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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学贯中西，汇通古今，对文史哲均有深入研究；他一生鞠躬尽瘁于中国的教育事业，荣登“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名单，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民众教育运动中，他是成人教育学派的最有力倡导者；他倡导“大学到民间去”，并走出象牙塔深入乡村，亲自主持北夏普及民众教育实验区；他构建了严密的民众教育思想体系。他就是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孟宪承。
孟宪承（1894-1967）字百如，江苏武进人，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对文史哲均有建树。中学就读于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即南洋公学中院，受时任监督唐文治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思想的影响，谨记“正人心，救民命”的教诲；后入圣约翰大学，经常撰文表达思想，如《论驻沪领事团拟用鞭刑以惩治莠民》、《科学与迷信》、《救国储金之希望》等，表达对民族未来发展和广大人民生活的深深关切之情。1921年考取公费留美，入华盛顿大学学习教育学专业，并涉猎研读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等，深入研究执国际教育思想潮流牛耳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课余与俞庆棠合译《思维与教学》、《教育方法原论》。获硕士学位他即被聘为中国驻英公使馆书记，并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深造，一年后迫于沉重经济压力无奈回国。从此以后，无论是在中央政府机关担任教育职务、在高校从事管理、教学还是深入乡间从事教育实验，他始终奋斗在中国教育改革事业的前沿。
运于思：教育与经济打成一片
孟宪承出生于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世家，年幼失怙的不幸和寄人篱下的生活，使他从小就体会到了生计对于劳苦大众意味着什么，两位伯父由“立宪”向实业的转变和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社会视角，促使他非常关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在研究中，他认识到教育一方面须适应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须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因此，教育系统不可能超然于政治之外，教育不是万能的，许多教育问题要等政治经济情况稍好后才能得到根本解决。他认为，必须确定政治教育、军事教育和民生教育的目标，而在这些目标中，前两种教育在于救弱，后一种教育在于救贫。“因为政治、军事，都不能不有经济的基础，所以后者尤重于前者，尤急于前者。”所以，中国教育应该进行的是民生主义的教育，保持与社会环境相联络，与社会生活相一致，同国计民生紧密相连，即教育要社会化和生活化。
孟宪承认为对成人教育要宽筹教育经费、均等教育机会、明确教育目标。对从未接受过教育的年长失学者，不仅教其识字，更要增进其生计知识和技术；对小学或初中毕业后无力升学的学生，要进行职业教育，不仅传授职业知识技能，还要进行职业情感的陶冶教育；高中职业科与普通科分设，以变更组织增高效能。这本来应是职业教育的问题，可是，在孟宪承看来，中国提倡了二十多年的职业教育，并未达到如此效果，原因在于两方面：其一，人们内心里有一种虚荣心，不肯从事农工商等职业；其二，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合在一起的做法，忽视了职业教育的特殊性，不容易造成职业的环境。因此必须将教育与整个社会紧密相连，如农校农村化，商校商店化等，同时设法改变人们旧有的传统观念。强调教育与社会紧密相连、注重民众生活需要的思想，是孟宪承进行教育理论研究和开展实践活动的理论基石。
