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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政治领域、工作场合，还是在私人的日常交往中，女性的发言总是或多或少地遭受无情打断。男性通过这种狡黠的方式间接拒绝了女性在对话当中的平等地位。这种现象归根结底形成于两性社会化的进程当中。
“manterrupting”（即“男性打断女性说话的行为”，是英语单词man和interruption组合而成的一个用于反映社会现象的新词）这个概念的出现常令大众感到困惑不解。因为在普遍的观念认知中，女人才是话多的那一方。“女人话多”的刻板印象广泛而深入地存在于人们对于两性差异与男女对话的理解中，但这恰恰是唯一一个没有被学术研究证实过的论断。事实上，许多研究表明，男人比女人更爱说话，而且他们还喜欢打断别人说话——尤其当对方是女性的时候。
关于manterrupting的研究首次开展于1975年，由社会学家唐·齐默尔曼和坎迪斯·西发起。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巴巴拉校园中采样了31段对话录音，分别来自学校的咖啡馆、商店和其他公共场合，当中记录了一些十分平常的闲聊对话。对于这31段录音的研究结果颠覆了大众的传统认知：在与同性的对话当中，所有的参与者都有打断对方的行为发生；但如果是男女之间的交流，有相当明确的数据显示，96%的打断都来自男性。
两位社会学家在这种失衡的现象中看到了男性主导的行为特征。“男性在对话当中会有意识地通过不平等的方式来获取主导权，且这种做法带来了显而易见的结果。总结来说，至少在对于这31段对话的研究中，男性对于女性在对话当中的平等地位提出了异议。”由于这些打断行为的存在，女性难以很好地掌握对话的方向。“男性会通过这种霸道的方式来达到掌控话题方向的目的。”
不过1970年代听起来毕竟已经很久远。有人会想，在那之后涌起的两性平等运动也许已经改变了这种局面。但事实却并非如此。1998年，两位美国心理学教授分析了1968年至1998年发表的43项有关“话题打断的性别影响”的研究，并得出结论——这种不平等的现象依然存在。“研究中发现，男人在对话过程中有着比女性更明显的打断对方说话的行为倾向。”
看不见的倾斜
为了清晰理智地看待这一现象，两名美国研究人员艾德丽安·汉考克和本杰明·鲁宾在2015年又做了一次研究，分析了有20名男性和20名女性参与的共80段对话。为避免一切可能出现的偏差，研究人员特意选择了一些 “中性”话题（比如“手机的使用”），而避开了那些有明显性别标签的。这次研究的结果仍然令人深思：根据计算分析得到的平均值，在一段3分钟左右的对话当中，女性打断男性的次数仅为1，而男性打断女性的次数则高达2.6。
很明显，所谓的男女平等原则，在两性的对话之中并没能得到贯彻，而在更多情况下是被忽略的。2007年发表于法国《社会与现象》杂志的一篇论文指出，“在工作场合或者对话当中，‘性别不等’的表现往往是间接的，也因此是难以察觉的。”为了证实这种“隐形”的不平等现象，这篇论文的作者用两年的时间观察了法兰西岛大区议会上男女议员在对话过程中的角色分配。
这项观察让我们得以直观地感受与衡量男女对话中的不对等。尽管人们在竭力地创建男女平等的局面，话语权却仍然在向男性方向倾斜。根据两位作者的观察，在议会的完全会议上，无论主题是什么，男性议员总是介入更多。有数据支撑着这一事实：在2004年4月至2005年5月的共8次会议中，男性议员共参与话题讨论142次，而女性议员仅有80次。
