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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小说中呈现了旧社会、旧制度下各类扭曲生存的人物形象，却始终没有正面的父亲形象。论文通过三方面分析鲁迅小说中有关“父亲”的书写。首先，将小说中提及的“父亲”做了分类：要么无痕迹的消失，要么扭曲的存在;其次，分别从社会背景和作者自身原因两个方面对这种现象做了简要分析，并最终归纳为三个原因：一是新思想和旧制度碰撞使作家试图通过抨击封建父权来为批判封建制度打开一个缺口。二是鲁迅自幼丧父的经历对他创作的影响。三是鲁迅创作受西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他通过小说创作来表达自己对父亲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最后，鲁迅虽然在小说中让“父亲”缺席，但他同时也认为“不可无父”，因此他期待觉醒的“父亲”出现，更多的孩子才有可能“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关键词：鲁迅小说;父亲;缺失;觉醒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12019）01-085-05
当我们提到中国现代小说时，总是会提到鲁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不可或缺的位置，中国现代小说在他手里有了雏形，也在他手中走向成熟。他开创了“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取材大多来自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中。在展现小说中不同主人公的命运时，他与以往大多数作家不一样，不是高而空地描绘大家族下的生活，而是贴近更多数人的生活，并且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病苦”。但我们细细研读鲁迅全部34篇小说（文言小说《怀旧》、《呐喊》14篇、《彷徨》11篇、《故事新编》8篇），其中有17篇小说有描写关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但只有5篇小说描绘了完整的父亲形象，绝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父亲形象的存在。这不禁让我感到疑惑，无论是远古时期父系社会取代母系社会、世袭制取代禅让制还是封建社会所倡导的“三纲五常”，都在无形中提示着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家”的概念，而“家”中的集权者“父亲”在中国文化上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鲁迅曾说“家庭为中国之基本”，中国的儿童多是受家庭教育启蒙而走上人生之路的，家庭教育对于儿童早期心性的养成及其一生品德的塑造，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与此矛盾的是他却在创作时将“父亲”这一形象隐去。这当中一定有其深刻的含义。父亲缺失不仅是他笔下人物的生存环境，更是鲁迅生活的真实写照。
一、父亲缺失的表现
我们所说的父亲的“缺失”并不是小说中完全没有父亲的存在，而是父亲形象和功能的双重缺失，具体来说就是小说中的父亲不是直接的消失就是病态的存在。
（一）父亲直接消失
鲁迅常常直接或间接的告诉读者小说中的孩子们生长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中，而没有父亲的家庭中大抵不过两种情况。
1.孤儿寡母。由于父亲的缺席，母亲不得不担负起父亲的责任，既要做工努力维持生计，又要在忙碌的工作中挤出时间照顾幼子，一个人带着孩子艰难度日。《药》中的革命者夏瑜被同族长辈夏三爷告发，最终被处以死刑，从始至终为他奔走为他操劳甚至于后来为他祭奠的只有母亲夏四奶奶一人。中国人对于家族关系十分看重，不仅会在族谱中纳入许多旁支的同姓同族人，一旦遇到需要决策的大事还会请族中长老一起定夺。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夏瑜失去父親后族中长辈本应该更加关怀和照顾他，却因为担心夏瑜的革命会危机自身而将他告发。《风波》中写着“看客中间，八一嫂是心肠最好的人，抱着伊的两周岁的遗腹子”，以及后来七斤嫂的指桑骂槐“谁要你来多嘴！你这偷汉的小寡妇！”，都暗示着八一嫂“寡妇”的特殊身份，也就意味着八一嫂的遗腹子面临着没有父亲只有母亲的成长环境。而这孤儿寡母的生活我们能从七斤嫂对八一嫂的态度中大致了解一二。旧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本就低下，而八一嫂既没有丈夫，孩子又是遗腹子，她不仅要辛苦养家，更要遭受邻里亲人的众多非议。《祝福》中被狼叼走吃掉的阿毛，在他成长过程中只有母亲祥林嫂的陪伴，死后也只有母亲一人缅怀，而祥林嫂在失去唯一的亲人后整日郁郁寡欢，最终在新年众人的祝福声中孤独凄凉的死去。由此可见，在没有父亲的家庭中，孤儿寡母的处境无一不十分艰难。《故乡》中当“我”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家中，家里等待我的只有母亲和侄子宏儿，没有提到任何有关“我”的父亲以及宏儿父亲的只言片语。因为没有父亲所以宏儿随“我”离开了故乡，走上了二十年前“我”的老路。
2.兄行父权。中国有一句俗语，长兄为父，长嫂为母。在没有父亲的家庭中，长子自然而然的承担起了父亲的责任。比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只有母亲、大哥和已经过世的妹妹，大哥很大程度上充当着一家之主的角色。当狂人因为觉醒而说出一些“疯言疯语”时，大哥就站出来，以长辈的身份对狂人进行约束和管制，“日日两顿饭”，“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可是哥哥到底仍然是晚辈，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完全替代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而弟弟也无法从心底将哥哥认作父亲。再比如《弟兄》中的张沛君，在弟弟靖甫可能得了传闻中的不治之症“猩红热”后为他的病饱受身体和内心的煎熬，但同时却又无法忽视心底的自私——如果靖甫身亡，自己就不可避免的要承担起三个侄子的抚养工作，紧接着就会面临着强大的经济压力。不难看出，兄权毕竟和父权天差地别，“大哥毕竟也受到父权的规范与制约，兄弟关系毕竟是同一序列上的长幼关系”，所以兄长并不能完全替代父亲在孩子生命中的位置。