立于言：倡议和创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各方提倡研究和推行，民众教育声势浩荡，成为当时蔚为壮观的潮流和运动。一直关注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和民众生计的孟宪承，作为大学院选聘专家，在1928年的全国教育会议上，与江苏省区代表程时共同起草了《整理学校系统案》，提出应在不同的教育阶段设立补习教育，对年长失学者施行适当的职业补习，该建议得到其他人的一致认同，经修改后被大会采纳，中国的职业补习教育第一次被提到了制度的高度，纳入到学校系统中。这在中国教育制度史和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宝贵的一页。
1929年9月，孟宪承舍弃中央大学教育学系主任的职务，来到刚成立不久、专门培养民教师资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担任研究部主任兼教务部主任，除讲授学院的重要专业课程、负责整个学院教务管理外，还承担着民众教育事业资料征集、问题研究、结果发表等研究事务。对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民众教育”，孟宪承比较分析国内外的各种思想学说后指出，民众教育从广义上讲就是指对大多数人民的教育，包括各年龄、各阶层、各地区的所有民众。但由于中国教育经费匮乏和师资力量欠缺，目前的重点应是那些年长失学的人，对他们进行基础和职业教育。因为，只有这些人得到良好教育，民众教育自然就不是个特殊的教育问题，教育才算真正实现了全民化。所以，注重对成年人实施基础和职业补习教育非常关键。由于成年人是社会经验的掌握者和社会生产的建设者，担负着个人及其整个家庭的生计重任，因此，应根据他们的实际生活需要对他们进行生计教育和公民教育，如对农民进行“农业推广”，对工商人员进行“职业补习”，在各种娱乐活动中熏陶民族自信心、自尊心。不考虑他们实际需要而一味重视读书识字的做法，“其愚实觉可怜。”由于他和其他同仁开展的民众教育能够切实满足民众实际生活需要，故深受民众欢迎，在江浙一带影响很大，迅速发展为全国民众教育的模范和榜样，全国各地来此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
深谙西方教育思想潮流和掌握多门外文的他，为使国人更好地了解世界成人职业教育的趋势和状况，积极评价英、美、苏联、丹麦等国成人教育思想和做法，如其翻译介绍世界著名成人教育家贝脱勒等人著作《丹麦的民众学校与农村》，向国人详细介绍丹麦成人教育状况，引起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梁漱溟看到后称：“才恍然大悟，丹麦教育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以前猜想全是错的。”在对国外开展成人补习教育状况了解的基础上，孟宪承指出我国开展的民众教育与国外并不同，中国的民众教育应是从最低阶段开始，以增进生计为目的，以职业补习为主要内容，实施民众教育的中心是提高生计和满足娱乐。为此，他根据中国社会实际国情编撰众多民众教育书籍；创办《教育与民众》刊物，以研究民众教育之学理与实施方法；保持与世界成人教育会的紧密联系并成为其会员。大力倡导公立大学到民间去，尽自己对民众应尽的责任；指明开展成人教育应该具有宗教性的热诚、牺牲和努力，学习丹麦民众高等学校的独立试验的精神。由于他和同事们的积极努力，研究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江苏省教育厅视察本校时，曾高度称赞他们“介绍学说讨论问题发表实验研究结果，尤为有功教育。”孟宪承成为民众教育中成人职业教育学说的最有力倡导者。
践于行：促理想变现实
在促进学院发展，积极开展理论研究和介绍各国做法的同时，孟宪承还努力尝试将理论研究运用到实践中，积极创办了黄冈实验区和北夏普及民众教育实验区。1930年，浙江省教育厅厅长陈布雷邀其创设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这是浙江省第一所培养民众教育师资的学校，在缺经费、场地、人手等艰难条件下，他苦心擘画，呕心沥血，制订学校章程和工作计划，就学校宗旨、课程、修业年限、招生、组织行政、学校设施等许多重大事项整体规划。在他的规划下，学校开办社会教育行政专修科和师范科两专业，各招一班，进行健康、职业、公民、休闲等方面活动。此外，他还与大学和电台共同举办民众学术讲座，邀请专家开展现代文化讲座，举行音乐、绘画研究会，筹办民众教育讲习会等。