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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资本市场的许多参与者而言，“远见杯”①似乎是一个不太熟悉的名字，但若论财经媒体组织的各类评比排名，其历史也算是相对悠久，迄今高龄逾十岁了。
据我所知，这项排名是由北京大学的宋国青教授于2000年倡导并设计，由《证券市场周刊》主办和组织实施的一种游戏活动。其基本做法是，在每个季度的第一个月的中下旬，在上个季度的经济数据发布几天以内，要求参加比赛的预测人员就当季的九项经济指标提出具体的预测数值，这些指标包括经济增长、工业、投资、消费、进口、出口、物价、汇率和利率等。在次年的1月中下旬，根据统计局所发布的官方数据，计算每个人在每项指标上预测的绝对误差之和，并进行分项排名；把每个人的分项排名数加总，得到该预测人员的成绩，成绩数值小显示其综合误差低，因此胜出。
这一排名的初衷，除了娱乐目的外，私意揣度（也许不对），可能也有移风易俗、以救时弊的想法在里面。在传统上，中国的学者看问题时，坐而论道的多、起而行之的少；定性分析的多、定量刻画的少；概括描述的多、细致剖析的少，这种做法有其传统和优势，但对于商业规划和政府决策而言，似乎略有不足。因此，倡导经济分析人员对指标提出明确具体的预测数值，以代表其判断意见，是有一定意义的。
这一排名方法，历来受到一些批评，一般的意见分为两类：一类认为这种预测不是在推断经济活动趋势，而是在揣摩统计部门的心思和政府领导的想法，是在猜测统计局会披露和发布什么样的经济数据，这未必是经济活动的真实情况。说到根子上，这是对统计数据的可靠性有怀疑。一类认为经济分析以解释和说理为正路，以预测和推断为偏门，由于短期经济活动扰动因素众多，因此预测实际上是扔骰子掷飞镖，属于赌运气的做法，意义不大。
这些批评意见当然有它的道理，但凡事兴一利必生一弊，在所难免。就这种排名的优势而言，最明显的是其非常客观、无法操纵；而且指标众多，年度合成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也降低了随机性。
过去十多年以来，参加这项排名的机构逐渐增多，涵盖了中国比较主要的从事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预测活动的研究机构，例如国家信息中心、社会科学院、天则所、北京大学等，以及为数不少的券商和商业银行，近几年其参加者可能已超过30家，远过于刚开始的情况，也算是盛况空前。
从过去的获奖情况看，总的来说北京大学的宋国青教授和中信证券的诸建芳博士获得了十分出色的成绩，这体现了他们对经济活动细致的观察和敏锐的判断，成绩令人钦佩。
我虽然2003年进入资本市场，但孤陋寡闻，直到2006年受邀加入时，才听说这样的比赛游戏。过去几年，我自己主刀，参加了2006-2009年共四年的比赛，三次获得第一名，一次获得第三名，成绩算是差强人意，这里面当然免不了运气的成分。2010年我退出预测，转由我的同事莫倩小姐继续参赛，在当年的季度赛中她侥幸获得第一名，不少人把功劳记到我的头上，这种看法实际上很不恰当。
介绍这些背景，一方面是许多人对这个比赛比较陌生，需要有所说明（实际上，在宏观经济分析人员的圈子内，这个杯子好像也算小有名气）；另外一方面是作者对这个杯子的规则有所批评时，不至于被认为有酸葡萄心理。
以我之见，这个比赛规则比较大的缺陷在于对数据拐点左右侧的判断分配了同样的权重，从而鼓励在右侧顺势而为的数据预测。
我们知道，经济数据通常具有一定的惯性和趋势，但经济的自平衡力量又约束一种趋势最终走向反面，所以预测活动一般需要遵循两个原则，一个是顺应趋势，一个是均值回归。顺应趋势本质上是坚持站在拐点的右侧，均值回归要考虑站在拐点的左侧。
对于小的经济个体而言，其行为不会影响趋势，所以在右侧采取行动相对安全并且现实；对于大的经济个体以及政府而言，自身行为会影响趋势和拐点的位置，所以必须考虑在左侧采取行动。
此外，由于拐点代表了经济升降力量的平衡点，所以其出现由扰动因素所主导，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因此在拐点左侧判断趋势风险比较大，在右侧则相对安全。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政府和大的经济个体需要在左侧预见拐点；小的经济个体需要在右侧顺应趋势，再考虑到风险因素，因此拐点判断的重要性因人而异，但站在左侧的判断似乎需要更多的奖励。
