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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文化延绵不绝，几千年来，这种精神流淌在中华民族尤其是文化人的心中，也浸染着国家治理文化，这也正是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空前火爆的根源所在。
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风貌、共同的道德准则和思维模式，其诞生、分化、形成、演变都是人的思想在社会发展中的反映。笔者认为，文化一般指与国家意志相一致，受广大老百姓尊崇的精神表达。我们都知道，诗词在中国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从春秋“诗经”、战国“楚辞”、汉魏“乐府”到唐诗、宋词、元曲延至明清诗词，千变万化的表现样式下永恒的精神内核延续了其主导地位，“意境”始终作为最高审美理想贯穿其中。刘华林认为“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朱净之认为“诗性文化”应该包括两个要义：一是诗意美，即诗词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人的思想感情的真善美；二是诗象美，即诗词借以表现“诗意”的艺术载体、艺术形式美。
诗性文化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最能够体现中国观点、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具体而言，笔者认为，诗性文化似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表达与物质。
一、个人情感宣泄的诗性表达
“以人为本”是中国诗性文化的重要方面。古人认为天地人之间，以人为尊，人与神之间，以人为本。所以，传统文化是超越宗教的，中华民族的一切行为准则都不可避免的受到人本主义的熏染。在古代，诗以四言、重章叠句为主要表现形式，走的是抒情言志的道路，当时诗的主要精神是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道德意识、真挚积极的人生态度，有多种表现形式。
一是喜怒哀乐以及悲观、厌世、忆旧等的诗性表现形式。“诗仙”李白狂放不羁的人生态度和潇洒自在的行为方式可以说是个人情绪诗性表达的一个典型。“脱屣轩冕，释羁缰锁，因肆性情，大放宇宙间 ”是他狂放性情的充分体现。纵览太白之诗，直抒胸臆式的情感宣泄体现得淋漓尽致，如他得意时会长歌大笑，失意时亦会痛哭流涕，这都是通过诗性来彰显其本人极度化、外向型、渲泄式心灵的一种表达方式。李贺有着冲天志向，但却频遭摧折压抑，内心苦闷积郁，他的诗词展示了一个有志未酬、悒郁怨愤、愁苦困顿、病容憔悴的孤寂诗人形象。“陇西长吉摧颓客，酒阑感觉中区窄。葛衣断碎赵城秋，吟诗一夜东方白”“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谁看青简一编书，不遣花虫粉空盆。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 ”“落莫谁家子？来感长安秋。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 ”从这些诗中我们能够强烈感受到李贺抑郁难抒的幽怨愁情。而毛泽东展现出来的诗性世界则是极其丰富的，情思豪壮、胸怀博大，用豪迈的语言、奔放的诗情塑造出一个民族的魂。面对“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的江山，心中浮起了对自由的憧憬：“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面对峥嵘岁月，毛泽东诗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决心“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黄庭坚平生最尊敬苏轼，要想描述苏翁这样人格如此伟岸、坚韧、高洁之人，任何高言大句都显苍白无力。在苏翁北归路上病逝一年后，黄庭坚提笔赋诗《跋子瞻和陶诗》追忆：“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黄庭坚追忆时采用极枯淡之笔墨，一句一意，拾阶而上，遒劲质直，诗性贯穿始终，有以简驭繁、遗貌取神、探骊得珠之神韵。