在实验方面，他设立学校式民众学校、社会式民众教育馆和体育场机关，采用严密科学方法对民众教育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试验，如班级编制、教材、补充读物等，这些努力为学校今后长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民众成人教育理论研究和浙江省立民众实验学校的实践中，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感到的那样，“我对乡村学校，既没有经验，单照抽象的原理讲，总不能十分真切，” 孟宪承主动要求到民众教育实验区，深入农村，实践他的民众教育思想。当时，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下辖区有北夏普及民众教育实验区，这个区是无锡县第10自治区，面积大，人口多，耕地少，民众生活异常艰苦，正缺少像他这样既有理论功底又热心民教的人。孟宪承来到后，一方面继续与县教育局合作加紧扫除成人文盲的工作；另一方面为满足一些有志青年继续求学的愿望，成立“青年学园”，开设国文、算术、音乐等课程。他还竭力将教育工作渗透到乡村社会的实际问题里，与其他社会机关加强合作，从教育实施上去探求办法和真理。对于他这种舍弃舒适的工作下乡实践的行为，如人们所说：“苟非有真知灼见，岂肯以专家和大学教授的地位，荒废了自己的阅读研究，著书立说的工夫，去下乡吃苦，跑路流汗，应付琐碎麻烦的事，接近无知无识的乡民呢？”正是认识到自身肩上的重任，为国家前途和个人进步计，他和其他有此觉悟和行动人一起走出象牙塔，深入民间，在实践中提出理论并接受实践的检验。
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锻炼使孟宪承认识到，中国要真正达到民众自治从而实现民族复兴，光靠教育界人士孤军奋战是不可能的，必须加强教育界的沟通，加强教育界与各种社会力量的沟通。为此，他除了加强与国外成人教育组织联系外，还与俞庆棠、赵冕、高践四等人发起成立中国社会教育社，旨在“研究社会教育学术与促进社会教育事业”。
对于民众教育来说，要想获得长足发展，首先必须明确其自身组织系统并确立在学制系统中的地位。为此，孟宪承勇担重任，与俞庆棠、赵冕等五人共同负责草案的拟定。这是一个艰巨而宏大的任务，开展民众社会教育究竟应先从哪着手，如何实施才能提高教育的效能，应该将哪些内容划入制度之列，这些都是摆在当时人们面前的一个难题，孟宪承作为草案召集人，迎难而上，提前撰文阐述自己的看法。此后，他还多次被中国社会教育社、教育部民众教育委员会推举为社会教育诸多方案的拟订人。1933年1月与梁漱溟、高践四等二十多人作为被聘专家出席国民政府首次民众教育专家会议。
与其他关注民众教育的人相比，孟宪承更多的是从中国社会和人民大众的实际出发，强调对年长失学者进行补习教育，强调从生活实际需要出发进行职业教育。为此他首先将补习教育提到了国家教育制度的层面，呕心沥血参与制订各种草案，积极传播西方成人教育智慧，不断创新和实践。
（本研究获“联校教育社科医学研究论文奖计划”资助，特此感谢。）
孟宪承（1894-1967）字百如，江苏武进人，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对文史哲均有建树。中学就读于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即南洋公学中院，受时任监督唐文治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思想的影响，谨记“正人心，救民命”的教诲；后入圣约翰大学，经常撰文表达思想，如《论驻沪领事团拟用鞭刑以惩治莠民》、《科学与迷信》、《救国储金之希望》等，表达对民族未来发展和广大人民生活的深深关切之情。1921年考取公费留美，入华盛顿大学学习教育学专业，并涉猎研读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等，深入研究执国际教育思想潮流牛耳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课余与俞庆棠合译《思维与教学》、《教育方法原论》。获硕士学位他即被聘为中国驻英公使馆书记，并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深造，一年后迫于沉重经济压力无奈回国。从此以后，无论是在中央政府机关担任教育职务、在高校从事管理、教学还是深入乡间从事教育实验，他始终奋斗在中国教育改革事业的前沿。
运于思：教育与经济打成一片
