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南分离主义再度泛起后，2002年他信以总理令的形式解散了“南部边境省份行政管理中心”，这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2006年，身为穆斯林的颂提发动政变推翻他信政府，之后泰南局势一度缓和。但阿披实上台后自顾不暇，看不到和解进展的泰南极端分子又掀风浪。
　　
　　新年伊始，泰国南部反政府武装接连制造恐怖事件。继元旦在那拉提瓦府(旧称陶公府)炸死警方两名拆弹专家后，1月19日晚又在该府打死政府军4名士兵，25日则在也拉府炸死9名路人。
　　自2004年一伙武装人员抢劫那拉提瓦府一座军火库后，泰南四府就不断遭遇袭击事件。最新的统计材料显示，在2004到2010年的78个月间，泰南四府发生暴力事件9800多次，1万多人死伤，其中穆斯林死亡4200多人，佛教徒1600多人。发生在泰南马来族穆斯林地区的动乱已陷入严重僵局。
　　
　　百年悲情
　　
　　早在北大年地区正式纳入泰国版图之前，泰国政府即对该地区采取语言和宗教上的同化政策。1901年，朱拉隆功王朝决定加快对南部地区的同化和中央集权化，引发马来苏丹卡玛鲁丁领导的反抗。曼谷王朝拉玛六世(现任泰王为拉玛九世)上台后，一方面强调尊重伊斯兰教，同时又于1921年颁布了《初级教育法案》，要求南部地区关闭伊斯兰教传统学校。在抗议压力下，拉玛六世果断收回了成命。1922到1932年期间，南部地区保持了10年的相对稳定。
　　从1930年代起，泰国经历了多年的军人统治，他们表现出严重的泰民族主义色彩。披汶·颂堪和沙立军人政府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泰民族来取代久已存在的多种族。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北大年地区直接置于内政部控制之下，穆斯林星期五的礼拜被禁止，伊斯兰教法也逐渐被世俗法律所代替。这些带有“大泰族主义”色彩的政策导致南部开始出现民族分离主义运动。1948年，北大年王子以“伟大的马来人运动”名义向联合国提出求助，大约25万马来人向联合国提交陈情书，希望在其监督下将南部三府(不包括地理上偏北的宋卡府)并入新组建的马来西亚联邦。然而，他们的分离行为受到1947年再次上台的颂堪政府的强硬回应。1948年，泰国政府拘捕并秘密处决了被称为“马来穆斯林斗争之父”的霍伊·素隆，成为当年一系列暴力冲突事件的导火索。尤其是4月26日至28日在那拉提瓦，宗教领袖拉曼带领数百名马来穆斯林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导致400多名马来穆斯林在冲突中丧生。这一事件被认为是现代南部马来人暴力斗争的开端。
　　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极大地鼓舞了泰国南部的马来穆斯林。盛行东南亚的泛马来主义思潮，对他们的分离主义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稍后发轫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对他们也是极大的鼓舞，他们希望泰南四府独立或并入马来西亚。为获取国际同情和支持，他们积极谋求国际上伊斯兰组织和某些穆斯林国家的帮助。
　　一方面，他们通过伊斯兰国际组织表达分离主义立场，制造舆论，最大限度地获取外界的关注和支持。例如，他们充分利用“伊斯兰外长会议”和“伊斯兰首脑会议”这两个论坛进行游说。1974年在吉隆坡举行的第五次世界穆斯林国家部长级会议上，时任马来西亚国土部长的穆罕默德·阿萨里公开表明其干涉泰南事务的态度。1976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第七次伊斯兰外长会议上，“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被该会议接纳为非官方观察员。1979年，在“世界穆斯林同盟”的主持下，“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和“北大年联合解放组织”签订了联合行动的临时协定。
　　另一方面，他们在某些伊斯兰国家设立据点，进行人员培训、政治宣传等活动，并组织募捐。据宋卡府边防警察局统计，在1985到1995年间，泰南分离主义者从世界各伊斯兰组织得到的非正式帮助不低于20亿铢，仅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就曾提供过1600万美元的活动资金。一些伊斯兰教国家还为北大年穆斯林提供奖学金到国外留学，因而在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埃及、利比亚、巴基斯坦、印尼、科威特、叙利亚、苏丹和伊拉克等国都有大批来自泰南的穆斯林。泰国政府发现，留学于中东的泰南马来学生受到了当地许多组织的军事训练，尤其是在利比亚、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而马来西亚和沙特阿拉伯分别被认为是“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和“北大年联合解放组织”在前后两个时期的活动中心。
　　总之，通过国外的北大年穆斯林，泰南分离运动不仅获得了大量资金支持，同时也加强了与外部穆斯林世界的联系，使泰南穆斯林问题扩展成为一个具有国际性的问题，从而大大增加了泰国政府解决该问题的难度。
　　
　　冲突升级
　　