于此，笔者亦深有体会，在诗词创作中也常行于此道。如笔者为纪念刘孟伉先生诞辰120周年所作之诗——《操持并出席〈纪念刘孟伉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感赋》中写：“同怀呓叟聚庭园，直令耆英思万端。诗墨尽成嗟善本，文辞差拟但擢冠。世喧流变随波易，纷浊徙薪行洁难。史馆酒酬功绪日，相看舞凤又翔鸾。”当时正值刘孟伉先生诞辰120周年，刘老既是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的首任馆长，也是著名的书法家、篆刻家、诗人、文史學家，余凭借这首古体诗以独特的视角与心境，妄望再现刘孟伉先生的艺术人生，追思其崇高风范。
二是吟唱、奉和等需求的诗性表现形式。诗起源于以“歌、舞”为形式的祓傩仪式。舜帝时期的“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印证了远在上古时期用于吟唱的诗就开始繁荣。《诗经》中有不少明确标为“歌”的诗句，反映了当时诗性文化中的吟唱特征：“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心之忧矣，我歌且谣”“矢诗不多，维以遂歌”“是用作歌，将母来念”“夫也不良，歌以训之”“君子作歌，维以告哀”“虽曰非予，既作尔歌” 等等。这些诗句都说表明诗词吟唱、奉和的特征。
三是喻物言志、精神寄托的诗性表现形式。诗词中往往存在托物言志、寄情于物、借物喻人等题材，常采用拟人、比喻、烘托、比兴、象征等手法，或正面描写，或侧面烘托，生动的形象和强烈的比对吸引读者，且有意无意地透过所写之物，流露出作者的人生态度，寄寓美好的理想，揭示隐含的生活道理。在相思诗和闺怨诗中，寄情于物颇为常见，常用的方法有物象纯化为精神性的心象，有诗词为证：“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描述的是因思念之情尤甚，而将遥远的物理时空物化抽象为心灵幻境，实际上是诗人通过诗性的艺术修饰现实世界的残酷苦闷，从而为表达自身欲望在现实和心灵之间找到一个诗性的平衡点，以诗性沟通现实，用审美幻象代替现实的苦闷。与解缙、徐渭并称明代三大才子的四川新都人杨慎，是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状元，自明武宗嘉靖三年（1524年）被谪戍云南永昌长达35年不得返家，最终卒於戍地。其夫人黄娥乃遂宁人氏，是当时吏部尚书黄珂之女，才华横溢，修为高洁，博通经史，尤擅主家事，蜀人常与李清照比之。杨慎远谪云南永昌卫后，夫妻相隔万里，黄娥常寄思念之情于诗词，从黄娥所作七律《寄外》就可见其一斑：“雁飞曾不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李商隐的诗词《蝉》堪称托物自嘲的典型，“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李商隐生在晚唐，一直处在“牛李党争”旋涡中，始终不得志，心情常处于忧愁苦闷之中。这首诗中描写的蝉处在高高的树梢上，只能吸风饮露，叫的声音再大也没有用，白白地浪费精力。诗人反嘲自己，因为太清高，不趋炎附势，即使不停地写诗文鸣不平，甚至写到才思枯竭，都毫无用处，这是多么令人伤心啊！李商隐那种牢骚哀怨、怀才不遇的悲愤心情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展现。 四是应景、渲染氛围的诗性表现形式。在《红楼梦》中，诗词赋随处可见，全面充盈着诗性思维，且抒情与叙事相结合，像水乳交融一样遍及全书：冷雨敲窗、清灯照壁、良宵花解语、静日玉生香、戏彩蝶、泣残红、菊花诗、螃蟹咏，处处是生活的真实描绘，处处是情味的挹之不尽，创造了一种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诗体小说。白朴的小令《天净沙·秋》在选用语辞时，颇费心神，“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共用了六个图景：“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描绘了暗淡、萧瑟、冷清的迟暮秋景，强烈渲染了秋日秋景的萧瑟气氛，堪称精妙。
诗性文化还体现在封建祭祀等宗教活动中，如《诗经》收录了17首祭祀诗，这些诗中的祭祀对象主要为三类：神灵、祖先和山河。当时的人们认为，先王神灵恭顺勤恳地执行了上帝的意志，因此他们受到隆重的祭奠，这也是《诗经》祭祀诗一脉相承的思路。
二、崇尚道德、敬畏道德主流文化的诗性表达