而这些男性议员似乎还并不满足于比他们的女同事说得多——他们听得也更少。“无论政治立场为何，男性议员们更喜欢在别人发言时和邻座的人窃窃私语。这一点和我们向来认为的‘女人比较爱讲话’的观念倒是完全相反了。一些男议员甚至还会在别人讲话时站起来和距离较远的同事交谈，这是女议员从来不会有的举动。所以在结论上我们应该加上：男人比女人更喜欢打斷别人说话，也更喜欢在别人没说完的时候就急着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种不平等的现象倒也可以归咎为男女说话风格的差异：男性议员的言辞一般比较果断专横，而女性议员则相对犹豫迟疑。“如果你告诉她们，她们提出的问题已经有人说过了，那么女性议员会比男性更容易放弃自己本来要说的话题。同时，她们参与话题的时长也远远短于她们的男同事。因为相对于表达见解，她们其实更多地是在提出问题。除此之外，女性议员们也更容易承认自己的迟疑和缺乏见解，甚至是自己的无能。”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毫无疑问，女性为掌握话语权而焦虑。参与这次研究的一位女性议员表示，她曾在一次发言时感觉“喉咙里灌了铅”，有话说不出来。这种经历在女性议员当中普遍存在。比如克莱尔·乐弗雷谢，总是在会议上强迫自己开口发表意见。她把自己的工作内容看成一项运动，不懈地锻炼是其核心。另一名女议员安娜·苏里斯也描述了自己长久以来在会议上争取话语权的艰辛：话语权的不等，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侵犯，是伤害，是时而卷土重来的酷刑，需要不断地去抗争。
归属感的缺失
在第五共和国《宪法》中明确写入两性平等原则的20年之后，女性仍然发现自己在政治场合中难以介入话题。这种尴尬拘谨的感受或许是来源于历史问题。在法国，女性仍然是政坛中的新群体：《选举法》在1944年才迟迟规定了法国女性的选举权利，远远晚于芬兰（1906年）、丹麦（1915年）、美国（1919年）和英国（1928年）。对于1848年就开始实行选举制度的法国来说，这两者中间的时间鸿沟无疑是巨大的。
这样的历史背景导致了男人和女人在政治领域截然不同的态度：男性政客通常认为，放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是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而女性却觉有种“私生子”般缺乏归属感的感受。心理学家劳伦斯在《历史的创造者》一书中曾写道：“在政治场合，女性总是表现得好像踏足了本不属于自己的领域。”劳伦斯在这本著作中巧妙地讲述了女性通过“温驯”的自我表现来融入陌生领域的行为。就像是上学时班里那些只知道埋头苦读的好学生，她们觉得自己只要与世无争不伤人，就能被大家接纳认同。“我们这些‘女人’，总是把说话的机会留给男人，因为这些同僚大多不愿接受我们的聪明出彩，除非我们谦卑谨慎不露锋芒。” 这些大家心照不宣的行事准则也不仅仅出现在政治或学术领域：一系列英国学者的研究表明，在企业中，女性的发言同样不受欢迎。美国的一项调查研究证明了这一点。调查的发起者名叫维多利亚·L·布里斯克，是耶鲁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先将企业的管理者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口才很好，并且特别喜欢发表自己的意见；第二类则严肃审慎，在会议上很少发言。他要求56名参与调查者用1-7的分数标准来对这两类管理人员的工作能力、效率、职业前景和领导能力分别进行打分。
调查的结果于2012年发表在了《管理科学季刊》杂志上，并且多少令人有些寒心。根据参与调查者的打分，话少的男性被认为是平庸拙劣的领导，发言多而长的却获得高分。这样的评判其实可以说是意料之中——如果在女性领导身上也是同样结果的话。口才与说服力对于男性来说是有用的才能，但若放在女性身上，结果却截然不同：在会议上惜字如金的女性领导，比那些热衷发言的女性领导的得分要高出许多。
害怕给人咄咄逼人的印象
这项研究证明，那些害怕在会议上发言的女性并不是被害妄想，她们只是简单地知道，如果自己和男性一样畅所欲言，便有可能给人留下严厉的印象。“女性在职场上发表意见时就像在走钢丝，要不没人听她的，要不被人议论是咄咄逼人。但若是一位男性和她说同样的话，所有人都会啧啧称赞，说这是个好主意。这种现象带来的结果便是：女性常常认为，自己少说话为妙。”
