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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词学家夏承焘在抗击日本侵华的年代里，通过写诗作词、著述构思、关注时事等文人特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抗战爱国精神和爱国思想，同时以编辑词选、寄托爱国情感来激励后进，并呈现出它们的特征。
关键词：夏承焘；抗战爱国精神和思想；表现特征
夏承焘(1900-1986)，杭州大学教授，现代著名词学家。夏承焘早年经历了中华民族备受异国欺凌主要是日本侵华这一屈辱的时代，和大多数有良知的国人一样，他在此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了伟大的抗战爱国思想。然作为学人，他不像亲临抗战一线的爱国将士那样亲身杀敌报国，而是用文人特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国精神和爱国思想。
一、寓爱国情感于作诗填词
作为一个时刻能够关注社会现实状况的作家，无不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于已是满目疮痍的世界中去，从中摄取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夏承焘是词人，同时也作诗，“值八年抗战，流离转徙，抚事伤时，其爱国热忱与民族节概，每不自觉流于笔端” [1]，这是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能够占据一席之地的关键所在。此举诗、词各一例，以见他寄托在作品中的抗战爱国之情。诗如写抗击日军入侵上海的《沪战壮士歌》：“同气相残悯汝曹，东瀛妻母梦徒劳。归来满袖黄人血，含泪灯前看大刀。”这场发生在抗战初期的“八·一三”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战期间战斗最惨烈、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诗作没有直接去描绘激烈的战争场面，而是站在双方人民的立场，认为它违背了中日两国人民的意愿，非正义之师连有良知的日本人也能感知到它必败的结局；作为我方守将，则深怀杀敌报国保卫大上海的普遍心愿，它暗示了此役中国军民虽伤失惨重，但粉碎了侵略者速亡中国的妄想，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深刻地抒发了作者抗战爱国的强烈感情。词如《水龙吟·丁丑冬偕鹭山谒慈山叶水心（适）墓，时闻南京沦陷》：
九原人比山高，海云过垄皆奇气。草间下拜，风前共忍，神州凄涕。梁甫孤吟，南园尊酒，谁知心事。招放翁同甫，精魂相语，南渡恨，鹃声里。 沉陆相望何世。送千鸦、苍茫天水。遮江身手，可堪重听，石城哀吹。临夜回飙，排阊余愤，定惊山鬼。待铜铙伴打，收京新曲，唤先生起。
墓主叶适当时面临的状况是部分国土的沦陷，他志存恢复，盛推诸葛亮北出祁山的伟业和伐魏兴汉的志向，然自己的报国豪情只可与身怀同样抱负的陆游、陈亮等爱国志士引起共鸣。已失去半壁江山的南宋统治者，朝野荒嬉，置恢复中原于度外。在行动上，叶适在知建康时曾力拒金兵于江上，然朝廷的昏庸无能和苟安一隅的心态，致这些局部的胜利使整个恢复大业化为乌有。这不正是夏承焘所面对的现状吗？国民名党军队消极抗日，在日本全面侵华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丢掉了国都南京，这是使有良知的中国人感到耻辱的事情。词人并没有因此感到前景渺茫，而是在这位同乡前贤光辉精神的照耀下，深信有朝一日人民定会干出一件震动天地的大事来——把侵略者赶出国门，在人们敲锣打鼓庆贺胜利的时刻，再去唤醒沉睡的叶适同享实现理想、收复旧地的喜悦。在充满乐观浪漫的色彩中，表达了词人抗战爱国的强烈心愿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比起上述一诗，本首词的寓意又深入一步。我们说，诗显词隐，夏承焘或拿诗言志、或以词言情，在继承和发展我国诗歌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将饱满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巧妙地隐含于自己的诗词创作中去，并有意光大诗词的这一传统功能，厥功甚伟。
二、拟定著述计划，表达爱国思想