（二）父亲病态的存在
鲁迅小说中仅存着的父亲们则是以一种病态的方式存在着，他们也有这样几种形象：
1.封建制度的卫道夫。如《祝福》中的鲁四老爷，当“我”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鲁镇，虽说是故乡，却已经没有了家。因此，住到了鲁四老爷的家里。他是族中的长辈，但并没有对后辈展现他应有的长者关怀，见到“我”只是不痛不痒的说了几句场面话，说“我”胖了，随后就大骂康有为为首的新党。除此之外，他对遭遇悲惨的祥林嫂毫无关怀怜悯之心，不让没有丈夫和孩子的祥林嫂靠近祭祀桌，认为她是不祥的人，大声斥责了她。在本质上，鲁四老爷是一个非常反对革新、固守祖辈封建传统的守旧派。又如《药》中的夏三爷，他的告发是夏瑜走上了断头台的直接原因。正是因为他无法理解夏瑜革命的意义，他才会选择告发自己的侄子来避免整个家族被连坐。这类父亲他们一味地维护愚昧落后的封建制度，竭尽所能的阻挠改革的自由和解放。 2.维护封建的“吃人”者。中国千年来的封建思想在父辈心中根深蒂固，而所谓的三纲五常宣扬着“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也让他们自然而然崇拜并维护封建父权，哪怕是血脉亲情也不能侵犯践踏一点。因此他们大多是冷漠的、高高在上的、不近人情的。就如《伤逝》中的子君的父亲，作为生活在新时代受新思想熏陶的新青年，子君这样说道：“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也能从侧面印证了子君父亲和胞叔对她向往自由独立的一种干涉和控制。而后子君与涓生分手，回到了家中，“现在她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威严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深受情伤的女儿回到家中，本以为自己会得到家庭的关怀和父亲爱护，却不曾想到本该是这个世界最爱自己的人却用冷漠和威严给了自己最后一击。子君死了，不是死于有形的伤口，而是无形的伤害。
3.善良愚昧的麻木者。还有这么一类父亲，他们和前面的卫道夫、“吃人者”的形象不同，他们真的疼爱自己的孩子，愿意为孩子付出尽可能的一切。可他们被旧社会的种种折磨得早已丧失自我，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在一次又一次的打压中日益麻木。如果说鲁迅对前面的两类父亲持以严厉批判的态度，那么他面对这一类愚昧无知的父亲则多了一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味。正如《故乡》中的闰土，“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可即便如此，闰土还是给予了孩子他所能给的关爱，水生仍有着少年应有的天真活泼，就像年少的闰土一样，很快的就和同龄的宏儿玩在一起。可转念一想，父亲不仅是家中的顶梁柱，更是孩子们幼时模仿的榜样，谁也不知道在麻木的父亲的影响下，水生是不是也会成长为第二个闰土？又如《药》中的华老栓，华老栓倾尽所有，为华小栓买来了“血馒头”，“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它不仅是为了治疗儿子的病，更是不忍心华家从此断后。可以想象，即使华小栓侥幸活了下来，也不过是父亲眼中传宗接代的工具。父亲因为深受封建制度的戕害而给儿子吃了特殊的“药”，而这吃了这“药”仍然死亡的儿子又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封建制度的灭亡，父亲华老栓和儿子华小栓无意中成为了大制度、大背景下的一对矛盾结合体。善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可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这种善良开始变质，变成一种使自己、使家人痛苦的麻木。
4.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还有这样一类父亲，他们整日将自己标榜为“善良的标杆”、“道德的刻度尺”，可在他们所谓“君子”的面具下藏着丑陋、罪恶的灵魂。就如《肥皂》中的四铭，整日满口的仁义道德、诚信礼孝，教导儿子学程要像孝女对祖母一样对自己百分之百的孝顺，可面对为祖母讨饭的孤苦孝女，他却轻易受两个泼皮无賴的影响，想象着孝女用肥皂“咯吱咯吱”洗澡的画面。四铭的无耻行径更是影响了自己的孩子，他八岁的女儿秀儿也会在背后说道“咯支咯支，不要脸不要脸……”在刚懂事的孩子面前做出这样的表率，真的是有辱“父亲”这个名称后面的深刻含义。不仅如此，四铭常常因为一些小事就对孩子大呼小叫，儿子学程因为不知道“恶毒妇”这种市井粗俗语言，他就生气大骂，说是白掏钱送他去读书了。不仅如此，他还试图剥夺女儿秀儿读书的权利，还冠冕堂皇假仁假义的分析说是“女人一阵一阵的在街上走，已经很不雅观的了，她们却还要剪头发。我最恨的就是那些剪了头发的女学生，我简直说，军人土匪倒还情有可原，搅乱天下的就是她们，应该很严的办一办……”真真是伪善至极，他丝毫不把孩子当做是独立的个体，更不用提是否尊重孩子的意见。再如《风波》中的七斤，剪了辫子后的恐惧、羞愧无处可说，却又不好意思指责那些在七斤嫂指桑骂槐的打骂六斤时，他非但没有阻拦，反而变本加厉，“七斤直跳起来，捡起破碗，合上检查一回，也喝道，‘入娘的！’一巴掌打倒了六斤”。在七斤的眼中，孩子完全成为了自己的出气筒，可以随意的任由自己打骂，毫无关爱可言。又如《离婚》中的爱姑的父亲庄木三，平时威风凛凛，颇受人们尊重，却在七大人面前毫无父亲该有的尊严。从一开始八面威风的嚷嚷着要为女儿出气，到最后却又在官僚地主面前低头。就连女儿爱姑也不明白“她很怪平时沿海的居民对他都有几分惧怕的自己的父亲，为什么在这里竟说不出话。”这类父亲他们虽然是家中的长辈，但从骨子里还是一个典型的利己主义者，他们虽然将自己包装成“正人君子”，却在危及到自身利益或是有损自己形象的事情面前可以毫不犹豫的抛弃他们最亲近的人。
通过总结归纳，不难发现鲁迅小说中的父亲们不论是死亡或是病态的存在，都避免不了产生一种影响，也是最深远、最可怕的一种影响——对下一代的影响。宝儿、阿毛、阿Q、夏瑜这样没有父亲陪伴成长的孩子不仅有悲惨的童年，还有无法预见的未来，无一不或死或伤。而水生、秀儿、六斤他们虽有父亲，却无法为他们带来正面的影响，树立良好的典范，不仅没有给他们应有的关爱，还让他们饱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也许水生会变成下一个麻木的闰土，秀儿和六斤会成为下一个不幸的子君。不管怎样，父亲的缺失都将或多或少的影响到孩子，生长在这样家庭的孩子也注定无法拥有光明的未来，因此鲁迅才会借狂人之口呐喊：“救救孩子！”
二、父亲缺失的原因分析
作家笔下的人物总是会有自己自身的影子，“文学创造的主观性很强，所以文学创造材料的主体性也特别明显”。因此无论是社会大背景熏陶影响，或是鲁迅自身的个人经历，都对他的创作产生着影响。