孟宪承出生于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世家，年幼失怙的不幸和寄人篱下的生活，使他从小就体会到了生计对于劳苦大众意味着什么，两位伯父由“立宪”向实业的转变和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社会视角，促使他非常关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在研究中，他认识到教育一方面须适应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须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因此，教育系统不可能超然于政治之外，教育不是万能的，许多教育问题要等政治经济情况稍好后才能得到根本解决。他认为，必须确定政治教育、军事教育和民生教育的目标，而在这些目标中，前两种教育在于救弱，后一种教育在于救贫。“因为政治、军事，都不能不有经济的基础，所以后者尤重于前者，尤急于前者。”所以，中国教育应该进行的是民生主义的教育，保持与社会环境相联络，与社会生活相一致，同国计民生紧密相连，即教育要社会化和生活化。
孟宪承认为对成人教育要宽筹教育经费、均等教育机会、明确教育目标。对从未接受过教育的年长失学者，不仅教其识字，更要增进其生计知识和技术；对小学或初中毕业后无力升学的学生，要进行职业教育，不仅传授职业知识技能，还要进行职业情感的陶冶教育；高中职业科与普通科分设，以变更组织增高效能。这本来应是职业教育的问题，可是，在孟宪承看来，中国提倡了二十多年的职业教育，并未达到如此效果，原因在于两方面：其一，人们内心里有一种虚荣心，不肯从事农工商等职业；其二，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合在一起的做法，忽视了职业教育的特殊性，不容易造成职业的环境。因此必须将教育与整个社会紧密相连，如农校农村化，商校商店化等，同时设法改变人们旧有的传统观念。强调教育与社会紧密相连、注重民众生活需要的思想，是孟宪承进行教育理论研究和开展实践活动的理论基石。
立于言：倡议和创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各方提倡研究和推行，民众教育声势浩荡，成为当时蔚为壮观的潮流和运动。一直关注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和民众生计的孟宪承，作为大学院选聘专家，在1928年的全国教育会议上，与江苏省区代表程时共同起草了《整理学校系统案》，提出应在不同的教育阶段设立补习教育，对年长失学者施行适当的职业补习，该建议得到其他人的一致认同，经修改后被大会采纳，中国的职业补习教育第一次被提到了制度的高度，纳入到学校系统中。这在中国教育制度史和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宝贵的一页。
1929年9月，孟宪承舍弃中央大学教育学系主任的职务，来到刚成立不久、专门培养民教师资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担任研究部主任兼教务部主任，除讲授学院的重要专业课程、负责整个学院教务管理外，还承担着民众教育事业资料征集、问题研究、结果发表等研究事务。对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民众教育”，孟宪承比较分析国内外的各种思想学说后指出，民众教育从广义上讲就是指对大多数人民的教育，包括各年龄、各阶层、各地区的所有民众。但由于中国教育经费匮乏和师资力量欠缺，目前的重点应是那些年长失学的人，对他们进行基础和职业教育。因为，只有这些人得到良好教育，民众教育自然就不是个特殊的教育问题，教育才算真正实现了全民化。所以，注重对成年人实施基础和职业补习教育非常关键。由于成年人是社会经验的掌握者和社会生产的建设者，担负着个人及其整个家庭的生计重任，因此，应根据他们的实际生活需要对他们进行生计教育和公民教育，如对农民进行“农业推广”，对工商人员进行“职业补习”，在各种娱乐活动中熏陶民族自信心、自尊心。不考虑他们实际需要而一味重视读书识字的做法，“其愚实觉可怜。”由于他和其他同仁开展的民众教育能够切实满足民众实际生活需要，故深受民众欢迎，在江浙一带影响很大，迅速发展为全国民众教育的模范和榜样，全国各地来此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