通过读《天风阁学词日记》可知，夏承焘治学异常勤奋，在不间断的思索过程中，经常会产生一些有关著述方面的设想。这些著述的火花多与夏承焘所见所闻所知所感的事物有着某种联系，构成了他著述设想多样化的特征。在抗战期间，他的这些设想又常能和时局联系起来，如在“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之时，夏承焘自评专为此事而作的《抗敌歌》说：“此虽俚辞，亦几经易稿，饱食无事，报国者仅此，惭愧惭愧。” [2]当在为微不足道的报国之举深感自歉时，终于有了一次发抒的机会：
黄秋岳、黄晟父子与其他汉奸共十八人，以二十六日晨枪决。午后翻石遗室续诗话，读黄各诗，诚极工，此人可惜可恨。……拟抄其好诗印为一册，曰黄汉奸诗抄，以伯衡所藏秦桧墨迹冠其封面，骂此等人。[2]
该拟作的构想可谓绝妙无比，所选黄氏极工的诗作，适与他可耻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照，有如此反差可达到使读者更鄙视此类人的人格这一目的，不仅如此，在装帧上，将之与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投降派人物联系在一起，发挥形式反作用于内容的功能，以更好地达到痛斥汉奸、抒发著者杀敌报国心愿这一效果，同时也体现出了夏承焘的抗战爱国思想在自己治学中的巧妙渗透。试想，如果此一诗选编辑成册并得以出版发行的话，相信这部对比鲜明的“反面教材”会在打击汉奸、增进读者爱国情感方面发挥到一定的作用，甚至会影响到时局的某种发展变化。 事实上，夏承焘在这一阶段的抗战爱国思想也多发抒于自己的诸多著述设想当中，形成了自己治学的特色。
三、关注时政，流露抗战爱国之情
夏承焘晚年总结自己一生的治词经历，称“只是从古纸堆中寻求自己的天地” [3]。其实，这不过是他过谦的话，他绝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相反，在治学的进程中，他常能做到关心时局，与时俱进，表达爱国情感。
如“九一八”事变，不仅是一次日本蓄意挑衅中国的军事事件，更是一次政治事件，作为受害方，中国军民做出了应有的回击，像马占山在东北的抗日即为一例。对此夏承焘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他在日记中写到：“阅报，黑龙江马占山旅长部，又战胜日本军。甲午涼山之后，此为快举，思为一词记之。” [2]对马部的获胜给予了最高的褒奖，认为是19世纪末中法、中日战争以来中国在抵御外侮方面取得的一次令人振奋的胜利，极大地增进了中国人抗敌的自信力，非常值得张之，我们结合稍后写就的《贺新涼·阅马占山将军嫩江捷报》一词来说，扬之愈高，隐含作者爱国感情愈深。几个月后，在得知马氏“变节”后，夏承焘即刻表现出了另一种反映：“闻马占山已软化，可恨可恨。” [1]在痛恨的同时，鉴于当时的行情，又表达出了一种痛惜之情：“闻马占山被刺已死……市上马占山香烟才开市，此人乃末节不终，堪浩叹矣。” [2]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马氏当时非“变节”，而是“诈降”，也没有“被刺死”一事，因马氏前后表现出的“判然”，在外人没能了解到真相的情况下，按照传播通常的规律，其“末节不终”的行为将会有不同说法的传出甚至是流言四起，作为极其关注此事的局外人，夏承焘难免不从相关的传闻中了解到事态的“发展变化”。然正是从他的这一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夏承焘所展现出的发自内心深处的抗战爱国之情。随着日寇侵华势态的日渐加剧，夏承焘的这种爱国热情也与日俱增，如他在1936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到：“于学生壁报上见大公报访员范长江记国军攻百灵庙之役，大为兴奋，当时欲挥拳击玻璃碎之。” [2] 百灵庙战役是在日本全面侵华前夕，在傅作义将军领导下取得的一次重大抗战胜利，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斗志，是值得人们庆贺的一件大事。而此刻的夏承焘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反映，一种积压已久的亢奋，终于藉此得到了释放，足见他此时抗战爱国热情之高涨和心情之急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身为文人，夏承焘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在积极关注时政的过程中，将自己的一腔抗战爱国热情予以了充分的展现。
四、编词选，以爱国精神激励友生
词学家龙榆生认为，编辑词选不外乎“便歌”、“传人”、“开宗”、“尊体”四个目的[4]。所谓“开宗”，是指寓编选者的词学主张于词选之中。这一作法已为清代浙西派、常州派等词学流派发挥到了极致。