（一）社会背景原因
新文化运动以来，独立、自主、平等的思想对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有了一定的冲击。一些受先进政治文化影响的作家已然认识到若要广泛传播新民主和新思想，势必要先去除长期盘踞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思想。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宣扬“家国”思想，如果说国君是国家权利的象征，那么父亲就是家庭权力的代表。吴虞就曾在《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中说到“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只有实现了家庭平等，生活在家中孩子才有可能在未来去追求社会平等、思想平等。因此一些作家将以父亲为核心的权利代表的批判认作是对封建专制制度批判的一个突破口，这些作家中就有鲁迅。孔子儒家的国家理论就是基于“家国同构”建构起来的，“它的社会模式是在当时‘家’、‘国’同构的社会存在形式中抽象出来的”。因此，鲁迅从家庭中最基本的父子关系人手，对封建父权思想进行彻底批判。小说《药》中就展现了父亲在与不在时两种家庭里的两个孩子的两种不同的成长环境。虽然两个人的生命终结的方式殊途同归，但留下的影响却是截然不同的。没有父亲的夏瑜，是同辈中少有的先进革命者，他倡导自由民主的新生活。虽然他身死，可他的所向往和倡导的新思想却永远留在人们心中。“这坟上草根还没有全合，露出一块一块的黄土，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而华小栓虽有父亲，却深受父亲封建愚昧思想的影响，间接成为了“吃人者”。夏志清先生曾说：“华小栓之死象征着封建制度之死，在革命变革中不可能再生”。华小栓和许多人一样，除了“却只有不怕冷的几点青白小花，零星开着”，其他的什么都没留下。所以，当处于这样一种新旧思想相交融碰撞的特殊时期的鲁迅，他的作品中不可避免的带有时代的气息，我认为可以狭义的看做他让自己作品中的“父亲”缺失也是一种向封建父权发起批判的方式。理性上，鲁迅非常清楚只有通过对父权强有力的批判才有可能打开顺利批判封建制度的大门，因此他面对那些维护封建制度的“吃人者”父亲时，给予的是毫不留情的批判，态度强烈而坚决，比如《祝福》中的鲁四老爷。可是在感性上，鲁迅无法摆脱与生俱来的血缘亲情的依恋和依属感，他无法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对“父亲”进行言之凿凿的批判。鲁迅也深知父亲中不仅只有“吃人者”和伪君子，更多的仍然那些麻木愚昧的父亲，他们一方面捍卫崇拜封建父权，另一方面也是这种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就如他在《药》中对华老栓和在《故乡》中对闰土的态度，少了一份批判与指责，多了一些同情和怜悯。这也正是他的作品中缺少父亲形象的另外一个原因，他在避免和“父亲”出现面对面的、直接的冲突。 （二）个人自身原因
1.鲁迅少年丧父的经历对他的创作的影响。“创作动机作为文学创作的内驱力，它的产生和运动其实是作家极为复杂的生理和心理现象在文学创造过程中的表现。”鲁迅的成长经历可以说是对他的创作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鲁迅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落败的书香之家。他出生的时候，周氏家族的黄金时代就已经结束了，但还没有完全破落。祖父周福清为人耿直，常常说出“呆皇上、昏太后”等等“大不敬”的话，暴烈的专制作风给孩子心灵留下了阴影。祖父这种刚正而暴躁的脾气也传给了父亲周伯宜，鲁迅出生时周伯宜二十二岁，他曾考中会稽县学生员，但是后来屡次参加乡试，都名落孙山。父亲在科举道路上的失败损伤了自尊心，常寡于言笑、脾气很坏。想要一帆风顺的仕途却不能如意，周伯宜在消沉之余把这种期待寄托在了家中的长子鲁迅身上。封建社会皇权的更迭一向是“立嫡不立长，立长不立贤”，走出国，回到家，也是一样的。家中长辈对于长子的要求总是高一点，认为他们是光耀门楣、继承家业的希望。现当代小说中很多作家都对此做出了批判，就如巴金在《家》中为读者展现的高家的长房长孙觉新，正是被这种所谓的“长子须得撑起门楣”思想而荼毒的牺牲品。在清王朝被推翻后的大家族中尚且这样，更不用说鲁迅出生时的清朝末期了。鲁迅后还曾经回忆道，幼时曾有机会去隔壁村镇看五猖会，却在临行前被父亲要求背完书才能去。一方面是被迫读书的压力，另一方面是父亲毫无感情的语调，都在精神上给予鲁迅一种无形的折磨。后来鲁迅也背过了书，但“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毫无疑问，周伯宜是爱自己的孩子的，但这种爱往往过于峻急，挫伤了孩子们酷爱自然的天性。那时的周伯宜可能无法理解自己认为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却在孩子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一味地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自己的孩子，却忽略了孩子是最敏感、最需要呵护的群体。在父亲仅有的陪伴的时间里，留给鲁迅的只有这份严厉而暴躁的形象。
周家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里是在走着下坡路的，就在此时祖父周福清卷入了科举作弊案，这对于此时的周家无疑是雪上加霜。祖父的锒铛入狱使得周家不得不变卖家产为他四处奔走打点关系，而原本仕途不顺的周伯宜更是受到牵连，被革斥了秀才的名分。父亲本就因为多年未曾高中而意志消沉，经此打击后更是萎靡不振，终日与酒为伴。家庭生此故变，年幼的鲁迅不得不跟随母亲和两个弟弟去外祖家暂时避难。在外祖家鲁迅深切的体会到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以前对自己笑脸相迎的舅舅们变成冷眼相待，甚至叫他“乞食者”，最亲近的亲戚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与自己毫不相关的外人了。童年的经历对鲁迅的创作影响颇深，后来他能以如此冷静客观甚至于带着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待整个社会、去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和他的这段经历密不可分。
