务”，但隋文帝始终改不了喜欢处理小事的习惯。
　　南北朝时齐明帝萧鸾常常“躬亲细务”，南康王侍郎钟嵘上书道：“古者，明君揆才颁政，量能授职，三公坐而论道，九卿作而成务，天子唯恭己南面而已。”齐明帝看了不但不接受意见，还责怪钟嵘多管闲事。
　　隋文帝和齐明帝身居帝王之尊，但处事“抓小放大”，其政绩当然不会好，隋朝两世而亡，齐明帝死后没几年齐朝也就灭亡了。
　　上之人明其道 下之人守其职
　　《管子》说：“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职，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复合为一体。”意思是说做领导要明白“劳于求贤，逸于任使”的道理，做部下要各守其职，上下齐心协力，就会成为一个富有活力的整体。
　　《淮南子》说：“君臣异道则治，同道则乱。”更加明确地指出君臣之道不能混为一谈，人君如果不明上下之分，不抓大事抓小事，必然会导致混乱。《尚书》所记载的“虞廷之歌”也表述了同样的意思：“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所谓“丛脞”就是指琐碎无大略，“股肱”是指辅佐之臣。这首歌说元首如果躬亲细务，做臣下的就会懈惰，这样的话万事都会堕废。虽然这是古代的经验教训，但对于现代社会的领导者来说，仍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