夏承焘编《宋词系》也运用到了这一作法，其在“前言”中说：“卢沟桥战役起……顷者避地沪渎，寇氛益恶，惧国亡之无日，爰取宋人词之足鼓舞人心、砥砺节概者，钩稽史事为之注，以授从游诸子。” [5]与前人以“开宗”编词选稍有不同的是，夏承焘不在于阐释自己的词学见解，而在于以词人的爱国思想、爱国精神激励后进晚学。具体到内容来看，所选的词人，主要是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陈亮、李曾伯、刘克庄、刘辰翁、文天祥等南宋豪放派爱国作家，他们生活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年代里，敢于面对现实，拿词作为向敌人斗争的工具；所选的词调，主要有《永遇乐》、《念奴娇》、《满江红》、《沁园春》、《水龙吟》、《贺新郎》、《六州歌头》、《水调歌头》诸调，按照词调表达声情通常的原则，它们最适宜承载音调悲壮、歌词雄伟慷慨的内容；在思想内容方面，选能够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作品，它们或赞扬抗金斗争、表达报国杀敌、收复中原的志向，或揭露和批判朝廷的屈膝投降，或抒发报国无门、难酬壮志的愤慨，等等。单就“选”的角度而言，它寓编者抗敌爱国的宗旨尤为明晰。
不仅如此，夏承焘还适当地简介词人的生平事迹，详注每首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凸显蕴含在作品中的杀敌报国的思想感情，即编者借诠释以爱国思想为主题的宋人豪放词作，在寄托自己抗战爱国思想感情的过程中，重在传授，受教者在接受这些诠释清楚、易懂易解的注文的同时，也接受了隐含于其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精神，继而“发扬民族正气，以抗敌御侮”[6]。我们说，要想取得抗战最后的胜利，既需要前方将士的真枪实战，又需要能够唤醒民众、鼓舞斗志等的精神力量的支撑。无疑，《宋词系》是一部活生生的爱国主义教科书，为人们的抗战爱国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从整体上看夏承焘所表达出的抗战爱国思想，有两个点值得注意： 第一，从隐到显。这里所说的“隐”是指抗战爱国思想仅限于夏承焘个人的情感表达，“显”则是指由一人之情感而有意去影响他人。就以上四点来看，关注时事、著述构思仅限于个人性情的抒发，如不是载录于日记，我们无从知道他当时的那些发自内心的爱国情感；写诗作词，不仅见于日记或后来收入诗集、词集，而且部分作品当时业已发表，其影响远大于上述两项，然夏承焘自言其诗词有“不可明言”的特征，其所表达的爱国思想尚存在有某些曲意，自然也制约着对读者的影响，据此不妨说，此项处于由“隐”到“显”的过渡环节上；编辑词选，则有明确的授受目的，以抗敌爱国的思想去教育新一代，为争取抗战尽快胜利尽自己的一份贡献。由隐转显，最终使自己的这一爱国思想发挥出积极的作用。第二，具有个性化的特征。这主要是就著述构思、编辑词选而言的。就近现代词学家而言，能像夏承焘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地写日记的，并不多见，而再将相关的著述设想载入日记的更是鲜见，这一前提已决定了它独具个性的特征，在具体的实践中，他能够结合现状，将自己的爱国思想寄托在富有个人色彩的著述设想中去，从而显示出了它独一无二的特性。 就近现代所编的词选来看，以选豪放词作为“开宗”的不乏其例，然能融编者抗战报国思想于词选之中的则不多见，尤其是能够结合时局选编词作以爱国思想教育后学，《宋词系》则是仅见的。凡此已见它所独有的个性。
据上可说，作为学者，夏承焘的抗战爱国精神与思想是值得特写的一笔。
【作者单位：中州大学】
【参考文献】
[1]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二）.夏承焘集（第六册）［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
[2]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一）.夏承焘集（第五册）［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
[3] 夏承焘.月轮山词论集·前言.夏承焘集（第二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
[4] 龙榆生.选词标准论.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J］.上海：民智书局2002
[5] 夏承焘.宋词系.夏承焘集（第三册）［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