　　伴随泰国政府的镇压和马来西亚等国的暗中支持，泰南四府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从早期的政治斗争发展为1950年代的武装斗争，并出现了众多的军事分离主义组织，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三个，即“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北大年共和国解放阵线”、“北大年联合解放组织”。而在1968年到1975年，泰国政府运用大批军警并招募了大量佛教徒和穆斯林志愿者，发动了代号为“南部边境四府特别行动”、“兰甘亨行动”和“边境三府恐怖运动特别行动”等系列军事扫荡行动，与分离主义者发生战斗385次，250个分离主义运动的营地被摧毁。
　　1982年的7月，泰国陆军第四军制订出“征剿”马共的“泰南安宁第11号计划”。“11号计划”分三阶段各个击破泰共、马共和泰南分离势力。为了诱降马共，泰国官方向马共提出三项“优待”政策：一、凡投降者，不必写“悔过书”或“脱党声明”；二、投降后，不受监视或坐牢，免除判罪，就业自由，保证人身安全；三、其子女可以出国，可以自由上学、就业和结婚，不加限制。这些“攻心为上”的政策确实产生了效果。1980年代末，马共总书记陈平投降，马共彻底瓦解。泰南形势的变化对分离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泰国政府趁机在泰南建立了一系列军事和安全组织体系，沉重打击、分化了泰南分离主义势力。
　　新世纪以来，泰南分离主义运动的性质发生变化，宗教冲突的色彩愈发凸显出来。伊斯兰教取代马来民族认同，成为南部分离主义者寻求合法性支持的主要途径。从1980年代后期组建的分离主义组织的名称也可看出伊斯兰教因素的影响，如1985年成立的“北大年圣战者联合阵线”，而1986年“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也更名为“北大年伊斯兰解放阵线”。而且，泰南分离主义组织与东南亚最大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团”存在合作关系，与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印尼的“自由亚齐运动”以及菲律宾的“阿布·沙耶夫”恐怖组织等建立了或强或弱的联系。其领导人也在利比亚和阿富汗等地受过正式训练。
　　泰南叛乱分子通常是两人一组，驾着摩托车有目的地杀死政府官员及其亲人，然后逃之夭夭。这些恐怖手法很像巴基斯坦逊尼派极端组织“羌城军”和以巴控克 的重要性，但许多因素束缚了阿披实政府的手脚。自从军事政变推翻他信政权以来，泰国社会就深陷动荡之中，街头抗议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先是黄衫军独占鳌头，后又红衫军独领风骚，黄红两大阵营形成对峙。泰国精英与大众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二元政治对立格局反映的是泰国社会的分裂和阶级的对立。泰国政局已经成为一盘下不完的残棋，一方是困兽犹斗的红衫军，另一方是越来越失去优势的阿披实政府。
　　对南部马来穆斯林来说，泰国政府执行近一个世纪的同化政策已经不再起作用了。泰南问题的错综复杂性已经让泰国的国家整合变成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局。在这种情况下，和谈与在南部实行新的行政治理结构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2004年南部动乱发生后，泰国政府一直认为没有谈判的余地。在第三方的撮合下，政府曾有过对话的打算，但最终都没有达成任何成果。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是政府更替过快，没有连贯的政策思路；二是政府的和谈对手即分离分子无法确定。2008年9月，因成功主持印尼政府与亚齐伊斯兰分离分子的和谈而扬名的印尼副总统卡拉在总统府主持了一次为期两天的和谈，双方分别为代表泰国政府的一名退休将军和代表4个叛乱组织的15名居住在泰国境外的马来穆斯林。但泰国政府认为，这些居于国外的马来穆斯林并不能代表4个叛乱组织，因为这4个叛乱组织本身也是各自为政，彼此之间也没有太多的联系。况且，泰国政府也不接受第三方插手泰国内政。所以，印尼主持的这次和谈以失败告终。
　　而从印尼与亚齐等分离势力的和谈过程中可以发现，治理结构的改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些年来，泰国政府与军队上层公开排除在泰南进行行政结构改革，认为这是迈向独立和破坏泰王国国家统一的开始。政府与军队的这一态度阻碍了对和谈进程的进一步探求。
　　2009年6月，情形有所变化。有关机构在曼谷举行了几次泰南行政治理结构的学术研讨会，探讨了在泰南推动行政改革的可能性。会上，阿披实表示“愿意”探讨泰南地方治理的特殊形式，他举例提到曼谷和帕提亚这两个地方的管理形式。10月，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拉扎克公开提议泰国政府要给泰南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利，以此换取结束泰南的动乱。12月，他在陪同泰国政府领导人参观泰南时，又提议泰国政府要给泰南一定形式的半自决权，如南部自行选举领导人，自主安排南部的教育等。对此，阿披实表示要给南部更多的参与机会，而不是重新创建一个行政治理机构，政府也不考虑让南部居民选举他们的领导人。
　　由于阿披实联合政府自身难保，这注定他在泰南问题上难有作为。自2006年军事政变后，南部就一直由军队控制。阿披实政府想要改变南部政策，就难免要与支持他的军队发生冲突。而继续维持现状的话，则看不到和解进展的泰南极端分子又将掀风鼓浪。南部问题的政治解决是必由之路，政府所倡导的自由、公正、进步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而必须付诸切实可行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