道是指大自然的法则、宇宙运行的规律，德是指随顺自然的规则。按照运行的规律去做，就能得道，违背自然规律行事，必有灾殃。“道德至上”是诗性文化中的重要方面，最为明显的就是政治道德化。古代的中国君主制度以宗法制度为基础，有“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说法。“以德代政”是古代政治统治最显著特征，人伦关系及道德规范也是政治原则。政治上强调君臣相济，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家庭里强调父子之间有骨肉之亲、夫妻之间挚爱而又内外有别、老少之间有尊卑之序，社会关系中强调朋友应有诚信之德，并有各自的行为规范，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敬妇从、兄友弟恭、朋友有信。《诗经》中选入了大量歌功颂德、赞美君主文治武功、弘扬道德美、展现道德理想的作品，非常注重对诗做道德意义的诠释。其目的是追求 “美善相乐”的自由精神境界。当时的人们认为《诗经》文化熏陶培养出的文人会具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人格气质，而作为“道德之器械”的周礼对个人而言，也是要求培养能够实现推动社稷发展民生福祉的君子，这种君子就是社会的栋梁。难怪人们常常称靠谱落教、受人尊崇、有文化、讲礼仪的士子为“谦谦君子”。
诗性文化关于道德的集中体现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孝者百行之首，万善之源，乃为人该行该守之第一重大义务，正所谓“百善孝为先”。悌字先点为兄，后点为弟，兄宽弟忍不失手足之情，姊妹相亲兄弟和气，是为不亏悌道也。忠就是真心诚意做事合法合理，竭尽心力至公无私，做事不怕人见，不怕人耻笑，不作亏心事光明磊落。信就是诚实，事业成功失败皆以信字为基础。礼就是天理之节序，人事之仪，表现为态度谦虚仪容端庄，行为有规律，对尊长有礼貌，待下辈慈悲博愛。义就是做事能合正道，不做不正之事，不逆取横财，不损人利己。廉就是待人接物诚诚实实，办事有始有终，临财不苟，遇色不迷，心清而寡欲，安分守己，奉公守法。耻就是对坏事的羞耻心。
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忠”为主旨的爱国主义、以“孝”为核心的家庭观念、以“互助合作”为基本行为方式的集体主义思想、“刚健自强”的精神、“厚德载物”的胸襟、仁者爱人的情怀、“仁义礼智信”的自律观念在诗性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凡此种种，也皆可在我们古人先贤的诗句中找到印记。“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便是王昌龄爱国情怀之典型表达，显露出他对饱受外族侵扰的愤懑与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的陈子昂吟下之《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堪称吊古伤今的生命悲歌。从中可以看出诗人怀才不遇、独立苍茫的无限感慨，但诗人仍想着社稷福祉安危，个人家国情怀与爱国之情的完美结合，两相映照，读来酣畅淋漓又余音缭绕，诗性文化的魅力显见于短短20字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是孟郊对母爱的感激以及对母亲深深的爱与尊敬；“千磨万击身骨仍坚劲，任凭你刮东西南北风”是板桥先生对自强自立的完美定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是对李白旷达胸襟和超强自信的充分体现。这样的诗句、这样的思想在传统文化精品中，还有很多，上述列举可谓沧海一粟，但亦可对诗性文化是崇尚道德、敬畏道德的一种传统主流文化做一正面印证。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将“孝”作为家国天下的根本，认为孝乃守家爱国根本，被认定为“至德要道”，从汉唐至明清，历代帝王多以“孝”为谥号，昭示出其核心的价值观。《尔雅》中有“善事父母为孝”，《孝经》中有的“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以孝治国成为串联家、国和天下的主线。《陈情表》为西晋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章，晋武帝征召李密为太子洗马，李密不愿应诏遂作《陈情表》，叙述祖母抚育自己的大恩，以及自己应该报养祖母的大义，倾诉自己不能从命的苦衷，有“读诸葛亮《出师表》不流泪不忠，读李密《陈情表》不流泪者不孝”的说法。笔者还特赋诗《拜晋蜀人李密故里并再读〈陈情表〉感怀》：蒙宠拔优当奉朝，愚诚剀切陈情表。孝慈愁看泪潸枯，终养祖母效乌鸟。日暮途穷孤弱寒，啼号矜愍干云杳。春晖未晚媲承欢，我辈报恩道义晓。”笔者所赋诗中，孝道文化特征亦随处可见，如《丁酉母亲节咏叹三题》之题一《怀念萱慈》：“尽瘁鞠躬天道常，安贫乐善淑嘉扬。生平犹未荷锄释，孝敬庭帏哺幼忙。”《忆母敬父》：“春光花絮牵心事，忆母频添泪几行。幸为先严集法稿，难辞忠孝慰儿郎。家风严实烦心少，侪辈勤廉继世长。惠友做人存厚道，立身荣瘁忌癫狂。”这两首古体诗中，“孝”穿通篇，立身忠孝，人存厚道，展现了难得一见的家风世德。又如笔者所赋《慈父九十华诞抒怀》：“说史钩沉论国是，习书吟唱颂新生。霞辉满目常挥墨，儿愿丹心步后尘。”诗中勾勒的老父关心国运、书法赞颂新中国诞生的景象，将罔极之孝心与恳挚之亲情通过诗歌生动地跃然纸上。
