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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基于科学发展的精神和按照“两个同步”的要求，我们应着力提高全体居民的收入水平，顺应人民群众过上好生活的新期待。目前我国国情是农民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0%，因此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对于上述目标实现无疑至关重要。
一、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现实社会意义
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不仅直接关系到收入增长的“两个同步”要求的实现，而且对民生改善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由于地理、历史、政策等多因素影响，我国城乡间的发展极不均衡，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但城乡之间居民收入水平差异不是缩小，而是在不断扩大。目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特别是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我们实现社会公平，特别是收入分配公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同时城乡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事关社会的稳定与团结，有违建设和谐社会的宗旨。因此应通过各种措施不断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深化收入分配改革，规范分配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经济社会综合协调发展。
其次，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可以有效促进消费需求增长，不断提高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目前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辆马车”中，我们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事实上，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特别是农民收入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将会影响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的进一步扩大，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就要更多地依靠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或依赖外部需求。我国农村人口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是潜力最大的消费群体，也是国民经济增长可靠、持久的动力源，扩大内需的关键环节就在于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只有农民收入持续提高，才能使广大农村的潜在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因此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理应更加注重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二、我国农民收入增长与分布现状
1、农民收入水平呈持续增长态势
按照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这四个农民收入来源统计，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农民外出务工人数增多，工资水平逐步提升，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出现了较快增长。随着经济的长期发展，特别是受益于粮食、蔬菜、棉花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也出现了大幅增长。同时，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各项惠农补贴政策的逐步出台、落实到位，农民的转移性收入也在不断增加，加上农民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等方面的财产性收入，农民收入水平总体上呈现出持续增长态势（见表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
2、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农民收入增长低于经济财政增速
近十年来，农民收入水平虽持续增加，但城镇居民收入在绝对数上要远高于农村居民收入。 2000年至2010年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6280元增至19109元，增加12829元，年均增长11.4%，而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253元增至5919元，增加3666元，年均增长只有9.5%。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虽然较大，但可喜的是，2003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渐趋同步，2010年农民收入增速甚至反超城镇居民3.6个百分点。此外，由图1可知，国家财政收入近十年增速最快，年均增长19.9%，经济增速次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与同期经济财政增速相比，农民收入增长则明显落后。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
3、农民收入分布差距呈扩大趋势
除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之外，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表现出不断扩大趋势。从图2中测度收入分布差距的基尼系数看，1995年以来，农村居民基尼系数绝大数年份都处于缓慢地扩大过程。不过，图2测算的农村基尼系数值存在明显低估，只能反映农民收入分布差距的演化大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的贫困与不平等数据库中基尼系数值，1990年后中国农村基尼系数值就超过0.3，而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我国早在1986年就超过了0.3，鉴于这些年来农村基尼系数持续增加，说明我国农村地区的收入分配形势已趋于严峻。
数据转引自屈小博、都阳,《中国农村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及构成变化:1995-2008年——基于基尼系数的分解》,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7期。
三、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宏观长效机制
1、建立健全非农转换机制