终日与酒为伴以及长期生活在恐惧的压力下让周伯宜原本就不是那么健康的身体每况愈下，严重的肺病拖垮了他的身体。后来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提到了那段时光，“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不论是父亲在世时对自己的严厉要求，还是父亲生病时自己为他奔波，受尽冷眼，亦或是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自己和两个弟弟孤儿寡母倍受排挤，艰辛度日，都给鲁迅留下了不愉快甚至是痛苦的回忆，以至于提起父亲，他不能想到很多美好的事情。“其实，父亲的病对鲁迅创作的影响，并不是《药》和《明天》中这类浅层伦理意识的表现，而是一种深层的创作心理机制特征的表现，是在原型选择、表述模式，气质特征、创作视角这样一些创作的基本特征上的表现”。父亲去世时鲁迅只有15岁，因为与父亲相处时间的少之又少，所以无法细腻的描写父子间微妙的情感关系。同时，作为家中的“顶梁柱”，父亲的缺席让家庭的重担不得不担在柔弱的母亲肩上，通过鲁迅对祥林嫂、单四嫂子、夏四奶奶等寡母形象的描绘可以看得出他对于这些母亲是报以同情怜悯的态度。因此，提到父亲时鲁迅除了有思念之情，还有一絲隐藏着的埋怨和怨恨。这也是鲁迅本名是周树人，却在笔名中以母亲鲁瑞的姓氏来替代的一部分原因。因为自己早年丧父的经历而使笔下的人物也有着和自己相似的生活环境，也是真实生活对创作作品的影响。
2.鲁迅的创作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父亲在世时对他的敬畏和父亲去世时对他的精神折磨都是鲁迅潜意识里的回忆，并在他创作时或多或少的影响着他。后来鲁迅远赴日本仙台学医，逐渐接触西方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其中对鲁迅产生影响的就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是心理深层的基础和人类活动的内驱力，决定着人的全部有意识的生活，并按着快乐原则使被压抑的欲望、本能冲动以掩饰的方式表露出来。在文学作品中揭示人的潜意识，是将笔触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流露出被种种社会因素压抑和隐藏的人的本性和精神实质。当然，与此同时鲁迅本人的创作就也自觉或是不自觉的受到了影响，他曾在《父亲的病》中叙述到“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你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到：‘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父子之问的血脉亲情让鲁迅对于父亲所受的痛苦感到难受，恨不得替父亲承受这份痛苦，但事实上一位教医学的先生却也告诉鲁迅医生的责任便是“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的没有痛苦。”所以鲁迅才会觉得还是让父亲快一点喘完了吧。潜在意识里的“弑父”是为了让父亲结束痛苦，从而得到解脱，可伦理道德的约束让这样的想法显得惊世骇俗，犹如犯罪。对于鲁迅来说，理性和感性上的冲突让他自己陷入了矛盾之中。因此“小说创作已经成了鲁迅缓解内心痛苦、解决精神危机的内在需要与有效手段。” 三、鲁迅心中对于“父亲”的认知和期待
1919年11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在其中对中国千年以来的“为父之道”做了批判，并对现在应该怎樣做父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批判了“父兮生我”则幼者的全部就为长者所有的长者本位论。长久以来中国的家庭都受这种长者本位的思想影响，认为父母给了孩子生命，就是对孩子施了恩，那么这个孩子的一切都是属于父母的，而忽略了孩子也终将成长成父母，家庭乃至社会也需要代代传承。因此，鲁迅认为想要研究怎么改革家庭，不过“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
社会想要发展必然是在家庭改革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而家庭的改革首先就要父母的觉醒。鲁迅在文章中写到“总而言之，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不仅要保存生命，还要延续生命，更要发展生命。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能有更高价值的生命，鲁迅提出了他对“父亲们”的期待。
首先就是理解。父母应该以幼者本位思想来代替长者本位的思想，孩子不是微型的成人，他们的世界和成人大相径庭，父母不应该总用成人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孩子。学会理解孩子，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去思考问题。让孩子保留自己应有的童真，让她们生活在平等自由的家庭环境中。
第二就是指导。对于孩子们，父母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更应该扮演着指导者、协商者的角色，而并非命令者。父亲走过的路比孩子多，经历的事情比孩子多，为人处世的经验也自然比孩子丰富。但是时移世易，父母可以将这些处理方式进行总结，归纳出规律，却无法一件事的处置方式生搬硬套到另一件事上。因此父母应该让孩子跟随时代的发展而进步，而不是将孩子封锁在固有的社会模式中，应该“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
最后一点是解放。中国的父母总是将孩子看作是自己的附属品，把自己当做是儿女的债主，认为孩子生下来就是报恩的，可他们往往忽略了孩子们也会长大，终有一天他们也会成为孩子的父母。因此，当孩子生下来的那一刻，父母就得承认这个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应该尊重他的想法，与他商量做决定，让他成长在一个自由平等的环境中，让每—个孩子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
鲁迅期待着父亲的觉醒，乃至所有长辈的觉醒。中国的兴旺强盛需要的不仅是成年人的力量，更多的还是孩子，孩子才是民族的未来。鲁迅曾在文章中向全社会呼吁：“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少的感谢他们填平了深渊，给自己走去：老的也感谢他们从我填平的深渊上走去。——远了远了”。鲁迅在心中由衷的希望长辈都能担起自己应承担的重任，让孩子可以生长在一个自由平等的家庭中，只有这样孩子才有可能拥有自由独立的思想，才会为了自己的下一代，为了社会上更多的下一代创造更好的环境。
四、结语