三、崇尚自然、敬畏自然主流文化的诗性表达
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表达的是敬畏自然的主观判断。孟子说：“尽心知性知天”，都是将天道和人心合而为一。《易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也是从天道引出人道。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王充、柳宗元和王夫之的元气，刘禹锡的《天论》等都是古人诗性表达崇尚自然、敬畏自然的典型。到宋代，在张载、程颢、程颐诗句中，“天人合一”获得更明确的含意，体现了“人是自然界一部分，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也服从这一普遍规律”的诗性。有诗云：“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意即是，南海的帝王倏和北海的帝王忽为了报答（大地）中心帝王浑沌的恩德。人有七窍，用来看、听、吃饭、呼吸，惟独浑沌没有，让我们试着帮他凿出七窍来，于是他们每天给浑沌凿一窍，凿了七天后，浑沌就死了。这表达了作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违反自然规律、强制改变自然，会造成无法预料的损失。在诗性文化里，自然不可违拗，破坏了自然，违背了天命就损害了人类自身。 孟子有诗云：“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荀子曰：“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在农业生产和自然养护中当“与四时合其序”“毋竭山川，毋漉陂池”“草木零落再入山林”等，都是强调热爱天地自然万物，是古人与自然诗性文化的生动写照，这些都是亲和自然、人化自然的诗性文化。“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描写出王维内心的闲静，突出了人与自然的融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陶渊明内心神往已久的田园生活，与大自然紧紧相依，和谐共处，融入其中。这两位诗人的诗句中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对自然的尊敬。在我们这样一个诗性的国度，无论是对自然的尊崇还是敬畏，都包含了我们的古人先贤崇敬自然、敬畏自然的朴素情感，这一情感也深深的融入到诗性文化之中。因此，其形成的诗性道理即使是在今天也没有过时。倘若生活中人人都心态自然平和，人生就会愉快平静，生活也就了无烦恼，正所谓“圣人无心，以万物之心为心”阐释的就是这个道理。稍微归纳一下，我们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世间万物，宇宙生活，都可以從中国的人与自然的诗性文化中找到本真面目。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诗性文化的贡献在于其“天人合一”的理念，把人也看成是自然的一部分，在自然面前，人的力量微不足道，作为个体的人，不能违反自然性和社会性，人不可凌驾于自然之上。必须认识到“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中庸文化的实质即是“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在对待自然与人态度上的一种反映，在具体的诗性行为上就反映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谐与圆融。君臣关系上，倡导“君臣相济”；修身养德上，倡导“重和去同”。它是一种不偏不倚的做事为人态度。只有坚持了“中”的行为准则，才能达到“和”的境界。这种诗性文化，在道家看来，“中庸”被理解为“柔弱之道”、“无为无不为”，造就了中华民族总取向上中庸温婉的性格特征。
从泱泱大观之近体诗研究选项中，笔者为何偏偏选中诗性文化作为研究思考之切入点呢，正是基于诗词声韵流美、音节铿锵，纯雅深挚、开阔健举，意味悠长、容量极大，易于记录、保存和传播，吸引一代又一代文人志士前赴后继、笃行不倦；也殷切希望弄清楚我们中国人推崇、热爱近体诗的原因，正所谓追根溯源“不忘初心”。诗性文化延绵不绝，几千年来，这种精神流淌在中华民族尤其是文化人的心中，也浸染着国家治理文化，这也正是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空前火爆的根源所在。