我们该如何评论这种阻碍了女性畅所欲言的奇怪社会现象？答案或许隐藏在男女性社会化的过程之中。“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大多数的父母会无意识地教育女孩子们养成谨慎保守的性格。男孩子们可以上蹿下跳吵吵闹闹，女孩子却应该表现得文静。在这样的观念下成长起来的人，内心也会逐渐认同这种男女性别差异的价值观。因此男孩子们认为自己应该克服恐惧，学会表达和面对，而女孩子们往往谨言慎行，更注重倾听。”
这样的差异价值观不仅在家庭中产生着影响，也同样左右着校园生活。1970-1980年间，两位美国教育社会学专家对学校课堂進行了观察研究，并发现老师们其实在无意间实行着一种“二比一原则”：课堂上三分之二的发言都由男生包揽，因而老师们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也将三分之二的时间都花在了与男生的交流互动上。相比之下，女生只占到了老师三分之一的注意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比例有一定的缓和。但直到今天，学校对于男女生的区别对待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根据法国社会学家涂茹·贝拉特近期的调查，“老师们花在女生身上的时间总是要少一些，基本只占总时间的44%。相对的，男生占去了另外的56%。这两个数字看起来相差不大，但如果放到整个教育阶段的时间上来看，当中的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一时间上的差距也进而使得男生在教学过程中获得更多的锻炼。”
在这里并没有指责男老师的意思。事实上，女老师们在课堂上也有着和男同事们同样的行为趋势。“可以看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对两性之间的差异有着难以改变的刻板印象。男女生在人们社会化过程中所经历的一些不经意的做法，决定了他们日后行为准则的差别，也进而影响了大众对他们的期待和态度。”如此看来，对于manterrupting的研究，通过揭露女性在对话当中所处的弱势地位，或许能为两性对话的进一步平等做出一定贡献。
[译自法国《世界报》]
“manterrupting”（即“男性打断女性说话的行为”，是英语单词man和interruption组合而成的一个用于反映社会现象的新词）这个概念的出现常令大众感到困惑不解。因为在普遍的观念认知中，女人才是话多的那一方。“女人话多”的刻板印象广泛而深入地存在于人们对于两性差异与男女对话的理解中，但这恰恰是唯一一个没有被学术研究证实过的论断。事实上，许多研究表明，男人比女人更爱说话，而且他们还喜欢打断别人说话——尤其当对方是女性的时候。
关于manterrupting的研究首次开展于1975年，由社会学家唐·齐默尔曼和坎迪斯·西发起。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巴巴拉校园中采样了31段对话录音，分别来自学校的咖啡馆、商店和其他公共场合，当中记录了一些十分平常的闲聊对话。对于这31段录音的研究结果颠覆了大众的传统认知：在与同性的对话当中，所有的参与者都有打断对方的行为发生；但如果是男女之间的交流，有相当明确的数据显示，96%的打断都来自男性。
两位社会学家在这种失衡的现象中看到了男性主导的行为特征。“男性在对话当中会有意识地通过不平等的方式来获取主导权，且这种做法带来了显而易见的结果。总结来说，至少在对于这31段对话的研究中，男性对于女性在对话当中的平等地位提出了异议。”由于这些打断行为的存在，女性难以很好地掌握对话的方向。“男性会通过这种霸道的方式来达到掌控话题方向的目的。”
不过1970年代听起来毕竟已经很久远。有人会想，在那之后涌起的两性平等运动也许已经改变了这种局面。但事实却并非如此。1998年，两位美国心理学教授分析了1968年至1998年发表的43项有关“话题打断的性别影响”的研究，并得出结论——这种不平等的现象依然存在。“研究中发现，男人在对话过程中有着比女性更明显的打断对方说话的行为倾向。”
看不见的倾斜