父亲缺席已经成为鲁迅作品中的一种特殊现象，这与鲁迅自身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也与当时追求自由平等的社会环境有关。鲁迅通过自己的作品批判了封建父权对孩子个性的压制和摧残，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父亲存在的意义，也不认为没有父亲在场的孩子可以有光明幸福的未来，他更加期待着觉醒的父亲出现。同时，鲁迅也借创作小说抒发了自己内心潜在的对父亲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
关键词：鲁迅小说;父亲;缺失;觉醒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12019）01-085-05
当我们提到中国现代小说时，总是会提到鲁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不可或缺的位置，中国现代小说在他手里有了雏形，也在他手中走向成熟。他开创了“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取材大多来自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中。在展现小说中不同主人公的命运时，他与以往大多数作家不一样，不是高而空地描绘大家族下的生活，而是贴近更多数人的生活，并且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病苦”。但我们细细研读鲁迅全部34篇小说（文言小说《怀旧》、《呐喊》14篇、《彷徨》11篇、《故事新编》8篇），其中有17篇小说有描写关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但只有5篇小说描绘了完整的父亲形象，绝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父亲形象的存在。这不禁让我感到疑惑，无论是远古时期父系社会取代母系社会、世袭制取代禅让制还是封建社会所倡导的“三纲五常”，都在无形中提示着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家”的概念，而“家”中的集权者“父亲”在中国文化上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鲁迅曾说“家庭为中国之基本”，中国的儿童多是受家庭教育启蒙而走上人生之路的，家庭教育对于儿童早期心性的养成及其一生品德的塑造，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与此矛盾的是他却在创作时将“父亲”这一形象隐去。这当中一定有其深刻的含义。父亲缺失不仅是他笔下人物的生存环境，更是鲁迅生活的真实写照。
一、父亲缺失的表现
我们所说的父亲的“缺失”并不是小说中完全没有父亲的存在，而是父亲形象和功能的双重缺失，具体来说就是小说中的父亲不是直接的消失就是病态的存在。
（一）父亲直接消失
鲁迅常常直接或间接的告诉读者小说中的孩子们生长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中，而没有父亲的家庭中大抵不过两种情况。
1.孤儿寡母。由于父亲的缺席，母亲不得不担负起父亲的责任，既要做工努力维持生计，又要在忙碌的工作中挤出时间照顾幼子，一个人带着孩子艰难度日。《药》中的革命者夏瑜被同族长辈夏三爷告发，最终被处以死刑，从始至终为他奔走为他操劳甚至于后来为他祭奠的只有母亲夏四奶奶一人。中国人对于家族关系十分看重，不仅会在族谱中纳入许多旁支的同姓同族人，一旦遇到需要决策的大事还会请族中长老一起定夺。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夏瑜失去父親后族中长辈本应该更加关怀和照顾他，却因为担心夏瑜的革命会危机自身而将他告发。《风波》中写着“看客中间，八一嫂是心肠最好的人，抱着伊的两周岁的遗腹子”，以及后来七斤嫂的指桑骂槐“谁要你来多嘴！你这偷汉的小寡妇！”，都暗示着八一嫂“寡妇”的特殊身份，也就意味着八一嫂的遗腹子面临着没有父亲只有母亲的成长环境。而这孤儿寡母的生活我们能从七斤嫂对八一嫂的态度中大致了解一二。旧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本就低下，而八一嫂既没有丈夫，孩子又是遗腹子，她不仅要辛苦养家，更要遭受邻里亲人的众多非议。《祝福》中被狼叼走吃掉的阿毛，在他成长过程中只有母亲祥林嫂的陪伴，死后也只有母亲一人缅怀，而祥林嫂在失去唯一的亲人后整日郁郁寡欢，最终在新年众人的祝福声中孤独凄凉的死去。由此可见，在没有父亲的家庭中，孤儿寡母的处境无一不十分艰难。《故乡》中当“我”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家中，家里等待我的只有母亲和侄子宏儿，没有提到任何有关“我”的父亲以及宏儿父亲的只言片语。因为没有父亲所以宏儿随“我”离开了故乡，走上了二十年前“我”的老路。
2.兄行父权。中国有一句俗语，长兄为父，长嫂为母。在没有父亲的家庭中，长子自然而然的承担起了父亲的责任。比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只有母亲、大哥和已经过世的妹妹，大哥很大程度上充当着一家之主的角色。当狂人因为觉醒而说出一些“疯言疯语”时，大哥就站出来，以长辈的身份对狂人进行约束和管制，“日日两顿饭”，“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可是哥哥到底仍然是晚辈，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完全替代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而弟弟也无法从心底将哥哥认作父亲。再比如《弟兄》中的张沛君，在弟弟靖甫可能得了传闻中的不治之症“猩红热”后为他的病饱受身体和内心的煎熬，但同时却又无法忽视心底的自私——如果靖甫身亡，自己就不可避免的要承担起三个侄子的抚养工作，紧接着就会面临着强大的经济压力。不难看出，兄权毕竟和父权天差地别，“大哥毕竟也受到父权的规范与制约，兄弟关系毕竟是同一序列上的长幼关系”，所以兄长并不能完全替代父亲在孩子生命中的位置。
（二）父亲病态的存在
鲁迅小说中仅存着的父亲们则是以一种病态的方式存在着，他们也有这样几种形象：