[6] 吴战磊.夏承焘集·编后记.夏承焘集（第三册）［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
现代词学家夏承焘在抗击日本侵华的年代里，通过写诗作词、著述构思、关注时事等文人特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抗战爱国精神和爱国思想，同时以编辑词选、寄托爱国情感来激励后进，并呈现出它们的特征。
关键词：夏承焘；抗战爱国精神和思想；表现特征
夏承焘(1900-1986)，杭州大学教授，现代著名词学家。夏承焘早年经历了中华民族备受异国欺凌主要是日本侵华这一屈辱的时代，和大多数有良知的国人一样，他在此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了伟大的抗战爱国思想。然作为学人，他不像亲临抗战一线的爱国将士那样亲身杀敌报国，而是用文人特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国精神和爱国思想。
一、寓爱国情感于作诗填词
作为一个时刻能够关注社会现实状况的作家，无不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于已是满目疮痍的世界中去，从中摄取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夏承焘是词人，同时也作诗，“值八年抗战，流离转徙，抚事伤时，其爱国热忱与民族节概，每不自觉流于笔端” [1]，这是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能够占据一席之地的关键所在。此举诗、词各一例，以见他寄托在作品中的抗战爱国之情。诗如写抗击日军入侵上海的《沪战壮士歌》：“同气相残悯汝曹，东瀛妻母梦徒劳。归来满袖黄人血，含泪灯前看大刀。”这场发生在抗战初期的“八·一三”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战期间战斗最惨烈、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诗作没有直接去描绘激烈的战争场面，而是站在双方人民的立场，认为它违背了中日两国人民的意愿，非正义之师连有良知的日本人也能感知到它必败的结局；作为我方守将，则深怀杀敌报国保卫大上海的普遍心愿，它暗示了此役中国军民虽伤失惨重，但粉碎了侵略者速亡中国的妄想，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深刻地抒发了作者抗战爱国的强烈感情。词如《水龙吟·丁丑冬偕鹭山谒慈山叶水心（适）墓，时闻南京沦陷》：
九原人比山高，海云过垄皆奇气。草间下拜，风前共忍，神州凄涕。梁甫孤吟，南园尊酒，谁知心事。招放翁同甫，精魂相语，南渡恨，鹃声里。 沉陆相望何世。送千鸦、苍茫天水。遮江身手，可堪重听，石城哀吹。临夜回飙，排阊余愤，定惊山鬼。待铜铙伴打，收京新曲，唤先生起。
墓主叶适当时面临的状况是部分国土的沦陷，他志存恢复，盛推诸葛亮北出祁山的伟业和伐魏兴汉的志向，然自己的报国豪情只可与身怀同样抱负的陆游、陈亮等爱国志士引起共鸣。已失去半壁江山的南宋统治者，朝野荒嬉，置恢复中原于度外。在行动上，叶适在知建康时曾力拒金兵于江上，然朝廷的昏庸无能和苟安一隅的心态，致这些局部的胜利使整个恢复大业化为乌有。这不正是夏承焘所面对的现状吗？国民名党军队消极抗日，在日本全面侵华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丢掉了国都南京，这是使有良知的中国人感到耻辱的事情。词人并没有因此感到前景渺茫，而是在这位同乡前贤光辉精神的照耀下，深信有朝一日人民定会干出一件震动天地的大事来——把侵略者赶出国门，在人们敲锣打鼓庆贺胜利的时刻，再去唤醒沉睡的叶适同享实现理想、收复旧地的喜悦。在充满乐观浪漫的色彩中，表达了词人抗战爱国的强烈心愿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比起上述一诗，本首词的寓意又深入一步。我们说，诗显词隐，夏承焘或拿诗言志、或以词言情，在继承和发展我国诗歌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将饱满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巧妙地隐含于自己的诗词创作中去，并有意光大诗词的这一传统功能，厥功甚伟。
二、拟定著述计划，表达爱国思想
通过读《天风阁学词日记》可知，夏承焘治学异常勤奋，在不间断的思索过程中，经常会产生一些有关著述方面的设想。这些著述的火花多与夏承焘所见所闻所知所感的事物有着某种联系，构成了他著述设想多样化的特征。在抗战期间，他的这些设想又常能和时局联系起来，如在“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之时，夏承焘自评专为此事而作的《抗敌歌》说：“此虽俚辞，亦几经易稿，饱食无事，报国者仅此，惭愧惭愧。” [2]当在为微不足道的报国之举深感自歉时，终于有了一次发抒的机会：