为了清晰理智地看待这一现象，两名美国研究人员艾德丽安·汉考克和本杰明·鲁宾在2015年又做了一次研究，分析了有20名男性和20名女性参与的共80段对话。为避免一切可能出现的偏差，研究人员特意选择了一些 “中性”话题（比如“手机的使用”），而避开了那些有明显性别标签的。这次研究的结果仍然令人深思：根据计算分析得到的平均值，在一段3分钟左右的对话当中，女性打断男性的次数仅为1，而男性打断女性的次数则高达2.6。
很明显，所谓的男女平等原则，在两性的对话之中并没能得到贯彻，而在更多情况下是被忽略的。2007年发表于法国《社会与现象》杂志的一篇论文指出，“在工作场合或者对话当中，‘性别不等’的表现往往是间接的，也因此是难以察觉的。”为了证实这种“隐形”的不平等现象，这篇论文的作者用两年的时间观察了法兰西岛大区议会上男女议员在对话过程中的角色分配。
这项观察让我们得以直观地感受与衡量男女对话中的不对等。尽管人们在竭力地创建男女平等的局面，话语权却仍然在向男性方向倾斜。根据两位作者的观察，在议会的完全会议上，无论主题是什么，男性议员总是介入更多。有数据支撑着这一事实：在2004年4月至2005年5月的共8次会议中，男性议员共参与话题讨论142次，而女性议员仅有80次。
而这些男性议员似乎还并不满足于比他们的女同事说得多——他们听得也更少。“无论政治立场为何，男性议员们更喜欢在别人发言时和邻座的人窃窃私语。这一点和我们向来认为的‘女人比较爱讲话’的观念倒是完全相反了。一些男议员甚至还会在别人讲话时站起来和距离较远的同事交谈，这是女议员从来不会有的举动。所以在结论上我们应该加上：男人比女人更喜欢打斷别人说话，也更喜欢在别人没说完的时候就急着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种不平等的现象倒也可以归咎为男女说话风格的差异：男性议员的言辞一般比较果断专横，而女性议员则相对犹豫迟疑。“如果你告诉她们，她们提出的问题已经有人说过了，那么女性议员会比男性更容易放弃自己本来要说的话题。同时，她们参与话题的时长也远远短于她们的男同事。因为相对于表达见解，她们其实更多地是在提出问题。除此之外，女性议员们也更容易承认自己的迟疑和缺乏见解，甚至是自己的无能。”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毫无疑问，女性为掌握话语权而焦虑。参与这次研究的一位女性议员表示，她曾在一次发言时感觉“喉咙里灌了铅”，有话说不出来。这种经历在女性议员当中普遍存在。比如克莱尔·乐弗雷谢，总是在会议上强迫自己开口发表意见。她把自己的工作内容看成一项运动，不懈地锻炼是其核心。另一名女议员安娜·苏里斯也描述了自己长久以来在会议上争取话语权的艰辛：话语权的不等，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侵犯，是伤害，是时而卷土重来的酷刑，需要不断地去抗争。
归属感的缺失
在第五共和国《宪法》中明确写入两性平等原则的20年之后，女性仍然发现自己在政治场合中难以介入话题。这种尴尬拘谨的感受或许是来源于历史问题。在法国，女性仍然是政坛中的新群体：《选举法》在1944年才迟迟规定了法国女性的选举权利，远远晚于芬兰（1906年）、丹麦（1915年）、美国（1919年）和英国（1928年）。对于1848年就开始实行选举制度的法国来说，这两者中间的时间鸿沟无疑是巨大的。
这样的历史背景导致了男人和女人在政治领域截然不同的态度：男性政客通常认为，放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是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而女性却觉有种“私生子”般缺乏归属感的感受。心理学家劳伦斯在《历史的创造者》一书中曾写道：“在政治场合，女性总是表现得好像踏足了本不属于自己的领域。”劳伦斯在这本著作中巧妙地讲述了女性通过“温驯”的自我表现来融入陌生领域的行为。就像是上学时班里那些只知道埋头苦读的好学生，她们觉得自己只要与世无争不伤人，就能被大家接纳认同。