1.封建制度的卫道夫。如《祝福》中的鲁四老爷，当“我”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鲁镇，虽说是故乡，却已经没有了家。因此，住到了鲁四老爷的家里。他是族中的长辈，但并没有对后辈展现他应有的长者关怀，见到“我”只是不痛不痒的说了几句场面话，说“我”胖了，随后就大骂康有为为首的新党。除此之外，他对遭遇悲惨的祥林嫂毫无关怀怜悯之心，不让没有丈夫和孩子的祥林嫂靠近祭祀桌，认为她是不祥的人，大声斥责了她。在本质上，鲁四老爷是一个非常反对革新、固守祖辈封建传统的守旧派。又如《药》中的夏三爷，他的告发是夏瑜走上了断头台的直接原因。正是因为他无法理解夏瑜革命的意义，他才会选择告发自己的侄子来避免整个家族被连坐。这类父亲他们一味地维护愚昧落后的封建制度，竭尽所能的阻挠改革的自由和解放。 2.维护封建的“吃人”者。中国千年来的封建思想在父辈心中根深蒂固，而所谓的三纲五常宣扬着“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也让他们自然而然崇拜并维护封建父权，哪怕是血脉亲情也不能侵犯践踏一点。因此他们大多是冷漠的、高高在上的、不近人情的。就如《伤逝》中的子君的父亲，作为生活在新时代受新思想熏陶的新青年，子君这样说道：“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也能从侧面印证了子君父亲和胞叔对她向往自由独立的一种干涉和控制。而后子君与涓生分手，回到了家中，“现在她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威严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深受情伤的女儿回到家中，本以为自己会得到家庭的关怀和父亲爱护，却不曾想到本该是这个世界最爱自己的人却用冷漠和威严给了自己最后一击。子君死了，不是死于有形的伤口，而是无形的伤害。
3.善良愚昧的麻木者。还有这么一类父亲，他们和前面的卫道夫、“吃人者”的形象不同，他们真的疼爱自己的孩子，愿意为孩子付出尽可能的一切。可他们被旧社会的种种折磨得早已丧失自我，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在一次又一次的打压中日益麻木。如果说鲁迅对前面的两类父亲持以严厉批判的态度，那么他面对这一类愚昧无知的父亲则多了一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味。正如《故乡》中的闰土，“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可即便如此，闰土还是给予了孩子他所能给的关爱，水生仍有着少年应有的天真活泼，就像年少的闰土一样，很快的就和同龄的宏儿玩在一起。可转念一想，父亲不仅是家中的顶梁柱，更是孩子们幼时模仿的榜样，谁也不知道在麻木的父亲的影响下，水生是不是也会成长为第二个闰土？又如《药》中的华老栓，华老栓倾尽所有，为华小栓买来了“血馒头”，“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它不仅是为了治疗儿子的病，更是不忍心华家从此断后。可以想象，即使华小栓侥幸活了下来，也不过是父亲眼中传宗接代的工具。父亲因为深受封建制度的戕害而给儿子吃了特殊的“药”，而这吃了这“药”仍然死亡的儿子又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封建制度的灭亡，父亲华老栓和儿子华小栓无意中成为了大制度、大背景下的一对矛盾结合体。善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可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这种善良开始变质，变成一种使自己、使家人痛苦的麻木。
4.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还有这样一类父亲，他们整日将自己标榜为“善良的标杆”、“道德的刻度尺”，可在他们所谓“君子”的面具下藏着丑陋、罪恶的灵魂。就如《肥皂》中的四铭，整日满口的仁义道德、诚信礼孝，教导儿子学程要像孝女对祖母一样对自己百分之百的孝顺，可面对为祖母讨饭的孤苦孝女，他却轻易受两个泼皮无賴的影响，想象着孝女用肥皂“咯吱咯吱”洗澡的画面。四铭的无耻行径更是影响了自己的孩子，他八岁的女儿秀儿也会在背后说道“咯支咯支，不要脸不要脸……”在刚懂事的孩子面前做出这样的表率，真的是有辱“父亲”这个名称后面的深刻含义。不仅如此，四铭常常因为一些小事就对孩子大呼小叫，儿子学程因为不知道“恶毒妇”这种市井粗俗语言，他就生气大骂，说是白掏钱送他去读书了。不仅如此，他还试图剥夺女儿秀儿读书的权利，还冠冕堂皇假仁假义的分析说是“女人一阵一阵的在街上走，已经很不雅观的了，她们却还要剪头发。我最恨的就是那些剪了头发的女学生，我简直说，军人土匪倒还情有可原，搅乱天下的就是她们，应该很严的办一办……”真真是伪善至极，他丝毫不把孩子当做是独立的个体，更不用提是否尊重孩子的意见。再如《风波》中的七斤，剪了辫子后的恐惧、羞愧无处可说，却又不好意思指责那些在七斤嫂指桑骂槐的打骂六斤时，他非但没有阻拦，反而变本加厉，“七斤直跳起来，捡起破碗，合上检查一回，也喝道，‘入娘的！’一巴掌打倒了六斤”。在七斤的眼中，孩子完全成为了自己的出气筒，可以随意的任由自己打骂，毫无关爱可言。又如《离婚》中的爱姑的父亲庄木三，平时威风凛凛，颇受人们尊重，却在七大人面前毫无父亲该有的尊严。从一开始八面威风的嚷嚷着要为女儿出气，到最后却又在官僚地主面前低头。就连女儿爱姑也不明白“她很怪平时沿海的居民对他都有几分惧怕的自己的父亲，为什么在这里竟说不出话。”这类父亲他们虽然是家中的长辈，但从骨子里还是一个典型的利己主义者，他们虽然将自己包装成“正人君子”，却在危及到自身利益或是有损自己形象的事情面前可以毫不犹豫的抛弃他们最亲近的人。
通过总结归纳，不难发现鲁迅小说中的父亲们不论是死亡或是病态的存在，都避免不了产生一种影响，也是最深远、最可怕的一种影响——对下一代的影响。宝儿、阿毛、阿Q、夏瑜这样没有父亲陪伴成长的孩子不仅有悲惨的童年，还有无法预见的未来，无一不或死或伤。而水生、秀儿、六斤他们虽有父亲，却无法为他们带来正面的影响，树立良好的典范，不仅没有给他们应有的关爱，还让他们饱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也许水生会变成下一个麻木的闰土，秀儿和六斤会成为下一个不幸的子君。不管怎样，父亲的缺失都将或多或少的影响到孩子，生长在这样家庭的孩子也注定无法拥有光明的未来，因此鲁迅才会借狂人之口呐喊：“救救孩子！”
二、父亲缺失的原因分析
作家笔下的人物总是会有自己自身的影子，“文学创造的主观性很强，所以文学创造材料的主体性也特别明显”。因此无论是社会大背景熏陶影响，或是鲁迅自身的个人经历，都对他的创作产生着影响。
（一）社会背景原因