黄秋岳、黄晟父子与其他汉奸共十八人，以二十六日晨枪决。午后翻石遗室续诗话，读黄各诗，诚极工，此人可惜可恨。……拟抄其好诗印为一册，曰黄汉奸诗抄，以伯衡所藏秦桧墨迹冠其封面，骂此等人。[2]
该拟作的构想可谓绝妙无比，所选黄氏极工的诗作，适与他可耻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照，有如此反差可达到使读者更鄙视此类人的人格这一目的，不仅如此，在装帧上，将之与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投降派人物联系在一起，发挥形式反作用于内容的功能，以更好地达到痛斥汉奸、抒发著者杀敌报国心愿这一效果，同时也体现出了夏承焘的抗战爱国思想在自己治学中的巧妙渗透。试想，如果此一诗选编辑成册并得以出版发行的话，相信这部对比鲜明的“反面教材”会在打击汉奸、增进读者爱国情感方面发挥到一定的作用，甚至会影响到时局的某种发展变化。 事实上，夏承焘在这一阶段的抗战爱国思想也多发抒于自己的诸多著述设想当中，形成了自己治学的特色。
三、关注时政，流露抗战爱国之情
夏承焘晚年总结自己一生的治词经历，称“只是从古纸堆中寻求自己的天地” [3]。其实，这不过是他过谦的话，他绝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相反，在治学的进程中，他常能做到关心时局，与时俱进，表达爱国情感。
如“九一八”事变，不仅是一次日本蓄意挑衅中国的军事事件，更是一次政治事件，作为受害方，中国军民做出了应有的回击，像马占山在东北的抗日即为一例。对此夏承焘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他在日记中写到：“阅报，黑龙江马占山旅长部，又战胜日本军。甲午涼山之后，此为快举，思为一词记之。” [2]对马部的获胜给予了最高的褒奖，认为是19世纪末中法、中日战争以来中国在抵御外侮方面取得的一次令人振奋的胜利，极大地增进了中国人抗敌的自信力，非常值得张之，我们结合稍后写就的《贺新涼·阅马占山将军嫩江捷报》一词来说，扬之愈高，隐含作者爱国感情愈深。几个月后，在得知马氏“变节”后，夏承焘即刻表现出了另一种反映：“闻马占山已软化，可恨可恨。” [1]在痛恨的同时，鉴于当时的行情，又表达出了一种痛惜之情：“闻马占山被刺已死……市上马占山香烟才开市，此人乃末节不终，堪浩叹矣。” [2]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马氏当时非“变节”，而是“诈降”，也没有“被刺死”一事，因马氏前后表现出的“判然”，在外人没能了解到真相的情况下，按照传播通常的规律，其“末节不终”的行为将会有不同说法的传出甚至是流言四起，作为极其关注此事的局外人，夏承焘难免不从相关的传闻中了解到事态的“发展变化”。然正是从他的这一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夏承焘所展现出的发自内心深处的抗战爱国之情。随着日寇侵华势态的日渐加剧，夏承焘的这种爱国热情也与日俱增，如他在1936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到：“于学生壁报上见大公报访员范长江记国军攻百灵庙之役，大为兴奋，当时欲挥拳击玻璃碎之。” [2] 百灵庙战役是在日本全面侵华前夕，在傅作义将军领导下取得的一次重大抗战胜利，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斗志，是值得人们庆贺的一件大事。而此刻的夏承焘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反映，一种积压已久的亢奋，终于藉此得到了释放，足见他此时抗战爱国热情之高涨和心情之急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身为文人，夏承焘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在积极关注时政的过程中，将自己的一腔抗战爱国热情予以了充分的展现。
四、编词选，以爱国精神激励友生
词学家龙榆生认为，编辑词选不外乎“便歌”、“传人”、“开宗”、“尊体”四个目的[4]。所谓“开宗”，是指寓编选者的词学主张于词选之中。这一作法已为清代浙西派、常州派等词学流派发挥到了极致。