金融市场的做法是高风险高回报，对左侧的正确判断提供更丰厚的报酬。但从“远见杯”的规则看，其左右两侧的判断是等权重的，对于支持严肃的决策判断而言，这也许算是一个不小的瑕疵。
实际上，我的看法，宋国青教授是一个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并且敢于站在左侧进行预测的学者。如果在预测活动中，他更多地在右侧行动，那么其成绩可能会更加出色，令人无法比肩。
就我个人而言，每次数据预测，都要召集同事，花一天多的时间反复讨论，分析每一项数据的由来和特征，推测其趋势和未来可能的扰动因素，尽最大的可能性猜测其具体数值，并尽量避免左侧行动。每次数据讨论完毕，感觉如一场长时间的演讲结束，十分疲惫。
尽管如此，每次统计局公布数据后，对照来看，仍然是误差很大，甚至常把数据的方向搞反。预测排名成绩之所以差强人意，关键在于大家的误差都很大，这也许反映了经济活动本身的复杂性和短期的随机扰动因素的影响，这方面与资本市场的波动也有几分相似。
由于这样的原因，2010年后，数据预测主要由我的同事来组织和完成，我偶尔提出一些咨询性的意见，但参与不多，因此成绩好时不能掠人之美。
除了左右侧的权重外，不同数据的权重被设定相同，可能也是一个小的瑕疵，例如出口和投资的重要性未必相等，物价和汇率的重要性应该完全不同。
也许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在解释说理方面的缺乏，“远见杯”还没有在更大的范围内产生影响。近来《证券市场周刊》将预测活动拓宽到月度和年度数据，以及国际数据，这当然有助于扩大中国研究人员的视野，但如何比较好地解决前述的瑕疵，是需要进一步考虑的。
无论如何，这种预测比赛和颁奖活动，在每年的2月份把圈子里的人召集在一起热闹一番，并且鼓励了客观和定量分析的倾向，还是值得称道和需要继续坚持的。
高善文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获《证券市场周刊》主办的“远见杯”中国宏观经济预测第六届（2006年度）季度预测第三名，第七届（2007年度）、第八届（2008年度）、第九届（2009年度）季度预测第一名。获2007年、2009年、2010年、2011年“卖方分析师水晶球奖”宏观经济方向第一名。
据我所知，这项排名是由北京大学的宋国青教授于2000年倡导并设计，由《证券市场周刊》主办和组织实施的一种游戏活动。其基本做法是，在每个季度的第一个月的中下旬，在上个季度的经济数据发布几天以内，要求参加比赛的预测人员就当季的九项经济指标提出具体的预测数值，这些指标包括经济增长、工业、投资、消费、进口、出口、物价、汇率和利率等。在次年的1月中下旬，根据统计局所发布的官方数据，计算每个人在每项指标上预测的绝对误差之和，并进行分项排名；把每个人的分项排名数加总，得到该预测人员的成绩，成绩数值小显示其综合误差低，因此胜出。
这一排名的初衷，除了娱乐目的外，私意揣度（也许不对），可能也有移风易俗、以救时弊的想法在里面。在传统上，中国的学者看问题时，坐而论道的多、起而行之的少；定性分析的多、定量刻画的少；概括描述的多、细致剖析的少，这种做法有其传统和优势，但对于商业规划和政府决策而言，似乎略有不足。因此，倡导经济分析人员对指标提出明确具体的预测数值，以代表其判断意见，是有一定意义的。
这一排名方法，历来受到一些批评，一般的意见分为两类：一类认为这种预测不是在推断经济活动趋势，而是在揣摩统计部门的心思和政府领导的想法，是在猜测统计局会披露和发布什么样的经济数据，这未必是经济活动的真实情况。说到根子上，这是对统计数据的可靠性有怀疑。一类认为经济分析以解释和说理为正路，以预测和推断为偏门，由于短期经济活动扰动因素众多，因此预测实际上是扔骰子掷飞镖，属于赌运气的做法，意义不大。
这些批评意见当然有它的道理，但凡事兴一利必生一弊，在所难免。就这种排名的优势而言，最明显的是其非常客观、无法操纵；而且指标众多，年度合成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也降低了随机性。
过去十多年以来，参加这项排名的机构逐渐增多，涵盖了中国比较主要的从事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预测活动的研究机构，例如国家信息中心、社会科学院、天则所、北京大学等，以及为数不少的券商和商业银行，近几年其参加者可能已超过30家，远过于刚开始的情况，也算是盛况空前。