由于我国农民人数众多，因此减少农民、转移农村劳动力是未来普遍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必然选择和根本途径。在农民非农化的转换实践中，过去我们主要采取的是就地转移的模式，比如以前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民离土不离乡，现在的农村城镇化，这些都属于就地安置农民的非农化转换思路。这种模式毫无疑问对我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在农民非农化转移的初期阶段，不仅减缓了农村人地关系紧张的压力，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而且为农民提供了就近从事非农产业生产经营的宝贵经验，现在对缓解大城市就业压力也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资本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率不断提高，该模式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速度日趋减缓。同时，在布局分散、与城市化脱节的就地转移模式下，企业由于缺乏规模和集聚效应，不可能获得较理想的利润，虽能吸纳一定的劳动力，但难以大幅度地提高非农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此外，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就地转移模式难以形成大城市的人口聚集效应，不利于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充分发展，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有限，同时医院、学校、商店、水电、通信等公共服务系统和基础设施的利用率较低，相应的人均投资与运营成本较高，在非农化的过程中，人均土地占有量更大，也容易造成耕地资源浪费。
鉴于此,未来我国农民的非农化过程不能采取就地安置农民的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农村城镇化模式,而是要采取农民进城的异地转移模式。这一模式是一个长期的逐步农民市民化过程，它主要依靠城市中二三产业相对于传统农业拥有较高的生产效率，通过产业集群带动的都市圈发展、城市化扩大，来促进以城市为载体的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以此进一步扩大农民非农化和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从而达到实现农民收入水平的普遍与大范围提高。在城市化和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注意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和资源优化配置作用，政府政策总体上应该顺应这一趋势，并为农民非农化进程推进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比如，改革现有户籍制度，逐步吸纳务工的农民进城，平等享受市民特遇；深化教育培训制度改革，取消对进城农民工子女就学的各种岐视，增加进城农民的职能培训，提高其职业选择能力；构建涵盖全体居民的多元化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完善农地流转制度，便利农民进城和身份转换等。
2、搞好基于“新三农”的农村市场机制
在大力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化同时，搞好“新三农”建设是帮助农民提高收入水平的另一条重要途径。所谓“新三农”是指农民、农协和农企，是针对农民、农村、农业的传统三农提法而给出的一个新概念。由于农村农户经营规模小、零散度高，农民与市场对接的成本较高，“新三农”建设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农产品小生产和现代企业所需要的大市场、大流通之间的矛盾，最终目标是随着农业从业人口的减少，实现我国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在“新三农”中，农民是要懂技术的新型农民，农企主要是真正立足于农村，搞农产品加工与服务的农业企业，而农协是服务于农民与农企和市场之间的中介组织机构，其应着力发展成为农产品流通的主渠道。目前,我国农产品流通中间环节过多,流通费用过高, 大部分利润都被中间环节赚去。由此可以看到，许多农产品最终售价虽不低，但生产者的实际收益却较少,这导致生产者与消费者两头都不满。作为农民与市场之间的中介组织，通过农协这一新的流通形式，比如水果、蔬菜等日常副食品可以不经过批发市场交易环节，直接供应超级市场和各级零售点，从而节约流通费用，降低物价；对用于工业加工的农产品，如畜禽、奶、棉、糖、大豆、花生等这些农产品既可以采用目前的公司加农户的产销形式，还可以由产地农协从农民手中集中后按合同供给加工企业，这样可以免去企业对农户零散经营的繁杂管理过程，同时又满足其大流通和大市场的需要；对于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村日用工业品在农村地区的流通与规范管理，农协同样也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同时，农协还可以为农民提供市场行情与生产计划安排、农产品加工、仓储、运输、保鲜，以及农产品上市、包装、分类、品牌等服务与管理。作为农业中介服务组织，美国的一体化组织、欧盟的合作社、日本的农协在农產品的流通过程中都成功地发挥着作用，因此，这对我们而言应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3、完善农产品的价格调整机制
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与农产品的价格相关。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商品是粮食，从1980年到2010年的30年间粮食市场价格仅涨2倍左右，而同期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涨了20倍以上，粮价一直在低水平上徘徊，种粮农民的收入水平自然难以提高。为了在社会范围内将农业和其他经济活动拉平，消除农业和从事其他部门工作的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以便农业工人和从事农业管理与服务的工作人员的社会地位提高到其他社会行业同等水平，我们应该着力完善农产品的价格调整机制，大力提高粮食与其他农产品的价格，以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在核定粮食生产费用时，将农村的劳动成本按工业的平均工资计算，从而使农业收入逐渐调整到接近工业收入的水平。为了不造成社会物价水平的快速上涨，政府应实行高价收购，低价销售的策略，差价由国家给予补贴，同时，也充许市场自由销售优质优价的自主米和进口米。对政府而言，为了避免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要保持收购米、自主米和进口米之间的合理比例。
参考文献：
[1] 屈小博、都阳,《中国农村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及构成变化:1995-2008年——基于基尼系数的分解》,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7期。
[2] 国家统计局，《从基尼系数看贫富差距》,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第1期。
[3]秦兴方等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次序——以江苏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4]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iresearch.worldbank.org/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亚太经济研究所）