夏承焘编《宋词系》也运用到了这一作法，其在“前言”中说：“卢沟桥战役起……顷者避地沪渎，寇氛益恶，惧国亡之无日，爰取宋人词之足鼓舞人心、砥砺节概者，钩稽史事为之注，以授从游诸子。” [5]与前人以“开宗”编词选稍有不同的是，夏承焘不在于阐释自己的词学见解，而在于以词人的爱国思想、爱国精神激励后进晚学。具体到内容来看，所选的词人，主要是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陈亮、李曾伯、刘克庄、刘辰翁、文天祥等南宋豪放派爱国作家，他们生活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年代里，敢于面对现实，拿词作为向敌人斗争的工具；所选的词调，主要有《永遇乐》、《念奴娇》、《满江红》、《沁园春》、《水龙吟》、《贺新郎》、《六州歌头》、《水调歌头》诸调，按照词调表达声情通常的原则，它们最适宜承载音调悲壮、歌词雄伟慷慨的内容；在思想内容方面，选能够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作品，它们或赞扬抗金斗争、表达报国杀敌、收复中原的志向，或揭露和批判朝廷的屈膝投降，或抒发报国无门、难酬壮志的愤慨，等等。单就“选”的角度而言，它寓编者抗敌爱国的宗旨尤为明晰。
不仅如此，夏承焘还适当地简介词人的生平事迹，详注每首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凸显蕴含在作品中的杀敌报国的思想感情，即编者借诠释以爱国思想为主题的宋人豪放词作，在寄托自己抗战爱国思想感情的过程中，重在传授，受教者在接受这些诠释清楚、易懂易解的注文的同时，也接受了隐含于其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精神，继而“发扬民族正气，以抗敌御侮”[6]。我们说，要想取得抗战最后的胜利，既需要前方将士的真枪实战，又需要能够唤醒民众、鼓舞斗志等的精神力量的支撑。无疑，《宋词系》是一部活生生的爱国主义教科书，为人们的抗战爱国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从整体上看夏承焘所表达出的抗战爱国思想，有两个点值得注意： 第一，从隐到显。这里所说的“隐”是指抗战爱国思想仅限于夏承焘个人的情感表达，“显”则是指由一人之情感而有意去影响他人。就以上四点来看，关注时事、著述构思仅限于个人性情的抒发，如不是载录于日记，我们无从知道他当时的那些发自内心的爱国情感；写诗作词，不仅见于日记或后来收入诗集、词集，而且部分作品当时业已发表，其影响远大于上述两项，然夏承焘自言其诗词有“不可明言”的特征，其所表达的爱国思想尚存在有某些曲意，自然也制约着对读者的影响，据此不妨说，此项处于由“隐”到“显”的过渡环节上；编辑词选，则有明确的授受目的，以抗敌爱国的思想去教育新一代，为争取抗战尽快胜利尽自己的一份贡献。由隐转显，最终使自己的这一爱国思想发挥出积极的作用。第二，具有个性化的特征。这主要是就著述构思、编辑词选而言的。就近现代词学家而言，能像夏承焘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地写日记的，并不多见，而再将相关的著述设想载入日记的更是鲜见，这一前提已决定了它独具个性的特征，在具体的实践中，他能够结合现状，将自己的爱国思想寄托在富有个人色彩的著述设想中去，从而显示出了它独一无二的特性。 就近现代所编的词选来看，以选豪放词作为“开宗”的不乏其例，然能融编者抗战报国思想于词选之中的则不多见，尤其是能够结合时局选编词作以爱国思想教育后学，《宋词系》则是仅见的。凡此已见它所独有的个性。
据上可说，作为学者，夏承焘的抗战爱国精神与思想是值得特写的一笔。
【作者单位：中州大学】
【参考文献】
[1]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二）.夏承焘集（第六册）［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
[2]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一）.夏承焘集（第五册）［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
[3] 夏承焘.月轮山词论集·前言.夏承焘集（第二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
[4] 龙榆生.选词标准论.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J］.上海：民智书局2002
[5] 夏承焘.宋词系.夏承焘集（第三册）［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
[6] 吴战磊.夏承焘集·编后记.夏承焘集（第三册）［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