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风貌、共同的道德准则和思维模式，其诞生、分化、形成、演变都是人的思想在社会发展中的反映。笔者认为，文化一般指与国家意志相一致，受广大老百姓尊崇的精神表达。我们都知道，诗词在中国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从春秋“诗经”、战国“楚辞”、汉魏“乐府”到唐诗、宋词、元曲延至明清诗词，千变万化的表现样式下永恒的精神内核延续了其主导地位，“意境”始终作为最高审美理想贯穿其中。刘华林认为“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朱净之认为“诗性文化”应该包括两个要义：一是诗意美，即诗词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人的思想感情的真善美；二是诗象美，即诗词借以表现“诗意”的艺术载体、艺术形式美。
诗性文化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最能够体现中国观点、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具体而言，笔者认为，诗性文化似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表达与物质。
一、个人情感宣泄的诗性表达
“以人为本”是中国诗性文化的重要方面。古人认为天地人之间，以人为尊，人与神之间，以人为本。所以，传统文化是超越宗教的，中华民族的一切行为准则都不可避免的受到人本主义的熏染。在古代，诗以四言、重章叠句为主要表现形式，走的是抒情言志的道路，当时诗的主要精神是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道德意识、真挚积极的人生态度，有多种表现形式。
一是喜怒哀乐以及悲观、厌世、忆旧等的诗性表现形式。“诗仙”李白狂放不羁的人生态度和潇洒自在的行为方式可以说是个人情绪诗性表达的一个典型。“脱屣轩冕，释羁缰锁，因肆性情，大放宇宙间 ”是他狂放性情的充分体现。纵览太白之诗，直抒胸臆式的情感宣泄体现得淋漓尽致，如他得意时会长歌大笑，失意时亦会痛哭流涕，这都是通过诗性来彰显其本人极度化、外向型、渲泄式心灵的一种表达方式。李贺有着冲天志向，但却频遭摧折压抑，内心苦闷积郁，他的诗词展示了一个有志未酬、悒郁怨愤、愁苦困顿、病容憔悴的孤寂诗人形象。“陇西长吉摧颓客，酒阑感觉中区窄。葛衣断碎赵城秋，吟诗一夜东方白”“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谁看青简一编书，不遣花虫粉空盆。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 ”“落莫谁家子？来感长安秋。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 ”从这些诗中我们能够强烈感受到李贺抑郁难抒的幽怨愁情。而毛泽东展现出来的诗性世界则是极其丰富的，情思豪壮、胸怀博大，用豪迈的语言、奔放的诗情塑造出一个民族的魂。面对“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的江山，心中浮起了对自由的憧憬：“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面对峥嵘岁月，毛泽东诗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决心“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黄庭坚平生最尊敬苏轼，要想描述苏翁这样人格如此伟岸、坚韧、高洁之人，任何高言大句都显苍白无力。在苏翁北归路上病逝一年后，黄庭坚提笔赋诗《跋子瞻和陶诗》追忆：“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黄庭坚追忆时采用极枯淡之笔墨，一句一意，拾阶而上，遒劲质直，诗性贯穿始终，有以简驭繁、遗貌取神、探骊得珠之神韵。
于此，笔者亦深有体会，在诗词创作中也常行于此道。如笔者为纪念刘孟伉先生诞辰120周年所作之诗——《操持并出席〈纪念刘孟伉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感赋》中写：“同怀呓叟聚庭园，直令耆英思万端。诗墨尽成嗟善本，文辞差拟但擢冠。世喧流变随波易，纷浊徙薪行洁难。史馆酒酬功绪日，相看舞凤又翔鸾。”当时正值刘孟伉先生诞辰120周年，刘老既是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的首任馆长，也是著名的书法家、篆刻家、诗人、文史學家，余凭借这首古体诗以独特的视角与心境，妄望再现刘孟伉先生的艺术人生，追思其崇高风范。