一、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现实社会意义
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不仅直接关系到收入增长的“两个同步”要求的实现，而且对民生改善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由于地理、历史、政策等多因素影响，我国城乡间的发展极不均衡，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但城乡之间居民收入水平差异不是缩小，而是在不断扩大。目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特别是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我们实现社会公平，特别是收入分配公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同时城乡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事关社会的稳定与团结，有违建设和谐社会的宗旨。因此应通过各种措施不断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深化收入分配改革，规范分配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经济社会综合协调发展。
其次，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可以有效促进消费需求增长，不断提高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目前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辆马车”中，我们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事实上，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特别是农民收入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将会影响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的进一步扩大，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就要更多地依靠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或依赖外部需求。我国农村人口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是潜力最大的消费群体，也是国民经济增长可靠、持久的动力源，扩大内需的关键环节就在于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只有农民收入持续提高，才能使广大农村的潜在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因此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理应更加注重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二、我国农民收入增长与分布现状
1、农民收入水平呈持续增长态势
按照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这四个农民收入来源统计，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农民外出务工人数增多，工资水平逐步提升，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出现了较快增长。随着经济的长期发展，特别是受益于粮食、蔬菜、棉花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也出现了大幅增长。同时，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各项惠农补贴政策的逐步出台、落实到位，农民的转移性收入也在不断增加，加上农民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等方面的财产性收入，农民收入水平总体上呈现出持续增长态势（见表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
2、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农民收入增长低于经济财政增速
近十年来，农民收入水平虽持续增加，但城镇居民收入在绝对数上要远高于农村居民收入。 2000年至2010年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6280元增至19109元，增加12829元，年均增长11.4%，而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253元增至5919元，增加3666元，年均增长只有9.5%。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虽然较大，但可喜的是，2003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渐趋同步，2010年农民收入增速甚至反超城镇居民3.6个百分点。此外，由图1可知，国家财政收入近十年增速最快，年均增长19.9%，经济增速次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与同期经济财政增速相比，农民收入增长则明显落后。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
3、农民收入分布差距呈扩大趋势
除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之外，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表现出不断扩大趋势。从图2中测度收入分布差距的基尼系数看，1995年以来，农村居民基尼系数绝大数年份都处于缓慢地扩大过程。不过，图2测算的农村基尼系数值存在明显低估，只能反映农民收入分布差距的演化大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的贫困与不平等数据库中基尼系数值，1990年后中国农村基尼系数值就超过0.3，而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我国早在1986年就超过了0.3，鉴于这些年来农村基尼系数持续增加，说明我国农村地区的收入分配形势已趋于严峻。
数据转引自屈小博、都阳,《中国农村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及构成变化:1995-2008年——基于基尼系数的分解》,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7期。
三、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宏观长效机制
1、建立健全非农转换机制