从过去的获奖情况看，总的来说北京大学的宋国青教授和中信证券的诸建芳博士获得了十分出色的成绩，这体现了他们对经济活动细致的观察和敏锐的判断，成绩令人钦佩。
我虽然2003年进入资本市场，但孤陋寡闻，直到2006年受邀加入时，才听说这样的比赛游戏。过去几年，我自己主刀，参加了2006-2009年共四年的比赛，三次获得第一名，一次获得第三名，成绩算是差强人意，这里面当然免不了运气的成分。2010年我退出预测，转由我的同事莫倩小姐继续参赛，在当年的季度赛中她侥幸获得第一名，不少人把功劳记到我的头上，这种看法实际上很不恰当。
介绍这些背景，一方面是许多人对这个比赛比较陌生，需要有所说明（实际上，在宏观经济分析人员的圈子内，这个杯子好像也算小有名气）；另外一方面是作者对这个杯子的规则有所批评时，不至于被认为有酸葡萄心理。
以我之见，这个比赛规则比较大的缺陷在于对数据拐点左右侧的判断分配了同样的权重，从而鼓励在右侧顺势而为的数据预测。
我们知道，经济数据通常具有一定的惯性和趋势，但经济的自平衡力量又约束一种趋势最终走向反面，所以预测活动一般需要遵循两个原则，一个是顺应趋势，一个是均值回归。顺应趋势本质上是坚持站在拐点的右侧，均值回归要考虑站在拐点的左侧。
对于小的经济个体而言，其行为不会影响趋势，所以在右侧采取行动相对安全并且现实；对于大的经济个体以及政府而言，自身行为会影响趋势和拐点的位置，所以必须考虑在左侧采取行动。
此外，由于拐点代表了经济升降力量的平衡点，所以其出现由扰动因素所主导，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因此在拐点左侧判断趋势风险比较大，在右侧则相对安全。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政府和大的经济个体需要在左侧预见拐点；小的经济个体需要在右侧顺应趋势，再考虑到风险因素，因此拐点判断的重要性因人而异，但站在左侧的判断似乎需要更多的奖励。
金融市场的做法是高风险高回报，对左侧的正确判断提供更丰厚的报酬。但从“远见杯”的规则看，其左右两侧的判断是等权重的，对于支持严肃的决策判断而言，这也许算是一个不小的瑕疵。
实际上，我的看法，宋国青教授是一个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并且敢于站在左侧进行预测的学者。如果在预测活动中，他更多地在右侧行动，那么其成绩可能会更加出色，令人无法比肩。
就我个人而言，每次数据预测，都要召集同事，花一天多的时间反复讨论，分析每一项数据的由来和特征，推测其趋势和未来可能的扰动因素，尽最大的可能性猜测其具体数值，并尽量避免左侧行动。每次数据讨论完毕，感觉如一场长时间的演讲结束，十分疲惫。
尽管如此，每次统计局公布数据后，对照来看，仍然是误差很大，甚至常把数据的方向搞反。预测排名成绩之所以差强人意，关键在于大家的误差都很大，这也许反映了经济活动本身的复杂性和短期的随机扰动因素的影响，这方面与资本市场的波动也有几分相似。
由于这样的原因，2010年后，数据预测主要由我的同事来组织和完成，我偶尔提出一些咨询性的意见，但参与不多，因此成绩好时不能掠人之美。
除了左右侧的权重外，不同数据的权重被设定相同，可能也是一个小的瑕疵，例如出口和投资的重要性未必相等，物价和汇率的重要性应该完全不同。
也许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在解释说理方面的缺乏，“远见杯”还没有在更大的范围内产生影响。近来《证券市场周刊》将预测活动拓宽到月度和年度数据，以及国际数据，这当然有助于扩大中国研究人员的视野，但如何比较好地解决前述的瑕疵，是需要进一步考虑的。
无论如何，这种预测比赛和颁奖活动，在每年的2月份把圈子里的人召集在一起热闹一番，并且鼓励了客观和定量分析的倾向，还是值得称道和需要继续坚持的。
高善文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获《证券市场周刊》主办的“远见杯”中国宏观经济预测第六届（2006年度）季度预测第三名，第七届（2007年度）、第八届（2008年度）、第九届（2009年度）季度预测第一名。获2007年、2009年、2010年、2011年“卖方分析师水晶球奖”宏观经济方向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