深谙西方教育思想潮流和掌握多门外文的他，为使国人更好地了解世界成人职业教育的趋势和状况，积极评价英、美、苏联、丹麦等国成人教育思想和做法，如其翻译介绍世界著名成人教育家贝脱勒等人著作《丹麦的民众学校与农村》，向国人详细介绍丹麦成人教育状况，引起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梁漱溟看到后称：“才恍然大悟，丹麦教育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以前猜想全是错的。”在对国外开展成人补习教育状况了解的基础上，孟宪承指出我国开展的民众教育与国外并不同，中国的民众教育应是从最低阶段开始，以增进生计为目的，以职业补习为主要内容，实施民众教育的中心是提高生计和满足娱乐。为此，他根据中国社会实际国情编撰众多民众教育书籍；创办《教育与民众》刊物，以研究民众教育之学理与实施方法；保持与世界成人教育会的紧密联系并成为其会员。大力倡导公立大学到民间去，尽自己对民众应尽的责任；指明开展成人教育应该具有宗教性的热诚、牺牲和努力，学习丹麦民众高等学校的独立试验的精神。由于他和同事们的积极努力，研究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江苏省教育厅视察本校时，曾高度称赞他们“介绍学说讨论问题发表实验研究结果，尤为有功教育。”孟宪承成为民众教育中成人职业教育学说的最有力倡导者。
践于行：促理想变现实
在促进学院发展，积极开展理论研究和介绍各国做法的同时，孟宪承还努力尝试将理论研究运用到实践中，积极创办了黄冈实验区和北夏普及民众教育实验区。1930年，浙江省教育厅厅长陈布雷邀其创设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这是浙江省第一所培养民众教育师资的学校，在缺经费、场地、人手等艰难条件下，他苦心擘画，呕心沥血，制订学校章程和工作计划，就学校宗旨、课程、修业年限、招生、组织行政、学校设施等许多重大事项整体规划。在他的规划下，学校开办社会教育行政专修科和师范科两专业，各招一班，进行健康、职业、公民、休闲等方面活动。此外，他还与大学和电台共同举办民众学术讲座，邀请专家开展现代文化讲座，举行音乐、绘画研究会，筹办民众教育讲习会等。在实验方面，他设立学校式民众学校、社会式民众教育馆和体育场机关，采用严密科学方法对民众教育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试验，如班级编制、教材、补充读物等，这些努力为学校今后长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民众成人教育理论研究和浙江省立民众实验学校的实践中，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感到的那样，“我对乡村学校，既没有经验，单照抽象的原理讲，总不能十分真切，” 孟宪承主动要求到民众教育实验区，深入农村，实践他的民众教育思想。当时，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下辖区有北夏普及民众教育实验区，这个区是无锡县第10自治区，面积大，人口多，耕地少，民众生活异常艰苦，正缺少像他这样既有理论功底又热心民教的人。孟宪承来到后，一方面继续与县教育局合作加紧扫除成人文盲的工作；另一方面为满足一些有志青年继续求学的愿望，成立“青年学园”，开设国文、算术、音乐等课程。他还竭力将教育工作渗透到乡村社会的实际问题里，与其他社会机关加强合作，从教育实施上去探求办法和真理。对于他这种舍弃舒适的工作下乡实践的行为，如人们所说：“苟非有真知灼见，岂肯以专家和大学教授的地位，荒废了自己的阅读研究，著书立说的工夫，去下乡吃苦，跑路流汗，应付琐碎麻烦的事，接近无知无识的乡民呢？”正是认识到自身肩上的重任，为国家前途和个人进步计，他和其他有此觉悟和行动人一起走出象牙塔，深入民间，在实践中提出理论并接受实践的检验。
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锻炼使孟宪承认识到，中国要真正达到民众自治从而实现民族复兴，光靠教育界人士孤军奋战是不可能的，必须加强教育界的沟通，加强教育界与各种社会力量的沟通。为此，他除了加强与国外成人教育组织联系外，还与俞庆棠、赵冕、高践四等人发起成立中国社会教育社，旨在“研究社会教育学术与促进社会教育事业”。
对于民众教育来说，要想获得长足发展，首先必须明确其自身组织系统并确立在学制系统中的地位。为此，孟宪承勇担重任，与俞庆棠、赵冕等五人共同负责草案的拟定。这是一个艰巨而宏大的任务，开展民众社会教育究竟应先从哪着手，如何实施才能提高教育的效能，应该将哪些内容划入制度之列，这些都是摆在当时人们面前的一个难题，孟宪承作为草案召集人，迎难而上，提前撰文阐述自己的看法。此后，他还多次被中国社会教育社、教育部民众教育委员会推举为社会教育诸多方案的拟订人。1933年1月与梁漱溟、高践四等二十多人作为被聘专家出席国民政府首次民众教育专家会议。
与其他关注民众教育的人相比，孟宪承更多的是从中国社会和人民大众的实际出发，强调对年长失学者进行补习教育，强调从生活实际需要出发进行职业教育。为此他首先将补习教育提到了国家教育制度的层面，呕心沥血参与制订各种草案，积极传播西方成人教育智慧，不断创新和实践。
（本研究获“联校教育社科医学研究论文奖计划”资助，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