新文化运动以来，独立、自主、平等的思想对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有了一定的冲击。一些受先进政治文化影响的作家已然认识到若要广泛传播新民主和新思想，势必要先去除长期盘踞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思想。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宣扬“家国”思想，如果说国君是国家权利的象征，那么父亲就是家庭权力的代表。吴虞就曾在《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中说到“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只有实现了家庭平等，生活在家中孩子才有可能在未来去追求社会平等、思想平等。因此一些作家将以父亲为核心的权利代表的批判认作是对封建专制制度批判的一个突破口，这些作家中就有鲁迅。孔子儒家的国家理论就是基于“家国同构”建构起来的，“它的社会模式是在当时‘家’、‘国’同构的社会存在形式中抽象出来的”。因此，鲁迅从家庭中最基本的父子关系人手，对封建父权思想进行彻底批判。小说《药》中就展现了父亲在与不在时两种家庭里的两个孩子的两种不同的成长环境。虽然两个人的生命终结的方式殊途同归，但留下的影响却是截然不同的。没有父亲的夏瑜，是同辈中少有的先进革命者，他倡导自由民主的新生活。虽然他身死，可他的所向往和倡导的新思想却永远留在人们心中。“这坟上草根还没有全合，露出一块一块的黄土，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而华小栓虽有父亲，却深受父亲封建愚昧思想的影响，间接成为了“吃人者”。夏志清先生曾说：“华小栓之死象征着封建制度之死，在革命变革中不可能再生”。华小栓和许多人一样，除了“却只有不怕冷的几点青白小花，零星开着”，其他的什么都没留下。所以，当处于这样一种新旧思想相交融碰撞的特殊时期的鲁迅，他的作品中不可避免的带有时代的气息，我认为可以狭义的看做他让自己作品中的“父亲”缺失也是一种向封建父权发起批判的方式。理性上，鲁迅非常清楚只有通过对父权强有力的批判才有可能打开顺利批判封建制度的大门，因此他面对那些维护封建制度的“吃人者”父亲时，给予的是毫不留情的批判，态度强烈而坚决，比如《祝福》中的鲁四老爷。可是在感性上，鲁迅无法摆脱与生俱来的血缘亲情的依恋和依属感，他无法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对“父亲”进行言之凿凿的批判。鲁迅也深知父亲中不仅只有“吃人者”和伪君子，更多的仍然那些麻木愚昧的父亲，他们一方面捍卫崇拜封建父权，另一方面也是这种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就如他在《药》中对华老栓和在《故乡》中对闰土的态度，少了一份批判与指责，多了一些同情和怜悯。这也正是他的作品中缺少父亲形象的另外一个原因，他在避免和“父亲”出现面对面的、直接的冲突。 （二）个人自身原因
1.鲁迅少年丧父的经历对他的创作的影响。“创作动机作为文学创作的内驱力，它的产生和运动其实是作家极为复杂的生理和心理现象在文学创造过程中的表现。”鲁迅的成长经历可以说是对他的创作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鲁迅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落败的书香之家。他出生的时候，周氏家族的黄金时代就已经结束了，但还没有完全破落。祖父周福清为人耿直，常常说出“呆皇上、昏太后”等等“大不敬”的话，暴烈的专制作风给孩子心灵留下了阴影。祖父这种刚正而暴躁的脾气也传给了父亲周伯宜，鲁迅出生时周伯宜二十二岁，他曾考中会稽县学生员，但是后来屡次参加乡试，都名落孙山。父亲在科举道路上的失败损伤了自尊心，常寡于言笑、脾气很坏。想要一帆风顺的仕途却不能如意，周伯宜在消沉之余把这种期待寄托在了家中的长子鲁迅身上。封建社会皇权的更迭一向是“立嫡不立长，立长不立贤”，走出国，回到家，也是一样的。家中长辈对于长子的要求总是高一点，认为他们是光耀门楣、继承家业的希望。现当代小说中很多作家都对此做出了批判，就如巴金在《家》中为读者展现的高家的长房长孙觉新，正是被这种所谓的“长子须得撑起门楣”思想而荼毒的牺牲品。在清王朝被推翻后的大家族中尚且这样，更不用说鲁迅出生时的清朝末期了。鲁迅后还曾经回忆道，幼时曾有机会去隔壁村镇看五猖会，却在临行前被父亲要求背完书才能去。一方面是被迫读书的压力，另一方面是父亲毫无感情的语调，都在精神上给予鲁迅一种无形的折磨。后来鲁迅也背过了书，但“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毫无疑问，周伯宜是爱自己的孩子的，但这种爱往往过于峻急，挫伤了孩子们酷爱自然的天性。那时的周伯宜可能无法理解自己认为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却在孩子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一味地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自己的孩子，却忽略了孩子是最敏感、最需要呵护的群体。在父亲仅有的陪伴的时间里，留给鲁迅的只有这份严厉而暴躁的形象。
周家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里是在走着下坡路的，就在此时祖父周福清卷入了科举作弊案，这对于此时的周家无疑是雪上加霜。祖父的锒铛入狱使得周家不得不变卖家产为他四处奔走打点关系，而原本仕途不顺的周伯宜更是受到牵连，被革斥了秀才的名分。父亲本就因为多年未曾高中而意志消沉，经此打击后更是萎靡不振，终日与酒为伴。家庭生此故变，年幼的鲁迅不得不跟随母亲和两个弟弟去外祖家暂时避难。在外祖家鲁迅深切的体会到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以前对自己笑脸相迎的舅舅们变成冷眼相待，甚至叫他“乞食者”，最亲近的亲戚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与自己毫不相关的外人了。童年的经历对鲁迅的创作影响颇深，后来他能以如此冷静客观甚至于带着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待整个社会、去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和他的这段经历密不可分。
终日与酒为伴以及长期生活在恐惧的压力下让周伯宜原本就不是那么健康的身体每况愈下，严重的肺病拖垮了他的身体。后来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提到了那段时光，“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不论是父亲在世时对自己的严厉要求，还是父亲生病时自己为他奔波，受尽冷眼，亦或是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自己和两个弟弟孤儿寡母倍受排挤，艰辛度日，都给鲁迅留下了不愉快甚至是痛苦的回忆，以至于提起父亲，他不能想到很多美好的事情。“其实，父亲的病对鲁迅创作的影响，并不是《药》和《明天》中这类浅层伦理意识的表现，而是一种深层的创作心理机制特征的表现，是在原型选择、表述模式，气质特征、创作视角这样一些创作的基本特征上的表现”。父亲去世时鲁迅只有15岁，因为与父亲相处时间的少之又少，所以无法细腻的描写父子间微妙的情感关系。同时，作为家中的“顶梁柱”，父亲的缺席让家庭的重担不得不担在柔弱的母亲肩上，通过鲁迅对祥林嫂、单四嫂子、夏四奶奶等寡母形象的描绘可以看得出他对于这些母亲是报以同情怜悯的态度。因此，提到父亲时鲁迅除了有思念之情，还有一絲隐藏着的埋怨和怨恨。这也是鲁迅本名是周树人，却在笔名中以母亲鲁瑞的姓氏来替代的一部分原因。因为自己早年丧父的经历而使笔下的人物也有着和自己相似的生活环境，也是真实生活对创作作品的影响。