二是吟唱、奉和等需求的诗性表现形式。诗起源于以“歌、舞”为形式的祓傩仪式。舜帝时期的“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印证了远在上古时期用于吟唱的诗就开始繁荣。《诗经》中有不少明确标为“歌”的诗句，反映了当时诗性文化中的吟唱特征：“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心之忧矣，我歌且谣”“矢诗不多，维以遂歌”“是用作歌，将母来念”“夫也不良，歌以训之”“君子作歌，维以告哀”“虽曰非予，既作尔歌” 等等。这些诗句都说表明诗词吟唱、奉和的特征。
三是喻物言志、精神寄托的诗性表现形式。诗词中往往存在托物言志、寄情于物、借物喻人等题材，常采用拟人、比喻、烘托、比兴、象征等手法，或正面描写，或侧面烘托，生动的形象和强烈的比对吸引读者，且有意无意地透过所写之物，流露出作者的人生态度，寄寓美好的理想，揭示隐含的生活道理。在相思诗和闺怨诗中，寄情于物颇为常见，常用的方法有物象纯化为精神性的心象，有诗词为证：“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描述的是因思念之情尤甚，而将遥远的物理时空物化抽象为心灵幻境，实际上是诗人通过诗性的艺术修饰现实世界的残酷苦闷，从而为表达自身欲望在现实和心灵之间找到一个诗性的平衡点，以诗性沟通现实，用审美幻象代替现实的苦闷。与解缙、徐渭并称明代三大才子的四川新都人杨慎，是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状元，自明武宗嘉靖三年（1524年）被谪戍云南永昌长达35年不得返家，最终卒於戍地。其夫人黄娥乃遂宁人氏，是当时吏部尚书黄珂之女，才华横溢，修为高洁，博通经史，尤擅主家事，蜀人常与李清照比之。杨慎远谪云南永昌卫后，夫妻相隔万里，黄娥常寄思念之情于诗词，从黄娥所作七律《寄外》就可见其一斑：“雁飞曾不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李商隐的诗词《蝉》堪称托物自嘲的典型，“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李商隐生在晚唐，一直处在“牛李党争”旋涡中，始终不得志，心情常处于忧愁苦闷之中。这首诗中描写的蝉处在高高的树梢上，只能吸风饮露，叫的声音再大也没有用，白白地浪费精力。诗人反嘲自己，因为太清高，不趋炎附势，即使不停地写诗文鸣不平，甚至写到才思枯竭，都毫无用处，这是多么令人伤心啊！李商隐那种牢骚哀怨、怀才不遇的悲愤心情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展现。 四是应景、渲染氛围的诗性表现形式。在《红楼梦》中，诗词赋随处可见，全面充盈着诗性思维，且抒情与叙事相结合，像水乳交融一样遍及全书：冷雨敲窗、清灯照壁、良宵花解语、静日玉生香、戏彩蝶、泣残红、菊花诗、螃蟹咏，处处是生活的真实描绘，处处是情味的挹之不尽，创造了一种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诗体小说。白朴的小令《天净沙·秋》在选用语辞时，颇费心神，“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共用了六个图景：“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描绘了暗淡、萧瑟、冷清的迟暮秋景，强烈渲染了秋日秋景的萧瑟气氛，堪称精妙。
诗性文化还体现在封建祭祀等宗教活动中，如《诗经》收录了17首祭祀诗，这些诗中的祭祀对象主要为三类：神灵、祖先和山河。当时的人们认为，先王神灵恭顺勤恳地执行了上帝的意志，因此他们受到隆重的祭奠，这也是《诗经》祭祀诗一脉相承的思路。
二、崇尚道德、敬畏道德主流文化的诗性表达
道是指大自然的法则、宇宙运行的规律，德是指随顺自然的规则。按照运行的规律去做，就能得道，违背自然规律行事，必有灾殃。“道德至上”是诗性文化中的重要方面，最为明显的就是政治道德化。古代的中国君主制度以宗法制度为基础，有“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说法。“以德代政”是古代政治统治最显著特征，人伦关系及道德规范也是政治原则。政治上强调君臣相济，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家庭里强调父子之间有骨肉之亲、夫妻之间挚爱而又内外有别、老少之间有尊卑之序，社会关系中强调朋友应有诚信之德，并有各自的行为规范，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敬妇从、兄友弟恭、朋友有信。《诗经》中选入了大量歌功颂德、赞美君主文治武功、弘扬道德美、展现道德理想的作品，非常注重对诗做道德意义的诠释。其目的是追求 “美善相乐”的自由精神境界。当时的人们认为《诗经》文化熏陶培养出的文人会具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人格气质，而作为“道德之器械”的周礼对个人而言，也是要求培养能够实现推动社稷发展民生福祉的君子，这种君子就是社会的栋梁。难怪人们常常称靠谱落教、受人尊崇、有文化、讲礼仪的士子为“谦谦君子”。