由于我国农民人数众多，因此减少农民、转移农村劳动力是未来普遍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必然选择和根本途径。在农民非农化的转换实践中，过去我们主要采取的是就地转移的模式，比如以前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民离土不离乡，现在的农村城镇化，这些都属于就地安置农民的非农化转换思路。这种模式毫无疑问对我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在农民非农化转移的初期阶段，不仅减缓了农村人地关系紧张的压力，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而且为农民提供了就近从事非农产业生产经营的宝贵经验，现在对缓解大城市就业压力也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资本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率不断提高，该模式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速度日趋减缓。同时，在布局分散、与城市化脱节的就地转移模式下，企业由于缺乏规模和集聚效应，不可能获得较理想的利润，虽能吸纳一定的劳动力，但难以大幅度地提高非农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此外，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就地转移模式难以形成大城市的人口聚集效应，不利于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充分发展，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有限，同时医院、学校、商店、水电、通信等公共服务系统和基础设施的利用率较低，相应的人均投资与运营成本较高，在非农化的过程中，人均土地占有量更大，也容易造成耕地资源浪费。
鉴于此,未来我国农民的非农化过程不能采取就地安置农民的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农村城镇化模式,而是要采取农民进城的异地转移模式。这一模式是一个长期的逐步农民市民化过程，它主要依靠城市中二三产业相对于传统农业拥有较高的生产效率，通过产业集群带动的都市圈发展、城市化扩大，来促进以城市为载体的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以此进一步扩大农民非农化和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从而达到实现农民收入水平的普遍与大范围提高。在城市化和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注意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和资源优化配置作用，政府政策总体上应该顺应这一趋势，并为农民非农化进程推进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比如，改革现有户籍制度，逐步吸纳务工的农民进城，平等享受市民特遇；深化教育培训制度改革，取消对进城农民工子女就学的各种岐视，增加进城农民的职能培训，提高其职业选择能力；构建涵盖全体居民的多元化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完善农地流转制度，便利农民进城和身份转换等。
2、搞好基于“新三农”的农村市场机制
在大力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化同时，搞好“新三农”建设是帮助农民提高收入水平的另一条重要途径。所谓“新三农”是指农民、农协和农企，是针对农民、农村、农业的传统三农提法而给出的一个新概念。由于农村农户经营规模小、零散度高，农民与市场对接的成本较高，“新三农”建设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农产品小生产和现代企业所需要的大市场、大流通之间的矛盾，最终目标是随着农业从业人口的减少，实现我国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在“新三农”中，农民是要懂技术的新型农民，农企主要是真正立足于农村，搞农产品加工与服务的农业企业，而农协是服务于农民与农企和市场之间的中介组织机构，其应着力发展成为农产品流通的主渠道。目前,我国农产品流通中间环节过多,流通费用过高, 大部分利润都被中间环节赚去。由此可以看到，许多农产品最终售价虽不低，但生产者的实际收益却较少,这导致生产者与消费者两头都不满。作为农民与市场之间的中介组织，通过农协这一新的流通形式，比如水果、蔬菜等日常副食品可以不经过批发市场交易环节，直接供应超级市场和各级零售点，从而节约流通费用，降低物价；对用于工业加工的农产品，如畜禽、奶、棉、糖、大豆、花生等这些农产品既可以采用目前的公司加农户的产销形式，还可以由产地农协从农民手中集中后按合同供给加工企业，这样可以免去企业对农户零散经营的繁杂管理过程，同时又满足其大流通和大市场的需要；对于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村日用工业品在农村地区的流通与规范管理，农协同样也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同时，农协还可以为农民提供市场行情与生产计划安排、农产品加工、仓储、运输、保鲜，以及农产品上市、包装、分类、品牌等服务与管理。作为农业中介服务组织，美国的一体化组织、欧盟的合作社、日本的农协在农產品的流通过程中都成功地发挥着作用，因此，这对我们而言应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3、完善农产品的价格调整机制
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与农产品的价格相关。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商品是粮食，从1980年到2010年的30年间粮食市场价格仅涨2倍左右，而同期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涨了20倍以上，粮价一直在低水平上徘徊，种粮农民的收入水平自然难以提高。为了在社会范围内将农业和其他经济活动拉平，消除农业和从事其他部门工作的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以便农业工人和从事农业管理与服务的工作人员的社会地位提高到其他社会行业同等水平，我们应该着力完善农产品的价格调整机制，大力提高粮食与其他农产品的价格，以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在核定粮食生产费用时，将农村的劳动成本按工业的平均工资计算，从而使农业收入逐渐调整到接近工业收入的水平。为了不造成社会物价水平的快速上涨，政府应实行高价收购，低价销售的策略，差价由国家给予补贴，同时，也充许市场自由销售优质优价的自主米和进口米。对政府而言，为了避免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要保持收购米、自主米和进口米之间的合理比例。
参考文献：
[1] 屈小博、都阳,《中国农村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及构成变化:1995-2008年——基于基尼系数的分解》,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7期。
[2] 国家统计局，《从基尼系数看贫富差距》,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第1期。
[3]秦兴方等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次序——以江苏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4]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iresearch.worldbank.org/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亚太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