2.鲁迅的创作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父亲在世时对他的敬畏和父亲去世时对他的精神折磨都是鲁迅潜意识里的回忆，并在他创作时或多或少的影响着他。后来鲁迅远赴日本仙台学医，逐渐接触西方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其中对鲁迅产生影响的就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是心理深层的基础和人类活动的内驱力，决定着人的全部有意识的生活，并按着快乐原则使被压抑的欲望、本能冲动以掩饰的方式表露出来。在文学作品中揭示人的潜意识，是将笔触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流露出被种种社会因素压抑和隐藏的人的本性和精神实质。当然，与此同时鲁迅本人的创作就也自觉或是不自觉的受到了影响，他曾在《父亲的病》中叙述到“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你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到：‘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父子之问的血脉亲情让鲁迅对于父亲所受的痛苦感到难受，恨不得替父亲承受这份痛苦，但事实上一位教医学的先生却也告诉鲁迅医生的责任便是“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的没有痛苦。”所以鲁迅才会觉得还是让父亲快一点喘完了吧。潜在意识里的“弑父”是为了让父亲结束痛苦，从而得到解脱，可伦理道德的约束让这样的想法显得惊世骇俗，犹如犯罪。对于鲁迅来说，理性和感性上的冲突让他自己陷入了矛盾之中。因此“小说创作已经成了鲁迅缓解内心痛苦、解决精神危机的内在需要与有效手段。” 三、鲁迅心中对于“父亲”的认知和期待
1919年11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在其中对中国千年以来的“为父之道”做了批判，并对现在应该怎樣做父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批判了“父兮生我”则幼者的全部就为长者所有的长者本位论。长久以来中国的家庭都受这种长者本位的思想影响，认为父母给了孩子生命，就是对孩子施了恩，那么这个孩子的一切都是属于父母的，而忽略了孩子也终将成长成父母，家庭乃至社会也需要代代传承。因此，鲁迅认为想要研究怎么改革家庭，不过“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
社会想要发展必然是在家庭改革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而家庭的改革首先就要父母的觉醒。鲁迅在文章中写到“总而言之，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不仅要保存生命，还要延续生命，更要发展生命。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能有更高价值的生命，鲁迅提出了他对“父亲们”的期待。
首先就是理解。父母应该以幼者本位思想来代替长者本位的思想，孩子不是微型的成人，他们的世界和成人大相径庭，父母不应该总用成人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孩子。学会理解孩子，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去思考问题。让孩子保留自己应有的童真，让她们生活在平等自由的家庭环境中。
第二就是指导。对于孩子们，父母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更应该扮演着指导者、协商者的角色，而并非命令者。父亲走过的路比孩子多，经历的事情比孩子多，为人处世的经验也自然比孩子丰富。但是时移世易，父母可以将这些处理方式进行总结，归纳出规律，却无法一件事的处置方式生搬硬套到另一件事上。因此父母应该让孩子跟随时代的发展而进步，而不是将孩子封锁在固有的社会模式中，应该“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
最后一点是解放。中国的父母总是将孩子看作是自己的附属品，把自己当做是儿女的债主，认为孩子生下来就是报恩的，可他们往往忽略了孩子们也会长大，终有一天他们也会成为孩子的父母。因此，当孩子生下来的那一刻，父母就得承认这个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应该尊重他的想法，与他商量做决定，让他成长在一个自由平等的环境中，让每—个孩子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
鲁迅期待着父亲的觉醒，乃至所有长辈的觉醒。中国的兴旺强盛需要的不仅是成年人的力量，更多的还是孩子，孩子才是民族的未来。鲁迅曾在文章中向全社会呼吁：“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少的感谢他们填平了深渊，给自己走去：老的也感谢他们从我填平的深渊上走去。——远了远了”。鲁迅在心中由衷的希望长辈都能担起自己应承担的重任，让孩子可以生长在一个自由平等的家庭中，只有这样孩子才有可能拥有自由独立的思想，才会为了自己的下一代，为了社会上更多的下一代创造更好的环境。
四、结语
父亲缺席已经成为鲁迅作品中的一种特殊现象，这与鲁迅自身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也与当时追求自由平等的社会环境有关。鲁迅通过自己的作品批判了封建父权对孩子个性的压制和摧残，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父亲存在的意义，也不认为没有父亲在场的孩子可以有光明幸福的未来，他更加期待着觉醒的父亲出现。同时，鲁迅也借创作小说抒发了自己内心潜在的对父亲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