诗性文化关于道德的集中体现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孝者百行之首，万善之源，乃为人该行该守之第一重大义务，正所谓“百善孝为先”。悌字先点为兄，后点为弟，兄宽弟忍不失手足之情，姊妹相亲兄弟和气，是为不亏悌道也。忠就是真心诚意做事合法合理，竭尽心力至公无私，做事不怕人见，不怕人耻笑，不作亏心事光明磊落。信就是诚实，事业成功失败皆以信字为基础。礼就是天理之节序，人事之仪，表现为态度谦虚仪容端庄，行为有规律，对尊长有礼貌，待下辈慈悲博愛。义就是做事能合正道，不做不正之事，不逆取横财，不损人利己。廉就是待人接物诚诚实实，办事有始有终，临财不苟，遇色不迷，心清而寡欲，安分守己，奉公守法。耻就是对坏事的羞耻心。
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忠”为主旨的爱国主义、以“孝”为核心的家庭观念、以“互助合作”为基本行为方式的集体主义思想、“刚健自强”的精神、“厚德载物”的胸襟、仁者爱人的情怀、“仁义礼智信”的自律观念在诗性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凡此种种，也皆可在我们古人先贤的诗句中找到印记。“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便是王昌龄爱国情怀之典型表达，显露出他对饱受外族侵扰的愤懑与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的陈子昂吟下之《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堪称吊古伤今的生命悲歌。从中可以看出诗人怀才不遇、独立苍茫的无限感慨，但诗人仍想着社稷福祉安危，个人家国情怀与爱国之情的完美结合，两相映照，读来酣畅淋漓又余音缭绕，诗性文化的魅力显见于短短20字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是孟郊对母爱的感激以及对母亲深深的爱与尊敬；“千磨万击身骨仍坚劲，任凭你刮东西南北风”是板桥先生对自强自立的完美定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是对李白旷达胸襟和超强自信的充分体现。这样的诗句、这样的思想在传统文化精品中，还有很多，上述列举可谓沧海一粟，但亦可对诗性文化是崇尚道德、敬畏道德的一种传统主流文化做一正面印证。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将“孝”作为家国天下的根本，认为孝乃守家爱国根本，被认定为“至德要道”，从汉唐至明清，历代帝王多以“孝”为谥号，昭示出其核心的价值观。《尔雅》中有“善事父母为孝”，《孝经》中有的“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以孝治国成为串联家、国和天下的主线。《陈情表》为西晋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章，晋武帝征召李密为太子洗马，李密不愿应诏遂作《陈情表》，叙述祖母抚育自己的大恩，以及自己应该报养祖母的大义，倾诉自己不能从命的苦衷，有“读诸葛亮《出师表》不流泪不忠，读李密《陈情表》不流泪者不孝”的说法。笔者还特赋诗《拜晋蜀人李密故里并再读〈陈情表〉感怀》：蒙宠拔优当奉朝，愚诚剀切陈情表。孝慈愁看泪潸枯，终养祖母效乌鸟。日暮途穷孤弱寒，啼号矜愍干云杳。春晖未晚媲承欢，我辈报恩道义晓。”笔者所赋诗中，孝道文化特征亦随处可见，如《丁酉母亲节咏叹三题》之题一《怀念萱慈》：“尽瘁鞠躬天道常，安贫乐善淑嘉扬。生平犹未荷锄释，孝敬庭帏哺幼忙。”《忆母敬父》：“春光花絮牵心事，忆母频添泪几行。幸为先严集法稿，难辞忠孝慰儿郎。家风严实烦心少，侪辈勤廉继世长。惠友做人存厚道，立身荣瘁忌癫狂。”这两首古体诗中，“孝”穿通篇，立身忠孝，人存厚道，展现了难得一见的家风世德。又如笔者所赋《慈父九十华诞抒怀》：“说史钩沉论国是，习书吟唱颂新生。霞辉满目常挥墨，儿愿丹心步后尘。”诗中勾勒的老父关心国运、书法赞颂新中国诞生的景象，将罔极之孝心与恳挚之亲情通过诗歌生动地跃然纸上。