“我们这些‘女人’，总是把说话的机会留给男人，因为这些同僚大多不愿接受我们的聪明出彩，除非我们谦卑谨慎不露锋芒。” 这些大家心照不宣的行事准则也不仅仅出现在政治或学术领域：一系列英国学者的研究表明，在企业中，女性的发言同样不受欢迎。美国的一项调查研究证明了这一点。调查的发起者名叫维多利亚·L·布里斯克，是耶鲁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先将企业的管理者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口才很好，并且特别喜欢发表自己的意见；第二类则严肃审慎，在会议上很少发言。他要求56名参与调查者用1-7的分数标准来对这两类管理人员的工作能力、效率、职业前景和领导能力分别进行打分。
调查的结果于2012年发表在了《管理科学季刊》杂志上，并且多少令人有些寒心。根据参与调查者的打分，话少的男性被认为是平庸拙劣的领导，发言多而长的却获得高分。这样的评判其实可以说是意料之中——如果在女性领导身上也是同样结果的话。口才与说服力对于男性来说是有用的才能，但若放在女性身上，结果却截然不同：在会议上惜字如金的女性领导，比那些热衷发言的女性领导的得分要高出许多。
害怕给人咄咄逼人的印象
这项研究证明，那些害怕在会议上发言的女性并不是被害妄想，她们只是简单地知道，如果自己和男性一样畅所欲言，便有可能给人留下严厉的印象。“女性在职场上发表意见时就像在走钢丝，要不没人听她的，要不被人议论是咄咄逼人。但若是一位男性和她说同样的话，所有人都会啧啧称赞，说这是个好主意。这种现象带来的结果便是：女性常常认为，自己少说话为妙。”
我们该如何评论这种阻碍了女性畅所欲言的奇怪社会现象？答案或许隐藏在男女性社会化的过程之中。“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大多数的父母会无意识地教育女孩子们养成谨慎保守的性格。男孩子们可以上蹿下跳吵吵闹闹，女孩子却应该表现得文静。在这样的观念下成长起来的人，内心也会逐渐认同这种男女性别差异的价值观。因此男孩子们认为自己应该克服恐惧，学会表达和面对，而女孩子们往往谨言慎行，更注重倾听。”
这样的差异价值观不仅在家庭中产生着影响，也同样左右着校园生活。1970-1980年间，两位美国教育社会学专家对学校课堂進行了观察研究，并发现老师们其实在无意间实行着一种“二比一原则”：课堂上三分之二的发言都由男生包揽，因而老师们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也将三分之二的时间都花在了与男生的交流互动上。相比之下，女生只占到了老师三分之一的注意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比例有一定的缓和。但直到今天，学校对于男女生的区别对待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根据法国社会学家涂茹·贝拉特近期的调查，“老师们花在女生身上的时间总是要少一些，基本只占总时间的44%。相对的，男生占去了另外的56%。这两个数字看起来相差不大，但如果放到整个教育阶段的时间上来看，当中的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一时间上的差距也进而使得男生在教学过程中获得更多的锻炼。”
在这里并没有指责男老师的意思。事实上，女老师们在课堂上也有着和男同事们同样的行为趋势。“可以看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对两性之间的差异有着难以改变的刻板印象。男女生在人们社会化过程中所经历的一些不经意的做法，决定了他们日后行为准则的差别，也进而影响了大众对他们的期待和态度。”如此看来，对于manterrupting的研究，通过揭露女性在对话当中所处的弱势地位，或许能为两性对话的进一步平等做出一定贡献。
[译自法国《世界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