三、崇尚自然、敬畏自然主流文化的诗性表达
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表达的是敬畏自然的主观判断。孟子说：“尽心知性知天”，都是将天道和人心合而为一。《易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也是从天道引出人道。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王充、柳宗元和王夫之的元气，刘禹锡的《天论》等都是古人诗性表达崇尚自然、敬畏自然的典型。到宋代，在张载、程颢、程颐诗句中，“天人合一”获得更明确的含意，体现了“人是自然界一部分，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也服从这一普遍规律”的诗性。有诗云：“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意即是，南海的帝王倏和北海的帝王忽为了报答（大地）中心帝王浑沌的恩德。人有七窍，用来看、听、吃饭、呼吸，惟独浑沌没有，让我们试着帮他凿出七窍来，于是他们每天给浑沌凿一窍，凿了七天后，浑沌就死了。这表达了作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违反自然规律、强制改变自然，会造成无法预料的损失。在诗性文化里，自然不可违拗，破坏了自然，违背了天命就损害了人类自身。 孟子有诗云：“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荀子曰：“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在农业生产和自然养护中当“与四时合其序”“毋竭山川，毋漉陂池”“草木零落再入山林”等，都是强调热爱天地自然万物，是古人与自然诗性文化的生动写照，这些都是亲和自然、人化自然的诗性文化。“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描写出王维内心的闲静，突出了人与自然的融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陶渊明内心神往已久的田园生活，与大自然紧紧相依，和谐共处，融入其中。这两位诗人的诗句中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对自然的尊敬。在我们这样一个诗性的国度，无论是对自然的尊崇还是敬畏，都包含了我们的古人先贤崇敬自然、敬畏自然的朴素情感，这一情感也深深的融入到诗性文化之中。因此，其形成的诗性道理即使是在今天也没有过时。倘若生活中人人都心态自然平和，人生就会愉快平静，生活也就了无烦恼，正所谓“圣人无心，以万物之心为心”阐释的就是这个道理。稍微归纳一下，我们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世间万物，宇宙生活，都可以從中国的人与自然的诗性文化中找到本真面目。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诗性文化的贡献在于其“天人合一”的理念，把人也看成是自然的一部分，在自然面前，人的力量微不足道，作为个体的人，不能违反自然性和社会性，人不可凌驾于自然之上。必须认识到“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中庸文化的实质即是“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在对待自然与人态度上的一种反映，在具体的诗性行为上就反映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谐与圆融。君臣关系上，倡导“君臣相济”；修身养德上，倡导“重和去同”。它是一种不偏不倚的做事为人态度。只有坚持了“中”的行为准则，才能达到“和”的境界。这种诗性文化，在道家看来，“中庸”被理解为“柔弱之道”、“无为无不为”，造就了中华民族总取向上中庸温婉的性格特征。
从泱泱大观之近体诗研究选项中，笔者为何偏偏选中诗性文化作为研究思考之切入点呢，正是基于诗词声韵流美、音节铿锵，纯雅深挚、开阔健举，意味悠长、容量极大，易于记录、保存和传播，吸引一代又一代文人志士前赴后继、笃行不倦；也殷切希望弄清楚我们中国人推崇、热爱近体诗的原因，正所谓追根溯源“不忘初心”。诗性文化延绵不绝，几千年来，这种精神流淌在中华民族尤其是文化人的心中，也浸染着国家治理文化，这也正是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空前火爆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